尼基弗罗对明格尔岛的药品供应情况了如指掌，这给邦科夫斯基帕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帕夏说：“检疫委员会不仅需要药剂师米特索斯，而且也需要您的加入。”
“帕夏，谢谢您这么看重我，我感到很荣幸。我爱明格尔岛。但我不能长时间地忍受那些只知道卖船票，除了走私和敲诈什么正事也不干的外国使节。他们其实不是什么使节，他们只是代办。总督大人也都一直护着那些谢赫，要推行隔离措施真是难上加难。”
“最反感隔离措施的是哪位谢赫呢？”
“我们希腊人绝对不会干涉穆斯林群体的信仰。但是您看，这个岛上的人就像坐同一条船的人一样。疾病的传播不分宗教信仰。如果穆斯林不遵守隔离措施，不但会害了他们自己，也会害了基督徒。”
帕夏从椅子上站起来打算告辞，当他走到陈列着玫瑰水产品的橱窗边，又开始认真地看了起来。
“‘明格尔玫瑰’和‘黎凡特玫瑰’一直是我们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尼基弗罗边说边打开橱窗，拿出了一个精致的高腰瓶和一个中等大小的宽口玻璃瓶，它们分别装着这两种产品。
“明格尔玫瑰是我们的玫瑰香护手霜，黎凡特玫瑰是我们品质最好的玫瑰水。帕夏大人，二十多年前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某天晚上，我们两人一起给这些产品取了名字，您还记得吗？”
回想起伊斯坦布尔的那个晚上，邦科夫斯基帕夏发自内心地笑了。两个年轻人做梦也没想到苏丹会给他们特许经营权，那天，他们坐在位于卡拉柯伊的尼基弗罗药店的里屋，一边喝着拉克酒，一边梦想着即将到来的财富。他们决定先把明格尔岛产的有特殊香味的玫瑰水装瓶，然后再做成护手霜。19世纪80年代是欧洲人所说的“特殊制药”的黄金时代。那种有香味的、颜色各异的传统药剂已经不再受市场追捧，而那些粉刷成白色、带橱窗的木头房子变成了制作处方药的药店，它们瞬间占据了市场。这些药店从国外进口各类精致的瓶装药物，有治疗鸡眼的、治疗胃病的，还有染发剂、牙膏和消毒药膏。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的一些药店甚至还出售欧洲产的淡香水(1)和泻药。一些精明的药店店主在这时开始生产这些商品的本土版本，就连邦科夫斯基自己也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生产国产“泻药水”和“碳酸果汁”。邦科夫斯基还得知，那些“土生土长”的成药和饮品的瓶子、盖子和花里胡哨的盒子及标签大多都是在巴黎制造的。当时，在标签上添上一个图案也是单独收费的。这就是为什么邦科夫斯基找那个画家朋友奥斯根·卡莱姆季阳的原因。
“玫瑰水瓶子上的这幅画出自您的朋友奥斯根之手。我们一直用这幅画，从来没换过。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阿尔卡兹唯一的一家印刷标签、名片的工厂里印了一千份，然后挨个贴在玫瑰水的瓶子上。”
帕夏说：“奥斯根既是药剂师和化学家，也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广告画家。那时候最著名的酒店和以拉扎洛·法兰克为代表的品牌店铺都请他作画，各类药品分类指南上和装药的瓶瓶罐罐上的画都出自他之手。”
“您再看看这个！”尼基弗罗把邦科夫斯基帕夏拉到一边，压低了嗓门说，“总督大人最需要提防的、最反对隔离措施的人是里法伊(2)谢赫。谢赫哈姆杜拉也在暗中支持他。”
“那些道堂在哪些居民区？”
“您去瓦夫拉和格尔梅看看。还记得黎凡特玫瑰上的这个标志吗？这其实更有象征意义。其中有明格尔岛城堡上标志性的圆锥塔，还有白山和明格尔玫瑰。”
“是的，我记得的！”帕夏说。
“刚好马车也在，那我也给总督大人带几件我们的样品吧。”尼基弗罗指了指他放进篮子里的两瓶玫瑰水说，“之前为了打广告，我把这些瓶子的铭牌绣在一块布上挂了起来，但是不巧总督大人误解了，他让人从橱窗取走产品的时候连同那块布一起拿走了，再也没有把它还给我们。我可以答应加入检疫委员会，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归还那块布。因为它对我们公司而言意义非同一般。”
半小时后，邦科夫斯基帕夏要求见总督萨米帕夏。他刚走进总督办公室，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的老朋友，药店老板尼基弗罗同意加入检疫委员会。但是他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把那块做广告用的布还给他。”
“也就是说他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您了！尼基弗罗这人也太忘恩负义了。拿着苏丹的特许经营权，他开了农场种玫瑰，开药店做玫瑰水生意，摇身一变成了有钱人。结果呢，他背叛了苏丹，听命于希腊领事和贸易大臣。要是真把我惹火了，我完全可以派税务稽查员去收他的税，罚他的款，摧毁他的玫瑰水王国。”
“您息怒啊，总督大人！”邦科夫斯基帕夏央求说，“隔离工作需要团结，需要互助。我确实是费了许多功夫，他才答应加入的。”
帕夏总督走进隔壁一个绿色门的小房间，打开一只板条箱的盖子，拿出一块偏粉红色的明格尔红布，像床单一样把布铺开。
“您看，这是不是很像一面旗帜！”
“总督大人，我理解您的顾虑。但这并不是什么旗帜，这只是瓶子上的标签图案。我和尼基弗罗在年轻的时候一起开过制药公司，这个是产品瓶子上的宣传图！”
“总督大人，麻烦您再问问邮局！”邦科夫斯基帕夏说。帕夏问这个并不是想转移话题，而是伊兹密尔迟迟不发电报这事让他心中疑惑。说完之后，帕夏就和助手一起步行回到了荒僻的住处。伊利亚斯再次提醒心急如焚的帕夏，千万不要一个人去邮局。
“为什么会有危险呢？谁会希望这里暴发瘟疫呢？就像其他地方一样，这个岛上彼此敌对的势力在遭遇瘟疫的时候肯定会把恩怨放在一边。”
“有的人会为了败坏您的名声来找您的麻烦，帕夏大人。您想想，您花了一个月时间才止住了埃迪尔内的霍乱，可我们离开的时候，有些人仍然信誓旦旦地说是您把疫情带到了那里。”
“这岛郁郁葱葱，气候也温暖！”帕夏说，“这里的人应该也跟这里的气候一样，更温和一些吧。”
由于总督府迟迟没有告知电报的消息，这位帝国的卫生督察和他的助手悄悄离开了住处。等到住地的哨兵和卫兵追上他们的时候，师徒二人已经来到了总督府的广场。春日的午后阳光和煦，广场上空一片蔚蓝。左边是宏伟的城堡，右边是传说中的白山的悬崖峭壁，邦科夫斯基帕夏望着眼前这生机盎然的美景，感到心潮澎湃。他们在广场四周的楼宇柱廊阴影中行进。邮局和时髦的达福尼商店的门前都有人用一个按压式消毒液喷射泵给人消毒。这也是唯一能表明岛上有瘟疫的迹象了。广场上拉车的马站着打盹，等候乘客的车夫们聚在一起开心地闲谈着。
邮局门口的一个职员往师徒二人身上喷了点带玫瑰花香的消毒液。角落里，一位上了年纪的职员正在用手指数着什么，并时不时把手指浸入醋液里。邦科夫斯基帕夏注意到了这个举动，径直朝他走去。
“您等的电报和检疫委员会等的电报都到了！”这位职员一边数着卡片一边说。
之前，邦科夫斯基帕夏出于好奇给伊兹密尔检疫事务的负责人发了一封私人电报询问检测结果。果然，如他料想的那样，证实确有瘟疫的官方消息总算是来了。
帕夏说：“在隔离会议开始之前，我要去一趟瓦夫拉和格尔梅。做隔离工作，必须眼见为实。”
伊利亚斯此时就站在右边，他看到邮局柜台后面投递室的门一直开着，通向室外的门也是虚掩着的，从门的缝隙里能望见满园的暗绿。
邦科夫斯基帕夏注意到伊利亚斯惊异的目光，但是他并没有多想。他来到左边的顾客柜台后面，漫不经心地踱着步子（邮局局长迪米特里斯和职员正背对着他念着什么），走进了柜台后的一间空屋子。接着，他没做任何停留，推开了开向后院的虚掩着的后门，走出了邮局大楼。
以往碰上这样的情况，伊利亚斯是不会让帕夏一个人行动的。但是，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他以为首席督察去去就回，于是无动于衷地看着帕夏走出了大楼。
邦科夫斯基帕夏到了邮局后院时欣喜地发现，自己终于暂时脱离了督察长的眼线和保镖的监视。他离开邮局，来到大街，沿着坡路往上走。尽管从各处动身分头找他的人肯定很快就会找到他，但这位六十岁的著名化学家仍因为自己骗过了所有人而颇为得意。
两小时后，在克里索波利提萨广场的佩拉格斯药店前的一片空地上，人们发现了邦科夫斯基帕夏血淋淋的尸体。这位奥斯曼帝国的卫生督察、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私人药房的大管家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都经历了什么，何人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绑架他然后杀害他，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让明格尔的历史研究者们争论不休，尽管他们也不愿如此。
邦科夫斯基帕夏完全是随意地选了条狭窄的坡路往上走。路的一侧是覆盖着藤蔓、有柳条和朴树枝垂挂下来的老城墙，另一侧是一片空旷的林子，林子里传来晾晒衣服的女人们的欢声笑语和她们半裸的孩子们在一旁嬉笑打闹的声音。往前一点的地方，两只蜥蜴正在藤蔓中忙着交配。希腊人开办的玛丽安娜·塞奥佐罗普洛斯女子高中还没有放假，但是来上课的学生已经减半。沿着城墙穿过黑色的栅栏，能看见女子高中的后院正对着一座监狱。那些父母不在家或不能给他们的孩子准备食物的希腊家庭尽管也都知道出现了疫情，但是为了能让孩子们喝上一碗汤，吃上一口面包，仍然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来学校的人越来越少，而在学校里消磨时间的孩子们满脸愁容。
邦科夫斯基帕夏来到圣特里阿达教堂的庭院。就在他来之前不久，两个送葬的队伍正抬着棺材从后院的门前经过，朝霍拉区后面的东正教墓地走去。人群走远后，院子又安静了许多。帕夏回忆起二十年前建造这座希腊东正教堂在首都引起的轩然大波。教堂的所在地以前是座墓地，1834年霍乱肆虐阿尔卡兹城，为了安葬死者，人们临时找了个地方当墓地。后来靠大理石生意发了财的本地希腊人为了抹去那段痛苦的经历，提议在墓地上建一座宏伟的教堂。当时的总督以在霍乱死者埋葬地建造新建筑有健康隐患为由，试图阻止此事。直到某天，阿卜杜勒·哈米德在讨论伊斯坦布尔饮用水问题时，特意询问了当时年轻的邦科夫斯基，在得到肯定回复后，阿卜杜勒·哈米德才下令准许明格尔在墓地上开建教堂。六十年前，也就是坦齐马特改革之后，基督徒获准建造穹顶式建筑，于是把所有教堂的穹顶都建得很大。巨大的穹顶和钟楼很容易让初来乍到的人误以为这是希腊人的岛屿，历任总督们为此大为不悦。虽然奥斯曼人建造的最大的建筑——新清真寺的穹顶或许要比教堂的穹顶更大，但是从选址上来看，新清真寺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邦科夫斯基帕夏觉得如果他进入教堂的话，负责消毒的消防队员和教堂里的人群肯定不会让他清静，所以他决定紧贴着外墙往前走。沿路有一排店铺，店铺对面的角落里有一所由基金会创办的男子高中。帕夏回忆起三十年前在伊斯坦布尔一些高中做特邀讲师教化学课的日子。此刻，他是多么想给这些无所事事的学生上上化学课、生物课，讲讲瘟疫方面的知识啊。
他从教堂后院出来的时候碰上了一个穿着讲究的希腊老人，于是他用法语跟老人打听瓦夫拉的位置。老人（此人是富豪阿尔多尼的远亲）结结巴巴地给帕夏指了路。十年后，雅典的一家报纸报道了帕夏和老人邂逅的细节：在帕夏的尸体被发现两小时后，老人主动报告了警察，称自己见过帕夏，连帕夏问的问题也一一交代了。老人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当作嫌疑犯，受到不公、粗暴的对待。
离开教堂后，帕夏来到了开满小店的街道。有的店铺已经关门，也有还在营业的杂货店和水果店。佐菲丽杏仁饼干店就是其中一家——直到2017年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这家店还存在着。帕夏从阿谢克阿纳尔坦坡路往下走的时候，迎面有一小群人正抬着一具硕大的棺材爬坡。帕夏连忙侧身把路让开。这一幕是理发师帕纳约特看到的。帕纳约特的理发店就在坡路和哈米迪耶大街的交会处。葬礼已经结束，暂时没有新的葬礼要举行，前任大维齐尔、明格尔人艾哈迈德·费里特帕夏1776年建造的清真寺显得格外冷清。邦科夫斯基帕夏从这座穹顶不大的清真寺的朝向大海的后门出来，穿过散发着椴花芳香的狭长街道，看到了哈米迪耶医院。尽管尚未完工，但这家医院从当天早上就已经开始收治病人了。邦科夫斯基帕夏觉得督察长的人可能会在医院附近寻找自己，于是很快来到了卡迪雷尔居民区，接着又去了格尔梅居民区。
这些居民区是瘟疫传播的重灾区，已经有很多人因染病丢了性命。帕夏看着街道中间污水涌动的下水道，光着脚跑来跑去的孩子，打斗争执的兄弟俩，迟迟不肯离去。接着他经过了给巴伊拉姆写护身符的那位谢赫的住处，护身符还被他揣在兜里。在这个区域执勤的便衣警察看到这一幕之后上报了这个情况，否则我们也无从得知帕夏的这些行踪。
这个警察那时并不知道邦科夫斯基帕夏是什么人，但是在道堂附近，他看见帕夏和一个年轻人相遇，并隐约听见了二人对话的开头：
“医生，我家有个病人，求您跟我走一趟。”
“我不是医生。”
他们谈了一会儿。后面的内容，警察没听见。过了不久，他们就突然消失了。
卫生督察和焦灼的年轻人快步走了一会儿后，来到了一个围墙低矮且没有门的院子。帕夏就像在做梦一样，他进错了门，又试图打开它。他知道，即使他打开了那扇门也无济于事，但他还是在努力尝试。
房门终于开了，他们走了进去。和瘟疫肆虐的房子一样，这间房子的空气里也弥散着汗渍、呕吐物和人呼出的气体的臭味。他担心如果不马上打开窗户，他自己也会染上瘟疫，于是屏住了呼吸。没有人去开窗。那瘟疫病人在哪儿呢？邦科夫斯基帕夏并没有看到病人，他眼前的每个人都用一种指责的眼神望着他，这让他感到极度不安，他感觉自己随时都可能窒息。
这时，一个棕色头发、绿色眼睛的人走上前来说道：“把瘟疫带到岛上的人又是您！您想让我们隔离，想害我们！但这次您一定不会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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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为法语。
(2)伊斯兰教苏非派兄弟会组织。由逊尼派神秘主义者艾哈迈德·里法伊（Ahmad al-Rifaʽi，1118—1182）在伊拉克创立，是继卡迪里教团后出现的第二大教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