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的午夜，“阿齐兹耶”号把邦科夫斯基帕夏送到明格尔岛后，继续载着宣讲团前进，来到了亚历山大港。宣讲团在这里受到了德意志帝国使馆的热情欢迎。德意志帝国驻亚历山大的领事对驻华大使在中国遇害一事极为悲愤，这次为了营造奥斯曼帝国宣讲团来访的气氛，领事邀请西方各国领事出席欢迎仪式，还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目的就是让埃及发行的英语报纸如《金字塔报》《埃及公报》报道宣讲团来访一事，这样一来，消息就会传给印度和中国的报纸（特别是穆斯林报纸）。德皇威廉把镇压中国的起义看作是向世界显示自己力量的大好机会，因此在宣讲团抵达北京之前，他要向世界宣布，伊斯兰哈里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是西方世界的盟友，不会站到当地的穆斯林叛乱分子一边。
帕克泽公主和努里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都待在房间里度过。“阿齐兹耶”号停靠在刚建好的亚历山大码头后，穿着长袍、打着赤脚的贝都因人涌上甲板，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开始搬运行李和货物。因为身份高贵，帕克泽公主只能留在船上，公主也表示这样的规定合她的心意。帕克泽公主知道，这一路上，皇室给宣讲团安排的侍卫卡米尔是在奉命保护她，因此每次在轮船停靠港口时，卡米尔都会跟着公主，寸步不离。
帕克泽公主在船上一边欣赏着亚历山大港的日落，一边给丈夫讲述着她的生父即前任苏丹在恰拉昂宫幽禁的日子。尽管宫殿空间不大，且常常因来往人群而喧闹不已，但是她有时能单独和父亲、姐妹们一起弹钢琴。公主说父亲是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人，他本来出于良善意图，隐姓埋名地加入了共济会，但不幸的是他的这一举动被人曲解了。有一次，父亲走进房间时看到女儿们正围着一本地图册看非洲地图，于是他跟她们说起了二十年前，当他还是王子的时候去埃及的见闻。同行的还有当时的苏丹，他的叔叔阿卜杜勒·阿齐兹和他的弟弟，现任苏丹哈米德。（后来，他们还一起去巴黎、伦敦和维也纳旅行过。）
在埃及，阿卜杜勒·阿齐兹和后来的两位苏丹穆拉德五世、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但体验了骑骆驼看金字塔，还平生第一次坐了火车。他们感慨地说：“真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也能有铁路！”公主们看非洲地图的时候，她们的父亲还对她们说，奥斯曼的苏丹们深受埃及人民的爱戴。十九年前，这位被囚禁的苏丹得知英国入侵埃及的消息后悲痛欲绝，潸然泪下。
帕克泽公主是穆拉德五世的三女儿。1876年，她的父王刚继位三个月，几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就以穆拉德五世性情多变甚至精神失常为由废了他，然后把他的弟弟阿卜杜勒·哈米德扶上了皇位。而穆拉德五世的前任，也就是帕克泽公主的叔公阿卜杜勒·阿齐兹也是被朝廷重臣设计陷害而下台的。他在被废黜后一周就遭人杀害，但是这场谋杀却被伪装成了自杀。帕克泽公主觉得自己的父亲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惊吓，所以才有些疯疯癫癫。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王储的时候，就明白自己并没有哥哥穆拉德那样的好人缘，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之后，突然成为苏丹，让他诚惶诚恐，唯恐自己有一天也和叔父、哥哥一样被废黜，然后被监禁或谋杀。这也是他自继位以来就严加监视哥哥穆拉德，把他囚禁起来的原因。
穆拉德五世被囚禁了二十八年，帕克泽公主是在他被囚的第四年出生的。这二十多年间，帕克泽公主从未见过宫殿之外的其他地方。（但是她最亲近的姐姐哈蒂杰出生的时候，穆拉德五世还不是苏丹，他们住在库尔巴乐德莱的王府。穆拉德五世继位之后，他们搬到了多尔玛巴赫切宫，父王和叔父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抱过她。）为了防止穆拉德五世东山再起，和反对派结成联盟，阿卜杜勒·哈米德完全割断了穆拉德和他家人同外界的联系。
三姐妹就这样在一个小小的宫殿里过上了她们的囚禁生活。转眼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们的父亲忧心忡忡。阿卜杜勒·哈米德下令，如果三姐妹要结婚的话，必须离开她们的父亲，搬到他自己居住的耶尔德兹宫来。疑神疑鬼、独断专行的苏丹不希望任何人以筹办婚礼为由进出恰拉昂宫。穆拉德为童年时要好的弟弟如此对待自己而感到莫大的悲哀。他告诉女儿们，阿卜杜勒·哈米德心狠手辣，居然能做出强迫父女分离这等罪孽深重的事，但同时他也不忘教导女儿们，结婚成家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因此，最好的结局是，公主们暂时和她们的父亲分开，在耶尔德兹宫里展现她们的美德善行，和叔叔和睦相处并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快三十岁的大女儿哈蒂杰公主和年龄略小的二女儿费赫玫公主都接受了皇叔的安排，但是十九岁的帕克泽公主不想离开父母，只是两年后她也不得不步姐姐们的后尘。阿卜杜勒·哈米德在最后一刻给帕克泽找到了归宿，虽然对方不过是个医生。三姐妹一起在耶尔德兹皇宫结了婚。更有意思的是，帕克泽的指婚虽是匆忙了点，但和姐姐们不同的是，这门婚事让她感到很幸福。（有人说，这是因为她不如她的姐姐们漂亮，也不如她们有抱负。）
夫妻二人在舱房里聊个不停，彼此之间的了解更深了。就连只是看着努里的小麦色皮肤和圆滚滚的、毛发浓密的身躯，都让帕克泽感受到一种从来不曾体会到的惊喜。正如她给姐姐的信里描述的那样，看到努里每每讲到兴奋之时全身冒汗、听着他呼吸急促时从鼻子里发出的声音，帕克泽感到无比幸福。即使是丈夫下床去取水杯时，她都会无比甜蜜地盯着他那胖乎乎的腿、屁股，和那双与身躯不匹配的小脚看。
大部分时候，夫妻二人都在床上浓情蜜意，你侬我侬。剩下的时间，二人就这样相互依偎着安静地待在这个潮湿、温暖的舱房里，他们很享受这个不会被蚊虫叮咬的空间。当他们谈到某个有些沉重但有意义的话题，他们会观察彼此的反应，让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有时候他们会下床，穿戴整齐，继续谈话，但一旦涉及危险的话题，他们就会保持沉默。
对帕克泽公主而言，危险的话题是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仇恨和在宫里被囚禁的那段岁月。努里明白，妻子想敞开心扉，跟他倾诉，但是为了不让这些危险话题影响二人的雅兴，努里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每当帕克泽公主讲起那一段段伤心的往事时，身为检疫医生的努里就觉得他应该给妻子讲讲自己在希贾兹的所见所闻，讲讲那些可怜的朝圣者所遭受的苦难。但他又担心妻子会吓得魂飞魄散。努里还想跟这个自信、聪明的女子倾吐肺腑之言。努里非常想让他的妻子知道，她叔叔统治的帝国已经江河日下，想让她明白纷纷脱离帝国的偏远行省处于怎样的境地，老百姓是如何在瘟疫中丧命的。
他们到达亚历山大港的第三天早晨，努里进了趟城。他来到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广场后街，这条街上的泽泽尼亚酒店（门口有人喷洒消毒液）里住着英国的检疫医生和公职人员。他走进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希腊人在这条街上开的钟表店。钟表店老板问了问伊斯坦布尔的情况，然后像往常一样，开始向这位好奇的奥斯曼医生讲述这里发生的各种事件，比如英国人以镇压反西方和反奥斯曼政府的民族主义者阿拉比帕夏叛乱为由，用军舰炮击了这座城市数个小时，炮弹的声音何其可怕，广场被夷为平地并被一团白色的尘埃笼罩，就连英法两国的建筑也被毁了。携带武器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大街上互相残杀，有一阵子，那些住在偏僻地带的基督徒出门时连帽子都不敢戴。在这些烧杀抢掠事件之后，他还碰到过戈登帕夏。钟表店老板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努里，戈登帕夏在喀土穆被苏丹马赫迪的穆斯林军队杀害时戴的那块西塔牌手表是他亲手修好的。“我觉得能治理埃及的只有英国人。法国人、奥斯曼人、德国人，谁都不行！”钟表店老板言简意赅地说。
努里并不认同钟表店老板说的话。以前，努里都会试图纠正，然后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不，奥斯曼人根本就没从埃及撤出，英国人不过是想找个借口占领了。”再或者，他会文质彬彬地说：“在阿拉伯人屠杀基督徒之前，基督徒就已经对穆斯林下手了。”但毕竟一个月前，努里与现任苏丹的侄女完婚，变成了驸马，因此现在他尽力避免像从前那样，对钟表店老板口里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和各类政治话题发表意见。
这一次和钟表店老板的聊天让努里心情不悦，实施隔离措施的亚历山大港也没有给努里什么惊喜。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种别样的生活，但他并不清楚这种生活究竟是什么。没过一会儿，他就百无聊赖地回到了港口。
努里过了海关回到船上，侍者告知他说，他收到了两封通过托马斯·库克公司发来的加密电报。
“阿齐兹耶”号离开伊斯坦布尔时，宫里一个差役奉苏丹之命，交给了努里一个密码本。那些处于帝国统治中心之外，但阿卜杜勒·哈米德想要与之直接建立联系和增进感情的人都会收到一本这样的密码本。这些人通常是驻外使节、部落首领、本国和外国间谍。
努里先是拥抱了帕克泽公主，向她说明了情况，然后从手提箱底取出密码本，好奇地逐个字母破译第一封电报。他翻动着密码本，试图寻找字符和单词的匹配关系。但这是他第一次破解密码，折腾了半天。他向在他身边徘徊的妻子求助。很快，他们意识到一些常用词被转换为了两位数的数字，于是电报也就破解了。
第一封电报是从皇宫里发来的。电报里第一道命令是，由于邦科夫斯基帕夏已死，努里必须火速前往明格尔省和其首府阿尔卡兹负责当地的防疫工作，第二道命令是要求“阿齐兹耶”号的俄罗斯船长即刻把帕克泽公主、努里和侍卫卡米尔送往明格尔岛。第二封电报也是从皇宫发出的。这封电报特别指明是奉苏丹本人的旨意发出的。电报明确指出，邦科夫斯基帕夏极有可能是被暗杀的，苏丹要求努里以侦探的身份协助总督萨米帕夏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我早就跟您说了，我皇叔根本没打算让我们轻轻松松旅行！可怜的邦科夫斯基帕夏，我坚信派人杀他的就是皇叔。”
“别这么快下定论！您先听我说完国际检疫组织的情况，再下判断也不迟。”努里说。
就这样，“阿齐兹耶”号载着三名乘客迅速离开亚历山大港，连夜一路向北驶去。夜越来越深，东北风越来越烈，船行进的速度也明显放缓。努里想让妻子明白，置邦科夫斯基帕夏于死地的可能并不是她的皇叔阿卜杜勒·哈米德，而是另有其人，至少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于是，努里开始给妻子讲述国际隔离制度问题。
1901年，英国、法国、俄国和德国这几个在军事、政治和医学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认为，瘟疫和霍乱是从麦加和麦地那传播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把瘟疫带到西方（西亚、南欧、北非）的人是去希贾兹朝圣的穆斯林。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世界上瘟疫和霍乱的发源地是东方，但是传播中心是在奥斯曼帝国的希贾兹行省。尽管这令人悲哀，但奥斯曼帝国各地的医生和防疫专家，不管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犹太人都认可这个说法。不过也有一些医生，尤其是一些年轻的穆斯林医生觉得这是被西方人夸大的、带有政治意图的言论，是被西方人用来在思想上、精神上、军事上压迫非欧洲国家的手段。在奥斯曼帝国，上到苏丹本人，下到普通百姓都知道，英国人叫嚣的“你们如果不能让我们的印度子民在朝觐途中免受疾病的侵害，那就让我们来保护他们！”不仅是一种医学上的蔑视，而且还是军事上的威胁。正因为如此（努里直视着妻子的眼睛，用了“您的皇叔”这个词来代替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为组建希贾兹防疫机构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不但在红海入口处的马兰岛上新建了检疫站、哨站和码头，而且还把帝国最优秀的医生也派到那里工作。
帝国在也门行省的红海马兰岛上建的检疫站，从容纳人数和占地面积上看，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检疫站。努里回忆起七年前第一次去时的场景时难掩心中的悲伤。那场霍乱暴发时正值朝圣期，从印度和爪哇来的朝圣者大多挤在挂着英国国旗的小船上，这些挤在破旧船舱里的朝圣者窘迫无助的样子让人看了眼眶湿润。从印度港口驶来的船只上的情景就更悲惨了。英国人在卡拉奇、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旅行社要求朝圣者购买往返票，但是那几年，五分之一的印度朝圣者要么客死他乡，要么想回也回不来。
尽管票价高昂，但是努里亲眼见到，在孟买—吉达航线的一艘原本可容纳四百人的游轮上，一千到一千二百名朝圣者挤满了整个原本用来装货的船舱。一些贪婪的船长把朝圣者安置在船上最狭窄的栏杆边，更荒谬的是，甚至连驾驶舱的舱顶上面都挤满了人。以至于有地方站的人没有个可以蜷缩坐下的地方，蜷缩着、坐着的人和找到地方可以平躺的人也不敢站起身来活络筋骨，因为那样的话，他们的地盘极有可能被别人占领。努里一边说着，一边学着席地而坐的朝圣者的样子，坐到了地上。
当时努里乘着一艘检疫船，缓缓靠近在烈日炙烤下仿佛快要沉没的、铁皮剥落的轮船，发现甲板上、舱门口和所有可见的缝隙里都有人在盯着他，让他心里有些发怵。他和士兵们登船给船上的人做检查，他很快发现，目力所及的地方都被躺着或坐着的朝圣者挤得满满当当，实际人数是从外面看来估计的三倍。这些印度朝圣者全都精疲力竭，大部分人已经染上瘟疫。
努里告诉妻子，船上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为了找到船长，有时他甚至需要武装侍卫们的帮助才能穿过挤得密不透风的人群。当妻子问他船的情况时，努里说，这些船其实大部分都是货船，连个像样的座位都没有。他进入臭气熏天、十分昏暗的货舱时，他感到数百名挤在无窗户、无舱门的货舱里的朝圣者在恐慌地颤抖，有的在呻吟和祈祷，还有的只是默默注视着努里的一举一动。货舱里实在过于黑暗，以至于在太阳下山后检疫医生原则上不得再进入货舱。“我还是不说了吧，免得让您难受！”努里说。
“这些事情，您可不要不跟我说啊！”帕克泽公主说。
努里看出帕克泽公主可能会认为这些人都是贫穷、无助的人，因此他不禁要道出真相。朝圣者在当地都还算比较富有的人。为了朝圣，有的人不惜卖掉自己的田地和宅子，有的人会花掉多年攒下的钱，还有的人会大费周章、不计开销地重踏朝圣路。近二十年来，汽船的引入和船票价格下调使得每年去希贾兹朝圣的人数翻了几番，接近二十五万人。从爪哇到摩洛哥，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男子头一回如此大规模聚集在一起，互相接触和了解。努里说，有一次过节，他看到朝圣者搭的帐篷和阳伞密集地排在一起，努里说，他当时就在想，您那个想把伊斯兰教和哈里发权力用作筹码的“皇叔”见到了这幅景象一定会满心欣喜吧。
“我很开心，您做的这一切是想让我对我的皇叔有好感，”帕克泽公主说，“您是感激他让我们两人相识，对吗？”
“派我们去明格尔岛查明真相的是您的皇叔。您说是他派人杀了帕夏，我觉得不合逻辑。”
“那好吧，那我什么也不说了！”帕克泽公主说，“那您就跟我说一说您在霍乱流行期间最可怕、最痛苦的那些片段吧。”
“我担心跟您说了，您会觉得我也很可怕，再也不爱我了。”
“绝对不会！我反倒会因为您在这个国家最灰暗的地方努力和抗争过，而越发爱您的。快，跟我讲讲那些最痛苦的经历。”
二人一起登上了甲板。努里继续给公主讲着他的所见所闻。在阿拉伯海上行驶的船上，朝圣者用的厕所是靠着栏杆临时搭的。满载着鱼的船上，数量有限的厕所要么本身就破旧不堪，要么就是第一天就因大家野蛮地过度使用而管道堵塞。机灵的欧洲船长想了个办法。他麻利地把绳索拴在甲板两边，然后用搭在海面上的临时舷梯上的茅房来解决如厕的问题。从印度到希贾兹的每一艘船上，总能看到人们排着长队等待如厕，有时他们甚至还会因为排队发生争斗。在风浪较大的夜里，一些朝圣者在如厕的时候会失足掉到海里，成了鲨鱼的食物。而那些有经验的朝圣者则会老老实实待在货舱里，用随身携带的尿壶和小桶来接排泄物，然后直接从舷窗倒入海中。然而，在波涛汹涌的时候，他们无法打开舷窗，因此排泄物就会从来回晃动的尿壶和小桶里溢出来。在漆黑一团的货舱里，那些死于霍乱的朝圣者尸体散发的恶臭和排泄物的气味混杂在一起，说到这里，努里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帕克泽公主说：“您继续讲吧！”
他们回到舱房，努里开始讲北非的朝圣者。他感觉这个话题可能会缓解妻子的不适。在行完仪式、做完礼拜之后，这些朝圣者从亚历山大港和的黎波里港出发，途经苏伊士运河来到这里，虽然相对来说他们的旅途会轻松、惬意得多，但是由于这些朝圣者在船上贪图享乐，举止随意、浮浪，因此疾病也在蔓延。在这些来自西方的比较富裕的船上，努里目睹了阿拉伯朝圣者和他们的随从在甲板上围成一桌，大吃橄榄、奶酪、烤馅饼的情景，甚至还有一些饕餮在拥挤的甲板上找了个角落架起烤炉，烤起了肉串。轮船行经亚历山大港的时候，努里见到一名来船上视察的英国检疫员强行用武力把这些各式各样的食物和烤炉都扔到海里，引发了冲突。
“那您可否告诉我，是谁的错？错在哪里？”
“被隔离的船上的蔬菜和水果，未经许可肯定是不能吃的！”帕克泽公主很快理解了问题的指向，给出了答案。
“可是英国人也没有权力把别人的东西扔到海里去！”努里做出一副为人师的样子，一本正经地说，“检疫员的工作不仅是用武力威逼人们服从禁令，而且要同时试图说服民众自愿隔离。如果粗鲁无礼的英国人把朝圣者的烤炉都扔到海里，那朝圣者势必就会与他为敌。他们自然不会听从禁令，隔离措施也就无法实施了。由于英国政府的粗暴无礼，孟买才发生了骚乱。运送病人的车被石块砸毁，医生遭到袭击。英方的人在街上被杀。到后来，为了遏制持续的骚乱，英国人都不再说霍乱是从恒河蔓延开来的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离开明格尔后就不要在孟买停留了，直接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