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瘟疫蔓延，出门上街是危险的。最先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是帕克泽公主。帕克泽成天待在总督府的楼里足不出户，因此她交代侍卫卡米尔，要紧跟着努里，寸步不离。在讲述卡米尔在明格尔岛登上“历史舞台”的故事时，我们有时会套用明格尔教科书里的那些内容，有时也会做出一些修正。
按年龄算的话，1870年出生的卡米尔等级并不高。从港口望去有座粉色砖头的建筑，那是城里的军事中学，卡米尔在这里完成了学业。当年他从五十四个学生中脱颖而出，以年级第三的成绩被伊兹密尔军校录取。有年夏天他回岛上才知道父亲去世了。（像往常一样，他这次回岛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父亲的坟墓祭拜。）两年后，当他再次回到岛上的时候，他的母亲再婚了，不过他对肥头大耳、为人肤浅的继父哈泽姆贝伊没什么好感。在继父死前，他有两个夏天都是在伊斯坦布尔过的。继父死后他回到岛上，母亲让他保证此后每年夏天都会回来。四年前在和希腊的战争中他获得过一枚奖章，在那之前他没有建过什么特别的战功。他母亲本来是想着他会在夏初回来，当卡米尔突然出现在后院，穿过厨房门进到里屋的时候，母亲先是一惊，看到奖章之后便哭了起来。
卡米尔除了待在总督府或者在努里身边，剩下的时间要么是在孩提时熟悉的大街小巷溜达，要么就是在家陪母亲。他回来的第一天，母亲就把近一年来岛上的各种家长里短总结一番，然后跟他分析“谁因为什么原因嫁给了谁”这样的话题。每次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母亲总会时不时问上一句儿子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我有这个打算，”聊到最后卡米尔总说，“可是有合适的姑娘吗？”
“有！”母亲说，“但是姑娘也得先见见你，对你有好感才行。”
“这当然。哪家的姑娘？”
“孩子，你就这么孤单吗？”萨蒂耶夫人觉察到儿子这方面的意愿很强烈，吻了下儿子，然后坐到了他身边。
如果是十年前问他，他肯定会发自内心地说反对包办婚姻这类的话。他从军校毕业的时候，也和其他许多军官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既反对像阿拉伯女子那样把头和脸遮得严严实实，也憎恶娶了四个女人的朝圣过的教徒，和娶年轻女孩为妻的有钱老头。和许多年轻军官一样，他也认为，奥斯曼帝国在取得了几个世纪的胜利之后，在西方面前迅速衰落的原因就是传统习俗里的这些糟粕。他这种较为欧化的观念必然和他的明格尔身份、地中海背景以及与东正教的近距离接触有关。他在军校时还读过改革派学生发表的反苏丹宣言。那时候拿破仑的传记被人到处传阅，他在某个晚上一口气读完了。他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们在高呼“自由、平等、博爱”时的所思所感，他经常发自内心地认同他们。
但同时，由于被派到边陲地区任职，他独自一人喝酒解闷度过无数夜晚，因为渴望亲近女人，他曾极度无助和痛苦，因此暂时把这些先进的观念放到了一边。和许多军官一样，还不到二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对“有个寡妇，挺适合你的，人挺体面的”这样的提醒开始上心了。
就这样，二十三岁的卡米尔瞒着母亲在摩苏尔娶了一个叫艾谢的阿拉伯寡妇。这个女人会说几句简单的土耳其语，比他大十二岁。军官和公务员都很清楚，从驻地离开的时候说上一句“你自由了”，自己就会忘了结过婚这回事。见过世面、有阅历的成熟女人也都明白这一点。因此，被调回伊斯坦布尔之前，卡米尔跟这位阿拉伯美女离婚的时候也没什么心理负担。只不过事后好多年，他还是特别思念她的大眼睛，神秘感十足的甜美眼神，还会特别渴望拥抱那个迷人的身体。
那些年，孤寂的单身公务员和士兵们每到边陲之地或者新的驻防军队，都会在第一时间搞清楚在哪里能找到合适的女人。他们会格外小心，避免染上梅毒和淋病，因此也会花心思很快和医生打成一片。这些被派到偏远地区的军官、指挥官和公务员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尽快回到伊斯坦布尔。这些人发现在穷乡僻壤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僚。帝国的官僚阶层变成了一个四处迁徙的公务员群体，婚姻成了排解孤独的良方。卡米尔不仅对婚姻问题很是愁苦，而且看到庞大的帝国疆域内各种混乱、放荡和丑恶之事（有很多）时，他也会忧虑万分，孤独感也就更强烈了。像他这样的人，本职工作就是驾驶好国家这艘船，然而它已经在沉没，想要阻止也已经无计可施。船一旦沉没，受到冲击最深的也是为政府服务的这些人。就像很多人无法正视帝国之前的版图一样，许多军官和士兵也无法想象帝国末日到来的那一天会是什么样子。
当兵的给自己找乐子大概是个不错的办法。但卡米尔很少能见到有几个征战东西的军官能成家立业、幸福美满的。他经常想象着能有这么一个伴侣，虽然在一起不一定幸福快乐，但是可以分享他的生活，能够与他同床共枕，他能够对她毫无顾虑地畅所欲言，正如对他父母一样。
母子二人在沙发上并排坐了很长时间，什么也没说。乌鸦在院子里的树上叫个不停。（卡米尔小时候也总能听到院子里的乌鸦啼叫。）卡米尔再次表示自己在婚姻问题上是严肃认真的，这时萨蒂耶夫人才告诉儿子，她觉得合适的姑娘是泽伊内普，五天前刚去世的狱吏的女儿。
因为知道母亲都是用同一个词“很美”来形容所有的年轻女孩，所以这次听完母亲的一长串夸赞之后，卡米尔也没怎么当回事。只是到了后来，每次回到家，母亲总会跟他聊一些关于泽伊内普的新鲜事，他才开始关注起来。
卡米尔先是听母亲拉家常，然后拿起那本每年夏天回来都会反复翻阅的米赞杰·穆拉德(1)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和自由”的旧书，头脑里还想象着这本书在日内瓦印好之后被偷偷运到伊斯坦布尔的各种奇遇。如果读这本书时被人逮住，那他的整个人生就将毁于一旦。因此，他从来不把这本书带出明格尔岛，也不和任何人分享书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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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米赞杰·穆拉德（1854—1917），土耳其政治家、记者、历史学家、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