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里坐着总督专用的铠甲马车穿过狭窄街道来到了明格尔检疫局，这一路上努里感觉这不过是偏远地区稀松平常的一天，根本没有半点疫情来袭的征兆。通往海边的坡路旁是一排排低矮的围墙，围墙花园里传来鸟叫，月桂叶和茴芹籽的香味扑鼻而来，参天大树的树荫大得让努里感到惊讶。他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树。
努里在帝国的检疫机构工作了十多年，他多次被紧急派遣到要花费数周才能抵达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参与防疫工作。按常规，一个地方发现疫情之后，应该是由当地的检疫机构第一时间向首都上报。但绝大多数时候，因为事态紧急，上报疫情的通常不是检疫机构的官员，而是在诊所和药店见过患者的希腊医生。这些医生有的私下接待病人，有的在当地的小型医院或者医疗机构工作，有的开诊所和药店。由于检疫机构的人都是政府官员，他们担心给首都上报疫情的话会受到责罚，因此他们并不急着上报。
然而，直属总督府和伊斯坦布尔总局的明格尔检疫局局长尼科斯医生则执意要在第一时间向上级报告疫情，这次也是他上报的。尽管总督一开始对疫情不闻不问，但尼科斯还是接连发了好几封电报，最终让首都派来了邦科夫斯基帕夏。由于尼科斯是生于克里特岛的希腊人，所以当总督得知检疫局局长上报疫情了之后，便在电报里声称此人是个伪装起来的希腊民族主义者，为了证明帝国管理无能，故意在夏季腹泻问题上大做文章。
尼科斯局长在马车门口迎接努里。努里很快认出了面前这个蓄着山羊胡子，略有点驼背的老者。“九年前，我们在锡诺普的军营见过的，当时全军上下都生了虱子。”努里笑着说，“七年前于斯屈达尔暴发霍乱的时候您也在……”
检疫局局长给努里行了个夸张的见面礼。他们往室内走去，坐进了一个有着圆顶天花板的白色房间。“之前我在萨洛尼卡和克里特岛的检疫局当局长，做医生，后来到了这里。我们不是明格尔本地人，不懂明格尔语，也一直没学会明格尔语，但是我们对这里很有感情。”尼科斯说。
明格尔公共卫生大楼是建于威尼斯时期的一座小型哥特式石制建筑，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这座建筑是威尼斯总督府延伸出来的一部分。在奥斯曼帝国早期，也就是17、18世纪的时候，这里曾是早期的军事医院所在地。
“您都怎么学明格尔语，为什么没学会呢？”
“我没刻意做什么。我没找到教我明格尔语的老师。督察长说了，想学本地语言的人会被当作民族主义分子记录在案。明格尔语是门特别古老的原始语言，学起来很困难。”
大家都沉默了。干净整洁的档案袋和储物柜给努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努里说这是他见过的最井然有序的检疫局了。
检疫局局长没有直接答谢努里的夸赞，而是带着努里逛了一圈后院里的小型植物园。这座植物园是他的前任，来自埃迪尔内的局长打造的一方消闲乐土。他笑着对努里说，在没有疫情、没有灾难、日子舒坦的时候，自己和园丁会用一个鸟嘴水桶浇灌一盆盆棕榈树、枣椰树、罗望子树、风信子、含羞草和百合幼苗。接着，他拿出了一摞摆放整齐的硬纸板文件夹。近两年里，由于没有太多工作可做，他本着一个奥斯曼帝国官员该有的严谨作风，把从明格尔寄往伊斯坦布尔的信件和电报按主题分门别类地放在了这些文件夹里。以前努里见过的其他地方的卫生机构，都因为缺乏资金而处境窘迫，当他看到这里的情况时，不禁对管理者的严谨作风和辛勤付出肃然起敬。档案用法语记录了明格尔岛在过去三十年里可疑的死亡病例，包括死亡原因和源头不明的死亡、动物疫病，以及阿尔卡兹和其他城乡的卫生状况。努里翻阅这些记录的时候就像阅读一部长篇叙事诗里的任意几段四行诗一样。
奥斯曼帝国的检疫措施始于七十年前，在1831年那场肆虐伊斯坦布尔的霍乱期间。检疫措施里涉及对女性的检查和用石灰封存尸体后下葬的做法，因此遭到了部分群体的反对，一时间谣言四起，争论不休，局面混乱。1838年，西化改革的先锋苏丹马哈茂德二世从谢赫伊斯兰(1)那里得到了一份关于检疫措施符合伊斯兰教的文员，然后在官方报纸《时政要闻报》上刊登了一篇阐述防疫举措好处的文章，同时还呼吁欧洲国家的医生共同防疫。为了征集更多有利于改革的点子，马哈茂德二世还与驻伊斯坦布尔的西方使节们一起在首都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大部分成员是政府官员和基督徒医生。这个委员会正是奥斯曼帝国首个检疫委员会或者说卫生部。在他们的监督下，帝国所有的行省，特别是港口城市都开设了分支机构，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帝国形成了一个检疫机构体系。
凭借多年的经验，努里很快就意识到，尼科斯正是这个机构体系里成长起来的杰出代表。于是他直截了当地问：“您觉得谁是那件案子的幕后主使？”
“依我看应该是一个知道让－皮埃尔医生故事的人。”尼科斯谨慎地说。看得出来，这个问题他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完全是有备而来。“依我看，杀害帕夏的人希望外界以为是反对隔离措施的穆斯林下的毒手。”
奥斯曼帝国检疫部门的人，不管是基督徒、犹太人还是穆斯林，所有人都知道让－皮埃尔医生的悲惨遭遇。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惨痛的故事一直警示人们，在疫情期间去穆斯林社区的基督徒或犹太教徒检疫人员和医生要知道哪些事情是绝对的禁忌。1842年，阿马西亚暴发瘟疫期间，为了实施父亲马哈茂德二世效仿欧洲的现代隔离措施，年轻的苏丹阿卜杜勒·麦吉德把从巴黎请来的名医让－皮埃尔派到了穷乡僻壤。年轻气盛的法国医生让－皮埃尔不但喜爱阅读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作品，而且还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他经常对身边的穆斯林文员说，如果能放下偏见，保持理性，那么就一定能认识到本质上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相似的情感和信仰。据说他从来不介意身边的嘲讽和捉弄。直到总督和公职人员试图采取隔离措施，而老百姓开始抗议说“我们只要穆斯林医生！”的时候，他才惊讶不已。不过让－皮埃尔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仍然通过发表演讲、开设课程的方式，宣传“今天的科学、医学已经不分基督徒或穆斯林了”这一理念，并坚持亲自接诊女性患者。
阿马西亚的富人和基督徒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商铺和面包店都纷纷关闭，城里只剩下在饥荒中挣扎的怒不可遏的穆斯林。穆斯林全都大门紧锁，即便家里有患者也不让这位法国医生诊治。随着瘟疫的蔓延，让－皮埃尔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借助军方的力量，砸开老百姓家门，强行把母亲和小孩分开，然后在疑似患者的家门口安排哨兵站岗，对每个家庭成员进行隔离。拒绝给尸体草草撒上石灰、不遵守隔离措施的人都被抓起来了。遇上有穆斯林抱怨的，让－皮埃尔就以“受苏丹阿卜杜勒·麦吉德之命”为由依旧我行我素。在一个雨夜，让－皮埃尔走在一个偏僻的居民区时突然离奇消失，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检疫医生们虽然知道让－皮埃尔在那天夜里遇害了，但他们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彼此相视苦笑，他们总觉得这位理想主义医生说不定哪天还会从某个角落里重新出现。
“在奥斯曼人的土地上，任何一个基督教背景的检疫医生都不敢在不佩枪的情况下前往穆斯林社区。”检疫局局长说。
“那岛上有穆斯林医生吗？”努里问。
“之前有两个穆斯林医生。有一个觉得哈米迪耶医院永远不会完工，于是两年前回了伊斯坦布尔。如果当初给他找了个岛上的姑娘成家，估计他就留下来了。另外一个是费里特贝伊，他现在应该在哈米迪耶医院。”
近一个世纪以来，一旦碰到问题，帝国就会按照欧洲的思路成立各种机构。虽然意图是好的，但大部分机构实际上在短期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检疫机构也是如此。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制造了这样那样的麻烦。各省的相关部门一下子增设了很多职位，文员、卫兵、门房都招进来了，然后这些人和医生一样，不能按时领到薪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医生们只好在诊所和药店接待病人，通过其他工作的所得维持生计。
1901年，奥斯曼帝国有二百七十三名民间或官方医生，这其中大部分是信东正教的希腊人。在穆斯林聚居区根本没有足够多的医生，而且医生们不愿意在疫情期间冒险从事这份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奉献精神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工作。几乎找不到一位有经验的穆斯林医生能去贫民区，劝说那些对隔离有偏见的虔诚穆斯林用石灰覆盖尸体，让他们的妻女接受诊治。事实上，加入这个有着六十五年历史的检疫机构的人很快就意识到，苏丹和外务部希望他们做的最要紧的事，不是阻止霍乱的暴发，而是遏制疫情谣言的传播。因为此事关乎帝国的国际形象，所以检疫局在成立之初就直接划归外务部管辖。
“明格尔经历过三次大霍乱！”检疫局局长好像要转移话题似的说道，“1838年、1867年和1886年夏天规模略小的那次。由于我们这座岛远离了商贸航道，所以近十年来瘟疫没有了传播渠道，伊斯坦布尔就这样把我们遗忘了。我们不知道向卫生部报告了多少回，说我们物资匮乏，但是没人理会。到了最后，总有电报发过来说：‘新任命的年轻穆斯林医生某某已经上船了！’我们总会满心欢喜地跑到码头，可是法兰西火轮船公司的船上根本没有乘客下船。那些被派来岛上的医生要么辞了职留守伊斯坦布尔，要么在最后关头通过宫里的熟人和朋友让上面撤回了任命状。”
“您说得对，”努里说，“但是您看，苏丹最终还是把穆斯林医生派来了，在下我就是从船上下来的。”
“您听我说，说来您可能都不信，我们连买石灰的经费都没有。”尼科斯接着说，“我就去请总督大人帮忙，然后央求驻军司令从他那里弄到一些，再或者是我们自己想办法提高检疫服务的税收，用我们自己的预算去买需要的医疗用品。”
然而按照国际惯例，检疫机构是有权向来往的船只和乘客收取服务费用的。在意大利语里，“隔离”一词的意思是“四十天”，隔离患者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几个世纪以来，结合地中海和欧洲地区在防治各种流行病中取得的经验，四十天的隔离期缩短为两周，后来又根据瘟疫的类别和传播地点，进一步缩短了隔离期。过去四十年里，法国医生巴斯德对不同微生物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隔离的手段。如何确定港口的感染情况和轮船、货物和乘客运输条例，哪艘船上要悬挂代表“已感染”的黄旗，隔离多少天和该交多少检疫税，检疫费用多少，这些标准一直在变化。
尽管规则已经制订得十分详尽，但是上船的检疫医生仍然有独自裁定的权力。比方说尼科斯这样的检疫医生带着一众士兵登上挂着德意志帝国国旗的劳埃德公司邮轮进行例行检查，一旦有人贿赂医生，那么即便医生发现了发烧的病人，也会视而不见，因为一艘船如果能提前五天或者一周离港开往伊斯坦布尔的话，可能让一家公司免于破产。反之，但凡检疫医生有一丝怀疑，写一份检查报告，说到港船只的乘客和所有货物都携带传染性病原体的话，那么不计其数的店主就可能迅速破产。
而那些多年积攒路费，卖掉房子开始历时两个月的艰难朝圣之旅的信徒，不管怎么反抗，怎么威胁，不管多么悲切，多么愤慨，检疫医生只要做个手势，就可以把他和他的同路人分开来，弄下船之后关进隔离营的帐篷，切断他的朝圣之路。在偏远的海滨小城，努里曾看到一些为生计奔波的检疫官员有时会利用这种权力来宣泄对生活的不满，他们恐吓有钱人，甚至连一些经营有道的小商小贩都不放过。说到底，这种权力同时也是检疫医生的生计来源。
努里没有直接问尼科斯最近一次领薪资是什么时候，而是用总督们对抱怨物资短缺、机构穷困的官员和医生用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说：
“我们要是在希贾兹找不到石灰粉的话，就会把煤灰倒在厕所和粪坑里将就一下。”
“这种办法现如今还合适吗？”尼科斯说，“用石灰乳的话，我宁愿用20或者30比1而不会用10比1的比例来调配。”
“可以用什么做消毒剂？”
“明格尔人把眼石叫作‘扎克－塞浦路斯’，我应该是收起来了。我们这儿有点硫酸铜。尼基弗罗那里也有一点。但是肯定满足不了疫情期间的需求量。还有少量苯酚和在伊斯坦布尔被称作‘氯化汞’的砒霜。这儿的穆斯林对微生物和流行病的认知还停留在买醋给金子银子消毒的水平。他们最多也只能接受含有硫黄、硝酸钾的香薰。在切特和巴耶尔拉居民区，人们会像把谢赫祝福过的护身符贴在脸上那样用那些没用的香薰熏脸。所以到时候对消毒剂的需求量肯定特别大。”
“邦科夫斯基帕夏被杀之后，要撒消毒剂的人和要去穆斯林社区的医生，想要开展工作都会很困难。”努里希望能尽快回到正题上来。
“在医学院的时候，我上过邦科夫斯基帕夏的分析化学课和有机化学课。我还在黎巴嫩时，帕夏就已经是负责卫生事务的总督和赫赫有名的学者了。凶手怎么下得了这样的毒手！您要是也去探视病人的话，别说‘我是穆斯林’这样的话，您需要做的是带一个像卡米尔这样的贴身侍卫。”
“您别担心，我会小心的。但如果对方的目的是阻拦、破坏隔离措施的话，那您也要小心才是。我们要提防的那个居心叵测的人是谁呢？”
“总督大人当机立断把谢赫哈姆杜拉同父异母的兄弟拉米兹关进地牢是明智之举。其实，在所有的道堂谢赫里，总督最忌惮的就是哈姆杜拉。因此这拉米兹也就格外嚣张。我觉得杀死邦科夫斯基帕夏的凶手应该是想要嫁祸拉米兹的人。”
“但是这件事蹊跷的地方就在于，邦科夫斯基帕夏是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自行溜出邮局的。拉米兹也好，其他人也罢，谁都无法如此精准地计算作案时间。”
“但是如果真有人碰巧看到了帕夏，然后起了杀人之心，那么他也应该考虑到这个罪名肯定要落到穆斯林头上。因为这个岛上确实有些地方，有的希腊医生甚至懒得跟穆斯林说土耳其语。”
“穆斯林抱怨基督徒医生也没错，尤其是对那些冷酷严厉、行事粗鲁、口出秽言的医生。”努里小心谨慎地说，“您刚才也说了，其实穆斯林对隔离措施怨声载道可能只是因为缺乏相关知识。”
“是啊。他们一方面抱怨，另一方面又很恐惧瘟疫。同时，他们也希望能有个可以信任的人告诉他们怎样避免感染。但是抱怨和通过杀人的方式泄愤，完全是千差万别的两件事。邦科夫斯基帕夏和助手伊利亚斯医生不过是去居民区进行例行诊治而已，他们身边连个能动用武力的士兵都没有。帕夏也没做过伤害穆斯林的事，为什么他们要杀他呢？或者说，为什么凶手一定就是穆斯林呢？不过我现在就可以告诉您，这事已经有眉目了。”
“有什么眉目？”
“凶手姓甚名谁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明格尔民族的死活。我很爱明格尔人。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们遭受这种命运的。”
“您觉得明格尔人真的是一个民族吗？”努里问道。
“如果督察长知道您问了这种问题，肯定会找个理由把您扔进地牢，然后用老虎钳伺候着审讯您的。”检疫局局长说，“没错，有些岛民确实是在家里说那种古老的语言，但是他们懂的程度仅仅是在集市买东西的时候够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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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群体最高宗教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