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里回到总督府旅馆的时候在门口恰好碰见了卡米尔。卡米尔正准备去邮局把帕克泽公主刚写好的第一封信寄出去。
那天的晚餐只有夫妻二人，这是两人婚后头一次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四目相对地用餐。食物很简单，总督府的厨师用托盘端来了馅饼和酸奶。艰苦的条件、担心感染瘟疫的焦虑、房间里的捕鼠器，这些都让夫妇俩很是不安。他们都意识到婚后那段舒适惬意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煤油灯一直亮到夜里10点，总督府的大楼、哈米迪耶大街、旅馆和港口周边都披上了半明半暗的光线。当街上陷入一片漆黑，两人来到窗前，凝视着令人着迷的阿尔卡兹城，倾听着海浪轻拍海滩的声音，耳边还传来总督府花园里刺猬的响动和蝉的叫声。
第二天一早，获释的伊利亚斯和努里在检疫局办公室见了面。
“对我来说，邦科夫斯基帕夏是比我父亲更亲近的人。”伊利亚斯说，“我被当成嫌疑犯关进监狱，他们传递的信息好像是我应该对谋杀案负责，这是不对的。他们难道不考虑这些吗？”
“您现在不是已经出狱了吗！”
“首都的报纸都报道了，如果我要洗清罪名的话必须尽快返回伊斯坦布尔。苏丹知道我被关在这里吗？”
从伊斯坦布尔来的伊利亚斯在担任邦科夫斯基帕夏的助手之前是个不起眼的内科医生。自从当上了卫生督察的助手，他就奔走于帝国的天南海北，名气也大了，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流行病和卫生、健康方面的文章。他的薪水也颇为丰厚，五年前娶了伊斯坦布尔一个富有的希腊人家庭的小女儿德斯皮娜为妻。在邦科夫斯基帕夏的提议下，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授予了他马吉迪耶勋章。师傅邦科夫斯基帕夏被残忍杀害之后，他充满激情、受人尊敬、幸福美满的生活戛然而止了。
努里猜想，伊利亚斯应该和邦科夫斯基帕夏多次觐见苏丹，说不定伊利亚斯见苏丹的次数比他本人还要多。（他虽然娶了苏丹的侄女，但是也就见过苏丹三次。）
“苏丹肯定希望您能留在岛上帮助我们查明这桩恶行的幕后主使者。”
那天下午，伊利亚斯收到了一张没有署名的纸条，告诉他下一个就轮到他了。
总督说：“我敢肯定，留这个条子的人肯定是反对隔离的小商小贩，这些人都是机会主义者。”接着，为了缓解伊利亚斯的紧张情绪，总督给伊利亚斯安排了一个新住处。伊利亚斯从之前那间破房子搬到了驻防军队的旅馆。捕鼠器在新住处随处可见，住在这里，一来能够更好地预防瘟疫，二来也因为远离了图谋不轨的凶手而更加安全可靠。
那天，努里和伊利亚斯根据总督和检疫局局长的计划，乘马车先去了医院。市中心有两所医院，一所是没有正式对外开放的哈米迪耶医院，主要接待军人和穆斯林精英群体，规模不大，设备很少。另一所是希腊人建的塞奥佐罗普洛斯医院，在明格尔大理石贸易的鼎盛时期，因之发财的伊兹密尔希腊人斯特拉蒂斯·塞奥佐罗普洛斯家族出资创办了这家有三十张床位的医院。面朝城堡，坐拥壮丽风光的塞奥佐罗普洛斯医院和哈米迪耶医院一样，也是穷困潦倒和无家可归之人的避风港。医院里有座散发着柠檬香味的花园，当地人都知道这是个心旷神怡的好地方。随着疫情的蔓延，得不到救治的穆斯林也不得不来塞奥佐罗普洛斯医院看病。
努里、卡米尔和总督的手下一行人走进塞奥佐罗普洛斯医院，发现这里人头攒动。医院门口挤满了担惊受怕的民众。三天前，由于来这里就诊的瘟疫患者数量增加，最大的一间病房用屏风分成了两间，瘟疫患者和普通患者也被隔开。很快，瘟疫患者占据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今天新来的患者把医院堵得水泄不通。有的瘟疫患者睡得神志不清，有的不停呕吐，时不时头痛得直叫唤、发了疯一样垂死挣扎痛不欲生的患者让其他患者极度不适。那些无依无靠、穷困潦倒、上了岁数的患者中，有一大部分已经在过去一周里离开医院去别的地方了。努里和伊利亚斯还从年长的院长米海利斯那儿得知，患哮喘及心脏病的普通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为了与瘟疫患者争抢床位已经开始厮打了起来。
米海利斯友好地迎接了努里和伊利亚斯。米海利斯承认，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坚信这次发生的传染病不是瘟疫。最开始的时候，他一直在等显微镜实验室的报告结果，类似霍乱的发烧、呕吐、脉搏波动、疲劳、乏力等症状他也很重视。他用一种经历过类似险情和灾难的过来人的口气告诉努里，七年前他在伊兹米特经历过霍乱。米海利斯在工作中不苟言笑，但他总把“别担心，会有办法的！”这种安抚患者的表情写在脸上，所以患者们很信任他，都主动把腋窝和腹股沟上鼓起的脓包给他看，歇斯底里地叫他来诊治。当天病房里还有一个从萨洛尼卡来的、皱着眉头的年轻医生亚历山德罗斯。
努里从亚历山德罗斯那里得知，两天前来就诊的这个患者是个渔夫（渔夫码头和渔夫聚集区靠近明格尔大理石运输使用的码头）。患者一直在昏睡，清醒的那几分钟，就会痛哭呻吟。病房的清洁工也说，那个半昏迷状态、静静等死的老妪不是她身边那个眼含泪水的男人的妻子，而是他的妹妹。进院第一天，她就呕吐不止，昨天开始出现了和其他患者一样神志不清、胡言乱语的情况。所有的患者都有高烧和说胡话的症状。在港口当搬运工的一个患者从床上下来，已经无法正常行走，像喝醉了一样往前走了一两步，然后又踉踉跄跄地躺回床上。伊利亚斯花了很长时间鼓励这个挣扎求生的患者，让他多看看窗外的景色和城堡可爱的圆锥形塔楼，这样有助于让他保持乐观，恢复健康，早日重新呼吸新鲜空气。
所有患者都开始出现眼睛充血、不规律的抽搐和剧烈头痛的症状。有的患者表现出各种恐慌不安情绪，有的患者出现不断重复的强迫行为，比如不停地左右摇晃脑袋（坐在窗户旁边的海关职员），或猛地从床上起来，时不时翻腾一下（在哈米迪耶大街经营小店的陶艺师傅满眼泪水）。大多数患者的脖子上、耳朵后面、腋窝下面和腹股沟上都出现了脓包和半个小拇指大小的肿块，也就是欧洲人说的“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努里听医生们说，有些患者的身上虽然没有出现任何脓包或者发青的肿块，但是会有发烧、昏睡、乏力的症状。还有些患者突然就死了（也有病情突然好转的）。
一个骨瘦如柴的患者（据说是瓦工），口干舌燥得厉害，磕磕巴巴了半天也说不出完整句子。努里看到一些患者在拼命抱怨什么，他想去搞明白是什么事情让患者们如此不满。刺破肿块让脓液流出来，这种做法的确可以在短期内缓解患者的病痛，帮助患者恢复体力。因此所有的患者，哪怕是那些不需要这么做的人都想去刺破肿块。但这毕竟不是从根本上治疗的方式。突然间病情恶化、神志不清的患者有时痛苦得紧紧攥住满是汗渍和呕吐物的床单，以至于他们的皮肤和床单仿佛已连成了一体。病房里病人的呻吟，此起彼伏的尖叫，精疲力竭的叹气声交织在一起，变成嘈杂的嗡嗡声。因为一些患者总感觉口干舌燥，所以一些医生很难把这类患者和霍乱患者区分开来。医院大楼入口处，盛着沸水的大锅翻腾的水蒸气沾染了病房里的喧闹和死亡气息。
在希贾兹的时候，努里常常看到来自印度、爪哇和亚洲的朝圣者的贫穷和无知，目睹那些英国人如何不把这些人当人看。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懂法语的人，那时他心中充满内疚。而如今，内疚感再次涌上心头，因为绝大多数患者都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而他除了用善意的谎言安抚患者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而且眼下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
他们后来去了哈米迪耶医院，那里情况也是一样。虽然伊利亚斯自己也很痛苦，很害怕，但他还是一个一个地问诊，和患者真诚地交流。这让努里很受触动。
他和伊利亚斯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伊利亚斯总说：“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的。那帮人肯定也会杀了我的。您别忘了，苏丹想让我尽快回伊斯坦布尔！”
努里和伊利亚斯走在前面，卡米尔和总督府的人跟在后面，一行人坐上马车朝着尼基弗罗的药店驶去。为了观察街上的气氛，他们让车夫绕道行驶。马车经过旅馆密集区，来到通往港口的坡路，他们惊诧地看到这里的欧式生活依然在继续。咖啡馆、小餐馆、理发店处处都呈现着明格尔人的舒适惬意，有的互相开着玩笑，有的在为垂钓或者买卖做准备，当下这种情境里，眼前的一切看上去有些古怪。瓦夫拉居民区通向海边的坡路尘土飞扬，破败不堪，努里看到几个光脚的孩子在路上欢快地跑来跑去，那一刻他仿佛置身于某个炎热的东部边陲小城。
到了药店，尼基弗罗立即说道：“愿邦科夫斯基帕夏入土为安。我通过苏丹特许的公司赚来的钱，没有一分钱是欠他的。”
“那您觉得杀害帕夏的人动机是什么呢？”努里也开门见山地问道。
“并非所有的谋杀都必须有动机或企图。有人受到不公平对待或者走投无路的时候会选择杀人，有人刚好在那么一个瞬间，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也可能杀人。‘朝圣船’事件之后，总督萨米帕夏抓了切福特勒和内比勒的一些村民、特尔卡普切拉道堂的信众，这些人对检疫工作人员和医生都深恶痛绝。其中可能有个卖鸡蛋的，碰巧在瓦夫拉居民区和邦科夫斯基帕夏撞了个正着，然后立马就把他拖到家里了。总督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明里暗里说过了，让他去格尔梅和瓦夫拉居民区看看情况。他们知道这回事，因此把尸体扔到我这边来，试图让我成为嫌疑犯。”
“没错，您确实是疑犯之一！”努里说。
“但这绝对是个阴谋。”尼基弗罗转向伊利亚斯说道。
“我提醒过帕夏，不要独自一人去那些居民区。”伊利亚斯说，“我们每到一座暴发瘟疫的首府，一旦觉得总督的讲解和检疫局局长的介绍不尽如人意，帕夏总会自己出去探查一番。”
“为什么呢？”
“事实上，不管是总督、市长还是商贩、富贾，谁也不愿意隔离，谁也不希望眼巴巴地看着昔日美好的日子画上句号，更接受不了他们可能会死的现实。有些人甚至会抗拒那些可能打破平静生活的事实，否认有人死亡，对死者也心生怨恨。然而，突然有一天，当他们看到卫生督察邦科夫斯基帕夏和他的助手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已经惊动首都了。可是这里的人并不是这样。这儿的人不希望我们见任何人。”
“隔离措施是苏丹本人的考虑，也是他一贯的态度。”努里说道。
“五天前的大半夜，帕夏乘坐‘阿齐兹耶’号秘密上岛的时候，对于隔离措施，他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不安。”尼基弗罗说，“要在人人都藏尸灭迹，矢口否认疫情的这个岛上实施隔离简直难于上青天。更何况，还有一股势力有意要对负责检疫的医生下毒手。我们都该提防又一次暗杀。”
“您别担心！”努里说。尼基弗罗和伊利亚斯的惶恐让努里感到不安，甚至有点羞愧。那一刻，努里觉得，这两个希腊人比穆斯林更惶恐的原因是他们的基督徒身份。这毕竟是一本历史书，因此我们在这里预先提及未来的事件也没有什么不妥：在本书的结尾处，读者们会发现努里是一个很有洞察力的人，而很不幸的是，药店主尼基弗罗、伊斯坦布尔的画家和伊利亚斯医生都因为政治倾向被人杀害了。
尼基弗罗拿出一个礼品盒，逐一解说盒子里每一件产品的特点，并把先前准备好的“明格尔玫瑰”和“黎凡特玫瑰”瓶身上的图案拿给努里看。接着，尼基弗罗把话题引到了邦科夫斯基帕夏年轻时的朋友，亚美尼亚画家奥斯根·卡莱姆季阳和总督没收的那块布上。
“总督大人把那块布错当成了旗！”尼基弗罗说道。
当天，从药店回来的医生们在总督办公室集合，萨米总督言简意赅地说在检疫委员会召集完毕之后他会把那块布交出来。话刚要继续就被打断了，因为有人来报说总督府的一个文员突然死了。
那天晚上，邦科夫斯基帕夏的葬礼在小而精致的圣安东尼教堂举行。尽管苏丹的电报和伊斯坦布尔的报纸都对邦科夫斯基帕夏赞许有加，但是没有一个岛上的希腊记者参加葬礼，葬礼的规模也不大。疫情之下，这位卫生督察的家人也就不来了。出席葬礼的除了天主教会的几位长者之外，还有一位军官之子，他父亲曾是波兰军官，后来加入奥斯曼军队。在教堂花园里用红玫瑰围起来的坟墓旁号啕大哭的是伊利亚斯，最伤心、最绝望的就是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