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我们想先讲一讲三年前的“朝圣船”事件。这一事件不但让总督在政治问题上为难，也给他本人带来了极大的苦恼。
19世纪90年代，载着朝圣者的船从印度启程，途经麦加和麦地那，船上的霍乱也随之蔓延到世界各地。为了防控瘟疫，列强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对返回的朝圣船实施为期十天的隔离。尤其是那些在伊斯兰国家进行殖民统治的帝国坚决执行二次隔离政策。比方说，对奥斯曼帝国在希贾兹的隔离措施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就要求，那些乘坐法兰西火轮船公司“波斯波利斯”号的朝圣者在回国之前必须在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再进行一次隔离。
受到这种影响，奥斯曼人对希贾兹的隔离机构也不放心了，他们也实施了同样的措施。伊斯坦布尔的检疫委员会很快便要求帝国各地实施“预防性隔离”的措施，凡属搭载朝圣者的船只，不管船上有没有悬挂黄旗，不管船上有没有染疾的乘客，都需要进行全员隔离。
本来这一趟让许多人命丧黄泉的旅途就已经让人苦不堪言、饱受折磨，而回到故土要被隔离十天的政策着实让很多朝圣者心生不满。（从孟买和卡拉奇来的朝圣者里有五分之一的人在这趟旅途中丧命，这都不是什么稀奇事了。）士兵也被召集起来执行这一政策，医生们也常常不得不寻求警察和宪兵的帮助。像明格尔这样的偏远小岛和港口，由于没有充足的隔离场地，老旧的建筑又无法安置乡下来的朝圣者，所以只能匆忙租用一些廉价破旧的小船当隔离场地。有时候像在萨科兹、库萨达西或者萨洛尼卡那样，人们把这些船拖到某个偏远的海湾，或是某片空地上，然后在船的四周搭起从军队借来的帐篷。
归心似箭的朝圣者们对这种隔离措施感到恼怒。一些在死亡之旅中大难不死的人却在隔离期间丢了性命。朝圣者与希腊、亚美尼亚和犹太医生之间经常发生争吵和摩擦。更让朝圣者怒火中烧的是，他们不但被强制隔离，还要缴纳隔离税。一些富有又有门路的人用钱打点医生，从根本上破坏了隔离规定，这种做法也让其他人忍无可忍。
然而，三年前发生在明格尔岛的这一系列在治理上的无能其实在帝国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只不过和其他类似事件比起来，明格尔岛事件的后果最惨重，它在民众中激起的对隔离措施的愤怒也最大。根据首都在电报里的指示，从希贾兹驶来的悬挂着英国国旗的“波斯”号轮船不得停靠在阿尔卡兹港口。检疫局局长尼科斯找来一艘破旧的驳船安置了“波斯”号上的四十七名朝圣者，之后驳船又被拖到岛屿北部的一个小海湾停靠。荒僻的海湾被悬崖峭壁包围着，形成了一座天然监狱，但是也加大了为朝圣者提供食物、饮用水和药品的难度。
负责在海边检测朝圣者的医生和协助医生的士兵原本要在岸边安营扎寨，放置各类医疗用品，结果一场暴风雨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在大风大浪中颠簸了五天的明格尔朝圣者已经变得神志不清，断粮断水的生活让他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接着又是一轮烈日下的暴晒，把他们烤得精神恍惚。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来自小岛北部切福特勒村和内比勒村的村民，平生第一次离岛远行。这些蓄着胡须的中年农民自家都有橄榄树园和小型农场。还有一些帮着父辈们经营家业的年轻人，他们也都是留着胡子的虔诚教徒。
三天后，一艘人满为患的驳船上暴发了霍乱。每天都有那么一两个精疲力竭的朝圣者死去。被旅途拖垮了身体的朝圣者对疾病毫无抵抗力。尽管死亡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但是强行把他们带到这里隔离的工作人员和医生连半个人影都见不着。就连上了年纪的朝圣者也都变得焦躁不安。
两个希腊医生骑着马翻山越岭，好不容易在三天内赶到了隔离营地。眼前这艘病菌蔓延的驳船上都是愤怒的朝圣者，因此他们并没有急着坐上手摇船去问诊。脏兮兮的驳船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病菌的巢穴。有些朝圣者虽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被关在船上，但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行将就木了。上了岁数的朝圣者本就是将死之人，他们抗拒戴着奇怪眼镜、蓄着山羊胡子的基督徒医生往他们身上喷来苏水和消毒水。两个喷药泵也没经得起这一路跋山涉水的辗转颠簸，第一天就坏了。朝圣者之间也时不时会发生争执。有的说：“我们把尸体从船上直接扔进海里吧！”有的反对：“这人是我家亲戚，他是殉道者，必须葬在村里！”这两派人就这样在唇枪舌剑中耗尽了体力。
疫情蔓延，一些尸体还没等到下葬就直接被扔到海里喂了鸟和鱼。刚过一周的光景，船上就发生了骚乱。
愤怒的朝圣者收拾了两个小兵，把他们扔到了海里。其中一个小兵和朝圣者一样不习水性（实际上是帝国的绝大多数穆斯林也都不习水性），溺水身亡。萨米总督和驻防军队司令得知此事后，下令采取异常严厉的手段惩罚肇事者。
船上年轻气盛的朝圣者拽起驳船的锚就抛，但是船实在太破旧，抛出去的锚不单没法让船靠岸，反而让它在水里晃得更厉害了。驳船就这样在水上左摇右晃了半日，终于在西侧的另一个海湾靠了岸。累得动弹不得的朝圣者们坐到岩石上休息，但这时船就开始渗水，因此他们没能立刻逃回村子。如果他们真能坐船逃走，事情说出去不过就是死了个小兵而已，或许很快也就被遗忘了。船里的尸体臭味一天比一天难闻，朝圣者们就这样挤在里面同惊涛骇浪抗争，没能带着行李、各种礼盒和装着圣水的瓶瓶罐罐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被萨米总督派来在岸边监视朝圣者的一队宪兵选了个岩石后方、悬崖顶上的位置驻扎下来，领头的军官放话出来，要求朝圣者投降，遵守隔离规定，不得擅自离船上岸。
放在今天，我们很难判断朝圣者们是否真的听明白了这些警告。一时间，警告让朝圣者们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他们感觉到会被再次隔离，而且这一次他们必死无疑。对于他们来说，“隔离”就是一场欧洲人制造的阴谋，就是为了惩罚完全健康的朝圣者，达到谋财害命的目的。
最终，一些仍有体力、没有丧失理智的朝圣者意识到，坐在船上只会陷入被围剿的境地，那时大家都必死无疑，因此他们展开了一场突围。
就在朝圣者们奋力从岩石堆中跳上来，沿着羊肠小道往上爬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士兵开始向他们疯狂扫射，仿佛是在和侵占明格尔岛的敌军作战。他们有些人脑子里想的是那些被扔到海里死去的战友。就这样士兵们扫射了至少十分钟才冷静下来。很多朝圣者中枪身亡。有的人是后背中枪的。还有的人面对奥斯曼士兵的射击，像保家卫国的战士一样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
萨米总督禁止报纸报道这次冲突事件，甚至连包含暗示的文字也被禁止使用，因此这次流血冲突中究竟有多少人被杀，有多少人回到村子，至今我们都没有掌握准确的数字。
总督对这次冲突负有责任，所以事件发生后总督深陷谩骂、蔑视的泥坑，获得了“残暴”的名声。总督原以为会被阿卜杜勒·哈米德责罚，但最后被追责免职的却是驻防军队年长的司令和他的部下。萨米总督有时梦到一个白胡子老人仿佛要对他说：“你堂堂一个总督，就这么没有良心吗？”然而，老人说不出话来。当有人当面指责总督的时候，他就会义正词严地说派部队监视朝圣者的决定本无过错，完全是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再者，但凡有点良心的人也绝不能容忍一帮劫持政府船只、残害士兵的匪徒为所欲为。总督还说，他本人并没有下令向朝圣者开火，流血冲突完全是官兵缺乏经验而犯下的错误。
萨米总督认为，最好的辩护就是等待整个事件被人遗忘。于是，他严禁报纸刊登消息，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从一开始，总督就时常提到，死于朝圣途中的信徒被认为是“殉道者”，根据教义，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不仅如此，要求给予相应赔偿的死者家属来阿尔卡兹的时候，总督还亲自接见他们，并提到了“品尝过殉道之甘美的人在天堂享有特殊地位”的话题。总督表示，他本人支持家属的赔偿诉求，并将竭尽所能地给予帮助，但前提是他们不能接触希腊记者，以免把事情闹大。
等事态稍微平息之后，总督就开始秘密实施第二步计划了。他下令逮捕村子里十个挑起事端的朝圣者，把他们关进了城堡的地牢。在牢里，总督采取了高压的态度，对朝圣者严刑审问，并要求他们对士兵的溺亡和船被劫持负责。同时他也拒绝了那些死者家属提出的赔偿要求。
朝圣者大部分都来自切福特勒村和内比勒村，这两个村的村民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手段抗议总督的所作所为。近两年来，切福特勒村、内比勒村和特尔卡普切拉道堂在北部希腊人村庄支持了一个制造恐怖气氛的黑帮头目梅莫。很多人怀疑，幕后支持这个道堂的人是最有影响力的哈里菲耶派领袖谢赫哈姆杜拉。
另一件让总督头疼的事情是，支持希腊的民族主义记者们时不时借此事挑起话题，制造穆斯林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矛盾。有一回，在接受关系亲近的希腊语报纸《新岛屿报》采访时，总督用“贫穷”一词形容那些给村子里修建饮水喷泉的朝圣者，此言一出，就遭到了攻击。本来这个词没人会在意，但就有那么一个叫马诺里斯的希腊记者偏偏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文章说朝圣者不但不是穷人，反而是岛上那些富裕的穆斯林，他们变卖家产踏上朝圣之途，很多人却因病客死他乡。可是在这座穆斯林的受教育程度远低于东正教徒的岛上，这些有钱的穆斯林村民与其在荒无人烟的沙漠和英国人的轮船上挥霍无度，还不如聚集在一起给岛上建所学校，再或者至少修缮一下居民区清真寺里破损的宣礼塔。
事实上，总督的态度也是如此，比起建清真寺，他更重视修建学校。即使如此，萨米总督一读到那篇文章就气得浑身发抖。
马诺里斯对穆斯林居高临下的态度也让他气愤至极，然而最让他恼火的是，他一直期待着被人遗忘的“朝圣船”事件的话题又被这个希腊记者重新点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