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也就是卡米尔十一岁那年，明格尔省中心邮局举行了一场盛大、令人难忘的开业仪式。（据说一个希腊教师在庆祝活动中掉进海里淹死了。）之前，电报局就在旧总督府大楼的一间隐秘的屋子里，而邮局就在海关大楼隔壁的一个破旧楼房里，主要处理各种包裹。年幼的卡米尔既没去过电报局，也没去过邮局。
不过，中心邮局开业之后，卡米尔每次都要找个借口跟着父亲一起去，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那富丽堂皇的大楼入口。邮局里挂着很多镶框的表格用来说明各种资费标准，还有带邮票的五颜六色的信封和明信片样品，以及标着数字的各式各样的本地和国外的邮票集、公告牌。此外还有一张确认资费的时候需要参考的奥斯曼帝国地图，只不过地图上的信息并不完全准确。有一回，有个客人认为自己要寄件的地方按旧地图的标示应该按“国内”价格计算邮资，结果工作人员要求支付国际资费，双方因此发生了争执。
实际上，早在三十年前帝国的邮政部和电报署就合并了。那时候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据说他不怎么喜欢明格尔岛）统治下的帝国疆界比现在大得多，第一批中心邮局在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建设了，但是直到阿卜杜勒·哈米德时期才轮到明格尔岛。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因为在明格尔省中心地带修建医院、警察局、桥梁和军事中学，阿卜杜勒·哈米德受到了岛民的拥戴。
如今卡米尔不管是从远处眺望邮局和邮局的大门，还是从入口处登上台阶，仍会像小时候那样兴奋不已，那时，从伊斯坦布尔、萨洛尼卡、伊兹密尔驶来的船上卸下来的麻布袋到达邮局的那一刻，总是卡米尔一周中最开心的时刻。等着取信的男士、订购包装盒和箱子的店主、被主人派来查收包裹的男仆和女佣、帮工、文书和职员都聚集在邮局门口。本来根据规定，挂号信是需要邮递员根据信封上的地址挨家挨户送的，但是因为收费高，而且递送所需的时间较长，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派人去邮局取。（那时候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留地址，有些人还会在信封上专门加一段经文，祈祷信件能顺利到达收信人手中。）
人群中大多数是出于好奇来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他们兴奋地观察着邮局里发生的一切。先是海关人员搜检袋子，然后袋子被人从后门运进来，接着邮递员会把信件、包裹送到收件人那里。当拖着麻布袋和包裹的马车从港口出发，吃力地往上爬坡的时候，孩子们总会追着车跑。大理石贸易的鼎盛时期，一艘途经的里雅斯特和诸多岛屿的意大利船“蒙特贝洛”经常在明格尔港出现。卡米尔很喜欢它，这艘船有特制的邮票，有五颜六色的时刻表，还有专门的送货车。从船上卸下来的包裹都放在马车上，由专人从港口运往偏远村落。
大多数时候，邮局里一位年迈的希腊职员会走到盖有阿卜杜勒·哈米德印章的台子上，然后一边叫着名字一边分发信件和包裹。如果碰上无人认领的情况，他就会扯着嗓子多念几遍，然后对着人群喊道：“麻烦你们去通告一声，有这些人的信，让他们取走吧！”等把手里的物件都分发完后，他会跟空手而归的人交代一句：“今天没有你们要等的东西，下一次取件时间是周四早上。”接着他便回到里屋。
随着瘟疫的蔓延，邮局专门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在大门口负责喷洒来苏尔消毒液。每次卡米尔一走进楼里，就会被墙上那台西塔牌大钟所吸引。
卡米尔听着大厅里回荡着的脚步声，先是环顾了一下收费窗口和投递文件、信件和包裹的柜台。可供高个子们撑胳膊肘的桌子上摆放着几个散发醋香的大碗。卡米尔记得努里说过这些是避免霍乱传染的消毒措施，卡米尔意识到，或许这就是邮局里最重要的预防办法了。（而卡米尔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想要提醒一下读者，卡米尔站的这个位置恰巧是邦科夫斯基帕夏从后门离开之前停留过的地方。）
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邮局局长迪米特里斯也知道卡米尔是坐“阿齐兹耶”号来的，穆拉德五世三个新婚女儿的种种消息他也有所耳闻。给这封戳了章的沉沉的信件称重时，迪米特里斯从信封上的字迹看出，这厚厚的信出自公主之手，而且还是写给另一位公主的，因此他格外小心。
卡米尔从帝国的各个港口城市给首都发过很多次信。从一个港口发到另一个港口的普通信件，只需在信封上贴一张面值20帕拉的邮票就够了。在那些偏远城镇的火车站（阿意诺罗斯、韦里亚、阿拉松雅），邮局就是一小间房，如果没有20帕拉的邮票，文员就会小心翼翼地把1库鲁斯的邮票对半一剪，然后把其中的一半粘在信封上。迪米特里斯对着资费表计算了一下，说帕克泽公主的挂号信需要40帕拉的邮票，此外还要另加1库鲁斯的挂号费和1库鲁斯的签收凭证费。
卡米尔坚信，疫情很快就会得到控制，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可以坐上“阿齐兹耶”号继续前往中国的旅程。他在跟帕克泽公主解释为什么当时不愿意支付多余的签收凭证费时，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这些看法。然而，有幸阅读这些信件的人将会明白，这位年轻的军官绝对没有料到，历史很快将委他以重任。
卡米尔拿出印有阿卜杜勒·哈米德印章，镶着蓝色精美花边，带有星月图案的面值1库鲁斯的邮票，然后拔出瓶子里的胶水棒抹上胶水，把邮票贴在了信封上。迪米特里斯在邮票上盖了两个本地邮局的邮戳。卡米尔转身看了看墙上的钟。
走近西塔牌大钟的时候，卡米尔心里特别清楚，每次把自己吸引到邮局来的其实就是这台钟，即便是身处遥远的异地，每次思乡的时候他都会想起它。至于原因，他自己也说不明白。二十年前，他和父亲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父亲就在大楼入口处满怀敬意地指给他看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花押。然后父亲把他带到大钟的正对面，告诉他这是苏丹赐予的礼物，并让他看钟上同时标出的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就像奥斯曼的邮票一样。那一次，父亲告诉他，欧洲人不像穆斯林那样把日出和日落的时间叫作“12点”，而是把正午太阳在头顶的时候视为12点。只是父亲并不知道，小卡米尔其实从教堂的钟声里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而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卡米尔内心产生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形而上”的焦虑。两款不同的钟能用不同的数字显示同一个时间吗？阿卜杜勒·哈米德继位之后在帝国的每个行省的中心地区建造钟楼，如果他真的希望这些钟楼在任何地方都显示相同时间的话，那为什么要在钟上同时标记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呢？
如今，每年夏天，当卡米尔随意翻阅那本破损严重的关于法国大革命和自由理念的书时，也能感觉到自己在童年时代体会到的那种“形而上”的忧虑。
离开邮局返回总督府参加检疫委员会的会议的路上，卡米尔路过为庆祝苏丹登基二十五周年而建的没有完工的钟楼。卡米尔像是迷了路一样走在钟楼旁边的街上，精神有些恍惚，像着了魔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