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第一天2点，明格尔检疫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委员会主席和其他十九名成员参加了会议。鉴于这座岛上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瘟疫了，组建检疫委员会的事情在此之前都只是停留在书面，因此这次就算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的会议。希腊东正教圣特里阿达教堂的大胡子主教康斯坦丁诺斯·拉内拉斯、喘着粗气的圣乔治教堂主教伊斯塔弗拉基斯艾凡提都身着华贵的长袍，头戴庄重的主教冠，胸前挂着巨大的十字架步入会场。
除了伊利亚斯和努里，参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在岛上生活多年，互相认识的老朋友。岛上不同群体每次因女子出嫁的话题发生争执的时候，总督总会把各路人马召集到这里开会，在听完各方的诉求后会斥责他们两句，也不会真的把谁关进监狱，最后和和气气地把事情解决。再比如，如果总督认定，为偏僻村落铺设新的电报线路需要用到木材，而前提是岛民需要支持这笔预算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把其中的一部分人请到会议室旧木桌旁边就座，然后发表一大段有关苏丹之厚爱的催人泪下的演说。
当天的会议代表，包括所有宗教社区的负责人、药店店主、外国领事、驻军士兵、总督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深信，疾病是从港口西侧山上那些穆斯林社区开始扩散的。为了遏制瘟疫传播速度，必须封锁格尔梅、切特和卡迪雷尔这几个居民区。这些居民区每天都有四五个人丧命，但是染病的人仍在四处闲逛。
会议开始之前，代表们都在窃窃私语地谈论邦科夫斯基帕夏的死，大家一致认为这场谋杀或多或少与政治因素有关。尽管大多数人都在暗示这一点，但也没有谁站出来指着谁说凶手就在某个群体之中。唯一的例外是法国领事安东先生。在等待开会的间隙，他就对在场的领事、文书和宗教领袖们说过，这场谋杀是一帮反科学、反医学和反西方的偏执狂策划的。他还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总督不尽快抓到凶手和幕后指使者，那么欧洲国家会认为这种怠慢就是对西方的挑衅。
远在伊斯坦布尔的帝国卫生部每天夜里都会给明格尔的检疫委员会发来一条条需要采纳的防疫决议定。根据国际防疫机构给帝国政府发的电报内容，这些指示每天都在变化。而明格尔检疫委员会要做的，就是结合岛上的实际情况来推行这些政策。
所有学校都放假了。此前委员会甚至没有就学校是否放假的问题展开讨论。大多数家庭早已不再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学校的操场和院子里只剩下一些家庭不幸、无人关心的孩子在游荡。至于说哪个政府部门工作照旧，哪个部门暂缓办公，则都是由各部门负责人来决定。会议决定，过两天从早上开始，对来自亚历山大港、北非各港口、苏伊士运河及附近岛屿还有东方国家的所有船舶实施隔离政策，这些被“全面污染”的船上的所有乘客在上岛前必须隔离五天。同时会议还决定，所有要离港的船只也必须隔离五天。
关于禁止携带入岛的物品和禁止各大店铺出售的商品名录（就像霍乱禁品清单一样），委员会花了很长时间罗列并投票表决。少言寡语的德国领事弗兰古利忍不住说了一句：“总督先生，我们未免列得太多了吧，好像我们列的禁品越多，瘟疫就能越快消失似的。”
总督觉得委员会成员和他所了解的很多官员、政府职员一样，对于罗列禁品这事乐此不疲，于是他扬了扬眉头说：“您别担心，弗兰古利先生！等正式宣布这些禁令的时候，我们会张贴到城里的每一个角落，大家见到了都会心生畏惧，自觉遵守的，我们甚至都不需要派士兵去监督他们。”
对于死者尸体是否要用石灰消毒并在市政部门的监督下下葬这一问题，人们有不同意见。年迈的希腊医生塔索斯认为，想要在保守的、贫穷的穆斯林群体中执行这项决定肯定难上加难，还会引发冲突。去穆斯林街区执行任务的时候，比起派那些受雇于检疫办公室的侍卫陪同穆斯林医生，更明智的做法是派明格尔驻防军队的士兵保护医生。这也是会议头一次提出关于调派武装力量确保医生们人身安全的问题。总督听完没有反对，他想，如果一个政府连给一座房子喷药，给一具尸体撒上石灰这样的事情都办不到，那肯定也无法遏制疫情。
最终，委员会根据伊斯坦布尔政府的命令，一致决定在第一时间对死者生前用过的物品进行消毒。用来制作消毒液的腐蚀性溶液的价格将由市政府公布，黑市也没有空子可钻。不得接触、擅自拿走、使用或出售死者的物品，未经卫生部门的批准，死者居住的房屋消毒之前，任何人不得入内。
“我们有足够多的消防员、工作人员吗？消毒剂和来苏尔够用吗？”几个疲倦的领事和医生质疑道。但是总督只顾着让文书记录所有的决定，已经听不进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了。会议还决定，从伊兹密尔、萨洛尼卡和伊斯坦布尔运进一批捕鼠器和老鼠药，此外，抓到老鼠的人将由市政府给予一只老鼠6库鲁斯的奖励。
努里观察到一些参会成员面露疑色，于是补充道：“灭鼠是第一要务。”他进一步解释说，瘟疫之所以在印度内陆迅速传播，并不是因为人群四处流窜，而是因为各个村落里老鼠猖獗。老鼠和附着在它们身上的跳蚤在有铁路的地方跳到火车上，这样更是加快了瘟疫的传播速度。在一些地方，正是因为人们有意识地远离老鼠，同市政当局共同灭鼠，并且在船上进行了灭鼠工作，瘟疫的传播速度才放缓，最终得到遏止。
接着，努里提到了另外一个情况。目前只是发现了病原体，但有效的疫苗尚未研制成功。那一年，孟买的医院给患者注射了不同剂量的抗鼠疫血清，但患者的病情并没有明显好转。这就说明，根据患者自身的身体素质，要么渡过难关，保住性命（有些人甚至都没有犯病），要么五天内死去。还有一种虽然少见但也存在的情况是，在没有老鼠的地方，瘟疫也可以通过唾液、痰或者血液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面对这种难以捉摸、后果严重的瘟疫，在缺乏有效药物的情况下，就连最有远见的、学富五车的检疫医生也不得不求助于威尼斯人四百年前发明的、奥斯曼人称为“塔哈弗”的检疫隔离室，或者祖先传下来的防护措施。这也就是英国人一方面觉得伦敦没必要实行隔离，也没必要拉警戒线，另一方面却在孟买凭借武力强制实施的原因。
努里发觉大家越听越困惑，于是打算举例说明。一旁的总督正在用他的老式熏蒸棒熏一封刚被文员从邮局取回的信。这个熏蒸棒在众人手里传了个遍。传到努里面前时，他只是做了个动作。很多年前，他在巴黎著名的科尔贝画廊曾买过比这个更细的一款。
“大家请看，我也和大家一样，有时候也会用烟熏一下从邮局取来的文件、买的报纸和零钱。”努里说，“但是在最近一次的威尼斯国际卫生大会上，他们一致认为，即使纸张、信件和书是从有瘟疫的地方寄来的，也没必要消毒或喷药。然而，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去跟那些徘徊在医院的无助者和心存一丝希望的人说：‘熏蒸根本没用！’请大家也不要这么说！你们就算是说了，他们也不会去消毒的。”（这时有个人用法语低声说：“他们只相信经文纸和护身符！”）
为了让在场的人更清楚地了解医务人员对瘟疫也缺乏认知的事实，努里讲了一个发生在香港医生身上的故事。香港东华医院的一名医生坚信瘟疫不会通过老鼠和跳蚤之外的载体传播，还说：“我们医院绝对干净。”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正确，某天晚上这位医生和瘟疫患者睡在了同一间病房，结果，尽管病房里确实没有老鼠和跳蚤，但三天后医生病发身亡了。
听着努里的讲述，众人陷入了恐惧和绝望。努里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继续说道：“我个人认为，把金属硬币浸泡在醋里也无济于事。不过我听说，香港有些医生在给病人把脉之前都会先把手指尖浸在醋里消毒。所有这些措施并不是完全没有用，至少让医生和病人看到了一线希望。这就好比，在一个绝望之地，无论你们派多少士兵来，都不可能马上推行禁令，也不可能在老百姓对禁令效果产生信任之前维持隔离秩序。隔离的目的之一是教化民众，让他们学会自我保护。”
“那您的意思是，完全不需要武力干预，对吗？”德国领事冷嘲热讽地说，“没有武力威慑的话，有谁会乖乖听话呢？”
“如果没有武力威慑，民众是不会服从禁令的。”法国领事说，“别说是遵守警戒线和禁令，切特、格尔梅和卡迪雷尔居民区的那些人甚至会去袭击基督徒医生，除非他把医疗包藏好。您把拉米兹关进大牢真的太明智了。最好再别把他放出来了。”
这时，总督恳请领事们不要轻易对任何一个道堂或者教会，甚至是某一个人有偏见（他用了法语词“偏见”），同时，总督还说没必要惊慌，必要的预防措施肯定会推行。
“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人都应该停止进出卡迪雷尔、切特和格尔梅居民区。”法国领事继续说道，“这些居民区的人说不定会把尸体藏在家里，然后穿着死者生前的衣服，在哈米迪耶大街和大桥上闲逛，出入集市、商铺和港口，混在拥挤的人群当中。如果不立即拉起警戒线的话，过不了一周，整个岛上的人都会感染。”
“说不定我们大家都已经被感染了。”伊斯塔弗拉基斯主教边说边拿出十字架开始祈祷。
“谢赫哈姆杜拉既没有分发护身符和经文纸，也没有像招摇撞骗的神职人员那样在可怜的患者手上和胸脯上写字。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总督说。
听闻总督正在暗中监视谢赫，并亲口说出了这个机密，领事们这才平静下来。等到他们再次提起这个话题时，总督解释道：“明天宣布禁令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民众是多么心甘情愿地服从我们的命令。昨天死了六个人，五个是穆斯林，一个是希腊人。但我们的决定会让这个数字下降。伊兹密尔当时也是这样的。”
“总督大人，要是民众不服从禁令，该怎么办呢？士兵们会像对待朝圣者那样，直接对着他们开枪吗？”法国领事问道。
萨米总督一边用熏蒸棒使劲熏着刚送到手头的纸条（他本想隐瞒纸上写的不幸消息），一边伤感地说：
“各位，你们爱戴的萨洛尼卡年轻医生亚历山德罗斯因病不幸去世了。死因是……”
“肯定就是瘟疫……”检疫局局长尼科斯打断了他的话。
“如果你们一开始就重视疫情的话，现在就不会为亚历山德罗斯的死而悲伤了。”法国领事说道。
“各位，你们得知道，瘟疫不是政府的过错！”总督说。
委员会的成员们继续讨论着。“明天早上我们继续讨论吧，这样更好！”总督说。眼见着会场快要失控，总督立即站起来，迈着他标志性的轻快步子走出了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