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会议临近尾声时，伊斯坦布尔大道和港口周边的旅行社就从内部人士那里得知，周日夜里政府将开始对所有离岛船只上的乘客实施五天的隔离政策。到周日深夜，只有两艘船正式发布了离港通告。但是在政策执行之前的三天半的时间里，离岛的人员规模是非常庞大的。很多船舶公司随即发电报叫来更多的船，还租了小艇增开班次。
码头上聚集了一大堆人。有些一心想弄到票的人迅速锁好房门，跑到港口；有些人觉得应该先来码头搞清楚事态，还有一些人根本不打算离岛，纯粹出于好奇心而来（这部分人占比很大）。那些拎着手提箱和行李箱，好像是因为换季需要才提前离岛的人都是一些大户人家，其中尤以希腊富贾居多。人群中有在明格尔大理石贸易黄金时期发财的阿尔多尼家族，有做橄榄油生意的克里斯托家族，还有达福尼百货商店的老板托玛蒂斯艾凡提——这家日用品店卖的都是从萨洛尼卡来的上等桌布、衬裙和刺绣。（由于担心店里的货物被喷上消毒药，托玛蒂斯连夜关好店铺，把商品腾挪到了位于远郊的家中。）
岛上几个显赫的穆斯林家族的继承人也来到了码头。有在海关任职的盲人穆罕默德帕夏的后代费希姆艾凡提，还有原本住在伊斯坦布尔，但因为房子维修事宜来到岛上的费里特的儿子杰拉勒……然而，岛上大部分穆斯林并没有被眼下刚出现的恐慌情绪所影响。我们并不想用东方主义历史学家们所说的穆斯林“宿命论”信仰来解释面对瘟疫时他们漠不关心的态度。岛上的穆斯林更贫穷，更无知，而且几乎与世隔绝。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散了场，一场雷雨把众人淋得全身湿透。乌云笼罩在城堡的塔楼之上，轰隆隆的雷声给人一种死亡逼近的危机感。对于那些只能通过地牢墙上的洞眼看到外面世界的囚犯而言，阿拉伯灯塔附近的海域闪现的一道绿色闪电仿佛遥不可及的记忆。接着如“大洪水”般的大雨从天而降，似乎在预示着什么。
暴雨顺着排水沟、墙底和街道中央的下水道汇入港口，文员们已经把隔离规定刊登在了一份土耳其语报纸和一份希腊语报纸上。印刷厂把特大号字体写的“瘟疫”和“隔离”两个词排在了正中间，然后张贴在了城墙上。此外，还公布了一张带有精美图片的公告，公告宣称每抓到一只死老鼠的人都可以去市政府领取6库鲁斯银币。
根据线人传回来的消息，检疫局局长尼科斯和总督了解到，为了防止自家的货物被消毒水损坏，很多店主都把货物转移到了别处，老市场里几乎有一半的店铺都清空了。努里派了两个经验丰富、身材高大、行事果敢的消毒人员去老市场的萨拉切拉大门旁边的两家古董店。这些店铺把屋子后面一片火烧出来的空地当成了储藏室，然后出售死于瘟疫的人用过的各种物件：旧钟、圣像、烟斗、衣服、裤子、床单、床、羊毛织物。除此之外，这些店铺还出售廉价衣物、地毯、被子和毛纺品。这些在市场上流通的携带病原体的物品是小偷从空房子里偷来的。他们把房子洗劫一空之后再把七七八八的物件倒卖给旧货店。这些旧货店都是一些思维活络、老道干练的克里特岛来的希腊人开的，总督一直觉得这些店铺藏污纳垢、滋生细菌，早就想找个理由关停了，只是一直担心引发抗议而没有实施。
戴着面具和手套的检疫人员很快把两家旧货店和几条街以外的几家小店清空了，把所有衣物全部搬上了马车。马车沿着小溪行进，吃力地爬到迪基利山顶。市政当局正在挖两个巨大土坑，马车上卸下来的脏兮兮的布料、羊毛和亚麻制品以及其他携带病原体的东西都将在这两个坑里烧毁或者封上石灰。
这种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采用的方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与其冒着可能感染的风险，用本就稀缺的消毒水给死者的衣物消毒之后再交给检疫人员，还不如直接销毁来得简单。
碰到一些唯利是图的店主哭着央求，检疫人员一般都不会理会。但如果查阅当年的投诉信，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当时有些店铺买通了检疫人员，逃脱了严苛的检查。受理赔偿金事宜的委员会成员（财政部门的人员）在没收货物、清空店铺封存物品的时候倒是没遇到过什么难题，因为他们一般会承诺给予丰厚的赔偿。在旧桥周边鞋店和皮革店这类地方，店主们还是在抵制，只不过他们除了大喊大叫之外也无计可施。他们不停重复的话就是：“隔离措施就是压制基督徒的，把瘟疫带到岛上的本来就是穆斯林朝圣者。”
消毒人员背着消毒泵，戴着宽大的口罩，身穿油毡衣，这种全副武装的样子看上去着实吓人，如梦魇般扎根在孩子们的记忆深处，让他们多年后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第一批招募的九名消毒人员其实是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消防员。多年前，人们刚开始用喷射泵来喷洒消毒药剂，而完成这一工作的最合适人选就是消防员。此后，凡是需要喷洒药水的任务都会由消防员来完成。在科学家发现微生物后，不管是否必要，人们都会在物体表面喷洒药水来保持清洁，后来发明各种时髦的喷洒装置演变成了一种新风尚。小岛百货商店的老板基里亚科艾凡提就从萨洛尼卡订购了两款消毒泵。
疫情暴发以来，许多政府大楼的门前也像锦绣宫大酒店和黎凡特酒店那样，在门口安排专人往空中喷洒含有碳酸、来苏尔或其他溶液混合而成的消毒剂。这些在今天看来根本起不到任何实质性作用的措施，在当时一方面督促人们处处小心，注意卫生，另一方面也让一部分人成天把“别担心，不会有事的！”挂在嘴边，认为只要像喷洒香水一样喷洒药水就可以对抗瘟疫。
每年夏天，阿尔卡兹城里特别是格尔梅和切特区那些靠近码头的贫民窟里都会发生群体性腹泻事件，人们总能看见一位背着喷射泵、艰难迈着步子的老人喷一种深绿色的药水给蚊虫滋生的水坑和厕所消毒。孩子们喜欢这个和蔼可亲的老人，总是跟在他的身后走街串巷。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生意人，只要老人说一句“打开让我看看”，所有人都会全力配合老人，让老人给所有犄角旮旯消毒。
可是眼下，人们却不敢靠近同样是背着喷射泵来消毒的消防员。是什么让人们产生了这种疏离感呢？难道是因为这些消防员戴着更宽大的黑色口罩，身着反射夕阳刺眼光线的油毡衣？或者是因为他们总是结成由至少五人构成的小组，在城市各处出现？孩子们见到这些戴着口罩的消防员都躲得远远的，在他们眼里，消防员就是把瘟疫带到喷水池中和门把手上的独眼巨人。果蔬店、肉店、食品店、饮料店、小餐馆都拒绝配合消防员的消毒工作，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保护好店铺和店内的货物。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充满“心机”。集市里有家果蔬店的店主就不切实际地认为，只要他取出十字架发誓，向大家证明他家卖的生菜和黄瓜都是从自家菜园里直接运来的，就可以拒绝消毒。（后来在严刑拷打下，此人承认与希腊民族主义者有所往来。）看到两个穿着黑色油毡衣的消防员给果蔬摊里里外外喷了个遍，店主气得昏了过去。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阿尔卡兹最受欢迎的饮料店老板、人见人爱的科斯蒂艾凡提身上。科斯蒂也觉得只要表达自己的诚意就可以自保，因此当医生和戴着黑色口罩的检疫人员来到这家孩子们格外喜欢的饮料店时，为了证明自家的饮品绝对干净，科斯蒂当众一口气喝下了满满四杯颜色各异的玫瑰味、橙子味、橘子味和樱桃味的果子露。可是检疫人员和消防员迅速倒空了货架上所有的饮料罐，接着彻彻底底地给店铺消毒了一遍。然后另外一组人到来，给店铺撒了石灰，钉好店门、贴上封条。他们宣布这家店在瘟疫结束之前必须停止所有的经营活动。
“你们倒掉的这些饮品就当是我白送的吧！但你们好歹告诉我，往后我们在家吃什么，怎么过活啊！”科斯蒂说。
总督在办公室里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正如同在耶尔德兹宫管控整个帝国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一样），听闻饮料店店主的此番言论，他再次给帝国政府发了一封请求支援的电报。因为总督每次都要求电报的内容、风格和措辞保持一致，所以密码译员有时都不用看密码就能直接写出文字对应的数字。电报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消毒剂”“帐篷”“热空气消毒箱”“现金”“医护人员”“志愿者”。
疫情期间，一些原本像伊斯坦布尔那些老资格的消防员一样仁慈善良的消防员会变得冷血无情。努里在其他地方见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消防员就像浇花一样举止优雅地按压消毒泵。有些人甚至会带着一种对店主有所亏欠的心情进到店里消毒。有时候，店主一句“求你了，别往那儿喷！”就会让最有经验的消防员心软下来。但有时也出现相反的情况。努里在老市场侧门就远远地看见过一个店主和检疫人员激烈争吵。这时，一个市政人员走过来，手握软管末端，像拿着枪管要惩戒人一样，对着学徒和师傅，连同剥了皮的熏鸡和鹌鹑黄粉色的皮、大腿、内脏还有血淋淋的砧板乱喷一气。在阿拉伯的城市里，奥斯曼士兵时常和阿拉伯店主、买卖骆驼的商人发生争执，努里曾多次出面劝阻，因为他知道，要想执行隔离政策、拯救岛民就必须平息此类争执，阻止事态升级。
关于谢赫哈姆杜拉的道堂的消毒工作，总督费尽了心思，通过线人提供的信息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文员们首先给前去消毒的人员提供了培训，并一一给他们指明了哈姆杜拉休息的地方、道堂举办仪式的地方（这个区域谁也不能靠近）、客房、毛纺室、珍贵羊毛制品秘藏馆、厨房、厕所和托钵僧的住处。
“进入道堂之后先出示隔离令，然后不等对方许可，直接进去消毒即可。如果有人对你们动手，强行制止你们的话，千万别跟对方对抗，立刻离开就行。记住，不要跟他们争执，不要多费口舌。”
在总督府后院，第五军团的十二名魁梧的士兵已经扛起了步枪整装待发。他们的军装虽已洗得发白，看着破旧了点，但也算得上干净整洁。这些人是从至少会说几句简单的土耳其语的士兵里挑选出来的，他们的统领来自锡诺普，那是一位跟他们一样不识字、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军官。
身材高大、携带武器的士兵和戴着口罩的消防人员，带着捕鼠器准备赠送给道堂的检疫人员共同组成了一支阵容庞大的检疫大军。努里也把卡米尔派去跟在这队人后面观察检疫工作进展。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卡米尔给努里汇报的道堂里的诸多细节，努里也告诉了帕克泽公主。
大队人马有些咄咄逼人地进入了道堂。还没等院子门口的门卫、教徒、托钵僧反应过来，他们已经开始按照事先周密策划的步骤给道堂消毒了。他们在毛纺室、厨房和通往托钵僧房间的院子入口处进行了全方位的消毒，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浓烈的来苏尔气味。
接着，他们向小清真寺和房间走去，争执发生了。看守和门卫先是把一位年长的消防员推倒在地，然后举起一块事先削好的木头桩子砸了过去。一时间，尖叫、嘶吼不绝于耳，教徒和托钵僧听闻纷纷加入激战，他们有的半裸着身子，有的赤手空拳，还有的操起斧头直接冲进了道堂的院子里。
毫无经验的军官意识到一场战斗在所难免，于是全然不顾总督的指示，以一个军人的本能，命令手下的阿拉伯士兵奋起反抗。
就在这时传来了谢赫哈姆杜拉的声音：“欢迎各位！”信徒们以为谢赫生病睡着了，此时听到他的声音就立刻停止了打斗。谢赫用阿拉伯语向第五军团的士兵致意。接着他引用了《古兰经》第四十九章说“信士们皆为教胞”，尽管一开始谁也没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谢赫用阿拉伯语表达出来的那份真诚让在场的每个人都相信，争执和斗殴都不解决问题。
这时，几个尽职的消防员继续在房间里四处喷洒消毒液。在有些人看来，让哈姆杜拉大为不悦的，其实不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拉米兹因邦科夫斯基帕夏一案被逮捕（谢赫完全相信拉米兹很快就会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是在众人听了他的劝告、停止打斗的情况下，还有消防员不知趣地撬开道堂最隐秘的羊毛制品储藏室，把刺鼻的消毒液喷得到处都是。
在“羊毛秘藏馆”喷洒消毒液是极大的不敬，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听说这件事，就像是听到有人在诽谤自己一样紧皱着眉头，纷纷表示绝对不可接受。总督当初也是因为担心局势恶化而强调过应当小心。在有些人看来，道堂被亵渎了，神圣的宗教场所被消毒水玷污了。一些造谣生事的人（特别是希腊记者）和各国领事没有放过这次大做文章的机会。他们描述了相反的事实，声称总督偏袒道堂，根本没有给道堂好好消毒。他们让一位年长的消防员说明当时现场的情况，来证明这一报道属实。
消毒过程中，一名消防员看见两个信徒躺在房间里，脖子上有明显的肿块，面部发红，精神萎靡，疯言疯语，于是马上明白他们俩肯定感染了瘟疫。几位领事以此为由向总督施压，要求封锁整个居民区，而不只是道堂。同时，他们还给伊斯坦布尔发去了电报。总督认为，不激怒谢赫哈姆杜拉的最佳方案是像处理“朝圣船”事件那样耐心等待，然后平息谣言。然而，大家一致认为，大马士革第五军团来的这些既不懂土耳其语、也不懂明格尔语的阿拉伯士兵不能继续用作检疫支援力量了。
总督和努里要求卡米尔想办法组建一支小规模的精锐部队支援检疫工作。在防疫会议上被任命为统帅的卡米尔克服重重困难，在三天内完成了两周才能实现的组建队伍的任务，成功招募了十四名士兵。这支队伍的驻地设在驻防军队窑炉附近一间简易的房子里，这间曾被用作储藏室的房子一大早也开始了清空工作。码头上一栋小楼入口处的宽敞房间原本是明格尔征兵局的所在地，现在也被用作检疫部队的办公场所了。卡米尔不久将在这里处理志愿者的入伍登记工作。检疫局局长尼科斯说，岛民们对这座威尼斯共和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小楼情有独钟，不管是希腊人还是穆斯林，只要他们能领到工资、夜里可以回家休息，应该有不少人会自愿加入这支临时部队的。
“如果检疫部队总部设在军营里，那么这些士兵也要根据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从岛上的穆斯林中挑选，”总督态度坚决地说，“苏丹向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承诺的所有改革都已经兑现了，为了确保基督徒和穆斯林享有完全的平等，自苏丹的祖父、叔父当政以来，帝国的统治者都殚精竭虑地推行改革，而今整个帝国上下都和明格尔岛的情况一样，基督徒无论是在教育水平还是在手工技艺方面都超过了穆斯林，而且比穆斯林更富有。不过，唯有一件事，苏丹没有向西方国家让步，那就是他拒绝给予基督徒获得军衔的权利。现在，如何推行隔离禁令就已经让我们焦头烂额了，因此，我们就不要再为和各国领事交涉分心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