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帝国其他地方一样，在明格尔岛外国公民之间的诉讼都由各国领事机构受理。美迪特书店的老板，法国人马赛尔先生和英国领事乔治先生之间发生了债务纠纷，由于原告是马赛尔，所以诉讼是法国领事馆受理的。如果是外国公民和奥斯曼公民之间的诉讼，那么就是由奥斯曼帝国的法院受理，只不过领事有权以译员和调停人的身份介入诉讼。总督心里清楚，只有穆斯林群体内部发生小规模打斗、债务纠纷或者土地方面的争端时自己才有话语权，自己的决定才有可能影响判决结果，但他很享受这份权力，总是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法官。
牵涉奥斯曼帝国公民的谋杀案或者逃婚绑架案这类案件，就会引起伊斯坦布尔报纸的关注，对一切有强烈掌控欲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也会介入这类事情。三年前，暴徒纳迪尔绑架了一名希腊女孩，还杀害了两名无辜平民，这件事不但惊动了各国领事，就连驻伊斯坦布尔的各国大使也十分关注。这个案例充分显示，帝国的改革只停留在一纸空文，骨子里的行事风格根本没有改观。最终，没等总督发话，凶手就被带到了伊斯坦布尔，最后在伊斯坦布尔塞利米耶军营的阴森大牢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吊死了。去年一桩惊动了政府的案子也是在伊斯坦布尔受理的。考古学家塞利姆·萨赫尔报告，有人在打维纳斯雕像的主意，果不其然，一个叫拉莫斯·特扎克斯的人在作案时被捕。此人明明是奥斯曼公民，却伪造证件谎称自己是领事馆的雇员。（阿卜杜勒·哈米德不但赦免了这个盗贼，还授予了此人马吉迪耶三等勋章，赏赐黄金若干。这是苏丹惯用的收买人心的办法，他认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线人，服务于他。）
尽管邦科夫斯基帕夏的死被伊斯坦布尔的报纸大肆报道，但阿卜杜勒·哈米德并没有下令把案件移交到伊斯坦布尔。总督认为这是出于防疫的考虑，把案子移交给伊斯坦布尔的过程可能让军用船上的人感染瘟疫。总督推测，苏丹是想低调行事，把罪犯绳之以法之后尽快平息此事。因此，没等调查组的报告呈递给法官，总督就把大法官叫来自己的办公室，并称苏丹有旨，要求立即处死三名犯罪嫌疑人，了结此案。
就在当天下午，拉米兹和两个手下被押解上了驻防军队派来的一辆铠甲马车，被带到了总督府地下室的审讯室里。在这个臭气熏天的暗室里等了两小时后，他们被带到了法庭。尽管拉米兹在审讯中遭受了严刑拷打，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承认对他的指控（这种情形极为罕见）。拉米兹英勇不屈的表现，让两个月前从伊斯坦布尔调来的法官既心生敬畏又烦躁不安。按理说，犯人在经历酷刑折磨后大多惨不忍睹，但是身材高大、长着绿眼睛的拉米兹是个反例。
督察长手下的线人和密探记录了多年来拉米兹对总督和帝国犯下的罪行，而如今的这项指控正是基于这些陈年旧事编造的。和参与“朝圣船”事件的村民暗中勾结，与宪兵发生冲突，支持袭击希腊村庄的暴徒梅莫（总督实际上也在支持他），所有这些都被作为犯罪证据写入了邦科夫斯基帕夏一案的案卷，而关于拉米兹的不在场证明则只字未提。根据指控，案发的那条街所在的居民区是道堂密集的区域，也是经文纸发放最多的地方，拉米兹手下的人当时在这个区域等候邦科夫斯基帕夏多时了。拉米兹之所以策划这场谋杀就是为了阻止隔离措施的实施，趁机在岛上制造混乱。这样一来，明格尔岛就可能像克里特岛那样，在西方势力的干涉下从帝国的版图分割出去。拉米兹实际上完全是出于相反的意图才支持匪徒洗劫希腊村庄，因此面对这些指控，他没有任何回应。审判快结束时，法庭问拉米兹是否还有话要说，他开口道：
“所有这些诽谤和酷刑都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这些莫须有的罪名都是因为一个女人而起，不过是男女私情和有人心生嫉妒罢了。”
“他说的男女私情就是泽伊内普！”当努里向妻子转述拉米兹的话时，帕克泽说，“卡米尔当时在场吗？”
努里告诉帕克泽，下判决书的时候卡米尔是在场的，但审判过程中没见到他。帕克泽特别想知道卡米尔和泽伊内普两人的恋情进展得如何了。拉米兹的这番话不光让努里意外，也让帕克泽吃了一惊，因为夫妻二人所了解的拉米兹是个冷酷无情的恶魔。
接着，他们在房间里开始讨论寻找邦科夫斯基帕夏一案真凶的问题。在总督的授意下，调查组指定的几名官员专门去了拉米兹活动的区域，调查了当地的特尔卡普切拉道堂、哈里菲耶道堂的信徒以及经常去这两个道堂的店主，结果找不到任何线索。
努里认为，总督抱有政治偏见，因此既没有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也没有关注真正的细节和事实，也就是说他的办案方法漏洞百出。如果按照他的逻辑，那一心想让疫情蔓延的希腊领事莱奥尼迪斯也有可能是杀人凶手呢！又或者是某个领事，他觉得大家会自然而然地让拉米兹这样的人承担罪责，于是毫无顾忌地作案。
那段日子，帕克泽就像叔叔阿卜杜勒·哈米德喜欢的侦探小说里的破案高手，花了很多时间和丈夫一起研究这起谋杀案。但有时候出于对叔叔的愤怒，帕克泽会变得十分感性，做出一些违背福尔摩斯式严谨推理的判断，还会不假思索地认定这场谋杀就是恶毒的皇叔所为。有一次，她甚至情绪失控，指责丈夫拒绝承认皇叔策划了此事，而且还为阿卜杜勒·哈米德刺探情报，这样的行为在她看来荒谬绝伦、不可理喻。
“这一切明明就是他干的，就像当年杀害米特哈特帕夏那样，他会把罪责全部推到别人身上！您要还不理解的话，那我只能说，太让我惊讶了！”帕克泽说，“您真是天真至极。”
被伤透了心的努里气得夺门而出，这是结婚以来他第一次因为妻子的话而如此难过。每当努里陷入迷茫，他就喜欢漫无目的地在城市游逛。街上静悄悄的，但是他会仔细地听个究竟，还会亲自观察疾病的症状，瘟疫的征兆，民间采用的新疗法。即使只是听听树木沙沙作响的声音，都能明白岛上的人害怕极了。一些房子已经大门紧闭，但从二楼敞开的窗户往里看，就能发现里面有人。大街上蔓延的瘟疫和逍遥法外的凶手让四周的空气仿佛有了灵魂，变得格外凝重。有一些院落里，餐具、箱子、水壶全都摆到了室外，而在另一户人家，一对父子正在忙着完成一些木工活和房屋修缮的工作。努里想，这些人都是在为越发严峻的疫情做准备，父子两人可能是打算从里面把房门钉上。努里观察着纺车、门把手、门锁、煤油灯、晾晒在阳光下的地毯这些寻常物件，想掌握有关疾病和疫情的情况，发现那些被人忽视但实际上十分明显的蛛丝马迹。
努里很想告诉总督，破案和防治瘟疫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然而，努里傍晚再次去办公室拜会总督的时候，他只问了一个最让他感到良心不安的问题。
“总督大人，这个人真的是凶手吗？也许他是受不了严刑拷打才招供的？”
“毫无疑问，您肯定和我一样明白，苏丹给您发了电报，也给我下了命令，要求立即捉拿凶手。”总督说道，“苏丹派您来也是为了这个。某个地方发生一桩谋杀案，一旦被伊斯坦布尔政府和苏丹过问，那总督就没办法插手了。如果我说‘我找了，但是找不到凶手’，那他们就会认为我无法治理这个地方，立刻革了我的职。以前的苏丹甚至会认为我说这番话是要窝藏罪犯，犯上作乱，我的性命都难保了！”
“现在不会那样了。坦齐马特改革之后，谁要是犯了罪，担责的不再是地方政府或社区，而是那个有罪的个体。这也是苏丹派我来的原因。”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必须由政府裁定谁来担责。”总督说道，“否则，那些基督徒肯定要大做文章了，毕竟他们已经掌握了不少权力，市场里做生意的大多数人也都是基督徒。不管怎样我们都已经找到凶手了，凶手自己也供认不讳。”
“苏丹不希望以这种方式抓到凶手。”
“您这么说的意思是，您更清楚苏丹想要如何处理此事，是吗？”
“是的，没错。”努里说，“苏丹要的是福尔摩斯那套破案方法，在掌握行凶的细节和证据后捉拿真凶，而不是严刑逼供。”
“福尔摩斯是谁？”
“是一个英国侦探。他会先收集证据，回到住所后仔细整理，然而按照逻辑进行推理。苏丹希望我们能像欧洲人那样，在下结论之前先找到线索。”
“苏丹确实很认可英国人的成就，但是他未必会喜欢英国人。您也得把这一点考虑进来。”
我们在此加上总督最后这番有点先见之明的话，是为了给读者们留个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