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勒·哈米德所说的“像福尔摩斯那样破案”究竟有何深意呢？努里在婚前听苏丹本人亲口说过这句话。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个故事，我们有必要提一句，奥斯曼帝国末期最伟大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热衷阅读侦探小说，而这个事实也是研究19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学者们都承认的。疑神疑鬼的苏丹虽然整日待在耶尔德兹宫，但是订阅了世界各国的报纸和杂志，而且密切关注各种新书和新思潮。他在宫里专门建了一个翻译馆，馆里的译员除了翻译政治方面的文章之外，还要翻译科学、技术、工程、医学等领域最新发展的文章和图书。最近翻译的三本法语书分别是关于1897年日俄战争的书、尤利乌斯·恺撒的传记和一本传染病方面的书。不过翻译馆译得最多的还是侦探小说。
有时候苏丹会希望读到他刚接触到的某位侦探小说家（欧仁·贝尔托尔－格雷维尔、埃德加·爱伦·坡、莫里斯·勒布朗）的所有作品，而他熟悉喜爱的作家（埃米尔·加博里欧、蓬松·杜泰拉伊）只要一出新书，他就会从巴黎大使穆尼尔帕夏那里得到消息，然后让人加急寄到伊斯坦布尔，让译员们在第一时间翻译出来。（巴黎大使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另一个职责是从邦·马奇商店给苏丹买内衣。）帕克泽的姐姐哈蒂杰公主后来的丈夫就是翻译馆的译员，他时不时地会接到这种翻译任务，为了能在苏丹晚上听书之前翻译出来，只能火急火燎地翻译交差。除了法语译员，苏丹还有英语译员。《海滨》杂志曾刊登过一篇关于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文章（文章中用到了“血腥苏丹”“暴君”之类的表达），翻译这篇文章的译员注意到同一页的背面有一篇福尔摩斯的故事（故事名为“工程师的拇指”），然后想着苏丹会喜欢，也将它翻译了出来。苏丹读了之后很是高兴，于是开始关注柯南道尔的作品。
遇上宫里译员忙不过来的时候，伊斯坦布尔知名书商推荐的一些专业译员也会参与到翻译工作中来。这些译员里有憎恶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有改良派，有自由主义者，还有记者，这些人翻译小说的时候并不知道是在为谁服务。在反对派眼里，苏丹就是个恨不得让人人坐牢并禁止一切事物的暴君。医学系精通法语的一些希腊学生和亚美尼亚学生叫他“血腥苏丹”。这些学生翻译的时候能猜到真相，但有些学生只是单纯地认为自己是在为亚美尼亚书商卡拉贝特干活。阿卜杜勒·哈米德有时会要求他们全文翻译《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这样的经典名著，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让专人读给他听，一旦发现书中有什么不妥之处，他会亲自审查整本书。到了土耳其共和国时期，这些书在出版推介的时候都被印上“为阿卜杜勒·哈米德而译”的字样，而且依然删去了那些被他删除的内容。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位时，最早一批侦探小说在法国出现，在英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广受欢迎，接着世界各国都出现了阅读这类小说的浪潮。如今，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馆藏的五百本被翻译为土耳语的侦探小说形成了一个可以称得上是记录“侦探小说启蒙时代”的小型图书馆。
一百多年后，共和国的当权者们用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名字给新医院命名的时候，总免不了称颂这位国君，说尽管他的统治有些专制残暴，但他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信仰虔诚并受人拥戴。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在研究了这些侦探小说之后才认识到他们崇拜的这位苏丹对侦探小说何其热衷。这位在位三十三年的末代帝王最喜欢的不是侦探小说中各类充满巧合的桥段（欧仁·苏的《巴黎之谜》），也不是那种不顾小说的逻辑、刻意插入低俗爱情故事的情节（如哈维尔·德·蒙泰潘的作品）。侦探小说最吸引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地方，是聪明的侦探如何与政府和警察通力合作，仔细查阅各种线人报告，巧妙辨认罪犯，最终解开谜团。
阿卜杜勒·哈米德不是自己去翻阅这些小说，而是让人为他朗读。朗读者要深得他的信任，声音也得动听才行，通常是长期在宫里任职的文员。每天晚上，文员都会在苏丹卧榻侧面的屏风后面朗读。朗读者有时候是侍奉苏丹穿衣的贴身侍从，隔段时间又会变成苏丹信任的朝中大臣。哈米德快要睡着的时候，会说一声“今天到此为止”，然后迅速入睡。遇上苏丹不主动喊停的情况，深受信任的近臣也能通过苏丹长时间的沉默判断出至高无上的主人已经睡着，然后轻手轻脚地从屏风后面离开。朗读者每读完一本小说都会在最后一页留下“本书已读”的字条，就像中国的皇帝在欣赏完一幅中意的风景画之后都盖上红章一样。与所有偏执狂和敌视一切的人一样，阿卜杜勒·哈米德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如果朗读者把一本七年前读过的小说拿出来读的话，就会被驱逐出宫，流放到大马士革。
努里第一次进宫觐见苏丹时就已经读过苏丹听过的大部分故事了。那天在宫门口等待时，帕克泽的姐姐哈蒂杰公主的未婚夫再次跟努里讲明了事情的原委。正如努里自己所猜测的，医学院的法国教授尼科勒和尚特梅斯，还有邦科夫斯基帕夏都曾当着苏丹的面夸赞过他，正因为如此，苏丹才准许他去穆拉德五世的宫里，给上了岁数、久病不愈的穆拉德五世的妻子问诊。他在那次问诊的时候和帕克泽公主打了个照面。之后皇宫仔细调查了他的背景。阿卜杜勒·哈米德不但同意，而且还极力鼓励这门婚事。苏丹派人查清了努里在每个人生阶段的表现，努里在微生物学和实验室方面的经验和学识给苏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天，哈蒂杰公主的未婚夫特意告诉努里，与外界的猜想刚好相反，苏丹极少召见外人，位高权重的文臣武将和大国的使节们要见苏丹也得在宫门口等上好几个小时，能被苏丹召见是莫大的荣幸。尽管如此，努里在宫里等了半日，接着被请到会客厅，得知苏丹第二天才能见他，因此稳妥起见，当晚他最好在宫里歇着。努里脑子里一边期盼着迎娶帕克泽公主，一边又担心起自己的处境来，因为被传唤到耶尔德兹宫等着苏丹召见的年轻医生随时可能被关进大牢。他为了迎娶前任苏丹的女儿才来到皇宫，如果真被抓起来坐牢，他的母亲和亲朋好友也不会感到意外的。
但没过多久，侍从进来告知他说苏丹现在就要召见。努里跟着这个稍有些驼背的侍从沿着一条坡路来到了一栋单层楼。努里看见楼里到处都是侍卫、内侍、太监。走近会客厅时，努里看到苏丹身边只有总管塔赫辛帕夏。
长时间地望着苏丹，这位年轻的医生感到疲惫甚至有些恐惧。他的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在不断重复着：“对，是的，现在我就站在伟大的、不可靠近的苏丹陛下面前。”除此之外，努里已经无法思考别的事情。他先是近乎贴地地鞠躬，然后行了吻手礼。苏丹的手不大，有些干瘦，暖暖的。光线黯淡的房间里挂满了深色的厚重帘布，铺满了深色地毯。努里只顾着听苏丹说话，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千万别犯什么错。
阿卜杜勒·哈米德说很高兴听闻哥哥的妻子和孙女哈纳姆公主已经痊愈，更让他欣慰的是，尼尚塔什的细菌研究所在这件事上立了大功，而且她们的病情转危为安也预示着其他美满结局的到来。帕克泽公主后来一遍又一遍地让努里还原他当时讲过的话。因为在她看来，哈米德的这番话不过是因为给哥哥的第三个女儿赐婚后，他就可以不再受到良心的谴责，然而在狭小的宫里，她和家人被囚禁了整整二十五年，如果仅凭这件事，他就能摆脱罪恶感的话，那就说明他一开始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严重的过错。
皇宫为三姐妹准备了嫁妆，筹备了婚礼，得知公主们对嫁妆和筹备事宜都还满意之后，苏丹马上谈起了希贾兹检疫机构，这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努里七年前被派到希贾兹，他向苏丹详细禀告自己花了五年时间研究的一个问题。苏丹对努里全情投入的讲解很满意，鼓励他只管诚实描述就好。苏丹的脸上没有笑意，神情略显疲惫，但是他兴致十足，注意力也高度集中。努里说着说着就不像刚开始那么紧张了，虽然心脏还是跳得很快，但他并不恐惧。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努里先是给苏丹讲了从印度运送朝圣者的英国船长如何腐败，接着详细描述了感染霍乱的死者下葬时如何困难，麦加的谢里夫(1)和他的家人给朝圣者准备的住处其实就是疾病的温床。在说这些之前，努里还觉得是一切的邪恶之源就是阿卜杜勒·哈米德，说完之后，努里反倒觉得阿卜杜勒·哈米德是当下唯一能消除一切邪恶的人。努里思索了一下，本想提出另外两个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这时苏丹打断了他的话。
“我听了很多赞美你的话！”苏丹大加赞许地说，仿佛先前努里描述的所有灾难都是为了让这位年轻人走进苏丹的视野，“你给我讲一讲微生物方面的知识吧，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所有的疾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努里回答道。努里很清楚，苏丹不但花了一笔钱把研究霍乱和检疫的专家请到伊斯坦布尔来，而且因为在尼尚塔什创立了细菌研究所而感到自豪，因此他特意加了一句“尼尚塔什细菌研究所是世界上仅次于巴黎的最了不起的实验室”。苏丹微微一笑，看上去很得意。努里接着提到在实验室授课的两位法国专家尚特梅斯和尼科尔，说：“所有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都从法国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努里了解到，三天前苏丹刚让人给他读过一本传染病方面的法语译作，书中有些段落还让人反复读了几遍，而且苏丹对化学和医学领域的新进展特别感兴趣。努里话锋一转，说：“陛下，霍乱、黄热病和麻风病之类的疾病肯定是微生物导致的。但仅凭细菌学（努里说“细菌学”这个词的时候像个法国人）的研究，我们已无法遏制传染病了。现在英国人已经开创了一项关于传染病的重要学科，名叫‘流行病学’。”
努里一边讲一边观察苏丹和塔赫辛帕夏，生怕自己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发现苏丹听得很入神，而塔赫辛帕夏的眼神里也没有什么异样，于是继续说：“流行病学起源于四十五年前，也就是伦敦暴发霍乱的时候。那时候，医生们奔走在各个街巷，封锁被感染的居民楼，烧毁死者用过的物件。有位医生做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这位医生把城里搜集来的疫情信息逐一标记在一张巨幅的伦敦地图上，用绿色标记喷水池附近的居民楼。这样一来，人们很快掌握了霍乱传播的轨迹，并且还发现在靠近大型喷水池的居民楼里霍乱传播得更快。”努里越说越兴奋，“仔细看地图就会发现，有的地方，整个一条街上的人都染上了霍乱，但是另一条街上的啤酒厂的工人却什么事也没有。医生们在调查原因的时候发现，啤酒厂的工人喝的不是市政管网的水，而是厂里自制的白开水。后来医生们才明白，和之前他们所设想的不同，霍乱的源头并不是居民区潮湿污浊的空气、下水道管网或者各家的私人水井，而是整个城市的供水网络和喷水池里掺杂的污垢。也就是说，流行病学专家不是通过救治患者来确定疾病传播的方式，而是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凭一张地图就发现了疾病传播的轨迹！”
“这像极了福尔摩斯！”从未离开过皇宫的阿卜杜勒·哈米德说。
这位奥斯曼帝国苏丹说出这句话，肯定与他那段时间常听侦探小说有关。苏丹此言的真正意思是，要搞清楚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应该只是在现场观察表面现象，更应该与现场拉开距离，通过逻辑推理来解决。
苏丹话音刚落，内侍总管塔赫辛帕夏走近苏丹，一名侍从进来告知努里，见面已结束。这样一来，苏丹的此番评价有了新的内涵。努里行举手礼，屈身缓缓退下。这次觐见对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苏丹所说的“像极了福尔摩斯”究竟有何深意？由于觐见之后，努里一直和帕克泽公主忙着处理婚礼的事宜，因此也没能找到时间仔细思考这句话。苏丹知道宫里一位翻译小说的译员即将成为哈蒂杰的丈夫，也就是努里的连襟，所以他可能只是跟努里开了个玩笑而已。
这次，努里肩负着防疫和办案的双重使命来到阿尔卡兹，免不了一遍遍地回想苏丹的那句“像极了福尔摩斯”。他猜想，邦科夫斯基帕夏生前如此受到苏丹器重，苏丹应该希望用福尔摩斯的方式捉拿真凶。
关于“像极了福尔摩斯”这句话，努里和总督萨米讨论了多次，讨论的重点不仅是这句话的概念层面，也是它如何在实际中运用的问题。两人争执不下的关键点是努里认为在捉拿凶手的过程中，总督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除了拉米兹，另外被抓进牢里的两个人也有一个因为严刑逼供而认了罪。害怕受皮肉之苦、害怕整夜不能睡觉、害怕随时可能命归黄泉的疑犯幻想着总督能赦免自己，因此除了承认罪行、声称拉米兹是幕后指使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即便没有所谓的“总督特赦”（这个许诺完全是实施酷刑的人编出来的，总督自己毫不知情），对于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的疑犯来说，哪怕让他招供自己就是那个夜里走街串巷，去清真寺院子、喷水池、围墙附近和墓地，在门把手上涂抹致病脏物的人，他也不会反抗的。
尽管帕克泽公主在写给她姐姐的信中用半带嘲讽的口气把总督描写成了一个指手画脚、装腔作势的人，但是新婚夫妇也感受到了他身上的勤勉、政治才能和责任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努里越发担心总督会变得独断专行，会在不请示帝国政府的情况下私自处决拉米兹和他手下的人，而这只会让谢赫哈姆杜拉坚定地反对隔离政策，与总督势不两立。
在西方各国的推动下，奥斯曼帝国的法律体系也开始了现代化改革。1901年，帝国的所有死刑判决都必须得到伊斯坦布尔高等法院的批准方可执行。但是因战争、叛乱、沟通受阻、时间仓促等这样那样的原因，这项规定在实际执行中也存在很多例外。比如帝国军队在某一个地方持续和当地的分离主义分子作战，在拼尽全力剿杀叛军时，为了杀一儆百，总督通常都会不事先征求伊斯坦布尔政府的意见，在一夜之间直接执行死刑。还有些总督因为担心政府否决死刑决定，所以快刀斩乱麻，在某个午夜秘密地处死犯人，再迫使伊斯坦布尔高等法院批准死刑判决，以免让外界觉得法院和政府之间意见相左。很多有分离主义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暴徒（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恐怖主义分子”）都是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这些人都是在没有得到伊斯坦布尔政府的批准之前被处死的。英国和法国的大使以此为由，在少数民族和公民的人权、思想自由、法律改革的问题上给阿卜杜勒·哈米德施压，为了平息西方使节的愤怒，阿卜杜勒·哈米德就会说这些不公、残暴的判决并未经过他本人的授意，私自办案的总督会被马上革职。然而实际上，不上报皇宫而直接执行死刑正合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心意。
在奥斯曼帝国的偏远省份，政府人员和兵力都较少，处决通常是在牢房和驻防军队的监狱里秘密进行的，因此老百姓和权贵们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处决之后了。但对于总督萨米而言，也许是因为明格尔岛上穆斯林占人口多数，所以他才敢大张旗鼓、无所顾忌地提出要在总督府广场支起三个绞刑架吧。很多观察人士注意到，岛上第一批被处以绞刑的是穆斯林。总督为参加公开处决大会的各国使节建造了专门的阳台。每次听到总督的这些做法，努里都会提起这个话题，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总督这样做是极为错误的。
以至于有那么一回，总督带着嘲弄的口气感叹道：“安拉，安拉！全城的人都知道我们抓到了杀害邦科夫斯基帕夏的凶手。如果现在我们按照福尔摩斯那套办法，把这个人放了，那从今往后谁还会听命于总督，谁还会把隔离禁令当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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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麦加、麦地那和整个希贾兹地区统治者的头衔。谢里夫有责任保护前来朝圣的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