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船只隔离管制前的那天傍晚，码头上人潮汹涌，伊斯坦布尔大道上的店铺直到午夜还没打烊。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这样的人潮中第一次产生了可以称之为“明格尔人意识”的东西，但这明显是毫无根据的夸大其词。帕克泽公主的书信中对当晚的场景做了如下描述：码头上乱作一团，对于是离开是留下的问题，人们的脸上写满了犹豫，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民族意识”。岛上的希腊人和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已经深深感到自己正处于灾难的边缘。
但还有些人因为想象力匮乏而并未感到恐惧。在整整二十一年光景里只能靠想象来认知外部世界的帕克泽公主看来，这些想象力缺失的人几乎没有构想未来的场景并因此感到愉悦或悲伤的能力。努里夫妇讨论着这个有哲学意味的问题，时不时走到窗前眺望码头上的人群。在港口附近和那些通往海边的街道上，看热闹的人比想要离开岛屿的人要多得多。这些人是感到大难临头，在家里实在待不下去了才跑到大街上来的。
“您看看这些人啊！”总督在办公室对努里说，“我坚信，除了绞刑、砍头，什么办法都不能让这些人听话。”
到了晚上，岛上的民众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弃岛逃离的人，另一派是留在岛上的人。不管是希腊人还是穆斯林，但凡决定留下来的，都像是真正的岛民。剩下的那些都是放弃战斗、落荒而逃的人。
总督叫努里和侍卫卡米尔跟他一起坐上马车，他们准备环城视察一趟。他们原来计划先去码头看一看人群混乱到什么程度。
居住在欧拉和克里索波利蒂萨居民区的希腊富商家族阿尔多尼家族和米米亚诺斯家族都选择了离开明格尔。阿尔多尼家族是做石材生意的，而米米亚诺斯家族在北部地区有许多土地，同时还资助医院、学校和其他慈善事业（这户人家的百叶窗已合上）。铠甲马车和跟在后面的护卫队从哈米迪耶大街直接朝着海关大楼驶去。船舶公司的门前排起了长队，港口和通往港口的街道上挤满了惊慌失措的岛民，不过在咖啡馆花园里，顾客们仍然无动于衷地坐着翻阅旧报纸。佩拉格斯药店是阿尔卡兹的三大药店之一，由于老板米特索斯不愿意和买不到所需药品的顾客发生口角，不得不关闭了店面。锦绣宫大酒店和黎凡特酒店仍在坚持给进进出出的客人喷洒药水，这些客人里有戴着西式帽子、剃光了胡须的人，也有戴菲斯帽的人。售卖从伊兹密尔进口的法国马赛香烟、巧克力和家具的小岛百货商店和奢华的伊斯坦布尔饭店门前也站着专门喷洒药水的人。在更僻静的街道，情况也都如此。有的店铺没开门，有的人家锁好自家大门逃离了。
那些想待在家里闭门不出，或找个偏僻地方藏身的人跑到店里把所有食物都买下来堆在角落里，这些出售面包、面粉、鹰嘴豆、扁豆、豆角的店铺倒并不抱怨这种行为。总督知道，很多店铺和面包房把货品都藏起来了，那些没藏起来的则在坐地起价。车上的三个人都觉得，虽说眼下的抬价行为还算不上是黑市交易，但过段时间，黑市买卖肯定会出现。学校都关闭了，而这是让大街小巷陷于灾难气氛的重要原因。总督听说疫情中失去双亲的穆斯林儿童越来越多。当车夫泽克里亚驾驶的马车在一段坡路上缓缓行进的时候，几位乘客耳边传来了肖邦的钢琴曲。一户人家的窗前盛开着明格尔玫瑰，散发着霉味、松香味的藤蔓和仙客来一闪而过。
任职五年来，总督从未见过这座城市如此凄凉。以前每年春天，橙树枝头满是绽放的花朵，大路两旁散发着杜鹃花、椴树和玫瑰的阵阵芳香，小鸟、昆虫和蜜蜂在不经意间出现，海鸥在屋顶上忙着交配，城市里充盈着欢腾的气息。然而如今只剩下寂静和焦虑。以往，失业者和无所事事的人坐在街角对着来往的行人骂骂咧咧，绅士们在街头的咖啡馆里谈笑风生，希腊人家的太太和仆人们带着身穿水手服的孩子们在人行道上闲逛，总督开设的两座欧式公园——哈米迪耶公园和黎凡特公园熙熙攘攘。但眼下这些地方连半个人影都见不着。马车缓缓穿过城市，车上的三个人讨论着从如何防范黑市到隔离点的可靠性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还有如何安置孤儿，防止小偷潜入空房子，给卡米尔的队伍找志愿者的问题。法国领事缘何大怒也有待查清。接着，三人还谈到必须搜检所有的房子，必须遮住人们在隔离通告上用土耳其语和希腊语写的脏话，抓到的死老鼠必须第一时间送到市政厅大楼后面烧掉，周五主麻日和各种礼拜仪式之前人们应该在清真寺的入口而不是进入院子后接受消毒，以及最好开除那些总被投诉的粗鲁的消防员。
然而，最可怕的问题是，在隔离令实施前一天急于登上最后一班船的人群过度集中。放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些在码头上等船的人惊恐万分的心情。在还没有发现抗生素的1901年，任何人在瘟疫面前所能做出的最理智的反应就是逃跑。同时，这种理智的态度也被一些只考虑商业利益的旅行社大肆渲染，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精神状态，也就是“大家都自求多福吧！”这种心态。大型船舶公司的代表以领事的身份加入了检疫委员会，他们为了自身利益，推迟一天才开始执行隔离政策，并借机多赚了不少钱。但他们却声称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才推迟的。以法兰西火轮船公司、劳埃德、希迪维耶和俄罗斯船舶公司为代表的大大小小的机构给附近港口发去了电报，要求增加航运班次来为想离开明格尔的客人提供服务，一些公司甚至在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答复的情况下就开始兜售船票。任何一家大型船舶公司都既不希望自家的船被隔离在一个瘟疫肆虐的岛上，也不希望公司被这类消息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有些人决定回家等轮船到来。还有些人携家带口在码头找了个角落坐着，原地不动地等消息。有两个东正教家庭信心十足地觉得有了手里的票就能去萨洛尼卡找亲戚，于是锁好了分别位于弗利兹沃斯和欧拉居民区的房屋，把度假要用的家具、床垫、窗帘和用麻布袋装好的核桃一股脑儿地全部装上了车，来到了码头。当他们得知班次“延误”的消息时，他们没有返回家中，而是来到了海关大楼附近一座总督新建的公园继续等待。
手摇船停靠的码头上，手拎行李箱的人们排起了长队。这些手摇船负责把乘客们送到在公海海域停靠的轮船上。只想挣小费的搬运工和船夫谎称增开的船只很快会从城堡的后方驶来。等待上船的人们有的坐在码头的咖啡馆里，有的心里还惦记着岛上的宅子，有的因为把茶壶遗忘在了家里还让女仆回去取。除此之外，还有一群没头没脑的人仍然奔走在各大旅行社四处寻票。还有一些对局势持悲观态度的人为了保险，各家的票都买了。
实际上，除了受过教育的希腊富贾之外，绝大多数居民都不打算离岛。大多数穆斯林也决定留下来，甚至是他们之中明白瘟疫传染性极强的少部分人也没打算离开。时至今日，在时隔一百一十六年之后，用没钱、没机会、麻木不仁、宿命论、不怕死这样的理由或宗教、文化的原因来解释穆斯林选择留下来的动机，能有多准确呢？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释”这个有趣的现象，但弃岛的穆斯林确实只是一些在伊斯坦布尔或伊兹密尔有工作、有房子、有家人的一小部分人。我们在充分尊重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认为，岛民没有弃岛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是他们对瘟疫步步逼近的情况一无所知，根本无法设想灾难的场景。而无法想象灾难本身也就导致了灾难的降临，导致历史不可逆转地展开。
马车驶入老市场狭窄的街道，旧货店和果蔬店的摊位都收起来了。尽管夜幕已经降临，但是甜水居民区的孩子们还在街边玩耍，贝克塔什道堂后街的空气中弥散的腐烂气味和椴树香气混杂在一起、为了防止盗贼进入空房子，巡逻队奉总督之命在大街上巡逻。马车经过希腊中学，径直驶向码头。卡米尔向总督汇报说防疫队的工作已经开展了起来。虽然工作才刚刚起步，但是总督还是希望去驻军营地亲自视察卡米尔组建的部队，也好让大家知道他本人多么重视这支新筹备的队伍。
人们认为，未来不会比眼下更糟糕了，最终这场瘟疫也会跟从前发生的所有瘟疫一样自行消失，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一个别人看不到的角落，哪里都不去，就什么事都不会有了。
尽管很多人在乡下既没有固定居所，也没有亲戚朋友，但他们还是从阿尔卡兹逃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农村。不过，他们很快被村里人当作瘟疫患者赶了出去。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想过在村子里落脚，而是像《鲁滨孙漂流记》里的主人公那样逃到深山老林藏了起来。我们从公开出版的回忆录里了解到了这些情况。
定期班轮“巴格达”号船准时抵港，这艘客运量上限为500人的船上载着1250名乘客——足足达到了上限的2.5倍。在那之后，告示牌上原本计划抵港的五艘船都没有再来，尽管据说它们还会来的。还有一艘不明身份的船停靠在了离岸很远的公海。马车按照总督的指示来到了哈米迪耶大街，然后在广场上找了个角落停了下来。总督眯着眼睛，从马车的小窗户里观察码头的情况。一艘满载着行李箱和乘客的手摇船正朝着远处海域的轮船飞快驶去。岸上围观的人群眼巴巴地看着船渐行渐远，尖叫声此起彼伏。船夫哪里顾得了围观人群的不满，直到行驶到阿拉伯灯塔附近的海域才放慢速度停了下来，手摇船在海浪中晃来晃去地等待着。不多时，一辆满载着行李箱、提篮、手提箱的马车从城堡方向驶来，冲向码头，马车上坐着一户东正教徒家庭，主人戴着帽子，带着一大群小孩，还有男男女女好几个家仆。这家人好像刚意识到瘟疫的严峻，一个个不紧不慢地下了车。就在这时，一个消防员走到他们跟前，朝他们身上喷药水。很快，车夫和搬运工吵了起来。
“伊利亚斯医生执意要离开这里，”总督一边望着窗外一边说道，“他不明白我们眼下的问题比买票或者实施隔离更可怕。苏丹想让他留在岛上。而他自己连驻军大营的门都不敢出。明天一早您在士兵宣誓仪式上鼓励鼓励他吧。”
“不管是在人员规模还是医疗设备方面，我们都还没有做好迎接检查的准备！”卡米尔难为情地说。为了充分动员没有作战经验的检疫部队，卡米尔自己提出举行宣誓仪式的计划，而且也邀请了总督出席。
“不是有昨天我派到您那里去的哈姆迪巴巴中士吗？”总督问道，“他一个人能顶一个军团呢。”
马车驶入荒无人烟的后街，来到了一条狭窄的坡路。这里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只在某个花园的墙角和尘土飞扬的大街中间发现了两只死老鼠。孩子们怎么没把这些吃了老鼠药死掉的老鼠及时送到市政厅换钱呢？
“您怎么解释？”总督问努里。
“如果老鼠再度活跃，而瘟疫死灰复燃，那我们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没过多久，马车一路穿过空荡荡的大街回到了总督府。码头上喧嚣的人群直到半夜才散去。驶向最后一班轮船的手摇船离港时传来的争吵声，船夫野蛮粗鲁的叫骂声，不论是在努里夫妇入住的旅馆还是在总督的办公室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买了票却等不来船的人气急败坏地闯进了劳埃德公司的办公室，对着职员拳打脚踢。一名职员不光被揍得不轻，而且从萨洛尼卡的埃塞尔商店新买的眼镜也被打碎了，随后宪兵赶到了事发现场。
岛上班次最多的船舶公司当数法兰西火轮船公司了。这家公司的售票点被粉刷成了红橙相间的色调，墙上贴满了充满异国情调的黑白照片。这里也出事了。公司老板安东来自本地的希腊名门，此人不但是个野心勃勃的商人，而且还是法国领事。这天安东壮着胆子赶到了事发现场，站在愤怒惊慌的人群面前——他们大部分都是希腊人。他话中有话地说：“船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不过总督不放行！”两天以来，这些拼尽全力想要自救的希腊人一直幻想着拎着箱子，携家带口地逃到克里特岛、萨洛尼卡、伊兹密尔或者伊斯坦布尔。我们难以形容他们遭遇了何等的精神打击。有谁愿意大半夜折回那个头一天锁好了门，拉好了百叶窗的房子呢。不仅如此，正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即将离开此地，也没在家里的厨房和老鼠够不着的封闭储藏室里囤积什么食物，比如干面包、面条、通心粉、干鳟鱼和腌沙丁鱼之类的。
岛上那些目不识丁的穷人心态更平和。这些人既意识不到灾难正在降临，也尚未体验到恐惧和死亡逼近的感觉。读者不该指责我们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岛上最富裕、最殷实的家族（大部分人都把田地交给管家打理，而自己大部分时间住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的命运上面。好斗的潘吉里斯家族、西菲罗普洛斯家族和塞浦路斯的法罗斯家族在码头上空等了一夜，最后只能绝望地打道回府。这些家族里有些成员在疫情中丢了性命。
一开始人们听说总督不允许增开的船只开进港口，后来又变了版本，说是隔离政策要推迟执行，让延误的船只顺利靠岸。人群中有个衣衫褴褛的人独自站在一边，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这个人手里没有箱子，没有提篮，也没有船票，看起来完全不像是要出远门的人。他在海关大楼和马车停靠点之间找了个地方席地而坐，接着头痛难忍，昏了过去，引起了一阵骚动。昏暗油灯下，想要将发生了什么看个明白也绝非易事。直到消防员赶到，聚集的人群才慢慢散开。一些人以为那个把瘟疫带到岛上、夜间四处乱扔死老鼠的人终于被抓住了，于是纷纷跑来围观。
总督了解到，一些狂热偏执的人正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大道的杰努普咖啡馆写一份请愿书，要求最后一班船到港后再开始实施隔离措施，他们计划当晚让有影响力的家族、旅行社老板、各国领事和最终决定离岛的人都在这份请愿书上签字，然后去总督府示威游行，把这份请愿书当面交给总督和公主的丈夫努里。总督立即安排消防员去这个咖啡馆，在各处喷洒刺鼻的消毒水。之后，策划此事的年轻人和他的叔叔被关进了城堡的地牢。
夜里11点左右，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码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骚乱，但也发生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法兰西火轮船公司获得官方许可的最后一班船“波斯波利斯”号出现在城堡附近的海域。虽然在码头很难看清楚船的样子，但是仔细看的话还是能看清船上摇曳的灯光。众人立刻奔向行李箱，和家人会合。没过多久，船夫拉扎尔的第一艘手摇船就载着乘客和行李朝轮船驶去。人群涌向第二艘船时，海关警员、宪兵和消防员出面制止，一时间现场陷入混乱，人们相互推搡谩骂。过了一会儿，拉扎尔的第二艘船总算是开出码头，消失在无边夜色中。
惊心动魄的时刻已经到来。码头上的人——我们估计有五百人——眼睁睁地看着最后一艘船就这样离开，而他们自己却要被留在岛上孤独地对抗瘟疫。有些家庭找了个“下一趟船早上会来”的理由安慰自己，然后一直等到了天亮。还有些家庭担心半夜回家格外艰难，也索性等到了天亮。但绝大多数人都默默回家了，不管是黑暗中把行李搬上马车坐车回家，还是找不到马车而选择步行（可奇怪的是，那天晚上谁也没看见那个背着袋子，在城里乱扔死老鼠的男子。）这个夜晚比往年5月上旬的夜晚都更加寒冷，使人战栗。风灌进空荡荡的房子，发出一阵阵怪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