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刚刚，伊利亚斯确实是在总督身后的人群里，带着安宁、乐观的微笑观察驻防军队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同时从口袋里取出热乎乎的明格尔面包偷偷啃起来。可这会儿，他却躺在一百米开外的驻防军队简陋的旅馆里，极度痛苦地蜷缩在床上。他胃疼得以为自己将要昏死过去，但是并没有。为了配合总督的这次视察，一开始他用尽全身力气压住了恶心的感觉，只是后来他实在忍不住跑回了房间，浑身无力地栽倒在了床上，没多久就开始狂吐不止。他感觉好像呕吐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吐出来的黄色、白色的颗粒都是他早餐吃的东西。
接着他开始腹泻，就像开了口的瓶子一样止不住。他在天花板很高的楼道里找厕所。疼得快要昏迷的伊利亚斯从厕所回到房间的那一刻差点倒在地上。一名士兵见状把他抬回了房间。没过一会儿，房间门口聚集了一小群人。伊利亚斯明白，这群人一定以为他就是那个把瘟疫带到岛上来的魔鬼。不过他也不确定自己得了什么病。
然后伊利亚斯开始颤抖，他眼前浮现出自己掉进井里的情景。驻防军队的医生正在小心翼翼地解开他衬衣的扣子。努里赶到旅馆，看到伊利亚斯的脸变成一种有金属质感的蓝色，推测伊利亚斯可能并不是感染了瘟疫，而是患上了另一种病。这种病的症状和瘟疫有相似之处，比如全身打战，呕吐不止，然后进入类似“谵妄”的状态；只不过这种症状一般出现在感染瘟疫的后期。努里检查了伊利亚斯的脖子和腋窝，想看看有没有肿块。狂呕的伊利亚斯嘴里气味难闻，努里没法检查他的咽喉。瘟疫是极易通过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粒进行传播的。
伊利亚斯想张嘴说话，但他只能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根本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努里盯着伊利亚斯充满痛苦的眼睛，希望他能说点什么。这时，伊利亚斯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个面包，努里一下子全明白了。
努里冲出房间，飞奔到宴会桌。
军官、文员、驻防军队司令都重新坐回了宴会桌。为了隐瞒驻防军队有人染病的情况，总督立刻决定封锁消息，命令所有人不得草率行动，并让所有人坐回自己先前坐的位置。卡米尔也把检疫部队支开了。总督做出表率，第一个坐回了自己的座位。其他人虽然惶恐不安，但也都坐了回去。厨房的一名老炊事兵端上来一个铜制的鸟喙形咖啡壶，先给总督，再给在座的其他人斟上了芳香四溢的咖啡。驻防军队的司令拿起一个核桃玫瑰面包往嘴里塞。
就在那一瞬间，努里大喊：“别吃，有毒！你们什么也别吃，什么也别喝了。咖啡和面包都有毒。”努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后来经过检测证明，咖啡是上好的也门咖啡，水是阿尔卡兹北部的泉水，因此水质也是极好的。
大家很快凭直觉推断，核桃玫瑰面包里的毒应该是从一种叫“老鼠草”的植物里提炼的含砷的老鼠药。当然，1901年，在奥斯曼帝国的这个偏远地区还没有化验室可以通过化验血液或胃液来诊断人是否是因砷中毒，不过过去五十年里，明格尔岛上有很多人因老鼠药中毒身亡的案例，因此这里的人都能清楚地记得用来解毒的古老办法。
驻防军队旅馆楼前不远处有棵梧桐树，一只躁动不安的牧羊犬被铁链拴在树上。驻防军队司令穆罕默德帕夏的勤务兵给牧羊犬投喂了一个面包，没过几分钟它就死了。督察长和尼科斯看见了这一幕。
驻防军队司令穆罕默德帕夏既感到愤怒，又被离奇的死亡弄得有些惶恐。帕夏现在已经摆脱了那只让他不胜其扰的牧羊犬，现在他又把另一块面包喂给那匹刚才呼啸而过险些让一名士兵送命的栗色马。马儿先是前腿跪地，然后扑倒在地，蜷成一团。不忍目睹这一情景的帕夏匆忙离开了现场。我们必须要告诉读者，驻防军队司令的本意不是伤害动物（虽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是“动物之友”），他只是想搞清楚这场蓄意毒害岛上所有高层官员的阴谋究竟有多可怕。制作明格尔面包用的面团里有一半都掺和了老鼠草的粉末。这种粉末像极了面粉，被一些药店装在面粉袋子里卖，这种闻起来、尝起来都无味的毒物口感也和面粉很像，因此几乎无法辨别。
然而19世纪帝国发生的砷中毒事件中，从来没有哪一次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也就是使用了可立刻致人死亡的剂量），明格尔岛的驻防军队也从未发生过如此明目张胆的谋害与反叛。从总督到检疫局局长，从公主的丈夫努里到驻防军队司令，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成了投毒的目标。当然，高层也展开了强有力的回击。
驻防军队厨房的八名炊事兵和统领他们的中士当即被捕。当天为军官服务、负责摆盘的五名小兵，以及驻防军队的后勤主管和两个手下也被关了起来。总督派人把职级高的军官都关进城堡地牢，那些在厨房干活的炊事兵则被分开关进了驻防军队南边的审讯室，在那里接受审问和折磨。为了避免引起新兵的注意，穆罕默德帕夏没有用运送囚犯的全封闭马车，而是用驻防军队运输面包和馅饼的车把被捕的人运到了指定的地方。紧接着，两名消毒人员被叫来给面包车做了消毒处理。全副武装的消防员让大家误以为厨房的炊事兵是因为把瘟疫带到营地而被关进监狱的。瘟疫患者常被当成犯人对待，被感染的人被关进城堡监狱旁边的隔离区，这些事实也强化了大家的这种误解。
按理说岛屿的每一个角落都应该在总督的掌控之中，然而伊斯坦布尔派来的高层人士竟如同蚊虫一般被人如此轻而易举地杀害，这不仅是对帝国统治和帝国隔离政策宣战，也是对总督本人的挑衅。然而萨米帕夏并没有马上对投毒事件直接采取行动，而是立即决定隐瞒伊利亚斯中毒一事。他通知检疫局局长，如果需要给伊斯坦布尔发电报上报最新病例数量的话，应该加上一个新增病例。再说了，伊利亚斯还没有断气，他只是偶尔丧失意识，说起远在伊斯坦布尔的妻子，接着就像瘟疫患者那样开始颤抖，直到折腾累了才安静下来。
帕克泽公主的信件公开发表之后，历史学家们就会了解到，事件发生一小时后，总督和努里在总督府举行的会议上展开了方法论的辩论，而这又实际上引发了值得注意的哲学和政治悖论。二人在会议上再次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影响下，他们将第一种方法称为“福尔摩斯方法论”，即从已有的细节中找出真相（归纳推理法）。第二种方法是用周全的政治逻辑推测凶手身份，然后在此结论的基础上寻找符合逻辑的细节（演绎推理法）。
“他们居然在厨房里明目张胆地往面粉里大把投放老鼠药。投毒的人是谁已经很明显了……至于说是谁给投毒的人提供了毒药，恐怕不管是我还是苏丹都用不着福尔摩斯的智慧就能破解这个问题。法院的检察官和文员下午会去驻防军队的监狱挨个审讯那几个炊事兵。督察长和检察官很快就会让这些希腊民族主义分子乖乖招供。”
“总督大人，我确信这件事肯定就是一人所为，”努里说，“难道为了找到这一个人要去折磨十五个人吗？”
“这事其实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做了。”总督答道，“炊事兵害怕受刑，已经招供了；我们没问的，他们也招了。您的福尔摩斯能这么快破案吗？”
岛上的盗窃犯和团伙作案的罪犯都是在城堡的监狱里接受审讯的。受审的嫌疑犯的光脚板被抽打时，脚底开裂、疼痛难忍的受刑者发出的尖叫声能一直传到城堡南侧。驻防军队给希腊民族主义分子和袭击奥斯曼士兵的罪犯也用了这种酷刑。总督知道驻防军队的士兵肯定没有地牢里的狱吏和检察官狠心，特意下令督察长参与驻防军队的办案组。督察长深谙如何提问让脚痛至极的嫌疑犯陷入慌乱，指出他们前后不一致的供词，直到他们完全招供。总督命令督察长在那个中士和其他小兵中间找出真凶，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不要离开营地。
然而，在上完脚刑，甚至在被钳子拔掉指甲之后，在厨房里工作的这些人仍然没能说出令人信服的供词。受刑的人里没有一个人能十分确切地说出“是的，我亲眼看见光头拉西姆在核桃玫瑰味的面粉里掺了老鼠药”这类有助于破案的口供。因为驻防军队的审讯官想让嫌疑犯把自己描述的场景在厨房里展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随便编个谎言，试图逃脱脚刑是不可能的。况且使人中毒的砷是否来自老鼠药也还有待论证。在驻防军队的严刑拷问下审讯并没有取得进展，总督感到愤怒，但还不至于绝望。面包是那天早上在驻防军队的厨房准备就绪之后再拿去烤的。这就意味着已被关进城堡监狱的后勤主管或者某个年迈的侍者也可能是幕后黑手。
总督决定像往常一样再次夜访地牢。他通知了典狱长萨德瑞丁艾凡提，然后给伊斯坦布尔发了一封电报，请求帝国政府派出救援船，增加医务人员和医用物资。宣誓仪式之后的那个下午，总督收到了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越过层层机构，几经周折被呈递到总督面前，对防疫队把一个四口之家抓进城堡隔离一事表示不满。不过总督并没有把这些抱怨当回事。
接着，总督花了很长时间处理一堆与瘟疫无关的日常事务：劳埃德公司的副领事在未报关的情况下把走私的二十五支左轮手枪藏在篮子里，还口口声声说“篮子里装的是我家的樱桃和草莓”。总督接到密探的消息后马上通知了督察长；伊斯坦布尔（极有可能是后宫）下旨，抓一对明格尔岛本地特有的绿斑鹦鹉送到皇宫；北部被雨水冲垮的马维亚卡桥需要筹措修缮资金。近几个月，密探频繁上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总督府厨房里发生的腐败问题。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坐在一起交换流言蜚语，总督要求各部门分开吃午餐。这样一来，书记官和手下的文员们，基金会会长和自己的助理们，审计官和自己手下的人都在各自的房间用餐。此外，总督府还给每个部门提供津贴和食材以便他们自行准备餐食。然而各部门负责人总会把一部分食材领回家去，尤其是帝国政府没有按时发放工资的日子就更是如此。就连督察长马兹哈尔也会厚着脸皮把总督府储藏室的扁豆和蚕豆大把大把地带回去填满自家的储藏室。为了制止这样损公肥私的行为，英国领事乔治先生曾好心建议采用套餐定价制（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些军营中已开始实施），但是这样做会加快疫情的蔓延，惹来官员的不满，所以就不了了之。还有一些后台很硬的官员本来就是为了吃免费午餐才来总督府的。
总督还在想着夜访地牢的事。督察长马兹哈尔从驻防军队回来后，总督向马兹哈尔提出了夜访地牢的计划。当晚，三个绞刑架将竖立起来，并排放好。负责行刑的刽子手沙基尔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但可能也存在一个问题：由沙基尔一人对三个人依次进行处决的话，整个过程就会持续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