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星期一，午夜最后一艘船从明格尔岛开出。十天后的5月16日星期四，死亡十九人。第二天早上，当工作人员把死亡病例标记在流行病学地图上时，总督和卡米尔感到隔离措施未见成效，他们打算在早会上交流一下各自的意见。
努里倒是没有那么悲观。说不定在第二天早上，隔离措施就可以显示遏制疫情的效果，只是见效的速度是快是慢的问题。与其在慌乱中草率行事，还不如仔细观察周遭的一切，再去思考为什么人们会有抵触情绪。
医生们在防疫队的护送下进入出现死亡病例的穆斯林人家，没收死者的物品，然后准备把死者运送到新墓地并用石灰消毒。在努里看来，这些都是隔离举措取得成功的体现。居民区的负责人告诉医生，有时候人们甚至都不把最基本的隔离警戒线当回事。在图伦茨拉区和切特区，居民们对隔离规定怨声载道或置若罔闻，有时这些政策还激起了民众的怒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叫塔赫辛的十岁男孩说瘟疫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因为他和他父亲身上都有“护身符”。男孩一边说着，一边骄傲地把手里一张写满了密密麻麻小字的经文纸拿给尼科斯看。尼科斯随即没收了这张已经泛黄的厚厚的纸条，男孩立刻哭了起来，于是尼科斯不得不叫其他医生和防疫人员去现场协助。
在总督和检疫委员会的很多成员看来，“塔赫辛事件”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伊兹密尔取得成效的隔离措施在明格尔岛行不通。（传统习俗，宗教，谢赫，无知的民众！）阿卜杜勒·哈米德推行的“泛伊斯兰主义”、在亚洲和非洲爆发的反抗欧洲殖民者的穆斯林起义带来的恐慌和其他许多历史偏见都让人不难找到这个简单的答案。然而，不单是外国领事和希腊医生，就连在皇宫里接受过更正规、更“理性”的教育的帕克泽公主和师从欧洲名医的努里也觉得这个解释有一定合理性。
总督派人检查了检疫局局长没收的经文纸，查明了来源。原来经文纸是瓦夫拉区里法伊教团的谢赫发的。这些可以安抚民众的、具有宗教意味的纸条对推行隔离措施有什么坏处呢？
当年努里在希贾兹防疫的时候，他和当地的阿拉伯谢赫还有英国医生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的确，经文纸和护身符没有任何科学价值，但是在困难时期，这些东西可以避免民众陷入信仰危机，甚至还能给他们某种力量。一方面，如果硬生生地全盘否定这些东西，只会让民众和检疫医生产生对立，助长他们的抵触情绪，让他们越发偏执。另一方面，老百姓们如果一味依靠这些护身符的功效，他们就会越发坚定地相信“我们不会有事的”这类迷惑人的话，然后过不了多久，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觉得只要自己待在道堂和谢赫附近，就可以拥有医学之外的超能力。
“我可以把里法伊教团的那个骗子拖到警察局吓唬一下，再把他的道堂、房子和他家族的每个人都彻彻底底消毒一遍，但是这样一来事态就会更严重！”总督有一次这么说。努里记得总督提到谢赫哈姆杜拉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很快就会有人报告苏丹，说我们亵渎了道堂。第二天伊斯坦布尔就会下一道密旨，让我们放了谢赫。”
第二天早上，努里带着检疫局局长尼科斯从男孩手里没收的那张经文纸回到了图伦茨拉区。在男孩家，努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也没有发现这家人有任何患病的迹象。在这户人家里，他看到一束奇异的白光，看到了一种闲适的安宁和顺应天命的平和。男孩的父亲在通往码头的坡路上摆摊卖李子、梨子、核桃。努里意识到，塔赫辛知道他是穆拉德五世的女婿，也就是那个娶了传说中的公主的人。
那几天，检疫委员会和总督府的流行病学小组一直在关注尼科斯在流行病理论方面的重要进展，因此工作耽搁了一段时间。这天早上，在流行病学研究室，站在地图前的尼科斯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不管是把瘟疫从亚历山大港带到岛上来的老鼠，还是那些被这些老鼠传染的本地老鼠，都只在城西地区出没。
“基督徒社区也有很多绿色标记！”总督说。
“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在去码头的时候感染的，一旦他们死在了家里，我们就假定整个居民区都被污染了。”
“佩塔利斯区有户叫卡尔卡维萨斯的萨洛尼卡移民家庭，他们的豪宅里有一大片树林一般的花园，我在那个花园里亲眼见到过死老鼠。”
总督和尼科斯花了大把时间探讨这个问题，这一定会让读者们吃惊。虽然努里知道这个大胆的猜想不一定正确，但是他不会立即反对。总督一遍遍地声明基督徒居民区也发现了死老鼠，靠捡死老鼠换取生活开支的希腊小孩今天又给市政厅送来了死老鼠，不过这些说辞都没有改变尼科斯对新“发现”的直觉。毕竟尼科斯在霍乱方面的经验比在瘟疫方面的经验更为丰富。年轻的希腊医生菲利普、斯蒂芬和一名文员在阿尔卡兹溪对岸的基督徒社区花了三天时间观测瘟疫的传播路径，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不过他们也发现，贫困的希腊人家的小孩的确会跑到穆斯林社区捡死老鼠，然后拿到市政厅换钱。那是三个希腊男孩，父母去世之后他们就从家里跑出来了，结成了一个小团体。霍拉区的几个穆斯林小孩和基督徒小孩为争死老鼠而打架的事也传到了总督的耳朵里。为了让这些希腊小孩远离街头打斗以免感染瘟疫，圣特里阿达教堂的主教还一度想在自己管辖的两所学校恢复正常教学。
我们现在谈这些不切实际的念头（三分之一的教师和后勤人员早就逃离了明格尔）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不光是为了描述笼罩在总督府的绝望氛围，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一下隔离政策公布以来的短短二十天里，整个精英群体的精神状态。在所有人都相信科学发明可以彻底改变人类命运、都支持欧洲殖民主义带来的财富的年代，那些受过一些教育的上层人士真的应该像发明电报的塞缪尔·莫尔斯和发明电灯泡的爱迪生那样发现新方法，真的应该像破案高手夏洛克·福尔摩斯那样通过推理的顿悟来解决问题！不少家族的男主人们在家里摆满了熏醋，熏香，从尼基弗罗药店买的盐酸消毒液和从传统药铺买来的药粉，他们乐观地认为摆弄这些东西就能研制出抗击瘟疫的良方，有时在这些东西上面一连花好几天时间。
首个安全有效的疫苗在四十年之后才被研发出来。20世纪头几年，孟买和香港的医生在绝望之中做了一次类似的尝试。他们给患者注射了抗鼠疫血清。在各种尝试都遭遇失败的情况下，无论是总督府还是民众都已经心灰意冷，对执行隔离政策来说必不可少的坚定意志和乐观精神也被大大损伤了。
尼科斯医生的流行病学理论迟迟没有进展，想采用最先进的欧洲方法破解邦科夫斯基帕夏和伊利亚斯医生遇害案的希望也变得渺茫。有一次在讨论其他问题的时候，总督慷慨激昂地说：“不是所有的欧洲方法都适合用在奥斯曼帝国！”努里感到总督这话是针对自己而说的，他也意识到用福尔摩斯那一套方式恐怕难以破案。不过尽管如此，他仍然一次又一次去传统药铺找人谈话，试图找到蛛丝马迹。
两天后的早晨，总督收到了妻子的电报。岛上暴发疫情的消息不胫而走，埃斯玛夫人为此坐立不安，她发电报来是想告诉丈夫自己打算坐第一趟从伊斯坦布尔发出的救援船到阿尔卡兹来。总督从早前收到的电报里得知了救援船整装待发的事，但是很多类似的尝试要么中途戛然而止，要么不了了之，因此总督把救援船要来阿尔卡兹这事给忘了。一想到五年都没来过岛上的妻子要和她哥哥一起坐救援船来岛上，总督就有些不知所措。他首先想到：在和妻子分隔两地生活的这五年里，他已经变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况且他也不想回到从前了。就算是伊斯坦布尔人事调整之后，塞浦路斯人卡米尔帕夏当上了大维齐尔，就算卡米尔帕夏再次任命他为部长，他大概也不想离开明格尔岛回到伊斯坦布尔了。
另一件让总督头疼的事情是他和伊斯坦布尔之间发生了新的分歧。隔离政策实施之后，所有的船只在未经隔离的情况下是不能驶出港口的。（在总督敦促下，当地港口一直在井然有序地执行这一规定。）然而他每次在夜里去见情人玛丽卡的时候，总会先沿着马车停靠的小码头往更远的海湾方向走一段，他发现船夫们都在偷偷把乘客和行李运往海面上等待出发的轮船。这就意味着隔离政策在夜幕降临之时有漏洞可钻。所有的船舶公司从政策生效的第一天起就这么干了。
后来一段时间里，由于政治原因，不管是潘塔莱翁这样的大公司还是弗雷西内这样的小公司，都未经隔离，直接载客出发。在狂风巨浪的夜里，希腊船夫需要大费周折才能把乘客送到在公海等候的船上。暗中受到意大利领事保护的船夫工头扎卡里亚蒂和船夫科兹马带领的人在偷运中大挣了一笔钱，密探将此事报告了总督。船夫塞伊特是总督的人，因此没参与这些偷运生意。
总督颇为焦虑，他觉得在帝国政府和苏丹本人看来，要么是他办事疏忽大意，要么是和这帮人同流合污。这种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总督好像彻底糊涂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有段时间他还梦见自己给伊斯坦布尔发了个电报，让政府派“马哈茂迪耶”号战舰来教训一下这些非法载客的船夫。两个月前，那些非法载客的船把亲希腊的分裂主义团伙送上了明格尔北部海岸。总督一度想把这些大大小小的船舶公司的负责人都抓起来，理由是他们违反了隔离禁令和航运法。可是这样做又有点过头了。总督思量了很久也没拿定主意，时间就一天天过去了。
就像本书开篇提到的“朝圣船”事件一样，从岛上驶离的船只都需要在离目的地（克里特岛、萨洛尼卡、伊兹密尔、马赛、拉古萨）很远的临时停靠点隔离。明格尔隔离措施推行受阻，让奥斯曼帝国的外交官、官僚阶层和苏丹在全世界面前丢了颜面。
总督有时感到势不可挡的瘟疫像是一股超自然的大浪，想战胜它，必须足够冷静，足够坚定，他由衷地佩服自己，佩服努里和防疫人员身上的那种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品质。但有时他也觉得自己精疲力尽，平日里要和各国领事争吵，还会卷入对推进疫情防控而言毫无益处的外交斗争和政治阴谋无法抽身，有时要一头扎进根本没人读的报纸里去，为几篇区区小文冥思苦想却毫无收获，把时间花在琢磨自相矛盾的表述和揭露领事们的两面派作风上。
举个例子来说吧，法兰西火轮船公司的代表安东·哈姆普力一边抱怨隔离政策让公司无法运送想要离岛的客人而蒙受损失，要求政府提供方便，授予特权，一边又嘀咕着“法国政府要求任何人未经隔离不得离岛”这类话。安东·哈姆普力明知这是自相矛盾，却总要在不同场合表达这两种观点，有时候他也觉得难为情，只好对着总督傻笑。总督很清楚政治的复杂性，他本人也经常表里不一。他自己是西化改革的拥护者，每天激昂地高喊“奥斯曼帝国的公民人人平等，谁也不是什么异教徒！”，但是具体办起事来，他还是每次都会优先考虑穆斯林群体的利益，至少他内心里觉得应该这样做，否则就会感觉良心不安。
然而无论如何，总督肯定不能容忍领事们两面三刀的作风。法兰西火轮船公司的代表和他手下两个文员因为官方身份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所以总督没法下手。但是有天早上，总督突然派人搜查法兰西火轮船公司的门店，把店里的人全部关进了地牢，还查封了门店和售票点。该公司办公室里铁证如山，堆满了伪造的船票。总督上任的头几年下令逮捕了非法载客的希腊船夫工头拉扎尔，保护穆斯林船夫利益的本能驱使他这么做。在奥斯曼帝国，如果不把人关进大牢，你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不过第二天，皇宫和政府都迫于法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穆斯捷侯爵的压力发来电报，要求释放法兰西火轮船公司的职员，总督被逼无奈，只好妥协。一名职员在地牢感染了瘟疫，很快不治而亡，总督那段时间说得最多的就是：要不是上级有令，岛上的乱局和疫情两周内就控制住了。
此外，皇宫一直在追踪印度和中国方面最新的医学动态和细菌学方面的进展，还专门给检疫局局长尼科斯发来电报，提醒他瘟疫不会通过纸张或者护身符传染，同时命令他不要做出任何可能引起叛乱或者让民众反感隔离措施的举动。电报不是从卫生部而是从宫里发出的，这也让总督警觉地意识到这封电报实际上是阿卜杜勒·哈米德给他本人下达的命令。
伊斯坦布尔方面不断发来电报，这也让总督心慌意乱，他觉得自己出于正义感而努力推行的隔离措施到头来不过是徒劳无功。伊斯坦布尔发电报要求严厉打击非法载客并实施宵禁，但这个规定也因为皇宫的意旨而没能充分执行。的确，一些区域严禁居民夜里带着灯笼或者油灯闲逛，所以谁也不晚上出门了。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局面助长了盗贼的嚣张气焰，他们轻而易举地进入空房子，把里面的桌子、床垫和居家用品全部卷走。难道这些被盗物品不会加速疾病的传播吗？
一些希腊历史学家认为，其实总督并不在乎希腊人坐上非法载客的船离开明格尔岛。因为这样一来，那些难以管束的东正教徒和有钱有势的希腊家族就会减少，岛上的穆斯林在人数上就会占上风。也有一些穆斯林认为，一旦留在岛上的穆斯林大量染疫身亡，疫情结束之后，那些希腊人会再回来，其人口在岛上占绝对优势，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要求独立，然后投奔希腊的怀抱。还有一些人分析，希腊人在岛上本来就占多数，他们根本没必要设下这样的圈套。这种判断也有道理。
如果想要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我们有必要指出这一点——也是小说家试图揭示的一点：萨米总督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失望透顶。总督无法接受的一个事实是，苏丹根本不关心明格尔人的死活，苏丹竭尽全力想要做到的是不让疫情传播到伊斯坦布尔和欧洲国家。在传统的奥斯曼社会，这是一个先被自己的父亲遗弃，后被身居高位的人漠视，一辈子都听命于人的可怜人的悲剧。明格尔岛上的穆斯林也能时不时感觉到不受帝国政府的重视，然而，苏丹阿卜杜勒·麦吉德在位期间，将这个偏远的小岛建立为省级行政区，这是帝国对抗欧洲的外交策略，但也足以证明帝国对这座岛情有独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