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尔除了忙着训练新兵，和他们一起走家串户，清理出现病例的民宅，还得陪着努里去救治病人或者在大街小巷明察暗访，因此他几乎一整天都没机会回酒店。每次回到酒店房间，这对新婚夫妇总是有说有笑，尽享鱼水之欢，然后抱在一起酣然入睡。他们也因此很少离开房间。这让他们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宁静。卡米尔也觉得很奇妙，泽伊内普的呼吸声、在怀里熟睡的模样都让自己感到安心。二人都有些羞涩，房间里两扇高窗的意大利式百叶窗帘总是合上的。
泽伊内普平生第一次如此彻底地把自己交付给一个人，结婚也才不过三天，但是丈夫对于她而言就像是认识了二十年的老友一样，她不但完全信任丈夫，而且没过几天，她就像跟哥哥们聊天时那样，以飞快的语速和响亮的嗓音跟丈夫说话了。卡米尔唯一不喜欢的妻子的特质就是她的大嗓门。泽伊内普总喜欢高声聊起去伊斯坦布尔的事。
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在地板上，像光束编织的网。卡米尔搂着妻子，看着斑驳的光影，感到这份幸福和这般场景让他难以忘怀。他们想要一起幸福美满地生活五十年。有时他们一言不发，就并排躺在床上，卡米尔会从妻子身后握住她的梨形乳房一动不动。妻子这时也会握住他的手，两人就这样静静地躺着，听着从百叶窗透进来的码头、伊斯坦布尔大道和大街小巷的细语低吟。城市比以往更为静谧，除了从远处码头传来的喧闹声和来来往往的马车声就没有其他声音。瘟疫笼罩的城市陷入了沉闷的寂静，酒店后院松树上几只麻雀的叫声显得分外清晰。
眼下的幸福让卡米尔难以置信。这也让他和妻子更加小心谨慎，珍视此时的生活。他和妻子发现，越是比周围的人幸福，他们就越是患得患失。
尽管如此小心，沉浸在新婚喜悦中的夫妇还是会时不时地做出一些“轻率”之举。泽伊内普的母亲多年来为女儿准备的嫁妆和卡米尔的母亲为小家庭准备的彩礼全都保存在泽伊内普家，比如手工制作的桌布、意大利制造的陶瓷咖啡器具、银制的糖盒（略微发黑）和灯具。泽伊内普没事就喜欢看看这些东西。卡米尔还陪泽伊内普回过一次娘家。回来的路上，他们碰到了一个长得不像是埃克雷姆的疯子，夫妻二人也是头一次见这个大块头男人。“严禁两个人在大街上并排行走，你们不知道吗？”男子突然大喝一声。卡米尔希望妻子若非必要则不出门，但是泽伊内普却说，天天满大街乱跑还去患者家走访的人是卡米尔自己。
“我其实没那么担心，”泽伊内普有一回说，“人各有各的命。”
整个防疫队伍都在抗争的时候，妻子居然和宿命论者站在了一个阵营，这着实让卡米尔有些吃惊。但是他和妻子在一起实在太快乐了，以至于他很快就把这话忘了。卡米尔更关心的问题是，一旦航运恢复，他该如何把妻子留在岛上。
那些天，卡米尔开始意识到自己将永远与这座岛一起生活。他每天都奔走在阿尔卡兹的大街小巷，往返于总督府、医院和各户人家之间。平日里，当他走在路上，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这座岛前途未卜，这种沉重气氛与他个人的幸福感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他并不觉得幸福本身有什么过错。虽然他组建的防疫队（有时也叫“防疫团”）规模小了点，但是总督父亲般的关爱和努里的友谊让他信心倍增。他其实一直都想跟总督说，没必要那么在乎道堂的谢赫。如果真像其他地方那样，明格尔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发生有决定意义的流血冲突的话，那么岛上所有道堂的谢赫和信徒都明白，唯一能保护他们的只有奥斯曼军队。
卡米尔回家后喜欢跟妻子分享路上的见闻，每次他穿着军装从医院回到总督府，就会有路人骚扰他，尾随他，甚至还有人表面上文质彬彬却对他出言不逊。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在这儿！”有一次，卡米尔在一个空荡荡的院子里巡逻时在外屋遇到了一个神色慌张的人，他对卡米尔这么说。
还有一次，一个同他年龄相仿的人站在二楼的窗户边大呼一声：“当兵的！”这个穆斯林操着一口明格尔方言问道，“你觉得这事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得看安拉的意思了。”卡米尔答道，“你们得遵守隔离禁令才行。”
“我们不是在遵守吗，但是又能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就像在坐牢！码头和广场上有什么新鲜事啊？”
“什么事都没有！你就老实在家待着吧！”卡米尔用命令的口气说道。直觉驱使卡米尔用警告的语气斥责这些愚昧无知、头脑简单的人，在发生矛盾的时候，还要提高嗓门用气势压住对方。帕克泽了解卡米尔所体会到的“现代的孤独感”。
有时候卡米尔路过某户人家的窗前，会无意中和某个藏在窗后但正在往下看的人四目相对，只不过彼此没有任何言语交流。最开始的时候，这种对视让卡米尔觉得可怕、怪异，甚至有蛊惑人心的效果。
“你看什么看！”有一个人在对视时朝他大叫。
即使是最虔诚的穆斯林，在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时的那种恐惧也会让他的躯体和灵魂分离，把人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在卡米尔看来，每个人都忽然变得更加懦弱、愚昧和自私了。
市中心连成一排的民宅大部分已经大门紧闭了，这些宅子的后门就像再也不会打开了一样上了好几道锁。然而急于往外跑的人和不懂事的孩子都在自家院子和隔壁院子之间来回穿梭，抱着“下不为例”的念头。努里和希腊防疫医生哪里能料到隔离禁令这么容易就被破坏了。他们哪里知道这些被腾空的宅子还有人进出，更不知道一些人半夜三更在城堡隔离区域附近坐上手摇船逃离。“他们和我不一样，他们不是土生土长的岛民！”在卡米尔看来，可能就是这个缘故。如果防疫医生和士兵都是土生土长的明格尔人，那疫情也不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每天早上去驻军营地之前，卡米尔都会参加流行病学的例会。在努里的不懈努力下，阿尔卡兹地图所在的那个角落已经成了疫情防控信息中心。过去的二十五天里，阿尔卡兹的官邸、豪宅、空地、道堂、清真寺、教堂、喷水池、大桥、广场、学校、医院、警察局、店铺的所在地全都标记在了这张地图上。尽管许多人都弃岛逃命了，但是死亡病例并没有减少。毫无疑问，随着疫情的蔓延，恐慌情绪也在加剧。
疫情是从老塔石码头传入阿尔卡兹城的。检疫局局长尼科斯根据地图上标记的情况监测了瘟疫的传播路径，把瘟疫带上岛的船是来自亚历山大港的希腊货船“皮罗托斯”号。（这艘货船是平底船，因此能直接停靠在港口的木码头上。）瘟疫先经由这艘船进入码头，然后传播到了不远处的穆斯林居民区，主要集中在瓦夫拉、卡迪雷尔、格尔梅和切特这些区域。第一批标记在地图上的死亡病例都出现在这片区域。哈米迪耶医院虽然尚未完工，但是它恰好建在瓦夫拉，似乎是顺应天意。尽管如此，但因为那段时间，大家在每件事情上都能看出所谓符号、寓意、预言和象征，所以在此我们就不强调这种巧合了。
说到巧合，无论是占星还是根据云的形状和风的方向预测事情的演变，这类占卜，其实每个人都做过。哪怕是最具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的年轻医生们、总督和检疫局局长也都会时常注意这些细节，甚至会认真对待。要是去问他们，他们都会一笑了之，总要解释一句“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但这实在蹊跷”。当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必要的科学措施和医学手段，只不过他们头脑的某个部分还是会很容易相信这类无从解释的现象，比如太阳落山之时，如果地平线出现了紫色的云团，而且鹳鸟比往年更早开始迁徙的话，那么第二天的死亡病例就会减少。
最“开明”的人在绝望无助的时候也会分外关注这些迹象。就连帕克泽公主也出奇地相信这些荒诞之事，这让今天的我们觉得难以置信。我们之所以用一定的篇幅来描述这些奇思异想和无稽之谈是因为它们也在塑造历史。不过在我们看来，不管是用咖啡渣算命、占星术，还是谢赫哈姆杜拉在祖传的经典里和侯鲁非派(1)的著作中找到的解读，都没有在防疫过程中真正影响人们的行动。影响更大的，其实是民族主义偏见。尽管参加防疫会议的每个人（有些人是笑着说的）都提过这类占卜术，但是大家忙着研究地图，查明瘟疫的传播路径，以便拯救生命。从亚历山大港驶出的“皮罗托斯”号上的带病的老鼠先把疾病传给了住在盲人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后面一座小木屋里的搬运工。搬运工死前，症状和白喉、肺结核等许多其他病症类似，谁也没有把死因和瘟疫联想在一起，因此大家也没注意这件事。
努里借助地图向医生和总督展示了当天瘟疫通过老鼠从港口传播到城里的路线。地图显示，卡米尔待过的那所军事中学正好就在这一路线上。学校在隔离令公布之前的两天已经放假，因此防疫人员没有要求隔离任何一名学生。努里推断，这些学生当中可能有一些人的病情是逐步加重之后再出现症状的。而密切追踪事态的伊斯坦布尔总指挥部也在隔离令发布的当天下达命令，要求在军校任教、赚取微薄工资的两名军官立即返回位于城区东北部的驻防军队。在瘟疫如此大规模传播的情况下，阿卜杜勒·哈米德仍然坚决反对奥斯曼军队参与明格尔防疫行动——或许是受到“朝圣船”事件的影响。这也再次表明阿卜杜勒·哈米德始终坚持帝国利益优先，而对明格尔岛和明格尔人民置之不顾。
5月28日星期二，格尔梅居民区发生了一件事，再次证明了防疫官员和国家政府的优柔寡断态度：事发地点就在一户穆斯林家中，这家的主人在附近种麦子。家里十二岁的儿子前一天去世了。那天早上，医生们赶往现场的时候确认这家的大女儿也感染了，而且一致决定把女孩送往医院，把夫妻俩送到城堡隔离。医生们还在房子周边发现了两只满嘴是血的刚死的老鼠。一天前，蓝眼睛的儿子离世了，夫妻俩不愿把命悬一线的同样是蓝眼睛的女儿交给医生！这位母亲泪流不止，这让本来习惯了每天都要参加葬礼的邻居们陷入了恐慌。防疫人员难以约束在大街上乱窜的孩子们，他们觉得有必要先问问尼科斯应该如何是好。可是总督也没有给尼科斯一个明确的回答。明明很快就能完成的清理工作让整个居民区的人忙了一整天，到头来变成了一出争吵不休的闹剧。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法国领事的耳朵里。领事给伊斯坦布尔发去了电报，用上了“一群废物”这样的字眼。总督气得面红耳赤，可是在努里看来，总督自己应该对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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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世纪由阿里后裔、苏非导师法德尔·安拉创立于阿斯塔拉巴德（在今伊朗境内），后传入奥斯曼帝国。该教派重视字母组合和数字，认为其中很有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