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已经病得厉害的人正离家出走，逃避检疫人员，以年轻人居多。城堡隔离区糟糕得出奇的环境是导致逃跑人数飙升的主要原因。这个区域变成了一个有去无回的死亡之地。最新的国际条例规定隔离期是五天，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被隔离的人如果健康状况一直良好，那么五天后就可以离开了。然而，从发布隔离令开始到现在的二十八天里，城堡隔离区一共隔离了一百八十个疑似病例，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并没有出现什么症状，但是五天隔离期满之后仍然被留在了隔离区。
对穆斯林来说，在医护人员的劝导和警察的强制之下被送来隔离，跟终身监禁没什么两样。区别仅有一条：以前都是法院的人把人抓进那个有去无回、阴暗潮湿的牢里，而现在抓人的是医生。再来说说那个“隔离”的区域。这些用来隔离的地方全都位于城堡的阴面，而关押犯人的牢房则在南侧面朝大海、微风习习的威尼斯塔楼和奥斯曼人后来修建的几栋楼里。
如何避免隔离区的疑似病例和尚未被发现的感染者接触并被感染的问题，成了另一个未解的难题。为了防范风险，工作人员起初是考虑按照隔离时间的长短和感染的程度把隔离区分成不同的片区，比如有的隔离者在庭院，有的在内院，有的在城堡其他楼里。然而没过多久就暴露了问题，监狱的那一套管理规定和制度在隔离区是根本行不通的。后方隐蔽处那一片专门用来隔离女性的区域管理起来都是难上加难，因为男人们都很担心自己的妻儿，要是妻儿离开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就会如坐针毡。过不了多久，隔离区只好以家庭为单位安排隔离，让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这样一来，尼科斯管理起来也更方便，被隔离的人因为和家人在一起也能更安心。但这样的管理方式也导致瘟疫传播的速度急剧上升，隔离区很快就人满为患了。隔离区已经不再是消除疫情的地方，而变成了疫情的高发区域。很快就有人四处散播谣言，说某个人来的时候什么毛病也没有，就是在隔离的时候染病的。这种流言蜚语让人们对隔离区和隔离制度疑虑重重，让隔离区变成了城堡里的第二座牢狱之城。
总督和检疫局局长又给伊斯坦布尔发去了两封电报，请求增派医护人员。人们对地牢的恐惧转为对隔离禁令的违抗，医护人员和总督府的官员一致认为，通过医学手段谨慎清空隔离区域就是权宜之计。本来就没有足够的房间，床、床垫、椅子和毯子这类东西也很匮乏。碰上紧急情况，首先响应的都是驻防军队，他们为隔离者提供了面包圈、干蚕豆和面包。但是驻防军队的司令穆罕默德帕夏根本不相信瘟疫只能通过老鼠传染，因此他从不把手下的士兵、厨师派到总督府和医院，还会找各种借口不为城堡的隔离区提供餐食。他自始至终都不想违背阿卜杜勒·哈米德主张的军队“不要干预防疫”的理念。总督在码头对岸的办公室眺望，看到了城堡隔离区人头攒动的场景，还有站成一排在海边钓鱼和打发时间的人群。
过了一段时间，总督和驻防军队司令联合起来施压，这使得拥挤不堪的隔离区的“清空”工作变得容易了。可那些回到家里的人又引发了新的麻烦（少数幸运的人还能找到原来的家）。一些居民区把从隔离区出来的人当作病人或者感染源，还有些人以为一旦进隔离区就再也出不来了，当他们看到有些人这么快就被放出来之后，就觉得这些人非常可疑，或认为他们是与总督关系密切的线人。实际上，大部分从隔离区出来的人在返家的时候发现，不管是家宅还是家人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些人当初是因为家里有死亡病例或者有感染病例而被强行拖去隔离的。有些人回家后发现亲人已经离世，有人发现家人把房子里的东西清空后就逃命去了。甚至还有一些人发现自己的房子里住着陌生人。有的原房主和新房客之间发生剧烈冲突。但有的房主会和房客相处愉快，甚至会因为新房客驱散了自己的孤独和无助而感到欣慰。
最让总督觉得悲哀的是，有六个人从隔离区出来回到家之后没发现任何一个人，既没有嘘寒问暖的亲戚朋友，又身无分文，还找不到安身之所，于是来总督府申请重新回到隔离区。
两天后的早上，在地图上标记新增死亡病例时，大家痛心疾首地看到，瘟疫的传播不但没有减缓，反而蔓延到了最偏远、最僻静的基督徒社区。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实是：比起疫情传播的速度、致病力以及感染的人数，防疫队的勇气和奉献根本不值一提。至今没有人敲过门、没有被发现的但已经出现感染者的民宅数量每天都在迅速增加。而已经被发现有病例的民宅中也不过只有三分之一完成了清理工作。这个问题如此严重，但一百一十六年来从来没有人像我们今天这样详述过。这就好比一个信徒既不能亲眼见到真主，甚至也不能想象真主一样！在流行病学研究室的地图上，这些残酷的事实已经一清二楚。这就像是人们做了一场噩梦，因为害怕把噩梦说出来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一样，人们在这时要么缄默不语，要么编造谎言麻痹自己。
在认清疫情已经越发不可控，而且要维持正常生活将会难上加难这个残酷的现实之后，大家都开始自我欺骗，哪怕只是为了获得一丁点希望，就像是尼科斯曾断言的，两周前死老鼠只可能来自穆斯林社区。就算总督不信任尼科斯的话，但它也让总督在短短几天里看到了一线希望。有段时间开早会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个居民区的死亡病例减少或者有些数据有所波动，他们就会说疫情在好转之类的话，然后想方设法让自己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一直相信救援船已经从伊斯坦布尔驶出了，但其实这不过就是个假消息。即便如此，的确有源源不断的电报在提救援船的事，因此这个谎言也一直没有被戳穿。如果消息果真不属实，过段时间他们还是可以很快编出另外一条给人希望的假消息。
经验丰富的努里很清楚，在最绝望的处境下，哪怕是最欧化、最有知识的人也会为了寻求安慰而选择去相信一些虚无缥缈的事物。这也并不一定就有什么宗教意味。“这辆马车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从窗前驶过了，这太奇怪了！”总督有一回说。努里明白，总督从这个现象中解读出了某些意义，并认为它是给人以希望的征兆。
当日常的谎言和对符号的解读已经不足以让人获得希望的时候，人就会产生想要甘心认命的感觉。努里和妻子讨论过这些话题，认为这是“宿命论”的精神状态，但在我们看来，这并非“宿命论”。宿命论者是即使知道危险也不会主动采取措施的，因为他们把一切都托付给了真主。至于“甘心认命”的绝望者，他们是假装对危险毫不知情，既不寻求任何庇护，也不相信任何人。努里发现，总督有时候一天忙下来，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或者，即便觉得还可以尝试其他办法，也感觉到心有余力不足，甚至直接放弃。每到这时，总督、卡米尔和努里都认为，获得快乐和安慰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幽暗光线下与心爱的人紧紧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