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国家权威和帝国在明格尔岛的统治，萨米总督不分昼夜地抗击疫情，但伊斯坦布尔方面不停发来电报，质疑明格尔政府未能有效执行最新的命令。这些责问已经让总督感到疲惫不堪。他也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小。大批公职人员弃城而逃了。还有些公职人员整日足不出户，也不来总督府办公。他也不能调派驻防军队的兵力了。在这种情况下，皇宫仍一直要求总督使用武力抗击疫情。
人们不遵守隔离禁令，没有隔离，也没有去医院检查就直接离开明格尔，这种现象屡禁不止，是让帝国政府头疼的第一个问题。总督已经在塔石码头和港口海湾附近采取了预防措施，把有限的警力派到了手摇船出没的这些海域。根据伊斯坦布尔政府提供的情报，夜里船夫和非法载客的人在北部更远的海域活动频繁，总督只好向驻防军队司令寻求支援。司令却说，驻防军队的任务是剿灭城区北部的犯罪团伙，如果伊斯坦布尔方面没有发电报下令的话，他们是不能擅自参与防疫行动的。
总督最终没有采取让帝国政府和欧洲国家满意的措施，即对夜间非法载客的现象进行管制，至于原因，明格尔历史的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总督是想表达：“如果驻防军队不支援我，那北部海域和岩石海滩那些从事非法载客的人我也抓不了。”从帕克泽公主的信中我们了解到，这段时间里，总督迅速卷入了船夫工头之间的金钱与权力之争。总督以一些旅行社伪造船票为由突击检查，也不过是为了吓唬一下这些公司的老板（也就是各国领事）。但是在北部海湾非法载客的人也是这些公司的员工和我们在故事开篇提到的那些船夫工头，总督以违反护照法和旅游法为由起诉了他们。
最开始的时候，一些有钱人并不重视疫情和隔离禁令，一直下不了决心弃岛，到了现在则终于下定决心逃亡了。（也许是因为家里的仆人、厨子要么死了，要么逃了。）总督接到线人报告，说船夫工头向这些惊慌失措的有钱人索要了一大笔钱。更要命的是，这些亡命之徒被送到公海海域的轮船之后还要给船夫付钱买“船票”。这些轮船属于希腊和意大利人经营的小型船舶公司，为了坐上船，这些有钱人把船票的一半费用预付给了伊斯坦布尔大道上的旅行社。总督了解整件事之后，觉得无论如何是时候出手维护穆斯林船夫的利益了。
要维护穆斯林群体的利益，就意味着总督要破坏自己立的规矩。明格尔政府的公职人员记录了这段历史，这也吸引了热衷于文献研究的学者们的注意。这段历史之所以备受重视，是因为揭示了奥斯曼帝国官僚体系的核心矛盾。一个奥斯曼帝国官员本来应该为整个国家谋福祉，如果优先维护穆斯林群体的利益，只考虑和穆斯林群体团结一致，那么在现代化改革、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方面就会困难重重。但如果总督把现代化改革和先进手段作为优先选项，那么自由、平等和技术进步就会让信基督教的资产阶级获得新的机会。这样一来，国家的西化必然导致穆斯林失去从前的优势地位。
夜间乘船逃往欧洲和克里特岛的人有增无减，担心疫情蔓延的欧洲国家开始寻找解决方案。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地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因此这两个国家更了解问题的严重性。英法两国意识到，与其去一个个拦截载客的小船，把船上的人送到偏僻的地方隔离，不如直接派出战舰封锁明格尔岛。还在和奥斯曼帝国商议具体方案的时候，英法两国就打出心理战术牌，分别派出了“乔治王子”号战舰和“海军上将博丹”号战舰前往东地中海和明格尔岛附近的海域。
同时，英国大使还建议帝国派出一艘奥斯曼战舰加入封锁行动。从外务部的档案和外交函件来看，阿卜杜勒·哈米德为了推迟执行这一决定，逢人便说“疫情不严重，没有影响”。但非法贸易活动、船只公司的遇袭事件、希腊船夫被捕的丑闻接二连三地发生之后，迫于西方世界的压力，阿卜杜勒·哈米德选择了妥协。
6月5日，总督在伊斯坦布尔的同僚向他透露了一条消息，称6月6日星期四，英法两国的战舰和奥斯曼帝国的“马哈茂迪耶”号战舰将采取行动，拦截非法载客的船只。总督虽然觉得消息不实，但也感到了巨大的羞辱。推行隔离政策效果不佳，疫情没有得到遏制，政府未能管控出逃的感染者并导致疫情蔓延到西方国家，现在全世界都为此不安。以前只要有人说起“欧洲病夫”，总督就会恼羞成怒，但现在他却感到内疚。就连穷途末路的苏丹也不得不派出了“马哈茂迪耶”号战舰和欧洲人联手封锁明格尔岛，似乎要向无能的总督宣战。
政治斡旋和武力威慑让总督难以应对，就像对疫情束手无策一样，他已经变得无法思考，也无法相信事已至此。那天傍晚，一名法警像往常一样走在总督府一层走廊，突然那人像是撞到了死神一样，在他眼前倒地身亡。他走进办公室，坐到桌前，久久地凝视着窗外，不能动弹。
没等他回过神来，就有线人来密报最新情况，他只好又投入工作状态。据线人说，拉米兹恢复自由身之后并没有老实待着，而是躲到了朝圣船叛军的老巢。“朝圣船”事件被镇压之后，官兵们以各种理由前往“朝圣船”事件的头目父子所在的内比勒村，把村子弄得鸡犬不宁，父子二人不得不逃到邻村切福特勒，想方设法逃避人头税。这个切福特勒村是为了抵抗从希腊来的民族主义分子而新建的村子，有一支专门组织起来的作战队伍。保守封闭的村民在经历了“朝圣船”事件之后变得更苛刻，更好斗了，他们也像希腊匪帮那样组建了一支护卫队。希腊匪帮怎么突袭穆斯林村庄，这支穆斯林队伍就怎么报复希腊人的村庄，有时还杀人放火，洗劫村子。总督觉得这支队伍可以作为民间力量对付希腊人，因此大多数时候对于他们犯下的暴行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他对梅莫所做的那样）。但是一旦有外来的暴徒在一旁煽风点火，这支队伍就会完全失了分寸，为所欲为，干出烧毁希腊人村庄这类惊动伊斯坦布尔政府的蠢事。只要伊斯坦布尔下达了指示，总督就和驻防军队司令穆罕默德帕夏联手前去镇压。
其实总督心里很清楚，过去两年里，拉米兹一直潜伏在新建的这个穆斯林村子，不但给手里有武器的人提供资金，而且还发动村里人建了一个规模不大的道堂。总督还听说，一天夜里拉米兹召集了村里的各路人马，带着这帮地痞恶霸冒险回到了阿尔卡兹城。更令人咋舌的是，他们还大摇大摆地住进了位于切特区的原来的房子里。在督察长的提议下，总督府连夜突袭了拉米兹的住处，结果却一无所获。房子里除了一名管家和仆人，空空如也。在总督的指示下，房子里一大堆可疑物品、文书、字据、书和报纸统统被没收了。卡米尔的防疫队也参与了这次行动，尽管它和隔离政策毫无关系。
防疫队里的士兵和明格尔岛上讲明格尔语的群体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和屡不奏效的隔离措施极为不满，而这也点燃了明格尔的民族主义火焰。总督和督察长认为，对于眼下新出现的民族主义苗头，只要静观其变，记录下来就好。对于奥斯曼的官僚阶层来说，首要的敌人必然是基督教民族（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眼见帝国江河日下，官僚阶层也注意到非土耳其人的穆斯林群体（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巴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暗流涌动。（请注意，那个时候“民族问题”这个表述比“民族主义”更为多见。）在总督看来，只要保证防疫队的队员是穆斯林就行了。（不管他们说的是土耳其语还是明格尔语。）因为只要是穆斯林，就一定能理解穆斯林民众的诉求。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努里并不那么乐观。不过，当他听闻卡米尔防疫队的队员马吉德和哈迪德兄弟在焚烧场勤勉工作的事迹之后，他的态度也转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