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大国的压力下，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做出决定，与西方一道实施封锁明格尔全岛的行动。多年后，历史档案研究者发现，当时的英国大使在写给奥斯曼帝国的信中称，如果帝国不派出战舰加入封锁行动，那么英国的行动将会被人认为是防备整个奥斯曼帝国。根据大使菲利普·柯里的说法，只要帝国派出战舰，那么有愧于世界的就不是奥斯曼政府，而只是治理无方的明格尔总督和检疫机构。阿卜杜勒·哈米德根据海军大臣的谏言派出了“马哈茂迪耶”号战舰参与封锁行动（“奥尔罕尼耶”号又在修理中）。
第二天一早，萨米总督和明格尔检疫局收到了伊斯坦布尔发来的封锁令。电报称，应明格尔总督府的请求，为保护岛上的奥斯曼子民而实施封锁。总督很清楚，这意味着帝国向国际社会发布了官方声明。
没到中午，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悬挂着星月旗的“马哈茂迪耶”号战舰封锁明格尔岛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阿尔卡兹城。消息还称，封锁的目的是要制止违反隔离规定甚至拒绝隔离、不遵医嘱擅自离岛的行为。明格尔人明白，自己的家园成了世界各国报道的焦点，明格尔岛的名字出现在天南海北大大小小的报纸上，但是明格尔人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毕竟他们不但没有遏制住疫情，而且让瘟疫蔓延到了全世界。
明格尔当地的报纸竞相报道岛屿周边外国战舰的详细情况（字里行间透露着被人重视的自豪感）。比如，1883年建造的法国“海军上将博丹”号战舰长100米；1895年建造的英国皇家“乔治王子”号战舰以炮兵作战见长；威廉二世因外交方面的顾虑，担心冒犯阿卜杜勒·哈米德而没有加入本次封锁行动。阿尔卡兹城居民其实日常无法用肉眼看见战舰。只有在晴天风大的时候，在岛上地势高的村子、修道院或者悬崖峭壁上才能勉强看到。如果碰上大雾天气，民间就会谣言四起，有人说战舰已经消失、驶出海域，有人说战舰根本没来过。
帝国政府下令，市政府应把解释封锁明格尔岛缘由的告示张贴出来，贴满全城，就像当初张贴疫情防控通知一样。告示说明，战舰封锁针对的不是明格尔的岛民，而是针对非法载客的犯罪团伙和他们的船只。
然而，封锁行动还是让岛民伤心，甚至几乎崩溃。这一行动让明格尔的百姓明白隔离政策并未奏效的事实，而且让他们感到自己已被全世界抛弃，仿佛全世界都在说：“你们自己想办法，离我们远点就行！”向来依靠西欧国家和俄国保护的信东正教的希腊人认为这些欧洲人会优先考虑他们，而穆斯林群体却感到阿卜杜勒·哈米德随时都可能将他们弃之不顾。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掩盖随时可能被抛弃的现实，编出各种谎言麻痹自己。比如有人说苏丹的救援船“苏呼雷特”号已经载着士兵、物资和药品出发了；有人说死亡人数在下降；有人说英国人在印度研制出了类似狂犬疫苗，注射一针就能把人医好的药物，目前的封锁也是为了给接种疫苗争取时间。在家里讲明格尔语的人、和道堂霍加关系密切的人对英法两国实施封锁的行动愤怒不已。他们并不怨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他们看来，苏丹完全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
穆斯林群体对基督徒群体的不满会时不时升级为对帝国官僚机构，对总督本人和对士兵的不满。岛上几乎所有人达成了一个共识：近五十年来，帝国推行的全部改革都是为了讨好欧洲，比如打着“实现基督徒和穆斯林享有平等地位”旗号推行的改革（尽管并不完全是迫于欧洲压力，也有自发的成分），然而，现在岛上有难，欧洲却背信弃义，让岛上的人自生自灭。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一直在煽动岛民对隔离的蔑视情绪，比希腊人更让总督头疼。因为隔离措施的开展完全取决于希腊人为主体的医生群体与检疫局和总督之间的亲疏关系，所以此前除了关心国家大事和生意之外彼此并无交往的均受过良好教育的希腊人和穆斯林现在关系变得更近了。另外，希腊真诚地关心担心岛上的希腊人是否健康，因此总督并没有看到任何政治投机主义的迹象。
雨已经连着下了三天。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大雨浇灌着茂密的植被，让蛞蝓和喜鹊也尽情地繁衍生息，然而也造成洪水泛滥，使阿尔卡兹溪一度决堤。小巷里积满了泥水，海湾几乎变成了一片黄色的泥潭。城堡附近的海水是绿蓝色的，阿拉伯灯塔附近的海水则变成了深邃的蓝，总督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眺望着两片海域，突然大雨倾盆，城堡很快就消失得不见踪影。为了消磨时间，总督又开始琢磨那个想了上百次的问题。
“派出更多警力，把人都抓起来关进牢里隔离，势必会引发暴乱。”有一回总督对努里说，“我们每天都把十五到二十个人关进城堡，这些人里有疑似病例，有违反隔离禁令的人，还有趁火打劫的鸡鸣狗盗之徒。”
雨停之后，总督和努里步行来到疫情扩散最严重的切特区、格尔梅区和卡迪雷尔区。同行的还有总督的护卫队和卡米尔带领的防疫队队员。他们走了大约二十到二十五分钟，不但掌握了城里最新的疫情动态，而且还亲眼看见了疫情最严重的街区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指责与谩骂。
安静的城市里四处弥散着消毒水的气味。街道两旁的植被、石块、木头围墙和民宅一层都被士兵抹上了石灰，让总督有种身处异乡的感觉。寂静无声的街道更是加重了这种新奇的感觉。一路上他们没见到两个以上的人并排行走。总督站在五年来每天至少要经过两三次的哈米迪耶大桥上眺望这座城市，每次看到集市里一半的店铺大门紧闭，他都忍不住战栗起来。
总督常看见人们站在溪流两岸的岩石堆和码头上，他们望着大海，整日无事可做。总督还发现，关了店铺的店主寻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就像是要逃离这个世界一样。这些景象让他发愁。即便是个初来乍到的异乡人，也不难觉察到城里的大部分人都躲在了房子里面，躲在栅栏、百叶窗、凸窗和院子后面，待在围墙之内的某间屋子里。6月19日星期三，雨已经停了，当天报告了十七例死亡病例，总督发现很多大门紧闭的店铺也在门上都钉上了木板。有些木板是店主消毒之后自己钉上的，目的是防止疾病和盗贼侵入。然而隔离初期人们积极采取的措施在一个半月之后已经不再执行，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和困难出现。
尽管在疫病肆虐时期，用木板封住房门和店门也许不是必要的措施，但是针对入室行窃、擅闯民宅和侵占房屋这类犯罪问题，这样的办法还是有效的。不过以木材成本和封门工钱为由向户主收税是错误的，过了一段时间，政府就放弃了这种做法。到了后来，房子被封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这些政策的调整和松动都是总督和努里经过反复探讨的结果。卡米尔大部分时候都只是安静地听他们二人讨论，总督和努里小心掂量隔离措施“是紧是松”的态度对卡米尔影响很大。读者们从帕克泽公主的信中可以看出，伊斯坦布尔发来的一封封口吻严苛的电报让总督不得不一再放宽隔离规定，令他颇为苦恼。
封锁五天以来，死亡病例已有八十二例。让所有人震惊的是，就连驻防军队司令穆罕默德帕夏也没能逃过这一劫。恐怕只有诗人而非历史学家或小说家能描述6月中旬以来城里弥漫的那种绝望。这是一种使人无法谨言慎行、无法深入思考、无法采取行动的绝望，是一种“我们终究是死定了”的宿命感。虽然眼下他们还没死，但是人人都感觉自己被困在了岛上，迟早有一天会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一命呜呼。
岛上的希腊人和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后悔没有在隔离禁令公布之前逃命。在外国战舰封锁了海域、所有的船次都被取消的形势下，夜间小型货轮和大型渔船又重新在附近海域活动了，船夫工头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于是，在新一轮的非法载客生意中赚到钱的船夫工头开始散布谣言，称“海军上将博丹”号战舰和“乔治王子”号战舰已经停止封锁行动，在夜间撤回到了克里特岛的哈尼亚港，海上航线也已经复航。的确，有个船夫在顺风顺水的有利条件之下，划着小船在两天之内把一家三口送到了克里特岛。可是岛民并不知道此事。对这件奇闻感兴趣的人应该去读一读1962年在雅典出版的回忆录《风就是我们的双桨》，这本精美的书里记载了乘船的这家人的孩子对那段场景的描述。
新式的非法载客行动一开始十分隐蔽，总督手下的人和防疫队都没有加以干预，一切都如常运转。但这让偷偷离岛的船越来越多。在一个波涛汹涌的夜里，一艘超载的手摇船沉没了。也有可能是有人恶意为之，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让这艘船上十五名明格尔希腊人丧命。
起初新闻报道称沉船事件纯属意外，然而岛民从一开始就觉察到可能是有人有意制造的。那段时间岛民们强烈地感觉到他们被抛弃了，简直希望报复所有人。20世纪7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通过文献资料查明，这艘共载有十七名乘客的“托皮科斯”手摇船是被俄国战舰“伊万诺夫”号的大炮击沉的。屡禁不止的非法载客活动惹怒了西方国家，在英国的挑唆下这些国家决定击沉小船，杀一儆百。原来的计划是救出船上的乘客，然后把他们遣送回岛，但是后来局面失控，手摇船在漆黑一团的海上直接朝着俄国战舰的方向划了过去。俄国外务部本来要发布声明称，“伊万诺夫”号战舰因受到“运载感染者的船只”侵犯，不得不向对方开炮，但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发布这一声明。这场震惊明格尔全岛的灾难性事件至今仍是谜团重重。
接下来的几天，遇难者的浮尸惊现海滩，岛民们吓得魂飞魄散，他们更加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已全然沦为岛上的囚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