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帕夏很快为自己的总理角色做了计划，即便隔壁的大会议室里人们还在讨论基本法的问题，他在当天下午就专注地投入了新的工作中。
昨晚的第二轮冲突中，防疫队逮捕了七名幸福时代道堂的信徒，并把他们关进了城堡的监狱。另有十四名信徒被带到城堡的隔离区。与此同时，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道堂谢赫——绰号“卷毛”（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是卷的）——大肆传播“谁不去清真寺谁就不是穆斯林”“以瘟疫为借口关闭清真寺是对伊斯兰教义的侮辱”这类言论。为了给这个家伙一点教训，帕夏也把他拘留了。在“卷毛”有所悔悟后，他就被放了出来。接下来是对拉米兹及其同谋的审判。帕夏授权对塔石切拉区和卡迪雷尔区进行突击检查，而格尔梅区因为离哈里菲耶道堂太近，所以不在检查范围内。
对于萨米帕夏来说，哈里菲耶道堂非常特殊。帕夏和道堂之间其实也没有什么根本分歧，他只是不想被道堂的人误解。好在拉米兹没有死，只是受了点伤，一来这会让统帅心中不满，小心行事，二来也可以作为与谢赫哈姆杜拉博弈的筹码。谢赫的弟弟不但带头制造了一场人员伤亡惨重的突袭，而且自己也负伤被捕，这让哈里菲耶道堂的信徒焦虑而沮丧。总理对谢赫哈姆杜拉究竟躲在道堂的哪一栋楼和哪一个房间一无所知。他也没去问统帅应该对哈里菲耶派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然而，他已经下令要求法院立即审讯拉米兹及其同谋，尽快定罪，他也让卡米尔知道了这件事。
“明格尔政府必须捍卫正义！”统帅说。
这位从前的总督和现在的总理从第一天起就深谙统帅的行事风格，知道他应该让统帅了解哪些问题以及如何措辞更好。统帅对公职人员及文员的行政工作和官僚作风并不太感兴趣。他关注与擅长处理的是预算、财务、薪金、军队规模以及在维持治安的过程中发挥阿拉伯营队的作用等问题。此外，他本人还有一些很感兴趣并希望政府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为了纪念明格尔政府成立而印制邮票的问题就属于此类。他直接下达命令让邮政部长迪米特里斯处理此事。当迪米特里斯告诉他明格尔岛、伊兹密尔或者萨洛尼卡都没有能够印制出如此精美图案的印刷厂，邮票只能从巴黎订购的时候，统帅很是不悦。他要求迪米特里斯利用明格尔本土的资源，解决技术方面的困难。如果有印刷商因为瘟疫而临阵逃脱，那内务部长必须把他们找回来。萨米帕夏很快明白了统帅的用意，他是想在邮票上印上自己的肖像以及明格尔的风光。
统帅亲自研究调查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给新政府职员和议会成员准备一份礼物——就像每位刚登基的苏丹会给帝国的将领与官员分发礼物那样。他知道新政府的国库里资金有限，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难题。所有支持他的官员都将获得一份签名文件，文件内容是每人将会得到政府赠予的一大片土地，而且赠予的土地被免除了农业税。一百一十六年后的今天，任何人想要在明格尔的国土登记部门获得赠予地契和免税权的话，必须先向法院提交一份详细的申请书。
当天傍晚，在岛民们的欢呼声中，庆祝统帅成为明格尔国家元首的礼炮鸣响了。尽管死亡案例没有减少，食物短缺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但阿尔卡兹人对统帅的爱戴之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由于三天前总理大楼刚发生流血事件，再举行一场庆典有些不切实际，因此政府决定制作类似隔离公告的海报，然后在最后一发礼炮放完之后去大街小巷张贴告示，告知国民，统帅卡米尔帕夏已经当选自由和独立的明格尔共和国的总统，每个人都必须遵守隔离禁令，服从新政府的各项决议。
“明格尔大革命”的那段时间，只有一半的公职人员和雇员来总理大楼正常上班。剩下的人不是待在家里，就是逃到了乡下，或者已经不在人世。新政府成立后来正常上班的大多数职员与其说是为了工作，不如说是为了免费午饭和领薪水来的。因此，千头万绪的工作任务都落在了最初从伊斯坦布尔来的几个责任心强的中高级官员身上。第二天早上，当这些人在上班路上看到街头巷尾四处张贴的告示时感到惶恐不安，在他们看来，如果告示上说的属实，他们就必须在明格尔政府和伊斯坦布尔政府之间做出选择。现在，大家都知道萨米帕夏被帝国政府免职，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派来的新总督遇害的事了。
当年风华正茂的萨米帕夏在各地担任地方官或者中层官员的时候，如果当地发生了叛乱，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而他的答案无疑是伊斯坦布尔。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任何一个背离伊斯坦布尔的官员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被视为“叛徒”。因此他完全理解一些官员的做法。比如基金会会长尼扎米（刚结婚不久，妻子在伊斯坦布尔），还有财务副主管阿卜杜拉（他根本不喜欢明格尔，对这里没什么好感），他们都希望立即回到首都。另外还有情况复杂的督察长（妻子是本地人，娘家很富有）和破译员穆罕默德·法泽尔这样的普通公职人员。帕夏把他们安排在负责起草基本法的委员会里，希望让他们成为其他职员的榜样。
至于希腊人和土生土长的本地官员，他们对“自由”和“独立”本来就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即便很多内容都还只是停留在书面上，但他们热衷于谈论自己刚刚获得的这些新头衔（部长、主管等等），也喜欢花几分钟开开玩笑，暂时把瘟疫和隔离这种烦心事抛到脑后。他们关心的是伊斯坦布尔政府会不会责罚他们，自己能否领到工资，他们拿到的地契是否会写上新的头衔，萨米帕夏承诺的薪资待遇能否兑现。
另一方面，那些忠诚于伊斯坦布尔和奥斯曼帝国的职员对自己的新头衔不以为然，也不太在意薪水。尽管他们认为现在的局势很微妙，也只会把疑虑藏在心里。萨米帕夏很了解这些人，他们整天目光呆滞，愁眉苦脸，脸上写满了恐惧和害怕。他们害怕某天阿卜杜勒·哈米德会实施可怕的惩罚，他们害怕再也见不到妻儿，再也不能回家。
“明格尔政府是明智的、仁慈的政府。”帕夏微笑着说，“我们绝不会拘禁任何人或者扣留人质。我们并没有召集所有人来，所以请务必把这些话转达给你们的同僚。我们会帮助那些不想在革命政府工作，想离开这里返回伊斯坦布尔的人。明格尔国是奥斯曼帝国的朋友。瘟疫结束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帕夏的态度和蔼可亲，让人感觉像是在讨论某个官僚体制方面的弊病。
“如果维持现在这种局面的话，那我们就是背叛祖国，忤逆苏丹，违背伊斯兰教。”泰塞利区区长拉赫麦图拉说道。
“这些想法是不对的！”萨米帕夏说。帕夏几乎不认识这个人，他不过是听了统帅的建议把这个人叫来开会而已，因此他有些懊悔。他哪里会想到在这样的场合，有人会当众提什么“背叛祖国”“忤逆苏丹”之类的胡话。“毕竟我也不是本地人。”萨米帕夏迟疑地说，“不过您不用担心，如果您觉得我们损害了您的利益，那伊斯坦布尔随时可以以此为由入侵明格尔。”
“明格尔岛本来就属于奥斯曼帝国，本来就属于苏丹。‘入侵’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拉赫麦图拉说。
“如果我们就这样让您和倾向于伊斯坦布尔的人离开，那你们肯定会替奥斯曼帝国监视我们。”
“大人，每天都有十五到二十个人丧命。照这样下去的话，谁也不会贸然入侵，因此也根本不会有什么间谍活动了。”
“继续履职的人，除了可以在短时间内拿到先前拖欠的工资，还可以拿到新政府发放的工资。因为担心叛国而执意辞职的人则需要在其他人领完工资之后才能领取以前的工资。”
“现在是谈论工资的时候吗？”没有人敢问这样的问题。一束灰色的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松树的绿影也变成了灰色。已经多日听不见清真寺的宣礼声和教堂的钟声了，城市上空的云层越来越厚，天空不再是碧蓝色的，人们的意志似乎愈发消沉。
有些评论家精准地指出：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萨米帕夏不但瓦解了奥斯曼帝国支持者的阵营，在他们中间制造了分歧，而且还成功地把他们留在了岛上，从而赢得了一股支持自己的强大力量来对抗希腊人群体。这些在家里说土耳其语的人虽然心里盼着疫情结束，希望奥斯曼帝国的战舰来解救他们，但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他们认为明智的做法是采取温和态度。萨米帕夏连夜派宪兵和卫兵抓捕了奥斯曼政府支持者中最不安分、声望最高的人——地方官拉赫麦图拉、基金会会长尼扎米、财务副主管阿卜杜拉，直接把他们押送到了女儿塔。这座面积不大的小岛上有一座精致的白色建筑。凡是叫嚷着要效忠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说土耳其语的奥斯曼公民（其中有两个说希腊语的）都被关押在这座监狱里。
那天夜里，手摇船载着奥斯曼帝国的忠臣们悄悄驶向女儿塔，而此时，帕夏也来到了办公室的阳台。自星期五下午也就是革命爆发的那天之后，他第一次来到阳台。四周一片寂静。耳边，阿尔卡兹溪两岸的青蛙叫声和蟋蟀低吟此起彼伏，帕夏静静地站着，他想要听到手摇船离岸时船桨划过水面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