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卡米尔总统和年轻的妻子泽伊内普无疑是岛上最幸福的一对了。给卡米尔复查伤口的塔索斯医生很快就确认泽伊内普有了身孕，夫妇二人的世界彻底改变了。
泽伊内普在驻防军队旅馆感觉自己跟囚徒没什么两样，她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见不到。拉米兹和几个同谋已经关进了地牢，所以他们倒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身为一国元首的卡米尔在驻防军队旅馆这种地方办公或生活是有失体统的。于是卡米尔夫妇决定回锦绣宫大酒店。
一回到酒店，卡米尔就换上了军装，戴上了帕夏的专用肩章和领扣（这些是在两天内准备好的），然后去看望母亲。裹着头巾的母亲见到儿子时泪流满面，卡米尔亲吻了母亲的手。这个动人的场景被相机记录了下来，后来频繁地出现在教科书、纸币和彩票上，而给母亲行吻手礼也成为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母亲节活动的重要内容，被全体明格尔人熟知。卡米尔的童年故居被改造成博物馆，里面陈列着米赞杰·穆拉特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老土耳其语”写成的有关法国大革命和自由思想的著作。这件重要的文物也是来参观的学生们要完成的第二项重要作业。
卡米尔把锦绣宫大酒店的一楼留给防疫队使用，二楼则拿来用作自己的办公室（这个房间实际上是个酒店的房间，比萨米帕夏的办公室小），以及督察长马兹哈尔、总统的首席秘书的办公场地。再往上一层就是卡米尔夫妇的起居室了，不过他们把房间重新布置了一下，连婴儿床怎么放都想好了。
为了把办公场地布置得体面些，新政府没收了富有的希腊人马夫罗耶尼斯家族临海别墅里的全部家具。那栋别墅是气派的四层小楼，俯瞰弗利兹沃斯海滩，可以眺望高塔。新政府的这一行为受到了强烈的谴责。希腊人认为，新政府和从前的奥斯曼政府对待基督徒的态度同样粗暴。
卡米尔（我们没法时时刻刻都叫他“总统”）信心十足地认为尚未出生的孩子是个男孩，于是他请考古学家塞利姆·萨赫尔从传统的明格尔男孩名里挑选一个名字。他坚信儿子会是个非常特别的人，他将来最先听到和最先学会的也必须是明格尔语。因此卡米尔一直努力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泽伊内普，和她用明格尔语交谈。但对于一个每天工作繁忙的国家元首来说这并不容易。
卡米尔夫妇彼此之间的亲密感和历经苦难之后的幸福感都归功于他们在酒店顶层拥有的这个可以单独相处的空间。有时，他们会打开一扇窗户，拥抱在一起，聆听这座失去了生机和活力的城市死一般的寂静。有时，他们透过被点燃的房子上空升腾的浓烟凝视着海湾另一端的城堡，观察院子里那些被隔离的患者、疑似病例和一群无所事事的人。
他们还发明了一种在床上玩的游戏。他们盯着对方赤裸身体的某一处，触摸对方的肚脐、乳头、耳朵、手指或者肩膀，然后用一些水果、鸟、动物或者其他东西来指代这些身体部位。他们觉得这个游戏能够帮助彼此放松。当他们把眼睛和鼻子凑近对方肌肤上的某一处时，能看到苍蝇和小虫子叮咬的痕迹，还有抓痕、瘀伤、痣和奇怪的斑点。因为经常被蚊虫叮咬，所以夫妻俩的脖子上和腿上布满了红色的脓包。有时，对方身上的红肿和脓包会让他们陷入焦虑和不安。有一回，泽伊内普发现丈夫的腋下和背部之间隆起了一个小肿块，于是惊恐不已地大喊：“这是什么！”不过再仔细一看，肿块上毛孔变大了，而且卡米尔只是感觉有点瘙痒，两人马上就松了口气，这只是普通的蚊虫叮咬，而不是什么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卡米尔在岛上的这两个月目睹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有的是夫妻之间，有的是母子，还有的是父女。记得有一次，他当时还陪着努里在塞奥佐罗普洛斯医院出诊，有一对夫妻因为感染了瘟疫而无法照顾他们的孩子，他感到恼怒。还有一次，在卡迪雷尔区的海滨路，有个脖子上长了巨大脓肿的男孩被强行送往医院，要不是因为那个男孩的父亲也生了病，没有力气和防疫队争吵，恐怕他们还无法把男孩送进医院。只要家里有一个人染上瘟疫，长出肿块，那么家里其他人就会对身上出现的任何红点、蚊虫叮咬的痕迹或其他肿块格外留意。在这些时刻，卡米尔从人们的表情中觉察到他们的孤独，这种孤独令死亡格外难以忍受。
从驻防军队回到锦绣宫那天，卡米尔用手去摸包扎伤口的绷带时感到右边腋窝下有一点硬硬的东西。他在泽伊内普看不到的地方举着镜子照了一下，发现腋窝下有个相当大的红色肿块。他用手指按压了一下，没有疼痛感，只是有点痒。腹股沟淋巴结肿大的患者身上常见的疲劳、发烧或者其他症状，他都没有。只不过，他已经咳嗽了两天。有一些瘟疫患者在发病初期也会咳嗽。
如果他真的染上了瘟疫，他能马上辨认，并坦然面对吗？卡米尔最厌恶的就是懦夫了。
这位年轻的奥斯曼军官意识到，自从担任总统和最高统帅以来，自己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思想、感情甚至梦想都已经变了。这种改变倒没有带来痛苦，只是让他感到惊讶。他变得更“理想主义”了，也更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了。他愿意为这个岛，为他的儿子，也为明格尔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每当他想到这些，他就愈发能理解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是多么快乐。
出乎意料地当选最高统帅之后，卡米尔开始感觉到这是命中注定。就在三天前，他还只是一个在希腊战争中表现出色的低级军官，转眼间就成了国家首脑，而且还是他热爱的这片故土的元首，这难道只是巧合吗？在军校读书的时候，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没有哪个明格尔的同乡能取得和他一样优异的成绩。现在他意识到这一切并不是什么巧合，而且他也希望其他人明白这一点。当然，等儿子长大成人以后，他也肯定会知道父亲年轻的时候和上学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欣喜地收到了考古学家塞利姆·萨赫尔的回信，对方回答了关于取名的问题。他坐在办公桌旁，从酒店二楼的窗户向外望去，透过金合欢和松树的缝隙，他看到了空荡荡的港口和码头，看到了通向海边的坡路，眼前的景物散发出一股忧伤。
这封信至今收藏在明格尔共和国的档案馆里。卡米尔读完信突然感到烦躁不安，他立即叫来前任督察长马兹哈尔，让他大声朗读这封手写信上的名字。
“您听说过这些名字吗？”卡米尔问。
前任督察长马兹哈尔有些难为情地说，虽然自己被派到岛上之后就结婚定居在此，但他是在伊斯坦布尔长大的，不是明格尔本地人。他说自己特别热爱这片土地，也坚信独立和自由让每一个岛民，尤其是穆斯林群体欢欣鼓舞。最后，他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信上的这些名字。
“我也没有听说过这些名字！”统帅毫不掩饰心中的不满。
他们叫来一个文员，让他把名字挨个又读了一遍。文员在读到一两个用法语写的单词和明格尔名字的时候明显有些吃力。这封信大部分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土耳其语写的，还有几处华丽的词藻是用法语表达的。或许是这个文员太紧张，他也同样读不出这些名字，尽管他是土生土长的明格尔人。同样让卡米尔不满的是考古学家居然用法语拼写“统帅”这个词，流露出嘲讽意味。
“考古学家塞利姆·萨赫尔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我们的历史！”卡米尔说，“您去和邮政部长、海关部长一起起草一份文件，确定一下这些事项的规定吧。”
统帅很快习惯了自己的新办公室。每天有文员两次向他汇报萨米总理反馈的最新死亡数据，他不再需要每天早上去流行病学研究室了。同时，他也不再负责防疫队的工作了。他在一场朴素的典礼上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哈姆迪巴巴，这也是明格尔岛历史上的首次授勋仪式。
岛上手艺好的裁缝都是希腊人，这些人几乎都乘坐最后一班船逃往了伊兹密尔和萨洛尼卡。统帅派人找来了雅库米艾凡提，让他缝制几身瘟疫过后穿的正装和冬天穿的便服。他还要求先看一下布料样品和衣服的款式。当天晚些时候，努里过来和他讨论了死亡病例人数和地图最新情况，每天的死亡病例都在十二到十五例之间。虽然死亡病例已经基本趋于稳定，但是任务还是比他们想象的艰巨得多。一些冥顽不灵的人依旧对隔离禁令视若无睹，还有一些执迷不悟的人照旧挑衅隔离禁令。
在努里面前，统帅还是像做贴身侍卫时那样毕恭毕敬。他让努里放心，明格尔岛会保护帕克泽公主的安全。努里是坐萨米帕夏的马车来的，他提议像过去那样去城里四处看看，探查情况。
“我们这次就不坐马车了吧，步行就可以！”统帅说。
卡米尔一边走，一边仔细观察着人们的言行举止，当他看到他们向自己投来的目光，当他走过人们窗前听到他们大喊“万岁！”（过去的三天里他听到了七八次），他明白自己是被人拥戴的。他希望这份爱能化成一种持久的希望，一种共同的信念，这样不仅可以把明格尔岛从瘟疫中拯救出来，而且还可以让明格尔岛免于其他灾难。保护好这些满怀希望冲他微笑的心地善良的人是真主赋予他的使命。
统帅下令用政府预算缝制两百面明格尔旗（尺寸更小的也可以），但岛上大部分裁缝店、纺织品店和布料店都已经关门了，而且也无法从国外运进亚麻布，所以这项工作格外困难。这或许也是大多数足不出户的人没见过新国旗、不了解新政府的原因吧。漠不关心的人也不在少数。要让所有人都服从新政府并不容易。但是统帅还是愿意一试。他相信新政府存在的时间一定会比今天岛上的这些居民寿命更长，甚至延续好几百年。人们都说，新政府给人以希望，也让人们相信瘟疫可以消除。统帅走上街头，他想让民众看到自己的决心、激情和斗志。由于他和帕克泽公主的渊源，人们把这位年轻的统帅与伊斯坦布尔、皇宫、苏丹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在电报局行动中的出色表现和挥舞旗帜、宣示不向世界屈服的举动也让他获得了无数拥趸。
统帅有时会觉得，生为明格尔人是真主的恩典。每当人们透过窗户与他对视的时候，他都能从人们的微笑中看到一种感激之情。这是因为岛民们看到他就想起自己是多么幸福，生为明格尔人是多么幸运。
那些不把瘟疫当回事也从未采取保护措施的穷人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苦难和饥荒。统帅觉得他对这些人有责任。那些没有果园、田地、地产也没有朋友的人，很快就失去了食物来源。奥斯曼政府没有跟这些人传授过疫情方面的知识，他们落到如今这步田地，是旧政府的过失。萨米帕夏最初还一度坚决否认有瘟疫！他实在愚蠢。
统帅在几名卫兵的护送下来到哈米迪耶大街（所有街道的奥斯曼名字都必须变更）。圣乔治教堂和阿尔卡兹溪之间的小道上挤满了杂货店。这些平日里卖面粉、土豆等日常必需品的小店一大半都关门了，因为店主们担心被感染，也害怕被检疫部门罚款，同时各种各样的禁令更令他们疲惫，于是去别处或在家里做起了买卖。包括橄榄、奶酪（如果有人供应的话）、核桃、果干（一度被人说成危险食品）在内的所有食品的价格增加了两倍。洋葱、绿叶蔬菜、土豆这些集市上最常见的廉价食品也都买不到了。面包店里面包和馅饼的供应量只有平日里的一半。统帅在驻防军队的时候听萨米帕夏说过，阿卜杜勒·哈米德曾经让军队储备了一些面粉以备不时之需，因此他暂时没有为面粉的供应发愁。肉店和养鸡户把价格抬高了三四倍，肉也是从店铺后门卖给顾客的。绝大部分养鸡户、鱼贩、卖内脏的摊贩都因为卫生条件堪忧而被迫关门，常在店门口徘徊的小猫也没了踪影。
每天都有许多人出逃或死去，岛上的人口不断减少，但是随着集市和商铺纷纷停业，人们吃饭都成了问题。萨米帕夏意识到了这个困境，他希望人们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自发在希腊中学里开辟的集市能依旧开放，满足人们对食物的需要。统帅和卫兵从集市左转，来到了小巷子里。这些狭窄的巷子里都是带凸窗的房子，走在这些窗户下面可能面临危险。城里的男人无事可做，只能坐在窗前消磨时间。
想要恢复经济，维持阿尔卡兹人的正常生计，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隔离禁令。驻扎在城市周边的卫兵的职责就是防止城外的居民随意闯入城里。人们必须向防疫队出示盖满了印章、签了字的许可证才可以出城。绝大多数人只能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从图伦茨拉高地区或者霍拉区后面凉风吹拂、遍地乱石的荒野出城。如果能避开路上的野狗、匪徒、发了疯的瘟疫患者、成群的老鼠或者瘟疫恶魔，那么你还能在深夜安然无事地出城，逃到乡下。但是对于那种每周进出三次来城里做生意的人来说，他们必须获得特殊的出入许可和保护。新政府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重新开放希腊中学里的市场让努里、萨米帕夏和统帅又一次意识到隔离举措的根本困境（正如同当年的“朝圣船”事件一样）。一方面，要战胜瘟疫必须严格执行隔离政策，另一方面，如果执行政策的尺度过于严苛，那么那些微笑着看着统帅，把希望寄托于统帅的人很快就会背弃革命，甚至背弃自由和独立。
目前城里还没有出现有人饿死的情况。但是在疫情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一切的最贫困潦倒、无家可归的人已经开始乞讨度日了。一开始，萨米帕夏派出宪兵和警察把这些可怜无知的乞丐从街上赶走，或者随便找个理由把他们抓进监狱，和那些犯人关在一起。过了一段时间，帕夏发现这些绝望贫穷的人宁可在监狱里吃免费食物，也不愿意终日挨饿甚至惨死街头，于是他意识到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街上的乞丐都交给防疫队处理。哈姆迪巴巴和两个部下以“违反隔离法”为由把乞丐们都赶出了城市的主干道。其实这项法令在两周之前，在明格尔还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就已经实施了，相同的政策仍在延续。
很快，统帅养成了每天至少去城里长时间散步一次的习惯，这便于他亲眼观察周遭发生的事情。比如有的地方，人们因为禁令而发生争执或冲突，进而引起骚乱，他就会亲自去现场呼吁人们听从防疫队的安排。再比如他会专门去某个地方了解某个问题。每到这时，他还会叫上熟悉相关情况的人陪他一起去。
7月6日星期六，统帅领着曾经营面包房的哈迪德和马吉德兄弟去了阿尔卡兹溪旁边新开的一个农民市场，探讨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食物短缺问题。在市场里，他们看到几个乡下孩子淌着汗，正在卖新鲜的鲻鱼和鳟鱼。他们还看到裹着头巾的希腊女人在卖锦葵、荨麻这类植物。
之前，两个被死亡的恐惧和孤独感逼疯的孩子离家出走，后来又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他们说自己是在城外的山上吃了锦葵才活下来的。城里还在做生意的店主，尤其是那些新开的集市里的商贩，纷纷跑到山头采摘这种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煮汤的神奇植物拿到市面上卖。
必须一提的是，大多数明格尔人最终都找到了填饱肚子的方法。为了杜绝偷运乘客的现象，萨米帕夏曾一度禁止渔船出海。不过后来他取消了这个禁令，毕竟明格尔需要渔业来维持食物供给。希腊社区大主教康斯坦丁诺斯的女儿在回忆录里写道，在瘟疫最严重的切特区、格尔梅区和卡迪雷尔区，孩子们也参与了捕鱼劳动，以便贴补家用。孩子们从后院溜出城外，成群结队地穿过田野，走过隐秘的乡间小道，一路采摘黑莓、野草莓和锦葵，在跋涉两小时后来到达莫塔石溪流和地中海交汇处的达莫塔石山谷。他们来到山谷的浅滩，卷起袖子，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拿着自制的网兜捞鱼。我们想提醒感到这个故事过于沉重的读者，这些孩子当时的确是快乐的。康斯坦丁诺斯的女儿在回忆录里用一种怀旧的口吻写道，孩子们在小溪边把裤腿卷到膝盖，手拿网兜寻找绿色鲻鱼的时候听到了革命胜利的礼炮声和统帅出任总统的消息。
我小时候曾经翻阅过一本老旧的明格尔杂志，里面有一张照片对我影响很深，因此我不得不提一下。照片里有一群手拿网兜的孩子正在捕捞绿色鳟鱼，而正是这些英雄的孩子养活了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如果我生活在一百一十六年前，而且是个男孩的话，我或许也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这部历史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想借此机会告诉读者，写作本书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正是这部小说里某位主要人物的直系后裔。
霍拉区的一所希腊小学里新开了一个集市，这里不仅能买到鲻鱼，还能买到酸模和锦葵之类的植物。统帅和哈迪德、马吉德兄弟一起参观了这座建筑，这是瘟疫暴发之前希腊孩子们上学的地方。昏暗的教室里，墙上还贴着最早的隔离公告，捕鼠器随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他们还发现穆斯林商贩曾经在教室里兜售抵御瘟疫的经文纸。这场瘟疫模糊了阿尔卡兹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那似有非有的界限。
三人又来到了这所学校的院子里。精致的小院里挤满了小商小贩。三人正在交谈并发表对局势的看法，这时，一个脚上还穿着捕鱼靴、刚从小溪捕鱼回来的小孩走到了他们身边。
卫兵担心有危险，正要站出来制止小孩靠近，但被统帅拦了下来。
“在这个最困难的时期，没有人比这些英雄的孩子更值得我们尊重。他们捕到的鱼拯救了明格尔岛。”卡米尔说，“让孩子跟统帅谈谈，不管他会提什么要求！”
等卫兵退到一旁，这个长相可爱、满脸粉刺、蓄着胡子、戴着菲斯帽的男孩——大约十六岁的样子——走到统帅面前，然后从厚厚的腰带里拔出一把枪，朝着统帅的胸部和脸部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