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未出生的儿子选一个理想的名字（卡米尔的母亲也提议了一些名字），统帅又想了一个办法。他贴着泽伊内普的肚子把备选的名字每个轻声喊三遍，如果儿子喜欢某个名字的话，就会在肚子里踢一脚或者翻个筋斗。统帅目不转睛地盯着妻子隆起的肚子（其实依然完全是平的）、圆润的乳房和草莓色的乳头，总想找理由去摸一摸。有时候，他把鼻子贴在妻子散发着香味的肚脐眼上，就像一只鸟试图用喙挖出埋在地下的宝藏一样。经不住丈夫孩子气的挑逗，泽伊内普也会说些笑话和故事，接着二人就这样在床上缠绵了起来。
两天后的下午，统帅照例回到楼上房间陪妻子。死亡率一直没有回落，这也让他有些苦闷。为了让丈夫振作起来，泽伊内普把他拉到床边，他也配合着上了床。他先是疯狂地亲吻妻子，然后开始抚摸她迷人的身体。他的指尖从妻子的后背、脖子、腋窝、腹部轻轻滑过，摸到腹股沟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红色硬块。每天晚上，妻子健康、有光泽的皮肤上都可能出现被蚊虫叮咬的痕迹和其他难以解释的斑点，但它们很快也就消失了。也许腹股沟的这个肿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当他看到那个红肿时，他的心就不由自主地“咯噔”了两下，就像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一样，这是个和平时的红肿不太一样的肿块。
统帅觉得妻子感染瘟疫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毕竟她从没有离开过房间，酒店里也没有老鼠。他用指尖轻轻摸了摸硬邦邦的肿块，按压了一下。泽伊内普没有任何异常反应，因此他断定这就是普通的蚊虫叮咬了。如果真是瘟疫的话，这样按压下去，泽伊内普肯定会疼得叫出声的。统帅想忘了红肿的事，不想扫了妻子的兴。
英国领事乔治写了封信，信里说想见一见统帅和老朋友萨米帕夏。其他领事都躲藏起来了，英国人这时示好，萨米帕夏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坏事。英国人向来精明老练，他们很可能是想抢占先机，向新政府提出一些主张，但具体是哪方面的主张，帕夏也猜不到。帕夏向统帅表明了自己的想法，然后二人商讨了他们将与领事讨论的话题。
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之后，他们二人惊讶地发现，英国领事专程拜访居然就是为了给考古学家塞利姆·萨赫尔美言几句。领事说塞利姆·萨赫尔心地善良、为人正直，而且对明格尔岛和明格尔人有着深厚的感情。领事还说，塞利姆·萨赫尔和妻子不是怕被隔离，而是怕因为忠于奥斯曼政府而被送到女儿塔和其他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官员关在一起隔离。萨赫尔相信那些被送到女儿塔隔离的人不过是政治筹码罢了，他们是不可能被送回伊斯坦布尔的。领事说，在目前的条件下，那尊古代的明格尔女王雕像是不可能从水下拖出来的。塞利姆·萨赫尔唯一的愿望就是和妻子留在岛上。
“是他请您来的吗？”
“他说您在研究古老的明格尔人名，他还说，我也可以提一提建议。”
“领事真的很喜欢明格尔岛，”萨米帕夏插话道，“多年来，他把全世界关于明格尔岛的书都买来了，就是为了写一本关于明格尔的书。”
“既然您觉得我们的岛屿如此重要，值得写一本书来记录，那请告诉我们，”统帅说，“明格尔人的故乡是这个岛，还是在别处？”
“明格尔人就是在这个岛上才成为明格尔人的。”
“没有人比您更适合书写明格尔历史了！”统帅说。但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海面上一道奇异的光引起了他的注意。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我们代表明格尔政府问英国代表一个问题，”萨米帕夏大胆地说，“我们需要怎么做，你们才会解除封锁呢？”
“我完全不清楚我国政府和我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对时局怎么看，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只要瘟疫得到遏制，封锁肯定会解除。”
“可是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疫情还是没有得到缓解！”萨米帕夏说。
“您像对付敌人一样对付道堂，只会适得其反。”领事说。
“从您这样的真朋友嘴里听到这样的评价，真的让我们很难过。英国政府提出什么防疫建议了吗？”
“电报切断了，岛屿也被封锁了，人人都在隔离。英国政府怎么想，我只能全凭自己的推测了。”
“您的想法是？”
“您有一位非同寻常的客人。”乔治小心翼翼地说，“帕克泽公主是奥斯曼皇室里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苏丹的女儿是有外交价值的。”
“在奥斯曼帝国的传统里，皇室的女性成员是不能参与执政的。民众也不会接受。”
“可是统帅，您不是已经宣布明格尔岛独立了吗，这儿已经不属于奥斯曼帝国了！”乔治小心地说，“况且这里的民族也是另一个民族！”
领事离开后，统帅也仔细考虑了领事的建议，毕竟萨米帕夏一向很重视领事的话。接着，统帅出席了防疫会议，不仅获知了道堂周边的最新事态，还了解了各个偏远郊区的社区代表报告的问题。
弗利兹沃斯区的代表凡格里斯艾凡提说，他们在一所空房子里发现了一具穆斯林的尸体。当时这人死了两天了，尸体腐烂，臭气熏天。一周前，防疫队接到情报后从萨洛尼卡的塞费里迪斯家族大宅子的后院破门而入，把宅子里的门和百叶窗都从里面钉上了钉子，然后给宅子重新消毒一遍之后从同一个门出去了。也就是说，昨天才因为恶臭被人发现的死者在一周前跟着防疫队进了宅子，并躲了起来，后来死了。那些以躲避瘟疫为由躲进空房子的人会在日后把这些房子当成盗窃犯罪的据点，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风景如画的丹特拉区位于陡峭的山岭、崎岖的悬崖之间。这次是这个区的代表阿波斯托洛斯艾凡提在新政府成立后第一次参加会议，他不想继续担任社区代表，这次参会的意图是为了要回奥斯曼帝国时期拖欠的工资。这个希腊人的社区已经没有几户人家了，阿波斯托洛斯觉得社区太偏僻、太冷清，让他很孤独。有一次，他说他在空房子的花园里撞见了瘟疫恶魔。萨米帕夏判断，阿波斯托洛斯撞见的不是什么瘟疫恶魔，而是夜间从事非法船运活动的工头和船夫。由于不少宪兵和政府职员逃了，政府对偏远社区的管理也就鞭长莫及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投机主义罪犯纷纷从小溪对面的穆斯林社区跑到这片无人管辖的危险地带，在这些遍布希腊富翁豪宅的荒僻区域落脚。还有一些人从岛北部的边缘地带跑到城中心行窃、抢劫。这些地区有各种各样不断扩大的犯罪团伙，其中有一个所有人都在谈论但是很少有人见过的孤儿组织。明格尔民族诗人萨利赫·里扎以这个孤儿组织为素材，创作了一部名为《母亲在森林深处》的儿童小说。十岁的时候我读了这部小说，它让我成为了狂热的明格尔民族主义者。
克里索波利蒂萨广场的代表说，最近两天墙角和花园再次出现了死老鼠。这些社区代表的主要工作是执行隔离禁令，找出藏匿起来的患者，向政府报告需要清理的房屋所在位置，告诉消毒人员去哪间房子或哪条街道消毒。这些社区代表在汇报完工作之后，又切换到中间人的角色，把居民对隔离措施的不满转达给政府。有个代表说科福尼亚区有个铁匠根本没生病，结果被关进了地牢隔离，统帅听完，就把这个不负责任、做事欠考虑的代表训斥了一通。“你说防疫队弄错了，那你当时去哪儿了呢？”统帅质问道，“你的任务不是指责我们，而是规劝那些不遵守隔离规定的人。”
其实岛民对社区代表并没有太多埋怨的原因之一是，防疫队队员都是民众熟悉的本地人，而且在隔离工作中投入了许多精力。岛民一开始对防疫队的做法十分反感。自从新政府成立之后，防疫队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民众的怒气也越来越大。再加上死亡病例一直没有减少，这种愤怒就愈发强烈了。穆斯林社区的居民总是说：“我们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折磨和威吓，但还是无济于事。”
图伦茨拉高地社区的代表说，他所在的社区几乎没有人对防疫队有意见。住在焚烧场附近的人因为难以忍受焚烧发出的气味都离开了。住在穆斯林新墓地附近的人整日心神不宁，怨声载道。参加葬礼的人群熙熙攘攘，送葬队伍来来回回从未间断，更让人不适的是，到了晚上还有流浪狗去墓地刨坑。这些狗也经常打架，还有的狗嘴里叼着尸体残骸或者死老鼠到处乱跑，传播疾病。人们还说，有一艘带红帆的帆船会来拯救所有人。不过除了有个生产床单被罩的独居的人死了，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
听了瓦夫拉区、格尔梅区和切特区的代表报告的情况后，新政府、检疫工作者和统帅立即发现他们的乐观态度完全是盲目的。瓦夫拉区的军事中学、哈米迪耶医院和盲人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周边的街区都是疫情日益严重的地区，死亡病例与日俱增，令新政府的权威和当地居民对防疫举措的评价大大降低，正如先前的旧政府一样。在萨米帕夏的坚持和医生的提议下，政府对这几个重灾区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措施，比如派卫兵去各家后院值守，长时间封锁街区的大街小巷，以及用大钉子钉住为数不多的空房子以防窃贼、流浪汉和瘟疫患者入内。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就决定用焚烧的方式消灭传染源，烧毁被污染的住处和旁边的垃圾场，整个工作花费了一周时间。这一举措引起了社区居民的强烈不满。萨米帕夏希望统帅下达新一轮的焚烧令。
当大家都在热烈讨论时，统帅正透过窗外的雨帘眺望着锦绣宫大酒店，心早已飞到了妻子的身边。妻子腹股沟起肿块的事只有他一人知道。如果他能立刻回到妻子身边，和她拥抱在一起的话，也许他就能忘记一切，忘记红色肿块可能是瘟疫症状这件事。
如果泽伊内普真的染上了瘟疫，那他自己很可能也感染了。眼下要做的是和妻子分开隔离。但他做不出这样的事情。一想到这些，他就无法继续参与会场的讨论。在瘟疫来临时，如果过于恐惧，只会做出错误判断，就像面对大敌突然进犯的战士一样惊慌失措，而这些都是统帅不可容忍的。但现在他自己就是这样惊慌失措的人。他必须保持冷静。
面对传播范围广阔、异常险峻的瘟疫，仍有一些基督徒和穆斯林始终头脑清醒，正直人格丝毫未受动摇。当一些人只想着保全自己的时候，仍然有那么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拜访死者的亲属，或帮助那些备受煎熬的患者缓解痛苦，甚至还有一些善良的人去安慰那些喊着“我们这是怎么了？人间地狱一般的世界！”、在街上乱跑的疯子。仍然有很多人并未丧失社区观念、互助意识和无私精神。
眼下每天都有二十到二十五人丧命，而人们依旧向彼此表达对逝者的哀悼。城里这样的人特别多。尽管宣布隔离禁令之后，这些人更少出门了，但是出于对家人、邻居和社区的依恋——也就是说，出于他们的善良本性——他们都免不了要去死者家中吊唁，或者是去清真寺参加葬礼仪式。这样一来，他们就把瘟疫传给了更多人。7月底，明格尔岛主城区的大街小巷还能感受到生活气息，这与第三次瘟疫暴发之后冷清荒凉的孟买或香港并不相同。街上总能看到一群热心的穆斯林男子，他们要么是忙着参加各处的葬礼，要么是即将去死者家里吊唁。
听完代表们的讲述之后，统帅意识到政府和官员的威信和地位在切特区已经荡然无存。就在前一天，这个区有六个人死亡，结果当地代表报告的并不是沉重的死亡病例数字，而是关于“出入许可证”的问题。一帮克里特岛来的恶棍从塔石切拉区搬到切特区之后胡作非为，他们和社区里靠拉车、做农活、做小生意谋生的本地人势不两立。贫穷虔诚的居民认定切特区的瘟疫就是这帮为非作歹的年轻人带来的，他们要求政府把这群没有信仰的移民赶出去。
在奥斯曼政府统治时期，萨米总督专门建立了“许可证”制度来解决此类问题（其他街区也发生过类似的冲突）。根据这项制度，想要进出某些街区的人需要从检疫局获得许可。最开始的时候，总督的这项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无职业的克里特岛移民被统一安置在了某个街区，然后完成了登记。但是后来，检疫人员和持有证件的人开始出售这些许可证，所以事情就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因为政府职员和街区居民都从中获利，而且毕竟这项制度多少起到了限制进出的作用，因此总督和努里也就没有立即废除这一制度。另外，拿着“许可证”穿行的人群增加了人口流动的范围和频率。社区代表说，昨天有两名有许可证的人染病身亡，不过他们的亲戚立刻就在老市场把许可证卖给了一家店铺。理论上说，那些有亲戚染疾去世的人应该马上隔离，而且他们先前获得的通行证应被废除，但事实上，这些通行证很快就落到了其他人手里。统帅拨开脑子里的层层云雾，注意到了一个新问题：新政府成立之后，一些文员开始取消旧许可证，或者是在原来的旧证上戳个新章，然后对使用新证的人收取一定的税费。做生意的人都觉得收税合理，可也有不满的人。有个区的代表也是财政部门的文员，他告诉统帅，这件事确实没有多大的牟利空间，但是如果有人蓄意积攒许可证，然后指望着有朝一日卖掉它们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