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的管理者们仿佛自我封闭了一般，整日忙于在小学推广明格尔语课程、提倡使用明格尔语名字、编纂明格尔历史、收集明格尔民间故事等高尚事务，对城里发生的事情已经失去了理解能力。官员、密探、文员、士兵都不办公了，他们找了各种理由，拒绝现身。两名防疫队队员在图伦茨拉区巡逻的时候遭到一群年轻信徒的袭击，其中一人逃跑，另一人遭到暴打，导致一只眼睛永久失明。防疫队对此十分震惊，想要以牙还牙。但萨米帕夏不愿让他们在城里到处走动了。
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是控制了城堡的囚犯。他们最终撬开了隔离区的铁门，而这也是城堡里最后一扇封闭的大门。一时间，近三百名确诊的和疑似的瘟疫病人获得了自由。
隔离区清空的那一刻，囚犯们在想什么呢？是因为脑子里那种最原始、最简单的无政府主义逻辑，想着“既然我们把其他人都放出来了，那让隔离区的人也都重获自由吧”？还是想着，“放了这些可能有病的人，让瘟疫迅速传播，然后同归于尽”？我们已无从知晓（尽管关于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讨论）。也许他们也相信隔离工作者私底下达成的共识：隔离虽然必要，但无法奏效，甚至可能徒劳无功。（但至少把人抓进隔离区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把他们放了，也算是一桩义举！）
囚犯们虽然砸坏了隔离区大门的锁，但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告诉里面的人他们自由了。毕竟谁也不敢冒着可能被感染的风险进去，谁也不觉得给里面的人通风报信是自己的责任。因此等到被隔离的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一阵子了。隔离区里的人全部出逃的速度比囚犯要慢一些。不过，早上城堡暴乱的消息在半天内就传遍了整个阿尔卡兹城。要不是因为防疫人员和卫兵都跑了，这种令人震惊的事情也不会发生！
监狱区域、隔离区域乃至整个城堡上下的大逃亡事件彻底改变了城市的气氛。从隔离区出来的人穿过城堡后面的街区逃回家中，人们常常能在街上碰见这样的人。其他居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囚犯一样，战战兢兢地道一声：“出来就好！”但他们也对这些人心怀恐惧，防疫队员和卫兵都坐视不管。
从隔离区出来的人回到家里也往往不受家人欢迎。有的人发现家人早已逃离或死去，还有的人发现陌生人住了进来。有些人会跟这些陌生人或给他们开门的亲戚争吵一番。还有的人直接被拒之门外。那些深谙人情世故的长辈们也会出面奉劝这些人最好是回到城堡隔离区，等隔离期满了再出来。隔离区里确实有一些人预料到逃出来后可能受到这样的对待，想到在隔离区至少还能得到汤和面包，填饱肚子，于是决定待在原地。他们从同伴空出来的地方挑了个最舒服的床铺安顿了下来。要说这些人是为了不挨饿才留下来的也不全对，因为过去的一周里，不论是城里还是隔离区，面包店能分配到的面粉和人们能领到的面包都只有原来的一半了。
有人说，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法律废弛的、政府治理失败的时代。这种不确定的感觉正在加速蔓延。新政府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强奸犯、杀人犯、可能已经染上瘟疫的人就已经充满了大街小巷。
还有一些被无端隔离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是因为对防疫队放肆无礼、拒绝听从他们的指令或违背隔离规定而被拘禁起来的。抓捕他们并没有医学上的理由。他们或许应该被关进监狱。但是管理者觉得关进隔离区是更严厉、更有效的处罚，而防疫队也为了让这些对隔离规定视若无睹的蠢货们吃点苦头，故意把这些人关进了隔离区，其中很多人本来好好的，却在隔离区染病了，因此他们一心想要找防疫队报仇。他们不但仇视防疫队，而且对所有的隔离政策、医生和检疫工作者都极为不满，他们就喜欢听人说“瘟疫是医生、基督徒和检疫工作者带到岛上的”这类言论。萨米帕夏很快明白，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想要再把他们集中起来关进隔离区已经毫无可能。
从隔离区逃跑的人很快也看到了阿尔卡兹的权力真空。经历了疫情和革命、目睹了绞刑的人们已经不敢出门上街了，何况四处都是从牢房和隔离区逃出来的囚犯和病人。而防疫队自从被萨米帕夏提醒之后也不怎么在街上活动了。
一时头脑发热从隔离区逃出来的人之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融入城市生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可以为店铺主或者是房主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使他们免受逃犯的骚扰。有些逃出来的犯人刚进城就盯上了自己中意的房子，然后盘算着闯进去，至少在某个角落或者花园里安顿下来。在没有宪兵和警力维持秩序的情况下，这些罪犯就更加为所欲为了。还有一些更无知、更胆大包天的恶棍跑到码头去打听有没有去伊兹密尔的船，但免不了和防疫队或者隔离区的逃亡者发生冲突。第一次严重的冲突发生在阿谢克阿纳尔坦坡路路口的一家杂货店里，发生在出售无花果、核桃和奶酪等农产品的杂货店店主和几个逃犯之间。一个逃犯拿起摊位上的无花果就往嘴里送，另一个顺手拿了块奶酪塞进口袋里，杂货店主的家人立刻上前制止。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些人不是从隔离区出来的，而是一般的强盗，所以也并不害怕。此时店里还坐着被不公地送进隔离区待了五天后跑出来的店主的兄弟和几个朋友，他们正为重获自由而兴奋，所以也加入了对抗。双方举着棍棒在空中挥舞了五分钟后就各自散开了。不过这件事造成了这样的谣言，即从隔离区出来的人可以保护店主不受恶棍匪徒的侵害。
萨米帕夏一直在工作了五年的办公室里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晚上，副统帅马兹哈尔和努里来到了办公室。他们没有足够的武力镇压这些肆意妄为的逃犯、病人、匪徒和充满复仇欲的信徒来确保新政府的安全。防疫队在一次次不幸的冲突和对抗之后都回到了家中，早上到驻防军队集合的人数已不到一半。统帅妻子的死讯也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全体队员士气大减。萨米帕夏手下的宪兵和警力也只能勉强维护总理大楼和广场周边的秩序。要是没有这些宪兵，暴徒们早就闯进总理大楼在楼里过夜了。还有传闻说，一些匪帮已经潜入城里的民宅，正计划袭击政府的办公大楼。办公室里的人都明白防疫队必须与从隔离区逃出来的人和解，然而谁也不知道具体如何去做。
萨米帕夏请求驻防军队从阿拉伯营挑选一半听从调派的兵力来协助保护总理大楼和锦绣宫大酒店的安全，但驻防军队就是不派人来。在中间斡旋的马兹哈尔向统帅汇报了城里的最新情况，提到了从隔离区逃出来的人日益扩大的影响。他想听听统帅的意见。然而统帅还没有从失去妻儿的悲痛中走出来，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踏出房间半步。而与此同时，一群逃犯放火烧毁了卡迪雷尔区的一处民宅，巨大的浓烟笼罩着整座城市。统帅本应该关心这些情况才是。还有夜里传来的尖叫声和一两声枪响，他应该也听到了。
我们可以在此用一两句话讨论一下个体在历史进程中起到的作用。如果统帅的妻子没有染病而亡，那么这一切是否就不会发生，历史就会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推进？或者说明格尔岛的命运早就被历史决定了，无论如何，一切都不可避免？这些问题很难厘清。然而，在缺乏有力统治和秩序混乱的情况下，统帅只想着明格尔语和亡妻，无疑加剧了散漫无序的气氛，而更致命的是，新政府最初传递的希望和乐观情绪很快就荡然无存了。
第二天早上，坐在地图前开会的人发现城里又有三十二人死于瘟疫。事到如今，将死者单独分开埋葬几乎已经不可能了。但在居民区的一些隐秘场所仍然有人无视隔离规定举办葬礼。大街上的人明目张胆地违抗隔离规定的现象比比皆是。
萨米帕夏比任何人都清楚，重新树立政府权威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统帅走出悲痛，再次强有力地领导防疫队。如果继续拖延，一切将不可挽回。第二天，萨米帕夏和马兹哈尔在宪兵的陪同下来到了锦绣宫大酒店三层的统帅住处，他们敲了那扇白色的木门，但是门没有开。他们等了很久，又敲了一次，门仍然没开。于是，他们拿出一封事先准备好的信从门缝里轻轻塞了进去，信里写明了最新的政治局势和紧急状况。
一小时后，他们再来的时候，那封信已经被取走了。马兹哈尔向众人指出，门把手动过，统帅应该是醒了。门也没有反锁。他们又敲了几下，然后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他们考虑把努里请来效果更好，于是派人去了老总督府大楼。
半小时后，萨米帕夏轻轻推开了门，努里跟在后面。
房间里没有任何声音，萨米帕夏、努里和马兹哈尔等了一会儿，然后直接走了进去。他们看见统帅坐在大百叶窗旁边的胡桃木写字台前。统帅看到有人进来，还是一动不动。努里走上前，顿时感到不对劲。
统帅穿着军装，脚上套了双和这个季节不相配的靴子。努里一开始以为统帅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带着队员们冲锋陷阵，但是他很快发现，统帅连呼吸都有些困难，更不要说出门战斗了。他额头上全是汗珠，正喘着粗气。
努里注意到统帅一直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像坐在理发凳上动不了脑袋的人一样。努里习惯性地看了一眼统帅的脖子，他的脖子右侧有一个巨大的淋巴结肿块，而且正是瘟疫所导致的。
在那个历史性时刻，三个人同时意识到新国家的缔造者，革命英雄卡米尔统帅感染了瘟疫。他们了解统帅，知道他这么做是因为不想跟人抱怨，或者说他实在没办法跟大家开口说自己得了瘟疫！萨米帕夏预感到统帅会像个赌气的孩子一样拒绝和他们说话。努里想到，在某些情况下，感染瘟疫的人会丧失说话的能力，也可能会出现发抖和口吃的症状。
眼下该怎么办呢？三人都明白，在统帅心中，自己的国家和这座岛屿永远是最重要的。统帅也和他们一样，不希望自己患病的消息传出去。然而，此刻他唯一知道的是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其他三个人正在焦灼地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