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米图拉离去后，努里立即下令备好铠甲马车和卫兵的马车。努里夫妇在被囚禁的这段时间里对城里发生的事情所知甚少，最多也就是些零零碎碎的消息，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亲自去看看了。
车夫泽克里亚按照努里的要求径直朝着克里索波利蒂萨广场驶去，夫妇二人并排坐着。在他们右手边是萨米总督在任时建造的公园，公园的后山长满了松树和棕榈树，在树荫下高耸的岩石堆上，他们注意到有几个人围坐在毯子和垫子上像是在等待什么。马车行至圣安东尼教堂门前尘土飞扬的铜褐色坡路，他们又看到了更多这样的人。这些男人带着家人，都穿着相同的红蓝色相间的衣服坐在道路两旁的松树树荫下。努里准确推断出这些人是刚到阿尔卡兹的村民。
解除隔离之后，进出城的限制也取消了。岛屿北部山区以放牧为生的村民纷纷进了城。疫情暴发之后，很多村子全面陷入混乱，因此有的村民逃了出来。还有的人失去生计，为了逃离饥荒而来到城里。有的村民进城则是想以高价出售核桃、奶酪、无花果干和松蜜。其实在萨米帕夏担任总理的时候，这些人就陆续进城了。尼米图拉就任之后延续了这个做法，让村民进入大量空缺的公职人员岗位，甚至还把一些人安置到了老市场里干活，因为许多店铺里的学徒都跑了。这些找到了不同工作的个体或者家庭在熟人的帮助下，一两天之内就能找到住处，特别是在基督徒社区。因此夫妇俩断定，他们见到的这些人是在寻找栖身之处。
紧闭的大门，歪斜的、砖石剥落的院墙，郁郁葱葱的树林，黄色的平地，粉紫色的鲜花，眼前的景象如此美丽，让帕克泽痴迷。她看到有户人家的烟囱坏了，一个孩子在自家的花园里从母亲身边跑开，一个女子在用头巾抹眼泪。帕克泽决定用她自己的语言向姐姐描述这一切。还有戴着帽子、一身黑衣独自赶路的男子，懒洋洋地躺在路边的虎斑猫和黑猫，带着孙子盘腿坐在窄巷里的大胡子老人（如果努里不说的话，帕克泽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乞丐），还有在吊床上昏昏欲睡的老人。她还看到一张张面孔正从边框松动的凸窗后面向外张望，好奇地盯着他们的马车从窗下经过。
车队缓缓前行，窗外是大片的空地、烧成灰烬的房子和成为明格尔特色的草木青葱的庭院。努里和帕克泽看到了像醉汉一样走路摇晃的人，大声叫喊的希腊女人，因为找不到某件东西而吵架的夫妻。圣乔治教堂后门走出来三个蒙面人，他们猜不出会是谁。一个驼背的男子正在猛烈敲打某一户的正门，楼上传来了愤怒的吼叫。马车沿着科福尼亚区和霍拉区地势较低的小巷继续前行，帕克泽透过一户户人家敞开的窗户清晰地看到里面的人，看到了睡在角落里的简易床上的男子，看到了桌子、灯、花瓶、镜子之类的家具和各种摆件，她多么希望马车能一直在这些小巷里穿行。
希腊中学和旧桥之间的一块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小型集市，进出城的限制取消以来的近三周里，阿尔卡兹城的许多居民区都出现了这种小型集市。努里发现妻子的目光流露出强烈的好奇，于是让泽克里亚靠边停下。卫兵的车也停好之后，夫妇二人饶有兴味地下车一探究竟。集市里有十一个村民打扮的摊主，都是男人，年纪有老有少，其中有一对是父子。每个摊位上都放着一个用作货架的篮子或者盒子。努里夫妇看见了一罐罐奶酪、核桃、无花果干和橄榄油，还有装满了新鲜草莓、李子和樱桃的篮筐。有个摊位上摆放着生锈的油灯、花瓶和陶瓷小狗雕塑。还有个冲着他们微笑的摊主摆出了一个破台钟、一把长臂钳子、两个一大一小的漏斗和一个装满了粉色、橙色干果的罐子。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小心翼翼，和周围人保持着距离。
马车沿着阿尔卡兹溪继续前行，努里夫妇看到有几个人正从岸边的房屋窗口伸出鱼竿钓鱼。疫情期间，多亏了一群孩子，明格尔人才意识到溪水中的淡水鱼也可以吃。马车快到旧桥时向左一转，经过了一个个被矮墙围起来的后花园。突然，一个赤脚的小孩像猴子一样从草丛里纵身一跃，跳到了马车的挡泥板上，然后把脸贴在帕克泽这边的窗户上朝车里看了一眼。帕克泽吓得尖叫起来。就在卫兵车赶到的时候，小男孩像蝴蝶一样没了踪影。这个居民区的人认出了萨米帕夏的专用座驾。马车在狭窄的小巷里行驶，他们闻到了路两旁花园里的玫瑰花香和椴花香，听到了附近有人在哭。
既充满强烈的奥斯曼特色又散发着浓郁的欧洲气息的哈米迪耶大街此时人迹寥寥。行至哈米迪耶大桥，努里让马车停下，带妻子下车欣赏城里最美的景致。小岛百货商店老板基里亚科的儿子在瘟疫暴发四十周年的时候接受了《卫城日报》的采访。采访中他提到，帕克泽女王在礼炮声中即位，而在头一天，女王专程乘坐马车来到哈米迪耶大桥，下车和丈夫一起欣赏了城市的美景。基里亚科的父亲不愿意离开阿谢克阿纳尔坦坡路上的小屋，所以基里亚科的儿子每隔一天就会从丹特拉区的家中拎一篮他母亲准备的食物，放在祖父小屋一楼的窗台上。
马车靠近盲人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的时候，他们发现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在瘟疫刚暴发的第一个月，这些巷子里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民宅都出现了病例，谁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努里心想。
努里告诉妻子，清真寺院子里的那些人都在等待按照教规给家中的死者净身。人群聚集加速了瘟疫的蔓延，因此这些仪式让努里深感不安。
马车来到位于军事中学和老塔石码头中间的穆斯林贫民区。久未出现的总督专用座驾引起了居民的好奇。有的人骂骂咧咧，有的人大喊大叫，不过这里的克里特岛移民心里明白，总督座驾后面还跟着一辆卫兵车。瓦夫拉区、塔石切拉区和码头附近的住宅区几乎都成了疫区。在这块区域每天都有十五人丧命，可是帕克泽和丈夫却惊诧地发现，人们还是三三两两并排走在路上。
马车经过瓦夫拉区的时候，努里意识到，在被关在城堡大牢的八天以及和妻子一起被囚禁在房间的十六天时间里，他深爱的阿尔卡兹城已经面目全非。城里有很多容易觉察的改变，比如隔离解除了，街上的人多了，孩子们不见了，从窗户后面向外窥看的人多了，人们愈发惶恐了。
整个城市只剩下深不见底的哀伤和无声无息的绝望。在瘟疫流行的初期，城里那些穆斯林达官贵人和腰缠万贯的希腊人对迟来的隔离政策表现出了愤怒、傲慢和冷漠。萨米帕夏以前常说，这些富人区的居民总觉得瘟疫流行完全是因为“奥斯曼帝国和总督的无能”。宣布隔离政策之后，人们一方面想着逃离瘟疫，另一方面还急着逃离“专制又愚蠢”的总督。集体性的愤怒点燃了这些人的希望，甚至促使这些人制订了一整套逃生计划。但是在努里看来，如今，人们的希望已经彻底被残酷的、无法抵抗的瘟疫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友情变得淡漠，对于周遭发生的事和流言蜚语也渐渐不感兴趣了。人们心里只有无尽的恐惧、创伤和痛苦。他们甚至不再关心邻居的死亡。
卡迪里道堂的后花园里晾着一排白色衣物。一个光着上半身的男子躺在角落里，但很难分辨他是否染疾。几个托钵僧坐在角落里或者树下一边沉思一边念经。旁边躺着一个穿睡衣的男人，睡姿看上去有些不自然，睁着眼睛仰望天空，仿佛在做梦。努里夫妇看到几个人围在男子身边哭泣的时候才明白他已经死了。
他们来到另一个重灾区，切特区。穷人的街道，摇摇欲坠的木屋，残破松动的屋瓦、烟囱和窗棂，还有正在痛哭流涕的母亲让帕克泽触目惊心。马车行至巴耶尔拉区一条狭窄的陡坡小路时，一辆被卫兵守卫的、四面封闭的马车停在了路中间，马车旁边聚集的人群挡住了去路。泽克里亚停下了车，掉头就走，他告诉夫妇二人，那是一辆运送面包的专车。努里夫妇这才明白过来。谢赫哈姆杜拉掌权时，最成功的政策就是给老百姓分发面包了。尽管政府的管理糟糕而荒唐，但是因为这一举措，民众一直没有想过反叛。每天，卫兵护送的马车会负责把驻防军队面包房烘烤的六千个面包分发到各个居民区。
居雷伦雷尔区的贝克塔什道堂的状况令人痛心。这家临时被用作医院的道堂在卡米尔统帅时期已经让年老的信徒回家了。道堂里留下来的年轻托钵僧一边帮忙照顾病人，一边守护着道堂。然而，到了谢赫哈姆杜拉掌权时期，这类道堂和医院成了教派纷争的牺牲品，政府以各种理由征用了这个道堂的财物，而且将这里的救助、食物供给和医疗资源降到了最低标准。
驶过爬满常春藤的围墙，就是道堂的花园了。眼前这座宽敞的院落像极了帕克泽在宫里的一本旧书上看到的印度细密画，五颜六色、形态各异的微型小人散落在一片翠绿的平地上。人数最多、最年轻的是身着白色衣服的人。老年人的衣服是紫色和棕色的。穿红色衣服的又是什么人呢？在最远处，一直排到花园中间的病床和几间房子看起来奇异而且并不真实，再次让帕克泽想起了古老的细密画。
马车没有放慢速度，努里夫妇还没来得及弄清道堂里的状况，就已经来到了巴耶尔拉区绿树成荫的大街上。帕克泽看到一户人家的花园里女人们正抱在一起痛哭，孩子们和狗四处奔跑，一排尸体堆在墙角，女人们正在晾衣服，还看到了床、桌子，还有一个个大水罐。另一户人家的花园里开满了粉紫色的野花。这户人家也把木头桌子、金色挂钟和洁白的衣橱都搬到了花园里。还有一户人家的花园里有几个人面色忧愁地站着，黄色的门和贝壳色的门已经从合页上卸下来靠在了树上。没等他们弄清发生了什么，马车已经跑远了。
沿着塔石矿山向下延伸到扎伊姆道堂门口的路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路，马车在这段路上缓缓爬升（车轮左右摇晃），努里夫妇惊讶地看到一群乌鸦飞到了紫色的护栏上。他们还看见了树上红红的樱桃。马车沿着图伦茨拉高地区昏睡般冷清的街道行进，他们只看到了一辆运尸车。
由于白天清理尸体会让民众心情沮丧，因此卡米尔统帅在执政末期开始并一直延续到谢赫哈姆杜拉时代的规定是，清理尸体的工作要在夜里完成。然而运尸车的数量从卡米尔时期的一辆增加到了四辆，而且都是在驻防军队的木工房里赶制出来的。随着每天死亡人数的增加，车夫和尸体搬运工组成的三人小组出现了频繁换人的情况，要么是因为有人自己染疫身亡，要么是因为有人放弃职责匆匆逃走。现在四辆运尸车也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了。有的人为了不暴露有死者的房屋位置而把尸体藏匿起来，不让运尸车收走，这些人这么做可能是因为懒惰，也可能是因为仇恨或居心叵测。在通往图伦茨拉高地区的坡路上，他们发现远处山顶上，在房屋和树丛后面冒起了一股浓烟。可当一行人一路飞奔赶到山顶的时候，他们才明白原来是鸡舍和旁边的谷仓着了火。房子的另一头，两个穿着白色长袍的穆斯林男子和一个穿着礼服、戴着菲斯帽的男子不知为何事争论不休，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火势越来越大，又或者他们看到了但无动于衷。努里和帕克泽都感到状况很不对劲，帕克泽让丈夫派泽克里亚去提醒他们。然而，远处的那三个人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有马车经过，或者是根本不想关注周围的情况。敏感的帕克泽心中充满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就像在梦中一般。
之后他们来到了阿尔帕拉区。马车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从卡米尔母亲萨蒂耶夫人的房子（这里如今被改造成了博物馆）门前经过。萨蒂耶夫人和一名由政府雇用的管家生活在这里。行至阿谢克阿纳尔坦坡路的坡顶时，整座城市的美景尽收眼底，“女王”帕克泽意识到，那种被抛弃、被孤立的感觉不仅来自整座城市，来自明格尔城堡，而且还来自东地中海。她只想赶快回去，把城市和瘟疫带给自己的恐惧写下来告诉姐姐哈蒂杰。就这样，他们立刻返回了总理大楼。就在帕克泽加冕的前夕，她又给姐姐写了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