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宣布了外出禁令，女王就一直频繁地在总理办公室和住所之间来回走动，每隔一小时就要了解一次岛民“严格”遵守禁令的进展。卫兵或者文员来报告说岛民们都严格遵守了禁令，足不出户，街上只有阿拉伯士兵和防疫队队员，一切都井然有序，每当女王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她总是要比办公室里的其他人更高兴。不过她没有当众表露出来，而是回到房间写信，和姐姐分享自己的喜悦。
政府分发面包的时候（第一辆车是单匹马的马车）会在每个社区的一个或两个地点停下来。民众在社区代表和防疫队的引导下排队领取面包。面包会根据每家每户的人数发到男主人的手里。这是一种建立在熟人社会基础之上的简单的组织方式。但随着瘟疫蔓延，有的房子可能被清空了，有的房子可能挤满了新住户，彼此熟悉的邻里关系被改变了，争执也就在所难免。有些人家会有好几个人排队，他们威胁其他排队的人，想方设法拿走本来属于别家的面包。这些搅乱秩序的人有的是想替拉米兹报仇，有的是认为应该惩罚身边忠于希腊的希腊人以及忠于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
谢赫哈姆杜拉的尸体经过撒石灰消毒并下葬之后，这群受到了羞辱的宗教狂热分子和明格尔民族主义者已经收敛了不少。但是女王很快想出了一种分发面包的新方法，而且设法说服身为总理的丈夫和政府其他成员同意了这一方法，从而确保没有人会强占他人的面包。马车将在防疫队的护送下挨家挨户发放面包，直接放在人们的后花园、厨房或者门口。重新组建并恢复工作的防疫队能确保马车把面包送到每家每户。
在写给姐姐的信里，女王把自己做出的这份小小的贡献详细认真地记录了下来，尽管字里行间带着些许夸张。与日俱增的责任感让她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更多是象征性或者仪式性的女王角色。流行病学研究室被粉刷一新，弹痕累累的墙面和柜子都修复了。她每天都会参加会议室的早会。虽然她的穿着打扮对于一个穆斯林女子来说有些过于欧化，但是用披肩充当头巾裹着头坐在会议室后面的举止还是非常端庄的。
等到部长们都离开之后，帕克泽就会和丈夫讨论会上的各类话题，然后要求丈夫解释他的某个决定背后的逻辑。她在信中详细描述了每一项决议以及会议讨论的过程，读过这些信件的读者们可以发现，帕克泽严格按照明格尔宪法，仔细审查了丈夫的各项工作。
努里会发自内心地尊重帕克泽提出的每一个想法，而与帕克泽意见不同的观点主要来自督察部长马兹哈尔。在宣布外出禁令两天之后（这两天的死亡病例分别是五十九例和五十一例），马兹哈尔告诉女王，要想让从驻防军队出发的马车挨家挨户地发放面包，首先需要明确阿尔卡兹所有街道的名称和门牌号，并且放置必要的标示牌。这项工作也是统帅卡米尔十分重视的大事，他曾成立街道命名委员会，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会带着自己一笔一画认真撰写的街道名，给大家展示这一行行富有诗意的名字。三十五天后，一些由卡米尔选定的名字赢得了民众的喜爱和认可，其中一些街道名一直沿用到了一百一十六年后的今天，比如矮人喷泉街、盲法官街、狮子窝街、斜眼猫街等等。邮递员们也支持这个雄心勃勃而且富有诗意的计划，但卡米尔突然染疫离世，瘟疫肆虐，人心惶惶，因此这项计划就半途而废了。
在女王想要解决面包分配问题的时候，督察部长重提这项命名计划，这让女王很快就意识到马兹哈尔是怎样一个难以对付的角色。
“我们不能纵容这种坏人！”和丈夫独处的时候，帕克泽提醒道。
“我们是为了防疫才留在这儿的！”努里说，“政治上的事情，就让他决定吧！”
读者们在读过帕克泽写给姐姐的信之后就会明白，苏丹穆拉德五世的女儿，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侄女所拥有的政治智慧远在她的父亲和丈夫之上。她的父亲头脑昏聩地在即位之前加入了共济会，而她的丈夫唯一懂得的政治理念似乎就是“温和包容”。
每天，让她高兴的事之一是跟丈夫一起坐上马车去空荡荡的城里巡视，而且她认为这很重要。从第一次巡视开始，她渐渐地把它当成了一种习惯，也把监督隔离措施当成了自己的使命。正如她在信里所写的那样，空旷寂寥的街道、广场和大桥都让她着迷。
帕克泽不由得想起了和父亲还有姐姐们一起被囚禁在恰拉昂宫的那段日子，她只能看着空无一人的花园，一座任何人都不许踏入半步的冷清的后花园。经过空无一人的克里索波利蒂萨广场时，她感觉时间仿佛在倒流。当泽克里亚驾驶着马车驶过空空的码头栈桥时，看着四周荒寂的景象，她意识到再也不会有船来明格尔岛了，于是悲观绝望起来。接着，马车来到了城市的边缘地带，路过荒无人烟的采石场、大片大片的空地和破旧不堪的房屋，她不禁打了个寒战，第一次感到了害怕。马车行至甜水区，当看到一个五岁的女孩独自坐在路边哭泣的时候，她也哭了起来，如果不是因为丈夫制止，她就会忍不住冲下车去。
帕克泽在信里既表达了最初的几次巡城体验带给她的兴奋，还写到了目睹民众严格遵守外出禁令带来的欣慰。在此后的三天时间里，阿尔卡兹人都待在家里，而唯一的例外是被部分改造成小型医院的里法伊道堂里的托钵僧（他们一直住在道堂），他们试图跑到盲人穆罕默德帕夏清真寺举行星期五的主麻仪式。督察部长在收到线人的情报之后，立即派卫兵赶到现场，把这群身穿古怪的紫色长袍、情绪失控的信徒抓进了城堡隔离区。
城市里的人们正经历着无以复加的恐惧，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应该描述一下8月30日这一天，也就是女王加冕三天之后哈米迪耶医院的情况。在哈米迪耶医院及其周边的道堂临时搭建的病房（这些地方都算不上医院）大约有一百七十五名患者。里法伊道堂和卡迪里道堂的主建筑、周边空地和花园里摆满了帐篷和床。患者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足一米。医生、男护士和穿白衣的杂役除了给患者们打退烧针，或者用手术刀切开肿块清理脓液并没有其他的治疗手段，而且这些治疗实际上并不能延长患者的生命。努里反复对帕克泽说，四五十名患者等着医生救治，医生不但要在病床之间来回为患者提供相同的“治疗”，同时还要遮盖面部，提防患者对着自己咳嗽、打喷嚏或者呕吐，这些医生的工作是英勇无畏的，但也是徒劳的。
医院花园里，黄绿色的地面上躺满了形形色色的患者，而医院外，大街上却空无一人，这种鲜明的对比让帕克泽强烈地感受到世界末日的气氛。医院里的尸体也是晚上被运尸车拖走的。在外出禁令执行了五天后，当日死亡病例为三十九例，首次出现了死亡数量大幅下降的情况。帕克泽先前经历了多少痛苦，这一天就体会到了多少喜悦。
第二天，马车载着女王和总理去了环城巡视的最后一站，即弗利兹沃斯区。这个区原先住的都是希腊富人，疫情暴发以后，他们纷纷离去，如今住在宅子里的新住户有的是管家老家的村民，有的是给管家付了钱的人，还有的是拿枪威胁管家强行入住的人。马车又来到了一个比较贫穷的希腊人聚集区。有人在二楼的窗户边盯着马车看，有孩子在院子里嬉戏玩耍，还有狗群沿着院墙跟着马车奔跑，就和从前一样。若不是一路上看到这些景象，帕克泽简直会以为这里是被彻底遗弃的废墟了。
环城巡视的这段时间，女王下令把城里所有空旷的街道和广场全部拍摄下来。凡亚斯在接到命令后的三天里拍摄了许多广场和道路的照片，它们为本书的描写提供了素材。我们也和女王一样，每当翻阅这八十三张凄凉的黑白照片，看着某些照片上形单影只的人时，总会禁不住眼眶湿润。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每天的死亡病例都在明显下降，每天早上来流行病学研究室开会的人终于开始相信隔离措施行之有效，而且对外出禁令和封城令的成效也深信不疑了。
让所有人感到欢欣鼓舞、让女王的拥护者们为之振奋并大声宣告“我们的目标终于实现了！”的一件事是《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新报道，虽然这篇新报道与该报此前发表的明格尔独立的报道基于同一个消息源，但是这一次有所延迟，直到1901年9月8日星期日才刊登出来。
明格尔女王
不久前，宣布脱离奥斯曼帝国、赢得独立的明格尔民族主义者选择了来自奥斯曼皇室的公主作为他们的国家元首。前任苏丹穆拉德五世的三女儿帕克泽成为明格尔女王，这样的决定令伊斯坦布尔乃至全世界感到震惊。帕克泽公主不久前刚嫁给一位奥斯曼的检疫医生，而这位医生是被伊斯坦布尔派到明格尔岛遏制疫情的。由于瘟疫仍在蔓延，新政府又与外界中断了联系，因此英国、法国、俄国的战舰仍在继续对该岛实施封锁。
英国情报部门一直怂恿《费加罗报》报道此事，而报道里提到的“令伊斯坦布尔感到震惊”这个细节也是他们凭空想象出来的。连日来，努里一直在和女王以及在政府任职的医生朋友们商议尽快恢复邮局电报业务，以期实现岛上政治局势的“正常化”，并改善同欧洲国家的关系，从而解除封锁。
努里发现妻子对死亡病例明显减少的现象感到异常兴奋，于是他也把对其他人说过的话对妻子说了：“尸体都是晚上运走的，葬礼也无法举行了，因此民众并不了解死亡人数减少这件事。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也会像您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但是和您不一样的是，第二天他们就会手挽手上街乱逛，聚集在一起。如果想彻底遏制疫情，就必须让他们保持恐惧，而我们也必须继续严厉执行隔离措施。”
听完丈夫的话，帕克泽眉头紧锁，看到帕克泽的眼神，努里心里清楚自己的“奥斯曼”妻子对这个提醒极为不悦，不过他也并不介意。毕竟《费加罗报》的报道不但给了明格尔的政要一个和外部世界斡旋的机会，也让帕克泽公主感到骄傲。尽管帕克泽在写给姐姐的信里清楚地表明，自己出任女王不过是想引来舆论的关注，让外界承认明格尔新政府的合法性，接受明格尔的独立，但她还是比以往更认真地对待了自己的工作，每天都和丈夫在办公室坐上一会儿，还把坐车巡城的见闻用自己的语言记录下来和姐姐分享。死亡人数下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老鼠都离奇地失踪了。不过历史学家们大多会忽略这个原因。在过去一周，那些孩子团体已不再给政府送来死老鼠了。
那段时间，帕克泽和丈夫开始带着礼品和食物到访一些更偏远的地区。这些行程可以说是先前环城巡游的延续。不过，在出行之前，文员们需要先确保女王要去造访的人家不但是女王的忠实拥护者，同时还严格遵守隔离政策。努里夫妇不会进入被访者家中。穿着传统但又略显欧式的女王只会站在花园里说自己给孩子们带了礼物。屋主也不会出门，他们都只是站在窗台前向女王挥手致意。大部分时候，女王什么也不说，直接放下礼物离开，然后像个孩子一样朝着楼上的人挥挥手。
不管心怀妒忌的人和持不同政见者说了什么恶毒的话，事实上，女王的这些走访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确实十分奏效。塔石切拉区的一位老人在听了很多安慰的话语之后问第一艘船什么时候启航。杂货店老板米哈伊尔故意从里面把门钉上，把自己锁在家里，他的食物都被人装在篮子里，按时送到窗前。但是最近三天，因为政府的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什么也等不来了。总理大人是不是可以干预一下呢？有一次，泽克里亚驾着马车来到了萨米帕夏的情人玛丽卡家。他们给在窗前流泪的玛丽卡留下面包和奶酪就走了。他们还去探望了开国元勋卡米尔的母亲，痛失爱子的老人讲起了卡米尔的童年往事。为了写一本题为《卡米尔的童年》的书，他们专门安排了一名文员把老人口述的内容记录下来。还有一次，在城堡后街区，一大群女王的拥护者无视隔离规定，忘乎所以地从后院跑出来，直接冲到女王面前。尼科斯坦率地说，走访民众其实违反了隔离要求。可是女王却指出，死亡病例每天都在减少，而且她的走访实际上有助于引导民众服从隔离政策。
女王把阿尔卡兹最有名的女裁缝本利·埃莱尼请到自己的住处，她先研究了一下埃莱尼带来的布料样品和服装图样，然后让埃莱尼为她量身订制了三件欧式风格但依然端庄朴素的衣服。在新任邮局局长的提议下，女王请来了摄影师凡亚斯，照着欧洲女王的样子，拍摄了一组包括个人照片和夫妻合照在内的“证件”照，用在邮局为纪念加冕而发行的邮票上。督察部长很快意识到女王对这些照片非常满意，于是派人把最开始拍的二十四张照片装裱起来，并挂到了征兵处、土地登记局、基金会等政府机构以及正在营业的银行。有一次，和丈夫坐马车出行经过奥斯曼银行（也就是后来的明格尔银行）的时候，女王看到了挂在银行大厅门口的照片，后来她在信中写道，如果父亲看到的话，一定会很高兴的。
岛民们纷纷向他们的社区代表提出，希望女王夫妇能来他们的居民区看一看。一时坊间传言四起，岛民们都说，凡是女王造访过并且留下了礼物和食物的房子都能抵御瘟疫的侵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