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的生活想要完全回归正轨，恢复通航是关键，而想要恢复通航，就必须恢复邮局的电报服务。10月19日，努里主持了一次会议，讨论恢复电报服务事宜，正在开会时窗外忽然传来汽笛声，整座阿尔卡兹城都能听见那响亮、尖厉、引发回声的鸣响。
围坐在大会议桌旁的几位部长和领事听到汽笛声就站了起来，有两个人直接跑到了窗前，还有一些坐着没动的人想知道在不起身的情况下能否看到船。这时，汽笛声再次响起，一连响了两声，声音比第一次更长。
在这间挨着总督办公室的大会议室里，人人都激动极了，这是哪里的船？它是怎么冲破封锁的？各国的领事都在兴致勃勃地打赌，看看谁能通过汽笛声猜出船的名字和它所属的公司，还有一些人却忧心忡忡地谈论会不会是敌军突袭，会不会有一场屠杀即将到来。毕竟以货轮为掩护，把手握武器的杀人狂魔送到某个偏居一隅的殖民地屠杀当地民众是很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惯用伎俩。不过，这艘船发出的汽笛声是如此轻快悦耳，并不像是有什么邪恶意图。
汽笛在阿尔卡兹的悬崖间回荡，帕克泽正看着两个疯老头在总理大楼一层大厅吵个不停。他们一个是希腊人迪米特里奥斯，另一个是被缚的塞尔韦特。自三天前疫情结束以来，总理大楼里的人络绎不绝。有的人拿着礼物和请愿书来见女王，有的人只是想给女王行吻手礼（他们笃信是二十一岁的女王赶走了瘟疫）。帕克泽没有让宪兵把这些民众拒之门外，而是安排人把正对着内院的档案室收拾干净，然后摆放了椅子、沙发和胡桃木桌子，专门用作接待室。来请愿或投诉的人和想来表达仰慕之情的访客可以在这里见到帕克泽。
接待室的墙上挂着开国元勋夫妇的照片和明格尔地图，帕克泽每天会在这里待两个小时。有的人想找到疫情中失散的亲人，有的人无法赶走霸占房子的恶徒，有的人不知原本健康的亲人被送进隔离区后去了哪里，还有人乞求得到帮助、金钱或一份工作。有个叫暴躁的苏莱曼的人卷入了没完没了的土地和水井纠纷，他希望政府尽快解决。还有在疫情期间不愿给医生看伤口的患者，这时会跑来给女王展示伤口。还有人希望拿到船票尽快离岛。有人请求立即恢复电报业务或者是减免未缴纳的税款。甚至还有一个图伦茨拉区来的老妇人，她心情急躁地来请女王帮忙给女儿找个好丈夫，自此之后，请女王找好女婿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在大家眼里，女王就是善良、真诚、无私的典范。
还有一些访客是为了一睹女王尊容而来的拥趸。他们只想见一见女王，行个吻手礼，或者把自己院子里种的无花果和核桃亲手送给女王。有跟着母亲一起来的一对姐妹，其中的姐姐见到女王那一刻立即面色通红，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岛上的两个疯老头就属于这一类拥趸。整个夏天，他们都没有踏出家门半步，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和孙子的陪伴中渡过了难关。疫情结束后，他们小心地走出家门，见到了对方，他们没有争吵，而是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庆幸自己躲过瘟疫活了下来。
和很多人一样，两个疯老头带着用土耳其语、希腊语和明格尔语写的诗篇，拎着一篮子自己家种的无花果和核桃来见这位和孙女一般年纪的女王。在排队的时候，他们时不时推搡对方，甚至用三种语言彼此咒骂起来。有些人觉得，他们俩是因为受到周围人鼓动才争吵的，但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们觉得彼此争吵打斗可以赢得他人的好感，他们根本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做。
第一声汽笛鸣响的时候，疯老头之间的冲突已经上升到令女王极为不悦的纠纷了。女王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两个人像老顽童一样冲着女王傻笑。突然他们就像听到了咒语似的，抬头看了看碧蓝的天。接着，汽笛声又响了两声。女王一句话也没说，站起身径直走到铺着地毯的楼梯旁，准备回房间看个究竟。女王身后的文员、卫兵和拎着大大小小的礼品篮的用人也跟在她身后回到了房间。
这艘锈红色的船名叫“埃纳斯”，是从克里特岛来的小型客货船，主要是在克里特岛—萨洛尼卡—伊兹密尔的三角地带活动，很少来明格尔岛。船的驾驶舱低矮狭小，烟囱又粗又短，但仍然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眼前的这一幕让女王回忆起被囚禁在恰拉昂宫的时候，每当她在窗前凝望从黑海经由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向地中海的轮船时，她就感到痛苦：值得去体验的生活不在这间囚笼般的房间里，她只有登船离去，进入广阔的世界，才能触及真正的生活。
然而，在恰拉昂宫透过窗户看来往的船只时，父亲总是陪伴在她身边，至少周围摆放着他的物件，空气中也能闻到他的气息。一时间，强烈的思乡之情涌上心头，于是帕克泽马上提笔给姐姐写信让自己平静下来。她在信中写道，她深知自己对明格尔负有重大责任，受到明格尔人民如此厚爱也令她欣慰。她还在信里表示，法律允许穆斯林男人娶四个妻子，男人们只要大叫一声“我们离婚了！”就可以休妻，但她认为这种规定是错误的。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她一定会改弦更张，打破陈规。她相信，如果父亲知道了自己的作为和用意，一定也会很自豪的。
锈红色的船在英国驻克里特岛领事的安排下穿过封锁线，缓缓地朝着港口方向驶来。船上除了有迟来的各类医疗用品、帐篷和床之外，还有三位医生（其中两位是穆斯林）以及瘟疫暴发初期逃到克里特岛的四十多名明格尔本地人（其中大多数是希腊人）。
在很多人看来，“埃纳斯”号的到来足以说明疫情已经彻底终结。他们放下了手头的事情，心情激动地来到码头。帕克泽目不转睛地看着两艘手摇船奋力朝着“埃纳斯”号抛锚的方向划去。码头上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人们在谈论“埃纳斯”号的用途以及它是如何穿过封锁线的，还有人推测说封锁已经解除了。
第一批乘客到达码头仅三个小时后，努里告诉帕克泽，这艘船是“友善”的，它能穿过封锁线是因为阿卜杜勒·哈米德和英国人达成了临时协议。（努里发现，当他提到“您皇叔”的时候，帕克泽并不觉得反感，反而流露出了思乡之情。）
在马兹哈尔的安排下，一位重要人物也上了这趟船。这个有大鼻子的、笑眯眯的人是最近为法、英两国报刊报道明格尔岛新闻的法国记者。他此行的目的是完成先前的计划，对女王做个专访，聊一聊阿卜杜勒·哈米德多年来囚禁女王的父亲、姐姐以及其他亲人的事，当然，也会聊一聊女王是如何由于历史的巧合而成为一国元首的。《费加罗报》和《泰晤士报》也将用大篇幅刊登这次专访。在马兹哈尔看来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如果采访成功，英国人将保护明格尔岛免受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侵犯。英国领事乔治还请这位法国记者别忘了提醒女王，人们都知道她是多么厌恶宗教狂热和歧视女性的行为。
“您说，我们当初为什么到这个岛上来？”
“我们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您皇叔为什么让我们加入去中国的代表团！”
“我们是在邦科夫斯基帕夏被害之后奉皇叔之命来此抗击瘟疫，追查凶手的，难道不是吗？”帕克泽的语气有些居高临下，但是带着引导的意味，并充满温柔。
“是啊，真主保佑，我们成功战胜了瘟疫，这里的人民也拥戴您做女王。”
“虽然我也没有完全理解这里的人为什么要选我做女王，但我可以确定一点，我们来这里绝不是要把明格尔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过来拱手让给英国人。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我甚至连做梦也梦不到伊斯坦布尔，根本不敢去憧憬与我亲爱的父亲和姐姐重逢了。”
“现在我们也很难回去了。”
“我也明白这一点，”女王说，“不过，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治瘟疫。现在我们就多待一阵吧。这里的人民爱我，因此我对他们有道义上的责任！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不是接受法国记者的采访，谈我皇叔那些事，我只想和您一起坐上马车，去迪克里，去科福尼亚，去图伦茨拉高地，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马兹哈尔与领事乔治一起发电报请来的这位大鼻子的法国记者觉得女王推三阻四，只是因为她羞于接受采访。他一边等着女王的答复，一边着手搜集与明格尔历史、自然风光、城堡、古老监狱以及这场瘟疫相关的资料，为其他的文章做准备。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他发现几名奥斯曼官员在女儿塔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被关押了一百一十天，于是向女王提出他想去见一见这几个“土耳其人”。女王不但应允了他的请求，还决定自己也去女儿塔探查一番。
两小时后，晌礼时分，帕克泽和努里在三艘小船的护送下抵达女儿塔。虽然在此之前，女王和总理来访的消息已经传达，但是来迎接他们的只有一位年迈的希腊文员和他的拳师犬。明格尔独立之后的一百一十三天时间里，阿尔卡兹城和岛上其他城镇有六十多名官员（有时也被称为“土耳其人”）因为仍然效忠奥斯曼帝国和苏丹而被关进女儿塔，其中半数以上的人已经死去。在明格尔获得“自由”地位初期，这些人相信了萨米帕夏的承诺，认为新政府讲究公正，于是拒绝了新政府开出的优厚薪酬，公开表达了想要回到伊斯坦布尔的愿望，结果他们为自己的坦诚付出了代价。
起初，惩罚方式只是以隔离为由把他们扣押在这个小小的岩石岛上，让他们终日接受阳光炙烤，不准回伊斯坦布尔而已。可是到了后来，从明格尔岛其他地方押送来的亲奥斯曼政府的公职人员越来越多，小小的隔离岛就变成了人间地狱。半数囚犯活了下来，因为另一半人已染疫而亡（尸体被人从岩石堆的峭壁上抛入了地中海的洋流中）。只等沦落到了这步田地，这些官员才明白，原来自己不过是明格尔政府和阿卜杜勒·哈米德讨价还价的筹码。
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质”一直在计划劫持手摇船逃走。其他人宁可待在原地，幻想着“马哈茂迪耶”号战舰发动突袭然后来营救他们。在瘟疫肆虐、食不果腹、酷暑难耐的恶劣条件下，他们彼此的争执和冲突也让他们精疲力竭。谢赫哈姆杜拉上台的第一周，像区长拉赫麦图拉、基金会会长尼扎米（萨米帕夏特别讨厌的两个人）这样忠于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经验丰富的官员都死了。
在这场杀戮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人是头脑清醒的哈迪。这位被伊斯坦布尔派来做新总督副手的官员哪里能料到，自己的上司还没上任就被杀了。他在回忆录里描述了女王夫妇访问女儿塔的情景，在谈到女王夫妇时，他和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先驱谈到奥斯曼帝国的末代苏丹，以及奥斯曼帝国、王子和公主的丈夫一样，总是带着轻蔑的、不屑一顾的语气。在他看来，帕克泽和努里不过是自命不凡的势利小人，在宫里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言行举止脱离现实，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大国博弈的棋子而已。
大多数被关进女儿塔，没等到返回伊斯坦布尔就丧命的帝国官员都在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里诅咒前任总督萨米帕夏，不仅因为他把他们关押在女儿塔，还因为他把明格尔从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分裂了出去。
听着这些奥斯曼的“忠臣”讲述自己的悲惨遭遇，作为一位有责任感的女王，帕克泽不禁感到内疚和羞愧。她在写给姐姐的信里说，这些官员被饥饿和痛苦折磨得骨瘦如柴、眼睛凸出，她恳求法国记者不要写他们的悲惨处境：“不要让明格尔人和土耳其人都感到难堪！”父亲穆拉德五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还是王子的时候，其高超的语言水平就给所有的欧洲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帕克泽对自己的法语水平就没那么自信了。她已经拒绝了大鼻子记者准备的采访主题，“被囚禁在后宫的苏丹和他的女儿们”，恐怕无法再去干涉记者写他在女儿塔的见闻和奥斯曼官员的悲惨境遇。帕克泽的内心充满挣扎，她只好选择沉默。一方面，作为女王她需要尽到对明格尔岛的责任，另一方面，有朝一日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念头在她心中挥之不去，也许这就是她感到羞愧难当的原因了。
他们正准备坐上手摇船返城的时候，女王以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对丈夫下达了一道命令：
“从克里特岛驶来的那艘锈红色的船正在城堡附近的海域抛锚，在它出发前往伊斯坦布尔之前，船应先来女儿塔停靠，把想回伊斯坦布尔的人都接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