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回程的小船上，帕克泽的眼睛一直在不由自主地寻找她在总理大楼——以前的总督府房间写信时常常倚靠的那扇窗子。当她找到那扇窗户的时候，她仿佛从外面看到了房间里的那个自己，算下来，这已经是她在明格尔岛的第一百七十六天了（她每一天都在数），而这段时间里她看世界的视野竟然是如此狭隘和局限。
更令她吃惊的是，那些悬崖峭壁和巍峨的白山原来离她的写字台和窗户那么近，如果不是坐在船上，她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一个庞然大物，不论是否能被人看见，总会对周边的人有所影响吧！平滑如镜的海面上，白山的倒影让她震撼不已，这时她不禁思索，白山到底对她写下的那一封封信有何影响。就像是刚来到岛上的那一天，她又看见了海底的岩石，手掌大小、带刺的、欢快畅游的鱼，慵懒的寄居蟹，状如星星的蓝绿色海藻。
帕克泽回到房间，仍不能摆脱悲伤的心绪。一小时后，锈红色轮船在女儿塔附近海域抛锚，准备接奥斯曼官员们返程。这时，努里走了进来。夫妻二人远远眺望着女儿塔的方向，他们想试试能不能看到这最后几位疲惫不堪、面容憔悴的奥斯曼官员把一件件行囊和杂乱的行李箱搬上船。
“奥斯曼帝国还是没保住明格尔岛，帝国的官员都撤回了！”努里冷静地说，“您有没有想过坐这趟船回伊斯坦布尔呢？”
“只要皇叔在位，我们就很难回去。”
从此，“叛国罪”一直困扰折磨着努里夫妇。他们都心照不宣地回避这个词，“回伊斯坦布尔”只是一个更温和的说法。
“您帮助这些可怜的人回到了家，伊斯坦布尔肯定会赞许您的！”努里说，“不过，岛上反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反对帝国的人会给您找麻烦。”
“您说的伊斯坦布尔，指的是我皇叔吧……”帕克泽说，“我们帮助这些被囚禁的公职人员重回故土，不是为了讨皇叔的欢心，也不是为了让西方国家满意！这些勇敢忠诚的奥斯曼臣民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把他们送回家完全是一种人道责任！我们的祖先创立的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能延续六百年，都要仰仗这些忠诚、无私的臣民。”
这些话的分量实在太重了，两人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远处，女儿塔附近海域，所有乘客都登上了那艘克里特岛来的船，像到来的时候一样，它鸣响了三声汽笛。因为思念伊斯坦布尔，帕克泽的双眼噙满了泪水，努里连忙安慰妻子说：
“即便我们回到了伊斯坦布尔，也会和其他人一样，成为您皇叔的囚徒。但是在这里，您是女王，我是总理，我们可以继续为这个高贵的民族和这个美丽的海岛服务。”
“但是疫情结束后，封锁也会解除的，”帕克泽说，“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帕克泽并不想继续追问答案，而是说出了那一刻内心最强烈的想法，“要不我们坐车去丹特拉区，去弗利兹沃斯区看一看吧！”
或许，帕克泽也能感觉到自己和丈夫坐车环城巡游的机会所剩无几，那段时间，她在信里记录了孩子们在霍拉区草木茂密的院落里捉迷藏的场景，提到了格尔梅区蕾丝般精致的街道，甜水区的饮用水要比贝伊科兹区和切尔齐区的更甜。她还在信里提到图伦茨拉区为开国元勋陵墓开辟的空地风光无限，卡迪雷尔区向海边延伸的陡峭的步梯上躺着几只边晒太阳边挠痒痒的猫咪。她还写道，伊斯坦布尔大道的咖啡馆、餐馆和面包店已经把五颜六色的桌子摆到了人行道上，桌子上摆着插了玫瑰的花瓶；平静的海面上有几条鲻鱼和鲭鱼追随着马车游动。这些迷人的美妙景致都被她逐一记录了下来，仿佛是为了让自己永远记住这些画面。
11月15日，由马兹哈尔控制的《时政要闻报》在头版用半页篇幅刊登了一篇女王和总理出游的文章。文章盛赞道，英勇无畏的女王冒着可能被感染的风险，每天走访岛民，了解他们的困难，给他们送去礼物。文章字里行间里流露出钦佩和敬意，只是在结尾处文风一转：女王乘马车来到阿尔帕拉区，给那里的孩子们分发了小礼物，还有干鱼和饼干。孩子们特别想和女王说话，可是女王不会明格尔语，无法和孩子们交流。这时，一个女人把抱在怀里的蓝眼睛女儿塞到了女王的怀里，让女王摸一摸，然后开始用明格尔语向女王哭诉丈夫染疫身亡后房子遭到毁坏，但是她迟迟没有等来政府承诺的赔偿。女人还说，她举目无亲、走投无路，除了跟女王诉苦，已不知道如何是好。可是当女人意识到女王听不懂明格尔语的时候，她陷入了极大的痛苦。文章还写道，女王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明格尔人民十分拥戴女王，但女王不会说本地语言的事实还是会让人们感到沮丧。正因为她不懂明格尔语，最近几周，女王去的都是讲土耳其语、希腊语甚至是法语的居民区，也就是相对而言更富裕的区域。
在办公室把文章读给妻子听之后，努里难掩心头不悦，并说这件事一定是马兹哈尔干的。但是，一向天真、乐观的帕克泽却认为，文章说得并没有错，批评也有一定道理，从今往后他们应多去探访说明格尔语的贫困的居民区。
第二天，帕克泽和努里通知摄影师和卫兵之后更改了行程，出发前往卡迪雷尔区。这一次出行非常成功，不仅因为帕克泽得体地使用刚学的几句明格尔语和居民们打了招呼，也因为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惟妙惟肖地模仿了马车和车夫发出的声音，逗得周围的人大笑起来。
第二天，女王去了图伦茨拉区。正从马车上下来的时，两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不知怎的穿过了拥挤的人群，然后朝着记者高喊了两次“明格尔属于明格尔人民！”就跑开了。这让帕克泽心情沮丧，分发礼物的时候显示出闷闷不乐的神色。几个女人走上前去安慰了女王，请她不要介意那些恶棍的行为。但是伤心的帕克泽实在难以平息心中的怨气，于是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向姐姐倾诉：自她成为女王以来，她每天坚持背二十个明格尔语单词。她一直向往卡米尔和泽伊内普的爱情，一直捍卫着他们的崇高理想。作为一个伊斯坦布尔人，她对明格尔岛的历史和文化缺乏了解，也不熟悉岛上各个部落和族群的政治倾向和秉性，这本来是她的优势。正因为她的“血统不同”，她才能和这里的所有人保持同样的距离，做出最客观、最正确的决策。她的祖先把奥斯曼帝国变成世界上最伟大、最强盛的帝国，是因为奥斯曼统治者和它的臣民如此不同，而非因为他们彼此相似！
“公主殿下，”努里有一次曾说，“您的先祖先辈没有实行同化政策，让疆域内的各个民族延续了各自的传统，也许这也是一个又一个民族接连脱离帝国统治的原因。”
两天后，希腊语报纸《新岛屿报》刊登了马诺里斯的一篇文章，文章言辞犀利地回应了四天前《时政要闻报》上那篇文章结尾处的观点：“明格尔人民完全有能力自治，统帅卡米尔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亚洲和远东地区那些又小又穷的殖民地国家是被一群连当地语言都不会说的殖民者统治的，但是明格尔和这些地方不同，它根本不需要一个不会说本地语言的国家元首。更何况，这位元首的父亲还听命于共济会。”马诺里斯在文章里还提到，民众拥戴女王，这固然是事实，但是不应过度夸大民众的热情，因为这样一位“长年累月过着囚禁生活的公主”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另外他指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女子和关在笼子里的鸟没什么不同，她们不过是男人的奴隶，最好也不过是室内的摆设，而且所有人都是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奴仆。前途光明的明格尔民族绝对不能效仿奥斯曼帝国，因为明格尔民族、明格尔妇女已经获得了自由！”
“这个马诺里斯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父亲和我！”帕克泽说，“您必须制止他。我才不是后宫里的鸟，更不是什么笼子里的奴隶。我是堂堂女王。我不希望任何人看到这篇文章。”
“公主殿下，这份报纸本来就没有什么人会看，如果我真把卖报纸的三家分销商都查封的话，反而会把事情闹大，弄得人们议论纷纷。说不定这是马兹哈尔的主意，我们这么做反而会让他高兴。”
“可我是这个国家的女王，是这里的人民赋予我这个头衔的！”帕克泽说，“如果我说的话都没人听了，那我在这个位置上一天也不愿意多待。”
“可是伊斯兰教规定，您不管怎么样都得听丈夫的话，服从您的丈夫！”努里笑着说。
她明明受到了侮辱，结果丈夫还笑了起来，跟她开玩笑，这让帕克泽气愤不已。而真正让她无法忍受的是，丈夫根本听不进去她说的话。这一次，两人争吵得十分激烈，最后他们有两天时间都互不理睬，而且哪儿都没去。行政事务本来就是由马兹哈尔负责。到了第三天，帕克泽提议坐马车去宁静、安全的丹特拉区，去那里最迷人的海滨大道逛一逛。他们通知了文员、卫兵和记者。
次日，夫妻俩正准备上车的时候，马兹哈尔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马兹哈尔称他接到密报：有人策划了炸弹袭击。马兹哈尔建议，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们最好哪里也别去。
马兹哈尔走后，帕克泽对丈夫说，马兹哈尔只关心他自己的利益，他在说谎，他们根本不需要听马兹哈尔的指挥。
“我也反复考虑过这个问题。”努里说，“真主保佑，千万别出现什么突发状况，万一真的出现危险，至少还有一些民众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能指挥的士兵恐怕最多不过四五十人。可是马兹哈尔只要说一句话，就会有一支庞大的队伍响应他，防疫队、卫兵、驻防军队、预备军和新兵都会听从他的指令。”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被囚禁了，对吗？”帕克泽问。
“是的，但您应该记住，只要您坐稳女王的位子，总有一天其他国家会慢慢承认明格尔岛的主权地位和您的元首身份，并向您表示敬意。肆虐明格尔的瘟疫能够在岛内得到遏制而没有扩散到欧洲，这已经令您的名字载入史册了。欧洲人会感谢您的。”
此刻，帕克泽意识到，自由时光已经结束，自己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离开房间，坐马车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自由自在地去各个居民区体察民情了。很快，她的房间门口再次出现了卫兵，而且这一次是六七个，比谢赫哈姆杜拉时期还要多。与以往不同的是，如果努里夫妇要离开房间的话，这些卫兵不会凶狠地盯着他们或把枪对着他们，他们会立刻站好，用身体筑起一堵人墙，挡住他们的去路。很明显，明格尔政府的权力已经完全落入了马兹哈尔和另外几个部长之手。
夫妇二人就这样被软禁了十二天。在此期间，帕克泽没有任何新见闻，因此很少动笔写信。但她的意识和灵魂都被岛民和那些偏远的居民区所占据。她在用五天时间才写完的一封信中写道：这段时间她突然对皇叔阿卜杜勒·哈米德多年来读的那些侦探小说感到好奇，姐姐哈蒂杰的丈夫以前也在屏风后为皇叔读过小说，能不能请他把读过的小说和作者都列出来呢？
他们坐在房间里的时候一直在讨论有朝一日重返伊斯坦布尔的问题，可是唯一的希望就是苏丹特赦了。与此同时，明格尔的报纸上继续刊登着对夫妇俩冷嘲热讽的文章。（“宫里人”“奥斯曼”“后宫”“笼子”“囚犯”“土耳其人”“殖民地”“共济会成员之女”是这些文章中最常见的词。）
12月5日，也就是疫情消退的一个半月后，马兹哈尔在傍晚来到他们房间，说有“紧急情况”要报告。马兹哈尔说，西方国家应该是和阿卜杜勒·哈米德达成了解除封锁的协议。晚上，英、法两国的军舰可能在阿尔卡兹登陆，有可能爆发冲突。女王夫妇是明格尔尊贵的客人，明格尔政府不希望二位成为这场国际冲突的受害者。因此，等天黑之后，他们将被转移到岛的北部，也就是阿尔卡兹城外一个没有人能找得到的地方。他暂时无法告诉他们这个地方的具体位置。
按照计划，他们将在护卫队的护送下前往安丁，然后坐上一艘船去新住处。他们必须在两小时内收拾好行李，在大楼门口等待。
帕克泽后来在信里写道，他们花了一小时就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她和丈夫都很害怕。一开始，他们担心自己落入英国人或法国人之手，但走出房间坐上马车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气氛根本没有马兹哈尔说得那么严峻。总理大楼和大街上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连士兵都很少。泽克里亚在夜色中沉着冷静地驾驶着马车，经过岩石湾，沿着东海岸往北行驶。
路面起起伏伏，崎岖不平，马车来到了一片靠近沙滩的果园。窗外传来树林的窸窣声，泉水的叮咚声，刺猬在草丛里穿梭的脚步声。忽然，一轮皓月在云层中显现，他们恍惚间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云层之上的另一个神秘世界。
他们来到了海湾。月亮升起，平静的海面上洒满了银色的月光。马车停下来的那一刻，他们感受到整个世界的无边寂静。
四周漆黑一片。几名卫兵、船夫和跟在后面的护卫纷纷走过来帮忙搬运行李。在散发着贝壳和海藻气味的岩石堆旁，他们踩着一个小台阶，登上了一艘手摇船。微风轻拂，手摇船很快来到了不远处的一片海域，然后他们登上了另一艘更大的手摇船。他们的行李就放在这艘船上。帕克泽夫妇在黑暗中注意到了坐在船夫身后的人，他是马兹哈尔的文员。
手摇船载着一行人朝着远海方向驶去，文员指了指黑暗的海面，告诉帕克泽夫妇，“阿齐兹耶”号已经在天黑前停靠在了不远处的海域。
没错，文员口中的“阿齐兹耶”正是临时改变去中国的行程，把努里和帕克泽带到明格尔岛的那艘皇家战舰。也是在这艘战舰上，他们见到了邦科夫斯基帕夏。他们感到迷惑，如在梦中，内心混合了恐惧、好奇和期待。他们彼此对视，沉默良久。帕克泽后来在信中回忆说，那一刻她和丈夫感觉到自己像是孩子，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就把他们带去某个地方。
“阿齐兹耶”号的轮廓在皎洁的月光下渐渐清晰起来。手摇船朝着“阿齐兹耶”号的方向加速驶去，不一会儿就划到了“阿齐兹耶”号的白色舷梯旁。
“阿齐兹耶”号的四周漆黑一团。努里隐约看到有人正在把他们的箱子往上面搬。帕克泽正准备登上舷梯。就在这时，马兹哈尔的文员站起身来，十分正式地朝努里夫妇大声说话：
“女王陛下，总理阁下！‘阿齐兹耶’号将继续按照从亚历山大港出发时的原计划前往中国。”此时，月光照在他们身上，他立即弯腰向女王夫妇致敬，“明格尔人民将永远感谢您！”他继续说道，不过他的目光主要落在女王而不是努里身上。
听了这一席话，帕克泽心潮澎湃地爬上了舷梯。不苟言笑的俄国船长见老朋友来了，微笑着迎接他们。所有的船舱都亮着灯，他们和邦科夫斯基帕夏共进晚餐的那间会客厅里灯都亮着，仿佛表明，这房间是不同于现实的另一重空间。帕克泽和努里走进了那间他们共度了许多美好时光、有桃花心木家具和镶金边的镜子的舱房，房间依旧散发着皮革和灰尘的味道。这时船开动了，帕克泽立即走向甲板，与明格尔“无与伦比”的风景依依惜别。这是在整个20世纪都被写入黎凡特旅行指南的风景。
“阿齐兹耶”号沿着明格尔岛自北向南绵延不绝的艾尔多斯特山脉航行，火山的尖顶已经清晰可辨了。月亮钻进了云层，四周变得一片漆黑。帕克泽看到阿拉伯灯塔闪烁着微光，想到自己可能再也无法见到明格尔岛，她不禁悲伤起来。正在这时，月亮从云层里钻了出来，她看清了城堡的尖塔和巍峨的白山。但月亮很快又没了踪影。帕克泽泪眼婆娑地凝视着无边的黑暗，渴望着再一次见到明格尔的风景，又过了很久才回到船舱。
多年以后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我笔下的帕克泽公主和努里医生要比小说里的其他人物更善解人意。我是他们二位的曾孙女，在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方向是19世纪下半叶的克里特岛与明格尔岛，因此出版社请我整理这些信件再自然不过了。
经历了二十天的行程，我的外曾祖母帕克泽公主和外曾祖父努里医生终于抵达天津港，然后从天津去了北京。这比原计划足足晚了六个月。
奥斯曼帝国的宣讲团抵达中国的时候正好是义和团运动被西方列强镇压的时期。西方列强不但血腥镇压了平民和士兵，而且在北京烧杀抢掠数日。一年前，杀害了基督徒的中国反叛者（包括穆斯林）遭到了法国、俄国和德国军队的大规模屠杀。（阿卜杜勒·哈米德曾象征性地对入侵联军的血腥屠杀给予支持，在国际舆论倾向于西方的情况下，只有小说家托尔斯泰公开谴责联军惨无人道的卑劣行径。被弗吉尼亚·伍尔夫称为“最伟大的小说家”的这位文学巨匠站出来为起义的中国人民辩护，他还曾控诉俄国沙皇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犯下的滔天罪行。）联军在威廉二世的要求下完成了“复仇”之后，邀请宣讲团的毛拉们到中国来，为中国的穆斯林介绍伊斯兰历史、文化以及伊斯兰教的“和平主义”思想。
英国人密切关注着明格尔岛的事态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反应，同时他们也清楚，帕克泽公主和努里或将面临叛国罪的指控。在英国人看来，拖延了很久才加入宣讲团的努里夫妇和即将从中国返回伊斯坦布尔的其他宣讲团成员有完全不同的职责。他们希望努里去中国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宣讲防治瘟疫方面的知识。帕克泽公主把她在云南、甘肃和新疆等地的见闻都写在了信里，为研究东亚文化的历史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值得关注的材料。
在国际会议上结识了努里的英国和法国的医生听闻努里宣讲的消息之后，邀请他去香港一起工作。那时，英国在香港进行殖民统治，英国人在香港创办的医院和实验室是全世界抗击鼠疫的前沿，无论是在细菌学还是在隔离手段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1901年，在印度支那为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发明和研制疫苗（最终没有研制成功）的亚历山大·耶尔森，早在七年前就在香港发现了一种后来以耶尔森氏菌命名的鼠疫杆菌。但是当时法国人无法进入英国人的医院，所以亚历山大·耶尔森是在一个临时机构发现鼠疫杆菌的。1894年在中国流行的瘟疫导致了数千人丧命，而正是这种瘟疫于1901年肆虐明格尔岛。当时香港的东华医院也面临和塞奥佐罗普洛斯医院、哈米迪耶医院一样的问题，而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民众的无知（很多中国人即便病入膏肓，也不肯踏进医院半步，只是因为这是英国人开的医院！）。但是也有一些不同，尤其是在对隔离的认知方面。
香港的维多利亚区是英国人和欧洲人的聚集区，帕克泽在香港落脚后的第一封信里写道，他们在这个区租了一套公寓里的一层楼，从公寓里俯视海面的感觉就像是从伊斯坦布尔的恰姆勒贾山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样。一开始帕克泽以为这里不过是一个临时的住处，返回伊斯坦布尔是迟早的事，但后来他们在这里住了整整二十五年。
离开明格尔岛之后，努里唯一还有联系的明格尔人只有尼科斯了。他们是九年前锡诺普的驻防军队闹虱子的时候认识的，后来留着山羊胡子的尼科斯出任明格尔的检疫局长，再后来出任卫生部长。尼科斯在发给努里的一封电报中说，女王和总理离开明格尔岛的消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公开。隐瞒消息的原因很可能是明格尔政府希望得到英国人的保护。
12月6日，炮兵中士萨德里燃放了二十五响礼炮，礼炮声中前任督察部长马兹哈尔正式就任明格尔总统。第二天中午，近七千人聚集在明格尔广场，也就是以前的总督府广场，参加了明格尔有史以来最隆重的庆典活动。兴高采烈的人群看着高中生挥动着小旗，明格尔店铺主和训练有素的防疫队向总统敬礼，身穿传统服装的乡下女孩在乐声中跳舞。马兹哈尔总统站在阳台发表演讲，他慷慨激昂地说，“共和制”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由”是它的养分，是广场上参加仪式的所有人唯一的目标。
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一个国王或者女王，然后建立共和国，这在当时是时常发生的事，然而像明格尔这样在没有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实现革命却是极为少见的。明格尔民族主义者和部分历史学家为了给这种过渡增添一些戏剧性，夸张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总统马兹哈尔执政时期，“民主”根本无从谈起。
马兹哈尔上任之后继续践行了国家缔造者卡米尔的思想，大刀阔斧地推行了民族主义改革。就任的第一个月，由考古学家塞利姆·萨赫尔以及希腊和穆斯林中学教师组成的委员会确定了明格尔字母规范，然后立即使用在学校教育中。用明格尔字母撰写的政府公文会在政府部门得到优先处理。只不过在实际中要做到这一点异常困难。父母在给新生儿取名字的时候如果选用的是卡米尔统帅喜欢的明格尔名字，那么人口登记局就会立即办理出生证明；如果选用的是希腊名字或者土耳其名字，那么就会遇到麻烦。马兹哈尔总统命令所有店铺必须在门口贴上用新字母拼写的店铺名。包括希腊在内的西方国家对这些改革倒是没有指指点点，只不过马兹哈尔总统针对希腊和鲁米利亚民族主义者采取的严厉措施让他们大为不满。马兹哈尔上位后没多久，近四十名希腊社区的精英以及在家说土耳其语且有大量个人藏书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因分裂国家的罪名被关进了城堡监狱。
为了进一步推进“明格尔化”进程，数千张卡米尔和泽伊内普的照片被印刷出来，张贴在明格尔岛的各个地区。卡米尔和泽伊内普因为明格尔语而相遇、恋爱和克服重重困难终成眷属的故事后来成了小学和中学课程的基础内容。《明格尔字母表》和《泽伊内普之书》成了最受欢迎的书。在这些文化、政治改革中，马兹哈尔从来没有试图淡化帕克泽女王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而是尽可能地在明格尔的历史课本里塑造一位谦逊温和、受人尊敬的女王形象。直到今天，每一个明格尔人都为曾经有这样一位女王感到自豪，为女王能投身自由和独立运动——尽管十分短暂——感到振奋。
和父亲穆拉德五世的遭遇一样，这位明格尔女王也在一场政变中失去了女王地位，在这之后她便前往香港。帕克泽在香港的海景公寓里颇为感伤地给姐姐哈蒂杰写了一封信。帕克泽写道，父亲仅在位九十三天，而自己在位也不过一百零一天（1901年8月27日至12月5日）。她很想知道父亲是否知道此事，她非常想念家人。虽然她在香港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在大街上自由自在地穿行，但是她实在是太想念姐姐和父亲，也太想念伊斯坦布尔了，以至于她无法体验到快乐，只能通过写信来缓解思乡之情。
一年之后，帕克泽的姐姐哈蒂杰卷入了一场丑闻，这也让身在香港的帕克泽愈发感到孤独。姐姐哈蒂杰爱上了阿卜杜勒·哈米德最疼爱的女儿纳伊梅公主的丈夫穆罕默德·凯马莱丁帕夏。两人隔着花园围墙互相投掷的情书落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手中。阿卜杜勒·哈米德立刻让女儿纳伊梅和穆罕默德·凯马莱丁帕夏分开（这位年轻英俊的帕夏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加齐奥斯曼帕夏之子），然后剥夺了他的军衔，把他流放到了布尔萨。（这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不但登上了《纽约时报》，还被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写进了他的作品。）当时的伊斯坦布尔比现在更加保守，一时间关于哈蒂杰公主夺人所爱、纳伊梅公主和哈蒂杰公主在奥尔塔柯伊区的别墅彼此相邻的流言传得满城风雨。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甚至公开用“丑陋”和“驼背”形容纳伊梅公主。穆罕默德·凯马莱丁帕夏被软禁在布尔萨的家中，比起囚禁米特哈特帕夏的塔伊夫监狱或者锡诺普监狱以及明格尔监狱，软禁家中已算是从轻发落了。哈蒂杰自小就受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宠爱，因此没有受到责罚，苏丹只是派人严密监视了她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帕克泽和姐姐的信件往来十分困难。
哈蒂杰并没有跟帕克泽提过这些“不光彩”的事，帕克泽是通过其他人了解的。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伊斯坦布尔的一些报纸重提这段旧事，说哈蒂杰公主是为了替父亲报复阿卜杜勒·哈米德而故意让情书落到他手里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哈蒂杰为了和自己的心上人在一起，从各个药店买来老鼠药，然后交到了纳伊梅公主的希腊厨师手里，企图毒死纳伊梅公主。阿卜杜勒·哈米德或许也在这个时候再次想起了用含砷的老鼠药下毒“不留痕迹”的可能性。
帕克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除非皇叔特赦，否则她不可能重回伊斯坦布尔。但正如帕克泽后来在写给姐姐的信里所说的，皇叔能赦免姐姐并不意味着他同样能赦免自己，因为她和姐姐之间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阿卜杜勒·哈米德第一次见到哈蒂杰公主的时候，刚刚痛失他的爱女乌维耶公主（那时火柴刚被发明出来，乌维耶公主玩火柴的时候把自己点着了）。阿卜杜勒·哈米德那时还没有登基，皇兄这个刚出生的女儿就成了他的慰藉。但是帕克泽是在父亲被囚禁在恰拉昂宫之后才出生的，小时候也没见过这个皇叔，因此从来没有像姐姐哈蒂杰小时候那样坐在皇叔腿上和他一起玩过。
1904年8月，帕克泽从姐姐那里听说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帕克泽反复回忆着父亲，父亲读书的样子，他弹钢琴时专注的神情和他创作的乐曲。父亲去世后的两年里，帕克泽给姐姐写信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一是因为父亲的死让她悲伤（有一次，她在信里写道，“父亲死后，伊斯坦布尔再也不是从前的伊斯坦布尔了”），二是因为她忙于照顾1906年出生的女儿梅丽凯（我的外祖母）。因此，接下来我们要描述的内容是根据档案资料和回忆录来描述的，而不是以帕克泽的信作为依据了。
我想先来谈一谈穆拉德五世的葬礼。
这位苏丹被囚禁了二十八年，而他的葬礼大概是这本书里最凄惨的情节了。作为他的外曾孙女，我会以一个小说家的充满感情的视角而不是以历史学家的客观眼光来描述他。穆拉德五世的不幸和他短暂而且失败的统治，导致奥斯曼帝国的官僚阶层和社会精英倡导的宪政、西化、自由、议会制的改革足足推迟了三十二年，当自由真正到来的时候，一切早已时过境迁，于事无补。他的父亲、改革派苏丹阿卜杜勒·麦吉德一心希望他越过顺位继承人阿卜杜勒·阿齐兹继承皇位，一直对这个“倒霉”的儿子寄予厚望，教他法语，还让他师从隆巴迪帕夏和瓜泰利帕夏学习音乐。但正如一名后宫侍女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那样，命运多舛的穆拉德十四岁时得了一种怪病，致其智力和记忆力受损，尽管后来康复了，但后遗症还是时常显露出来。
那不勒斯的医生卡波里昂为了医治穆拉德（同时也为了建立政治上的联系）向年轻的皇子推荐了葡萄酒和白兰地，并在库尔巴乐德莱行宫打造了一个“酒窖”。从此以后，穆拉德再也没有离开过酒。穆拉德还邀请当时的进步分子，倡导自由主义、宪政主义和议会制的诗人、记者和作家，如希纳斯和齐亚帕夏、纳米克·凯末尔等人参加他在行宫举办的音乐酒会。出访伦敦期间，经历了中毒风波的穆拉德与英国王子爱德华成为了“朋友”，当这位英国的王位继承人提出穆拉德下次见到维多利亚女王应向她行吻手礼的时候，穆拉德全然不顾叔叔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看法照做了。年轻的穆拉德在欧洲之行中还结识了拿破仑三世这样的名流，后来他在书信里表达了与他们合作的意图。因为在穆拉德看来，欧洲各“民族”成功推翻了他们的国王，国王们也做出了妥协，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也应该效仿欧洲的国王。可是有一天他成为了苏丹，接踵而至的阴谋、政变、暗杀等一系列事件——后来这些事件也令他的弟弟阿卜杜勒·哈米德格外焦虑——让他精神失常。没多久，他就被官僚赶下了台。刚被阿卜杜勒·哈米德囚禁的那段时间，他有一次穿着衣服纵身一跃，直接跳进了耶尔德兹宫的水池。还有一次，他试图翻窗逃走。又过了很多年，为了夺回皇位，他试图向医生证明他的精神状态已经恢复正常。结果这些举动却让他的幽禁生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晚上睡觉的时候，时不时有耶尔德兹宫派来的文武大臣们手提灯笼走进他的房间，只等确认床上躺着的人是“他”本人之后，大臣们才会行礼离去，并告诉他阿卜杜勒·哈米德接到线人报告说他现身贝伊奥卢，因此他们奉命赶来确认此事。焦虑不安的穆拉德五世因此频繁更换卧室。不过，他身边六七十个妃子都盼望着受到恩宠，用亨利·詹姆斯的话说就是，“我们现代人”根本不可能理解他，更不用说为他感到难过了。在生命中最后几年，他的糖尿病恶化了，女儿哈蒂杰的丑闻让他难以置信，阿卜杜勒·哈米德虽然无心惩罚哈蒂杰，但还是派人来探他的口风，想问问该如何处置哈蒂杰，这更是让他精疲力竭。在穆拉德去世的时候，阿卜杜勒·哈米德也不允许报纸大肆报道，因此报纸仅就这位前任苏丹的死讯刊登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官方还禁止聚集在加拉塔大桥和锡尔凯吉码头想要参加葬礼的人群靠近新清真寺。穆拉德五世的遗体是用一艘名为“纳希特”的轮船从恰拉昂宫运来的，然后就仓促地葬在了他母亲的旁边。母亲在世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会去给她行礼，常和她谈论国家大事，而母亲总喜欢称他为“我的狮子”！民间一直有传言称穆拉德没死，下葬之后他被救了出来，接着逃到了欧洲准备东山再起。阿卜杜勒·哈米德不但把政府要员全部派到了葬礼现场，而且还让他的贴身侍从参加了葬礼。这个贴身侍从做了一件让“他的名字永远蒙羞”的事，他蛮横无理地走到死者前面，用手指缠住穆拉德的头发，用力拉扯，直到确认穆拉德确实死了方才停手。
1905年的第三个星期五，耶尔德兹清真寺主麻日这天，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参加主麻日聚礼的必经之路附近，一辆汽车发生了爆炸，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伊斯坦布尔，就连于斯屈达尔也听得一清二楚。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恰好因为要回答谢赫伊斯兰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推迟了行程，因此才毫发无损地躲过了爆炸。被炸得四处飞溅的金属片造成了二十六人死亡，多人受伤。受伤的人当中不但有每周五来看苏丹做礼拜的好奇的民众，还有几名外交官。汽车上有炸弹的那个司机也在爆炸中丧生。
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警察和审讯官们在一周之内侦破了这起爆炸案。他们发现暗杀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一些亚美尼亚分裂分子，这些人花了很长时间在法国和保加利亚准备弹药。审讯官还很快发现一个名叫爱德华·乔里斯的比利时人在自己的住处私藏炸弹，然后立即把这个胆大妄为的无政府主义者关进了监狱。爱德华·乔里斯在贝伊奥卢区主街上开过帝国首家“胜家”缝纫机店，还凭借成功的销售策略把缝纫机推广到了帝国最偏僻落后的地区。他原本被判处死刑，但比利时国王向阿卜杜勒·哈米德施压，因此没有执行判决。在入狱两年之后，爱德华·乔里斯被阿卜杜勒·哈米德特赦，结果以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间谍的身份回到了欧洲。
在本书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明格尔革命似乎影响了1901年之后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诸多重大政治事件。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深深沉浸于明格尔岛悠久的历史，以至于在分析任何事情的时候总能看到明格尔的影子吧。
在英、法、俄三国的战舰解除对明格尔岛的封锁之后，并没有任何国家承认明格尔岛的主权地位，因此，只要阿卜杜勒·哈米德愿意，他完全可以模仿英国人在亚历山大港的做法，派“马哈茂迪耶”号战舰轰炸阿尔卡兹城，把驻防军队和总理大楼夷为平地。但他没有这样做。从名义上看，明格尔岛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法国人要想出兵占领，需要先与英国人达成协议，还要做好和奥斯曼帝国交战的准备。阿卜杜勒·哈米德和帝国海军舰队都没有轰炸阿尔卡兹并派兵占领的想法，苏丹也没有任命新总督的念头。帝国军队在明格尔岛一旦遭遇抵抗，会立即引来西方列强的觊觎，到时候他们会以保护岛上基督徒为由（就像瘟疫暴发的时候一样）伺机占领明格尔岛，英国当初占领塞浦路斯就是这么做的。
封锁解除后，马兹哈尔总统坚持和邻国（也包括奥斯曼人）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成功维持了明格尔岛的“独立”地位。同时，他还推行改革，把防疫队改造成了一支现代化军队。根据规定，全岛实行两年义务兵役制，在四年的时间里，共有两千五百名新兵参军。这支队伍由在家讲明格尔语的人以及对新政府忠心耿耿的希腊人和穆斯林组成。马兹哈尔凭借丰富的创造力，在全岛宣传卡米尔统帅富有诗意和力量的明格尔民族主义思想，而这一思想正是这支队伍的精神支柱。
为了纪念卡米尔在总督府阳台发动明格尔革命的日子，6月28日被定为独立日（全岛放假一天）。一年一度的庆祝仪式上，带领游行队伍的防疫兵和头戴传统邮差帽、扛着邮袋的人从驻防军队出发，一路高唱着“统帅来了”以及其他新创作的明格尔进行曲，斗志昂扬地来到明格尔广场。在一个小时的庆典仪式上，明格尔军队经过老总督府阳台，接受马兹哈尔总统的检阅（总统通常坐在一张隐蔽的高脚凳上）。最受瞩目的表演来自一群高中生组成的方队（西方报纸也竞相报道）。这支方队的表演不仅是独立日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明格尔民族身份的重要象征。人类学家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
这支方队由129名高中生组成，每个人都举着一张白色的大型标牌，标牌上绣着用明格尔字母拼写的单词。这129个词是国家的缔造者卡米尔统帅在生命的最后两个小时里说出的词，当时被一位文员记录了下来。当身穿校服的高中男生女生出现在广场的那一刻，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接着陷入一片寂静。如今的高中生究竟能用这些单词造出多么美妙的句子？卡米尔统帅在弥留之际如获得神启般说出的诗意的句子（“我的明格尔是我的天堂，你的灵魂”；“明格尔属于明格尔人”；“我的心永远和明格尔同在”！）是否会被人们想起？高中生们在广场上变换阵形，造出一个个不同的句子，赢得了全场的喝彩，也让坐在阳台上的总统夫妇眼眶湿润。然而，明格尔岛仍有两百多名（一百五十名希腊人，六十名穆斯林）无法接受民族主义和共和的精神，并固执地效忠希腊或奥斯曼帝国，因此被统统关在了安丁城附近的营地接受教育。他们其中有一些人不愿意待在营地，因此选择参与修路建桥的工程。明格尔革命之后，马兹哈尔总统对那些逃往雅典和伊兹密尔的有钱人（主要是希腊人）征收重税，并勒令那些留在岛上，但是因为抵触新政府而把钱存在雅典或者伊兹密尔银行的有钱人参与道路建设项目。但希腊和欧洲的报纸相继以“明格尔的强迫劳动”为主题发表了几篇报道之后，新政府就放弃了这一做法。
那段时间，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进入了第二次婚姻，而他的生活也奇妙地和我们讲述的故事的发生地产生了联系。他先后到埃及、希腊群岛和伊斯坦布尔度了蜜月。在伊斯坦布尔期间，他还接受了阿卜杜勒·哈米德授予的马吉迪耶勋章，同时他的新婚妻子也获得了一枚小巧的勋章。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贴身副官、英国海军上将亨利·伍兹（又名“伍兹帕夏”）曾在回忆录里写道，他本人参加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为自己崇拜的大作家举行的授勋仪式。但是这个描述与历史并不相符。真实的情况是，柯南道尔自己一再坚持要参观耶尔德兹宫，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担心自己的皇宫有可能会成为作家作品的背景，因此特意给柯南道尔夫妇颁发勋章，但是授勋典礼在最后一刻以斋月为由取消了。
疫情期间，帕克泽每周通常会给姐姐写三四封长长的信，但到了1907年，身在香港的帕克泽只写了两封信，而1908年，第二个孩子苏莱曼出生那一年，她只写了一封信。帕克泽家里有个会说英语的男管家帮她料理日常事务，但是后来，因为忙于照顾两个总是生病的孩子，帕克泽几乎和外界断了联系。她在一封信里写道，丈夫努里有时因为工作需要而去偏远地区出诊，不过那时香港的瘟疫已经得到了控制，与三四年前相比，死亡人数明显少了许多。
在那两年里帕克泽只给姐姐写了三封信，而在每封信里帕克泽都要求姐姐提供一份“阿卜杜勒·哈米德最喜欢的”侦探故事和小说清单（首先就是福尔摩斯系列）。拿到清单之后，帕克泽就会去香港的英语图书馆把这些书找来一本本地读。至于她要书单的原因（为了弄清楚杀害伊利亚斯医生的凶手是如何不让人知道他是从哪些药店买到毒药的），帕克泽没有在1908年的信里告诉姐姐，尽管她对努里坦率地说过这一切。她对姐姐有所隐瞒很可能是因为她觉得姐姐跟皇叔过于亲近。姐姐惹出了麻烦，皇叔不但赦免了她，还常把她带在身边参加宫里的活动，似乎是在向外界表明他的侄女在这场丑闻中完全是无辜的。父亲去世后，帕克泽完全可以借助姐姐和皇叔的亲近关系，让姐姐在皇叔面前求情，免去她和丈夫的叛国罪罪名，但是她从来没有在信里表达过这样的想法。这也许是因为帕克泽并不觉得姐姐和皇叔的关系亲近到足以让她开口求情。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即便阿卜杜勒·哈米德赦免了他们，她也会怀疑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用意，更何况她的恳求也意味着对父亲的背叛。
在香港，帕克泽从英语报纸上得知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立宪并重启议会，“3·31”叛乱(1)爆发，接着萨洛尼卡行动军攻入伊斯坦布尔，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并帮助穆罕默德五世雷沙特继位这一连串重大事件。一群有组织的暴徒涌上街头，杀害了倡导自由、改革和西化的作家。萨洛尼卡的行动军和细菌研究基地附近的马齐卡军营、塔克西姆广场的军营发生了动用大炮和机关枪的战斗。在人潮如织的埃米诺努广场，三名身着白色行刑服的叛乱头目在三条腿的木制绞刑架上被当众处决。为了警示全城，三具尸体被吊在绞刑架上悬挂了三天，而与此同时，“自由、平等、博爱、正义”的口号声在城中响起。帕克泽夫妇读着报纸，眼前立即浮现出这一切。
新理念的传播、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下台以及官方对政治犯的大赦使得“重返伊斯坦布尔”的想法变成了可能。如果回去的话，他们会因为明格尔岛的事情惹上麻烦吗？帝国正在分崩离析，负债累累，政府官员也感到迷茫混乱，因此为了了解内幕，努里专门就这个问题给司法部门的一个朋友写过信、发过电报，结果这个朋友告诉努里，最好的办法是“谁也不要问”就直接返回，因为这种谨慎的询问往往会让登记员和审讯官认为他们可以借机索要贿赂，或被他们视为罪犯自投罗网。
但努里夫妇觉得毫无准备地重返伊斯坦布尔并不合适。除了海边的别墅之外，帕克泽在伊斯坦布尔还有其他资产，努里可以从国库领取津贴和政府官员的薪资。但是他们的敌人很可能利用叛国罪的罪名大做文章。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回到伊斯坦布尔都可以获得属于他们的财产。而在香港，医术高明的努里不但可以从港英政府那里领到丰厚的薪资，而且可以作为检疫方面的顾问在本地人的医院里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不仅如此，一想到要带着三岁的女儿和调皮的一岁的儿子坐船旅行数周（途中还有可能接受隔离），夫妇俩就更不敢贸然行动了。
尽管帕克泽从来没有在信里表达过这些，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很爱自己的丈夫，很爱两个吵闹的小孩，很喜欢他们的生活，喜欢永远充满饭食香气、水蒸气和尿布气味的家。如果是在伊斯坦布尔，她可能会跟宫里的其他人一样，如同一朵在墙角凋零的玫瑰，过着一种看上去奢华娇贵，实质上却了无生趣的生活。以她对丈夫的了解，努里不像那些只会满足于参加各种宴会（为慈善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筹集资金）的贵族。努里夫妇很满足于香港这种有用人服务又远离人群的“资产阶级生活”，而即使伊斯坦布尔已经宣布“自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也已被废黜，也不足以让他们感到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