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到1913年的五年间，帕克泽一共给姐姐写了十一封简短的信，信中反复写道，她和孩子们在香港过得很好，丈夫工作繁忙，自己每天除了料理家务，就是读小说。帕克泽会在信里问起一些事情，从这些问题里可以看出，她对伊斯坦布尔和阿尔卡兹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晓。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借助其他的资料，简要回顾一下这五年间伊斯坦布尔和阿尔卡兹发生的大事。
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十年，悬挂在“阿齐兹耶”号主舱的帝国疆域图上的属国、领土和岛屿纷纷以惊人的速度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阿卜杜勒·哈米德倒台后，“自由”成了伊斯坦布尔人最常说的一个词。帕克泽的姐姐哈蒂杰以“自由”为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支付一大笔“补偿”，然后和当初阿卜杜勒·哈米德指婚的丈夫（帕克泽要的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小说清单就是他列出的）离婚。时隔五十年之后，保守派作家纳希特·塞勒·厄力克根据父亲的描述和他听来的各种流言蜚语在《历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穆拉德五世子女（帕克泽公主除外）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暗示的观点是，他们渴盼已久的“自由”并没有让穆拉德五世的子女从中获益。
就拿帕克泽的哥哥穆罕默德·塞拉哈丁王子来说吧，这位被囚禁了二十八年的王子重获自由之后，整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六街三市、港口、桥头游逛，不管见到谁都主动介绍自己，而当时只有十三岁的纳希特·塞勒本人也是这样认识了王子。王子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以父亲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为主题创作舞台剧。然而喜欢捉弄人的纳希特·塞勒提议这位有些癫狂但聪明伶俐、饱读诗书的王子接近苏丹雷沙特，然后绕开几个姐妹，要回属于已故的父亲穆拉德五世的财产，但是就连智力低下的皇叔雷沙特也没把王子当回事。
这一时期的报纸、杂志和图书的数量之多、话题之广，最突出地体现了这个新时代的自由风气。在阿布杜勒·哈米德独裁时期，伊斯坦布尔人读到的一些法国小说，实际上都是根据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喜好而翻译的小说。一些书甚至在开篇就注明了“为阿卜杜勒·哈米德所译”的字样。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书上加上这句话成了十分普遍的做法。
对本书而言有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就是，在那个“自由”的时代，有一些小说在出版时依然采用经过审查的译本。我们认为这里面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是懒惰。第二是许多老译者不再继续翻译，他们译文的稿件也遗失了。第三是原书包含的令阿卜杜拉·哈米德不悦的话题也令“自由”时期的掌权者不满，比如批判伊斯兰教和土耳其人的言论。另外，还要补充的一点是，一百多年来，伊斯坦布尔街头众多针对记者和作家的枪杀案背后都有政府的支持，而这一风气就是在这个“自由”时期开始的。
1911年，意大利联合英、法两国，宣布对利比亚开战，这无疑加速了帝国的灭亡。（奥斯曼新政府只能像阿卜杜勒·哈米德一样，把利比亚让给意大利不战而降！）军力胜过奥斯曼帝国六七倍的意大利海军占领了包括罗得岛在内的大大小小二十多座岛屿，这是他们的战略计划之一。被西方人称为“多德卡尼斯群岛”的这片领土被土耳其人称为“十二群岛”，而在这里，意大利人遭遇了奥斯曼人最顽强的抵抗。与此同时，精于算计的马兹哈尔总统巧妙地选定策略，在不开战的情况下签订了一项确保明格尔岛独立的条约。
在意大利占领的每一座岛上，希腊人都占绝大多数，他们并不反对被意大利占领。在他们看来，意大利人要比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更好。奥斯曼帝国根本没有在岛上建立法治和秩序，在坦齐马特改革很多年后，政府仍以各种借口（比如出钱免除义务兵役）向国内的基督徒征收更高的税款。还有一个特别靠东边的叫作梅斯的小岛，由于它位于东部，距离遥远，意大利人没有入侵，但该岛有98%的居民都是希腊人，他们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意大利海军进驻该岛，并希望能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
这场历史上的第一次空袭战以意大利的迅速胜利而告终。战后双方签署的《洛桑条约》规定利比亚归属意大利。意大利占领的岛屿在巴尔干战争后被归还给了奥斯曼帝国。与此同时，巴尔干国家意识到奥斯曼帝国正趋于崩溃，不堪一击，因此他们就如何划分疆域的问题达成一致之后纷纷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也就是说，希腊和奥斯曼帝国再次开战了。被土耳其的历史书命名为“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的土耳其人与意大利人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战败。帝国的要员们断定帝国也会输掉巴尔干战争，而到那时帝国版图的所有岛屿都将被希腊占领。与其让这些岛屿落入希腊人手中，倒不如让意大利人占领，总有一天意大利人会归还它们。于是，奥斯曼帝国从利比亚撤军，这也意味着意大利军队可以驻扎在十二群岛。
1912年9月，马兹哈尔总统与意大利签订了“机密的”《哈尼亚条约》。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里，自由派、亲土耳其分子、亲希腊分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反对派都被关进监狱或者送进劳改营进行改造，同时，他还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每年都有那么两次，不管队伍有多长，耗时有多久，他都会站在总统府的阳台向这支队伍的每一位士兵致敬。统帅卡米尔和泽伊内普的照片、画像与雕塑装点了明格尔岛的每一个角落，从彩票到纸币，从鞋盒到饮料瓶，从无花果干的包装袋到公交车站。
在英国的推动下，马兹哈尔乘坐明格尔海军战舰前往克里特岛签订条约，他告诉身边的人，时隔十一年，明格尔岛的独立地位终于要得到全世界的承认了。为了说服岛民，特别是那些在家里坚持说明格尔语的土著接受这项条约，他的副手哈迪德在民众中间做了大量工作。
1912年10月，意大利正式承认明格尔岛独立。实际上明格尔只能算是半独立，因为老总督府楼前的明格尔国旗旁边飘扬着意大利国旗。马兹哈尔的工作是镇压那些反对悬挂意大利国旗的明格尔民族主义者，只不过岛上并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岛民们算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奥斯曼的战舰不会来轰炸明格尔岛了。
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再次战败。统一进步党(2)发动政变推翻了奥斯曼政府。这场政变被俗称为“突袭高门”，事件的诸多细节与阿尔卡兹的历史以及所谓的“检疫政府”时期有相似之处。士兵和党内主要人物在光天化日之下突袭了政府的会议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部长，迫使当局下台。这场政变的主要策划者、“自由派英雄”恩维尔贝伊很快晋升为帕夏，并迎娶了苏丹阿卜杜勒·麦吉德的孙女纳吉耶公主。
政变后，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政权的行动军统帅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夏被推举为新政府首脑，然而五个月后，他开着敞篷车在伊斯坦布尔迪万路等红绿灯时中枪身亡。如今，在哈尔比耶区的军事博物馆陈列着这辆没有任何防弹装备、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汽车以及刺客行凶的手枪。热爱历史的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他住在从尼尚塔什的时候，他每周都会有一天步行五分钟到博物馆兴致勃勃地参观这一展品。
1913年秋，英国政府驻香港的一位高级官员在东华医院约见了努里。努里原以为这位金发碧眼的官员找他是为了探讨香港下水道管网和防疫方面的问题，结果聊着聊着才发现对方从当地报纸上看到了对巴尔干战争的报道，而此番来访是为了和他讨论战争结果的。
随着最后一片巴尔干领土的丧失，奥斯曼帝国结束了在该地区长达四百年的统治。阿尔巴尼亚人也发动了一场民族主义起义。阿尔巴尼亚的独立运动主要不是为了反抗阿卜杜勒·哈米德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是为了击退那些觊觎此地已久的西方列强。最终，西方国家同意阿尔巴尼亚人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已成定局，而摆在各国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六个国家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各国决定这个代表团将统治阿尔巴尼亚，此外，西方列强还将选出一位王子出任国家元首。
“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王子出任阿尔巴尼亚元首。”英国官员有些懊恼地说。甚至有一些阿尔巴尼亚人希望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康诺特公爵、加拿大总督亚瑟王子出任元首，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国是最可靠的保护国。德国人则认为霍亨索伦家族(3)的人才是合适的人选。还有来自埃及赫迪夫家族的帕夏和一位罗马尼亚的王子伪造证件并声称拥有阿尔巴尼亚血统，他们也加入了元首候选人的行列。
尽管努里已经明白了英国官员谈话的意图，但他还是摆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询问对方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事。
英国官员继续说了下去。奥斯曼政府的外交大臣诺拉敦基安向英国表示，阿尔巴尼亚80%的人口是穆斯林，因此奥斯曼王子是元首的优先人选。然而，排位靠前的奥斯曼王子们盼望着有一天能当上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所以拒绝了统一进步党的提议。即使是那些排位靠后、游手好闲、不学无术的王子也对阿尔巴尼亚元首的位置嗤之以鼻，不过他们很可能是看到其他王子拒绝了也就跟着拒绝了而已。（这些王子也包括本书开篇提到的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爱子，作曲家布尔汉内丁王子。）在这种情况下，帝国里有阿尔巴尼亚血统的著名将领也被纳入了候选人的范围。绿眼睛的英国官员沉默了片刻，接着说，其实英国在阿尔巴尼亚并没有什么既得利益，但是如果要为这个迷人的新国家选择一位杰出的穆斯林人士作为国家元首，且能被西方国家认可的话，那么英国政府认为，合适的人选并非帝国某位平庸的王子，而是帕克泽公主和努里医生。这样一来，阿尔巴尼亚的流行病问题也将一并得到解决。
努里严肃地说，在一个伊斯兰国家，苏丹的女儿作为女性是绝对不会享有任何政治权力的。实际上，努里在十二年前就义正词严地跟英国驻明格尔领事乔治说过同样的话。
英国官员接着说，英国外交部相信，帕克泽公主在明格尔岛作为女王的统治是成功的，她同样也会赢得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爱戴。
“明格尔岛的情况非常特殊……”努里说，“我们当时想推行隔离政策。”
英国官员立即澄清道，他说这些的意思并不是要向帕克泽公主和努里提出正式的邀请，毕竟即便英国政府有这样的想法，努里和公主也得先表示有意愿才行。
在我们看到的帕克泽写给姐姐的最后一封信里，她袒露了自己的想法。我们现在要花一些时间来审视帕克泽当时的心境。从信里我们可以看出，帕克泽起初认真地考虑了英方的提议，还在餐桌上和丈夫、孩子们半开玩笑地讨论了去阿尔巴尼亚当女王的问题。但她也想知道姐姐哈蒂杰是怎么想的。在我们看来，她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想了解自己要是接受了英方的提议，伊斯坦布尔方面会怎么看。信中帕克泽还写道，自己不懂阿尔巴尼亚语，也不想再犯她在明格尔犯过的错误。即便如此，帕克泽还是在某一天去图书馆翻阅了《大英百科全书》，不过她发现1911年在纽约出版的这本百科全书仅包含两条简短的对阿尔巴尼亚的介绍，第一条是说阿尔巴尼亚不是岛国，多为山区，根据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斯特拉博的描述，阿尔巴尼亚人身材高大、体型健壮、为人诚实，第二条是说阿尔巴尼亚是“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帕克泽边读边想象着阿尔巴尼亚的样子。那时候，梅丽凯七岁，她记得母亲一边半开玩笑地给她讲如果她成了阿尔巴尼亚公主会怎么样，一边抱怨用人实在太懒，家务都得自己做。就在他们做决定之前，他们从报纸上读到，德国王子，维德的威廉被任命为阿尔巴尼亚新政府首脑。（不过，这位德国王子才掌权六个月，穆斯林的起义就爆发了，他们推翻了政府。）因此，这场匆匆结束的闹剧并没有让帕克泽和丈夫思虑太久。
自那以后，帕克泽就没再给哈蒂杰写信了，我们无法弄清其中的缘故。出于某种原因，她不像以前那样信任哈蒂杰了。哈蒂杰再婚之后和丈夫还是住在奥尔塔柯伊区的别墅里，然后接连生了两个孩子。或许帕克泽给姐姐写了一两封信，但信在寄送过程中遗失，导致哈蒂杰根本没有收到。
一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伊斯坦布尔人称为“全面战争”）爆发，这让帕克泽夫妇意识到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已然变成了敌军的领地。我们推测，在香港生活了十年的这一家人应该获得了英国护照。英国当局为了让他们尊贵的奥斯曼侨民尽量生活得安全、舒适，一定在政策上做出了必要的安排。
“一战”期间，帕克泽、努里和孩子们都留在了香港，彻底失去了和伊斯坦布尔的联系。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成为英国人的俘虏或被他们自己的恐惧和内疚折磨是何体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希望自己被处于停战状态的伊斯坦布尔视为亲英派。（帕克泽的二姐费赫玫公主在自己的别墅款待了入侵土耳其的英国军官，因此她被伊斯坦布尔人视为亲英派。）但另一方面，努里夫妇始终没有放弃重回伊斯坦布尔的想法，毕竟那里还有他们尚未领取的津贴和奥尔塔柯伊区的别墅。
1918年11月，“一战”的胜利方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战舰进入伊斯坦布尔，停靠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宫殿前。持续了六百年统治的奥斯曼帝国不断放弃它的领土，直到伊斯坦布尔也被人占领，帝国终于迎来了彻底崩毁的这一天。英国的巨型战舰“百夫长”号就停在帕克泽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恰拉昂宫对面。我在翻阅高中历史课本的时候总是会问自己，在所有展现了伊斯坦布尔穆斯林艰难岁月的老照片里，天空看上去总是阴云密布，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巧合？西方列强的战舰已经停在了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的窗前，而这位末代苏丹也和他的哥哥穆拉德五世一样没能逃脱遭受囚禁的命运。1922年，穆斯塔法·凯末尔把希腊军队赶出了安纳托利亚西部以后，这位末代苏丹才坐上一艘英国战舰逃离了他的囚笼，逃离了伊斯坦布尔。
1923年，土耳其在安卡拉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除哈里发。1924年3月，奥斯曼帝国的皇室成员被剥夺土耳其共和国的公民身份，并在三天内被驱逐出境。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帕克泽曾熟悉的如梦幻般的皇室世界里最核心的一百五十六名成员被送上火车流放到了西方人叫不出名字的偏远地带，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从此封存在了这些人的记忆里。新政府勒令这一百五十六名地位显赫的皇室成员迅速变卖在土耳其的资产，还限制他们进入土耳其的边境地带，哪怕是过境也不可以。帕克泽公主和努里也被算在了这一百五十六名皇室成员之列，他们失去了土耳其公民身份，已经没有重返伊斯坦布尔的可能了。无人知晓被限制入境的皇室成员何时可以重返土耳其。
“一战”的最后一年，哈蒂杰和第二任丈夫也离了婚，她没有选择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去法国，而是带着两个孩子和妹妹的书信移居到了贝鲁特。她靠着第二任丈夫提供的生活费在贝鲁特生活了许多年。后来，第二任丈夫因走私文物身陷困境，生活费也断了。就这样，贫困潦倒的哈蒂杰公主带着两个孩子，在贝鲁特继续生活了几年，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再也没有联系过帕克泽。
几年后，帕克泽一家去了法国，在我们看来有两大原因。一是他们觉得自己是被驱逐的一百五十六位皇室成员的一员，和五六百名自愿和他们一起流亡的人有着共同的命运，二是他们俩想给女儿梅丽凯（我的外祖母）选一个夫婿，而被流放的王子当中可能就有合适的人选。
帕克泽没有在书信里提及给女儿选婿的事情。1926年夏天帕克泽从香港移民到法国后的生活与明格尔岛的历史没有任何关联，所以我会写得简略。我的外曾祖父努里在马赛的一家医院找到了工作，后来还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其他皇室成员大多在尼斯，因此努里和帕克泽得以和皇室保持一定距离，远离了流言蜚语。土耳其驻尼斯的领事馆派人专门追踪王子、公主和其他皇室成员的行踪，了解他们是否参与了政治活动，而远在马赛的外曾祖母也避开了这些密探。外曾祖父、外曾祖母给外祖母梅丽凯找了一位继承了阿卜杜勒·哈米德血统的王子，而且这位王子几乎没有继承皇位的可能。
1928年，我的母亲出生了，她是那段不幸的、黯淡的婚姻中唯一的孩子。为了逃离父母争吵不休、酗酒成性的家庭，这位年仅十八岁的苏丹的后代也像大多数奥斯曼公主一样，在“二战”之后嫁给了一位被家人安排好的富有的穆斯林！我的祖母是苏格兰人，我的祖父是伊拉克富商，一家人住在伦敦。他之所以选择和一位奥斯曼公主结婚是为了跻身伦敦的上流社会，赢得这个圈子的好感。这段婚姻持续了六个月之后，母亲带着一大堆礼物和珠宝从伦敦回到了马赛，和外祖父母住在了一起。只不过没过多久，父亲也跟着来到马赛，说服了母亲，把她带回了伦敦。
在那段争吵不休的日子里，母亲开始对明格尔产生了一种“迷恋”——或者用她自己的话说，一种“热爱”。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外祖母帕克泽就像讲童话故事一样，跟母亲描述了明格尔岛的样子，甚至还半开玩笑地告诉母亲自己曾经是明格尔的女王，但我的外祖母梅丽凯对明格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在外祖母的心目中，她生命中最显赫的祖辈不是她的母亲帕克泽，而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五世，那个延续了六百年血脉的家族的后代！外祖母曾经说过，如果她能和丈夫分开的话，她希望1952年之后可以回到伊斯坦布尔。当时土耳其制定了新的政策，规定她这种身份的女性可以在1952年之后重返土耳其。
母亲一直想远离那些在尼斯的奥斯曼流亡者，远离像父亲这样的伦敦“中东人”圈子，她想在一个只属于她和丈夫的私密世界里生活，这也激发了她对明格尔的好奇心。还有一个原因是，1947年，明格尔正式宣告独立之后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一时间世界上面积最小的独立主权国家登上了各大报纸的社会消息版和儿童增刊。我自己的明格尔“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也受到了当时这些生动报道的影响。
老总督府的楼前先后升起过不同的国旗，最早的时候是奥斯曼帝国国旗，1901—1912年是明格尔国国旗，1912—1943年是明格尔国国旗和意大利国旗，1943—1945年是德国国旗，1945—1947年是英国国旗，1947年之后，由画家奥斯根设计的明格尔国国旗再次升起。（1915年4月的一个晚上，这位英雄画家在家中被捕，从此就没有了消息。“自由的英雄”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以采取紧急战时措施为由，逮捕了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两千多名亚美尼亚知识分子，奥斯根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明格尔岛先后被不同的国家统治，但是这既没有让明格尔人民的生活方式变得多元，也没有使明格尔的文化更加丰富。1901—1952年的半个世纪里出任总统的马兹哈尔（1901—1932年）、哈迪德（1932—1943年）以及后来一些名义上的总统、准总统和总督们始终与意大利人、德国人一起坚定推行明格尔化的政策，禁止教授奥斯曼历史和希腊历史，把凡是违背这一规定的土耳其人和希腊人都关进了劳动营，并在一切方面进行明格尔化改造。在名为《明格尔化及其后果》的书里，我们详细阐述了明格尔岛的明格尔化问题，但是这本书在二十年间都被禁止在明格尔出版，后来出版的时候又做了删减，我们为此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1947年夏天，也就是我出生前两年，长期分居两地的父母终于在马赛重逢。母亲终于说服父亲在明格尔岛住了一段时间。（我能成为明格尔人也要归功于母亲这次成功的迁居。）夏天结束之前，我的父母从克里特岛来到了阿尔卡兹，住进了锦绣宫大酒店。根据母亲的描述和外曾祖母信件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断，父母入住的正是四十六年前卡米尔和泽伊内普染疾而亡的那个房间。酒店入口处的一块牌子上写着，从开国元首宣布明格尔岛独立和自由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住在这里。但是当人们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时候，他们会被带到二楼的会议厅，去看看会议厅里展示的一组照片和马兹哈尔担任统帅副手时用过的桌子。照片是摄影师凡亚斯和《时政要闻报》的一位不知名字的摄影师拍的。
20世纪50年代，我们住在费利兹勒区（就是以前的弗利兹沃斯区）一幢可以看见海景的房子里。这幢房子是父亲买给母亲的礼物。夏日的午后，在家里坐了大半天感到无聊的母亲总会带我去锦绣宫大酒店的“罗马”冰淇淋店买冰淇淋吃。有时我们会在面包店旁边的花园里找一处有椴树树荫的桌子坐下来乘凉。每次吃完冰淇淋，擦干净手之后，我总会恳求母亲带我去酒店二层参观那个小型博物馆。（我和作家帕慕克一样特别爱逛博物馆。）
照片展示了革命爆发当天的场景，聚集在总督府阳台上的人群、宣布国家独立的英雄，这些照片以及统帅用过的墨水瓶和钢笔——阿尔卡兹的每个地方都有他的肖像——都让我痴迷。也许从儿时起，我就已经凭着孩子的直觉感受到了历史与物件、文字与国家之间深刻而神秘的某种关联。
我在明格尔岛出生，后来离开了一段时间，但是这座岛从未在我的想象中消失，距离反倒让我的记忆变得更加清晰。有时候，从冰淇淋店出来，母亲会带着我去统帅卡米尔大道（就是以前的哈米迪耶大街）逛逛商店，买点东西，然后步行回家。有时候，为了找个阴凉的地方，我们会沿着伊斯坦布尔大道的立柱和拱门行走，从伦敦玩具店、小岛书店和明格尔银行门前经过，然后来到海滩。
我更喜欢后面这条回家的路线。我喜欢盯着停泊在码头或者公海的船只看十分钟，念出它们的名字，还不时陷入遐想。接着我们就会坐马车回家。有时我会走得更远一点，去新码头咖啡厅门口的船台，把手伸进海水，这时母亲总会大喊：“小心，别弄湿鞋子！”我的鞋子、袜子、上学时穿的夹克和裙子以及其他衣服几乎都是品质上乘的欧洲货。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就感觉到母亲在我的穿着打扮上比别的母亲更讲究，这大概和她自己对奥斯曼皇室家庭的浪漫想象有关吧。
和现在一样，年幼的我喜欢在人潮汹涌的码头穿行，感受码头的喧嚣，看着乘客们从海关大楼里出来兴高采烈冲向码头的情景，以及白山在海湾中投下的倒影。我也和其他孩子一样，对城堡心怀恐惧，总觉得那里有可怕的东西，有匪徒或杀人犯。在大多数明格尔人看来，城堡里只有阴森可怕的黑暗，和他们一样，我曾经进去过一次，不过时间特别短。比起城堡本身，令我流连忘返的是它在水平如镜的海面上的倒影。
母亲总喜欢表现得像公主一般，但是每次坐上马车之后，她总要用明格尔语问车夫（尽管车夫们或多或少都会说一点土耳其语）去弗利兹勒多少钱。如果她觉得价格合适，就会默不作声，如果价格太高，她就会指着车费表用明格尔语告诉车夫价格太高，以至于有些粗鲁的车夫会破口大骂，不过大多数时候，车夫都会同意表上的价格。
20世纪90年代以后，每年夏天都有大量游客涌入阿尔卡兹。母亲说，三十年前阿尔卡兹还没有那么多游客的时候，车夫们都没那么“傲慢”，那时候大多数岛民都有些喜欢马车集中点周围浓烈的马粪味，甚至人们在离开明格尔后还会想念这种气味，尽管和我们一样，没有人公开表达这一点。后来，尽管马车吸引了许多游客，但是由于清扫马粪成了一大难题，而且车夫们行为粗鲁、缺乏管束，所以2008年政府规定禁止马车上街。
在家里我和母亲说土耳其语，母亲和父亲交流的时候说英语，不过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或者其他地方。家里的仆人、园丁、看门人（除了有一个是说土耳其语之外）都和我们说明格尔语。母亲的外祖母刚到岛上来的时候一句明格尔语也不会说，母亲也是到了明格尔之后自己努力学会的。虽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出门时（一般是商店里），我已经接触了一些明格尔语，但是母亲仍然觉得我应该系统地学习。因此，在我四岁的时候，她买来了《明格尔字母表》和《泽伊内普之书》，开始亲自教我学明格尔语。
我五岁的时候，母亲同意我和一个叫里娜的小姑娘一起玩（也就是说，她来自一个体面的家族）。这个小姑娘和我同岁，能说地道的明格尔语，有时是她来我家，有时是我去她家。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通过和她来往而学习明格尔语的计划就被打断了，因为里娜问了一些让母亲不适的问题，比如我父亲是做什么的，他是不是间谍，哪一张桌子是他的书桌，桌子抽屉是不是上了锁。父亲在伊斯坦布尔大道上开了一家售卖男装、家具和家居用品的大型商店（他还是第一个把英国冰箱进口到岛上的人），并且在政府机构花了大量时间办好手续后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做玫瑰水的生意，但是这些企业都经营得不大成功（加上他是在英国撤军之后来到明格尔岛的英国人），所以人们常常怀疑他是间谍。
我想借此机会补充说明的是，1932年，乔治领事写的关于明格尔历史的那本书终于问世，在母亲的坚持下，父亲的家居用品店还出售过这本书，只不过除了少数几个游客愿意买来一读之外，很少有人去关注这本凝集了心血和热爱的书。历史学家乔治·坎宁安的《明格尔史：从古代到现代》对我选择成为历史学家的决定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为了在服饰、饮食、风景、历史等方面构建民族认同感，六十年来，恬不知耻的明格尔历史学家和明格尔政府在不注明来源的情况下大量引用了书中的内容。在随后的十五年里，这本行文流畅、详略得当、史料丰富的著作遭到了新一代读者的批判，他们认为它太“东方主义”——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这个有贬义的术语。这些读者认为，这本书充斥着大英帝国根深蒂固的偏见，并把为明格尔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这位作者说成是为英国帝国主义服务的人。乔治领事家里的文物、小雕塑、明格尔石头、化石、水壶、风景油画、水彩画、贝壳、地图和书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被英国战舰偷运出岛，许多古老的明格尔物件和风景后来完好无损地在大英博物馆展出，不至于和岛上其他类似的藏品及历史建筑一样无迹可寻。如今，乔治领事和他的明格尔妻子居住过的那栋精致的老宅被改造成了一家国际炸鸡连锁店，而他们建造的明格尔小型植物园也被改造成了停车场。
1956年我成为了一名小学生，在那之前我的明格尔语基本上都是在家附近的弗利兹沃斯海滩（那时还叫这个名字）上和同伴们玩耍的时候学会的。明格尔的海滩季从4月末开始，一直到10月末结束，这和瘟疫流行的时间重合。母亲喜欢穿着时髦而庄重的黑色连体泳衣，像欧洲富人或者电影明星一样在海边遮阳伞下把浴巾铺开躺在上面，然后花几个小时津津有味地翻阅父亲从伦敦寄来的往期电影杂志（我们一起去邮局取来的）。她随身带着一个精致的柳条包，里面放着她会时不时拿出来抹的妮维雅防晒霜、一副她从来没戴过的墨镜和一顶淡粉色的帽子。每次下水之前她都小心翼翼地把头发扎起来，然后戴上帽子，以免弄坏了理发师弗拉特罗斯给她做的发型。
坐马车从码头回家的路上，母亲会把手里的袋子放在对面的座位上，我和她并排坐着，等她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她要是忘了，我就会提醒她。马车开始在伊斯坦布尔大道爬坡的时候，母亲会掏出一块从佐菲丽饼干店买的饼干，然后掰成两半。我们一边吃着饼干，一边看着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的人，还有报刊亭、茶馆和旅行社门前的人群。我如此迷恋明格尔岛的原因之一是，在这里，两个穆斯林女子可以独自坐在马车上随心所欲地吃饼干，而完全不用担心别人会怎么想。
马车上到坡顶向右转，然后沿着统帅卡米尔大道行进，我们路过政府办公楼，楼门前道路两旁的棕榈树和松树一直排到了总理大楼门口。接着马车来到了明格尔土地登记部和明格尔司法部。早年父母刚来的时候为了办手续在这些办公楼里耗费了大量时间，结果总是失望而归。现在从这一带经过的时候我们都不往办公楼的方向看。不得不指出的是，母亲对明格尔的爱不仅有发自内心的一面，还有与财产、金钱相关的务实的一面。
曾任检疫部长和总理的外曾祖父以及当了三个半月女王的外曾祖母在明格尔岛获得了一大片土地的所有权，一部分证明文件里附有地图和产权示意图。这些契约要么是统帅宣布建国之后像帝王庆祝登基时那样赏赐给大家的“厚礼”，要么是外曾祖母执政时期，政府工作人员根据女王应得的收入计算整理的一份带有女王签名的官方文件。因为这些文件上都有开国统帅的亲笔签名和最早的国家公章，所以明格尔的官员、办事员、法官和部长在经手时总是满怀敬意，谁也不曾质疑文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然而，在成为土地的真正所有者，拥有买卖权和居住权之前，母亲（以及那些信任她，并授予她代理权的远方的舅舅、叔叔和侄子）必须拿着这些文件去法院找法官认定。法官的裁决书需要先到达拥有土地管辖权的土地登记部门，然后得到土地登记部门的答复（通常情况下这些土地已被登记在其他人名下），这就意味着，必须在距土地所在地最近的城市挨个起诉新的所有者和此前的所有者，要求归还土地所有权。
四十年前赶走各路团伙、强行占领土地的人以及通过政治大赦获得土地的人很快在平地上随心所欲地盖起了房子，他们拒绝承认土地的所有权并非他们所有，无法接受建国之初开国统帅曾经把土地赠送给一些连明格尔语也不懂的人这一事实，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诉讼无限期拖延下去，无法结案。然而，这些人不能直接在自己所在国家的法院提起诉讼，而是需要到当地的明格尔大使馆（这个流程不但耗时长，而且极为烦琐）或者亲自到明格尔岛的当地法院证明自己是“登基地契”或“特许证”持有者的合法继承人。我的舅爷爷苏莱曼王子花了很多心思考虑这件事情，还花重金聘请律师和伊斯坦布尔的法院周旋。他有一次在尼斯对外祖母说：“土耳其禁止奥斯曼皇室成员入境，因此这帮人侵吞皇室财产就更轻而易举了！”后来外祖母又把舅爷爷的话告诉了母亲。“他们已经驱逐了在明格尔的奥斯曼人，不过母亲帕克泽是个例外。他们应该是忘了禁止你入境了。你得利用这个机会！”
明格尔大革命过去五十年了，每次父亲来岛上的时候，父母总会争论如何“利用这个机会”的问题。我那时还小，听不懂父母为何争得不可开交，只是痛苦地看着争执升级为剧烈冲突。这也是我在三十岁之前对“这些财产”不闻不问的原因。直到今天，我也时常对自己说，如果自己三十岁以后也不理会家庭财产的问题就好了。很多人不理解我对明格尔历史和文化的迷恋，不理解我对明格尔真挚的热爱，他们会说我常去阿尔卡兹的真实目的是夺回土地所有权。
虽然我决定不要在书中谈及任何个人纠纷，但现在我必须讲述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经历。1984到2005年整整二十一年间，我被禁止进入明格尔。明格尔驻伦敦大使馆拒绝更新我出生时自动获得的明格尔护照。同时，明格尔驻伦敦大使馆和驻巴黎大使馆拒绝我用英国护照和法国护照办理签证业务。二十一年来，我看不到它，呼吸不到它的空气，夏天无法和丈夫、孩子一起在明格尔海边度假，不能在阿尔卡兹的大街小巷漫步，更无法在明格尔国家档案馆做研究，这让我无比痛心！了解这些事务并和明格尔特工部门有联系的好友跟我说，我出版的书，我在1980年代抗议岛上军政府统治的宣言上的签名，我对政府关押知识分子、左派人士和宗教界人士的批判，我写的关于明格尔城堡监狱的文章（被认定是对明格尔民族的贬损）都是我被禁止入境的原因。但是深谙内幕的人坦率地告诉我，我被禁止入境的真正原因与外曾祖母的财产和土地有关，因为我是她的遗产继承人。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研究奥斯曼帝国史、在奥斯曼文献研究领域耕耘多年的外国学者们，因为谈到了帝国对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库尔德人大屠杀这类令人不悦的话题，或者是证实了奥斯曼帝国某个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展开，就会突然毫无征兆地失去在伊斯坦布尔档案馆工作的许可证，我见过他们有多么沮丧。虽然我也目睹了这些勇敢正直的同仁因为坦诚而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无情惩罚，但是当明格尔政府对我也施以同样惩罚的时候，我仍然感到孤独和内疚。
2008年，明格尔成为欧盟候选国，政府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易让我这样的温和派闭嘴了，而且也不能轻而易举地让那些关在牢房里的强硬反对派、左翼分子以及抨击官方没收土耳其和希腊基金会财产这种无耻做法的人销声匿迹了。我给欧盟写了几封投诉信，同时我还得到了出身明格尔名门望族的几位“自由派”部长的支持（在我的国家，一位手握实权的友人可以提供的帮助永远比人权概念赋予的保障大得多），因此我终于获得了一本崭新的明格尔护照。拿到护照的那一刻，我立刻坐上最早的一班飞机回到了阿尔卡兹。走出统帅卡米尔机场的那一刻起，我发现始终有秘密警察监视我的行踪。2005年，我刚开始写本书前言的时候，不管是在朋友家，还是在酒店房间，都经常发现自己的行李在我外出的时候被人翻动过。在这个欧盟候选国，报纸上居然屡次出现将我视为“土耳其间谍”或者“英国间谍”（因为父亲是英国人）的言论，不过最让我难过的不是这个，而是那些来我任教的城市伦敦、巴黎或者波士顿时会住在我家里的那些明格尔岛朋友每次夏天在岛上聚会时，只要喝下一杯阿尔卡兹葡萄酒，就会开始没完没了地谈起“间谍”的话题，跟我开一些粗鲁的玩笑。
在一次会议上，我跟一个我很欣赏的、研究中东和黎凡特历史的荷兰教授抱怨了那些明格尔朋友，说他们开的玩笑太低劣、太刻薄了。“他们这么说对您太不公平了！”教授安慰我说，“如果他们真的了解您，应该知道您是个坚定的明格尔民族主义者。”
我很后悔当初没能及时回应这位自认为幽默智慧的东方学研究者的评价。我可能要偏离一下主题。我想坦率地告诉这位学者，告诉我的明格尔朋友以及我所有的读者，在21世纪的头十年，尽管传统帝国和殖民地时代早已成为过去时，但是“民族主义者”这个词不过是那些赞同政府的一切做法，奉承讨好当权者的人的代名词而已。这些人不敢批评政府，“民族主义者”的称呼可以为他们赢得声誉。然而，在人人敬仰的卡米尔执政的时代，民族主义是一个崇高的词，是专属那些反抗殖民者并面对侵略者的枪炮浴血奋战的英勇爱国者的概念。
二十多年被限制入境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我两个可爱的儿子在最适合学习语言的年龄无法来明格尔岛生活。不要说流利地说这门神奇的语言了，他们连一个简单的词也没学会。每次我劝他们“学一学自己的母语”，或者是自己教他们学明格尔语的时候，他们还会提醒我说家里谁也不懂这门语言，就连女王也不会说，还说我和外祖母平时还是在用土耳其语交流。他们还会笑着指出，他们的母语即便不是土耳其语，那也是英语。儿子们总是嘲笑甚至讽刺我对明格尔的热爱，更让我懊恼的是，他们的父亲总是站在他们一边——我后来跟律师说过这些——大概就是这些因素导致我最终选择了离婚。
既然说到了“民族主义和语言”，那我就顺便谈一谈我生命中另一段悲伤时光吧。那还是2012年欧洲杯预选赛的时候，明格尔当时的人口还不到五十万，但是在伊斯坦布尔，明格尔对阵土耳其比赛的最后关头，裁判判罚了一个（可能）不太公允的点球，最终明格尔国家队以1‥0击败土耳其，土耳其被淘汰出局。这一场比赛让徘徊在土耳其语和明格尔语之间的有些分裂的我陷入了强烈的痛苦。愤怒的球迷冲进伊斯坦布尔的明格尔餐厅、明格尔面包店（伊利亚斯吃的那种有毒的面包就是这种面包）和以“明格尔”命名的大大小小的商店，砸碎了店铺的玻璃，毁坏了展示柜，洗劫了店铺里的所有物品，甚至放火烧毁了部分办公场所。那一周，我避开了记者，躲开了所有人，然后决定忘记这一切。忘记是最好的做法，正如我现在所做的一样。
为帕克泽信件的出版做准备的日子里，我时常问自己，在1901年的阿尔卡兹瘟疫流行期间生活，躲过疾病和政治动荡幸存下来的人，如果看到我和母亲在20世纪50年代生活过的阿尔卡兹，究竟会有怎样的感受。母亲带着我坐马车每次经过统帅卡米尔大桥（原来的哈米迪耶大桥）的时候总会怀着敬意朝着卡米尔的陵墓望去。这座气势恢宏的陵墓是1933年完工的。我想，如果幸存者看到陵墓，看到矗立在城市五大重要地点的国父夫妇雕像，看到四处飘扬的明格尔国旗，他们一定会感到欣慰吧。用明格尔石打造的可供大型船只停靠的新码头，高大且坚固的防波堤，现代化的泽伊内普－卡米尔医院，仿照明格尔传统木屋风格但用混凝土和明格尔石头建造的广播大楼，统帅卡米尔大学的建筑，精致迷人的阿尔卡兹歌剧院，明格尔考古博物馆等等这些景观一定也会让他们印象深刻。还有统帅卡米尔大道旁的公寓楼和建在小山上、可以看见大海的公寓楼，巨型白色盒子一般的明格尔公园酒店，为了让靠岸的客轮上的人能看清而格外醒目的蓝色和红色霓虹灯拼出硕大的酒店名称，还有酒店楼顶的玫瑰水巨幅广告——或许这些景象会让他们惊骇。
本来是为了纪念阿卜杜勒·哈米德登基二十五周年而建的钟楼在明格尔革命的很多年后终于完工了。后来，钟楼没有按原计划使用，最顶端放的不是钟而是考古学家塞利姆·萨赫尔发现的米娜女神雕像（因为这座雕像和泽伊内普惊人地相似，所以后来被命名为“泽伊内普雕像”）。不过，意大利人占领之后，人们开始称之为明格尔纪念碑，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1950年代，我和母亲坐马车回家的路上，总能感到左边山顶上的卡米尔陵墓在无形中统治着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从来不在车上或者家里谈论卡米尔。1956年，我在卡米尔－泽伊内普小学念书的时候（马车也从这所学校前面经过），学校每间教室的墙上和课本上都能见到卡米尔的照片，而且经常有人谈起他。
上小学之前，我不但学完了卡米尔说的一百二十九个明格尔语单词，而且还能记住用这些单词造的句子。因此在一年级的时候，我很快掌握了明格尔字母的发音。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母亲还给我买了一本袖珍词典，我又通过词典自学了二百五十个新单词。我从来没有听里娜和其他在海滩上和我一起玩的小伙伴说过这些词。而这个时候，班里一半以上的同学还在努力学字母表。
1957年秋天，我上二年级，老师发现我的词汇量，尤其是明格尔语词汇量远大于其他同学，于是她让我坐在最前面，还允许我在课堂上翻阅我的袖珍词典（那时还没有大部头的词典）。一天早上，每年都会在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来学校检查一次的女督导来到教室，老师特意把我叫到黑板前，问我最近学了哪些单词。我背出了一些最古老的明格尔语单词，还说出了它们的意思：黑暗、羚羊、冰山、檐沟、鞋子、徒劳。我怀疑有些词的意思可能连染着黄头发的女督导和老师都不知道。
但当女督导让我用这些单词造句的时候，我顿时不知所措。我眼前浮现了独立日庆祝活动上手握单词卡片、在广场来回跑动并变换队形造出各种句子的高中生。我羞愧地看着黑板上方悬挂的卡米尔和泽伊内普的照片。他们是多么年轻，多么美！他们当年认识彼此的时候，在一片漆黑的厨房用明格尔语交流，他们不但拯救了这门语言，还让一个民族免于被人遗忘。我对他们心怀感激，也为自己造不出句子而羞愧难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