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让人苦恼的是，我仍然无法用明格尔语思考，就连做梦的时候也在说土耳其语。（这也是我用土耳其语写这本书的原因。）女督导见我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于是转向老师说道：“您来造个句子吧！”老师用明格尔语开了个头，但是也没有说出完整的句子。沉默了一会儿，老师看了看女督导，想让她把句子说完。女督导费力尝试了一番，也同样无法完成这个句子。
不过，女督导并不觉得尴尬，她继续问我：“谁是明格尔的第二任总统？”“谢赫哈姆杜拉！”“泽伊内普和卡米尔在厨房里最先想到的是哪一个词？”“Akva——水！”“明格尔自由和独立是哪一天宣布的？”“1901年6月28日。”“有一幅画描绘了当天晚上马车在空荡荡的街上行驶的场景，这幅画是谁画的？”“画家塔杰丁，但是那幅画描绘的场景一开始是明格尔人民自己想象出来的！”女督导听完我的回答深受感动，她把我叫到身边，吻了吻我的额头，然后激动地说：“亲爱的姑娘，如果卡米尔和泽伊内普能看见你，他们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他们会明白明格尔语和明格尔民族一直在延续。”（她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明格尔人在20世纪50年代称呼开国元首的妻子是直接用单名“泽伊内普”的，就像是在提及某个神话故事里的女主人公一样。）
女督导盯着每一间教室墙上都会悬挂的国父国母的照片发表了这样的感慨。接着，她转过身来对我说：“帕克泽女王也会为你这个小明格尔人感到骄傲的！”
女督导的最后这句话让我意识到，就像岛上的大多数人一样，她们都以为我的外曾祖母帕克泽女王已经去世，而且谁也不知道我就是女王的外曾孙女。
回到家，我把学校发生的事情讲给母亲听，母亲听完笑着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学校里的任何人你的外曾祖母在法国！”母亲的这句话仅仅是多年来我不曾解开的无数谜团中的一个。有时候我觉得这无非就是些“形而上学”的谜语。2005年以后，每次我来岛上，我的行李、钱包、公文包、文件袋至少会被粗暴地搜查一次。（这些搜查者是为了警告我才有意把东西弄乱的。）直到那时，我才明白那些谜团背后有着政治上的顾虑和恐惧。2005年，尽管我不再尝试把传统的财产继承许可证换成土地契约并继承女王在明格尔的土地所有权，但是这类搜查仍然在继续。我背包里的文件和桌上的资料都有一部分被人拿走过。我敢肯定，在你们读到你们手头的这本书之前，马兹哈尔执政早期成立的明格尔国家情报局的人已经读过其中许多页了。
1958年底的一天，老师把母亲请到学校，告诉她我才华横溢、前途无量，希望我能去欧洲接受更好的教育。可是母亲一直希望我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明格尔人，她本可以不把老师的话告诉父亲的，但是她没有瞒着父亲，因为她也觉得我应该去明格尔之外的地方读书。于是，父母一致决定让我跟着母亲去尼斯和外祖母一起生活，在那里读完小学并学会法语，而不是去伦敦。（在家我听父母说英语，已经把英语学会了。）就在这一时期，父母除了经常提到外祖母梅丽凯，还会提到外曾祖母帕克泽——有时他们会亲切、恭敬地称她为女王——当然还有她的丈夫努里医生。
父亲是个开朗、有趣的人。他曾经写信给帕克泽和努里，告诉他们我是会让他们引以为豪的明格尔人。有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封来自马赛的信，崭新的信封里装着七张空白的明信片，明信片上的图案就是20世纪初的明格尔风光。这是外曾祖母在离开明格尔岛时带在身边的，她决定把这些明信片送给我这个小明格尔人。我后来还知道，外曾祖母还给她的姐姐哈蒂杰寄了很多这样的明信片。那一年，我去了这些明信片上的每一个地点，我还用父亲给我买的简易黑白相机拍下了它们在1958年底的样子，去凡亚斯照相馆把照片冲洗了出来。
那时，机敏而慷慨的父亲抓住了一个好机会，还没等我把照片寄给他们，他就征得大家的同意，安排我们全家在日内瓦团聚。当时外曾祖父要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已经退休二十五年的外曾祖父将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授予的“杰出贡献奖”。由于外曾祖母和外曾祖父需要外祖母照顾，所以我也跟着她一起去了日内瓦。父亲在美岸酒店给我们预订了一个星期的两套湖景房。
1959年8月的日内瓦对我来说是一个梦幻般的城市。父母在一起总是先吵一架，过一会儿又和好如初，我在日内瓦的外祖母身边让他们很放心，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出门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失落，因为外祖母一直在努力让我开心，陪我玩耍。五年前，外祖父赛义德在飞机失事中丧生，她也很想让我和母亲搬到尼斯陪她。
每天早上，外祖母和我会坐在酒店房间里看9点钟开始的日内瓦著名的喷泉表演（晚上没有喷泉）。接着我们会出门散步，而且一走就是很长时间。外祖母会把她的棕色头发扎成一个发髻，用银发夹固定住。和母亲不一样的是她总是戴着墨镜。有时候我们手牵着手，坐电车过桥去城市的另一头逛百货商场或者去集市溜达。我觉得外祖母要么是在对比价格，要么是在找什么东西。有时我们会找个咖啡馆坐下，有时去湖边给白天鹅喂面包或者盯着形状更丑更古怪的船看上半天，有时去公园里打发时间。外祖母还时不时从我这里打听消息，问我父母是不是经常争吵。有几次，她先说我生活的城市既遥远又陌生，然后开始回忆她自己在香港的童年生活。有一次，我们去看了11点场的电影，因为她觉得这部电影很适合我。我还记得那是雅克·塔蒂执导的电影《我的舅舅》。还有一次，我们坐着船在莱芒湖上闲游。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外祖母带我到处闲逛是为了在外曾祖母和外曾祖父见我们之前打发时间。
那一周，我和外曾祖父、外曾祖母一起待了二十个小时（根据我的计算）。倘若没有这段共处的时光，我可能没有勇气把一篇序言最终变成你们将要看完的这本书。
外曾祖父和外曾祖母微笑着迎接我走进房间。他们住的房间在我们正下方，低了两层，但两个房间里看到的风景是一样的。（他们同样可以看到勃朗峰和喷泉表演。）只不过他们的房间里有一股浓浓的古龙水和肥皂的气味。即使我那时才十岁，但也能感觉到他们比外祖母过得更幸福、更快乐。他们之间难以替代的感情和信任也很快感染了我。
“母亲，”外祖母对外曾祖母说，“米娜给您带来了一份明格尔的礼物！”
“真的吗？麻烦她了！快让我看看她给我们带了什么。”
一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十分害羞，如在梦境中一般突然说不出话来。
“她去您送的明信片上的那些村子拍了照片！”
外祖母从来没去过明格尔岛，也从来没有特别关注过这个地方，她把阿尔卡兹称为“村子”，这不但让我难受，也让外曾祖母和她的丈夫感到困惑。外祖母用敬称“您”称呼着她的父母，开始兴致勃勃地介绍每一张照片。
“我的小明格尔人一定费了不少功夫！”外曾祖父说。外曾祖父满脸皱纹，皮肤苍白。他坐在窗户旁边的扶手椅上，凝视着勃朗峰白雪皑皑的峰顶。他偶尔转过头来看看我们，不过大部分时候他几乎不怎么转动脑袋，就仿佛脖子抽筋了一样。
我终于鼓起勇气，就像个腼腆的外交官一样，战战兢兢地把礼物递给了女王。帕克泽公主接过我手中的信封放在一边，把我拉到身边，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亲，然后把我搂在怀里，让我坐在她的腿上。她已经八十岁了，看起来纤瘦虚弱，但她的胳膊和胸部还很结实。
“是不是该轮到我了？”过一会儿努里问道。
我从外曾祖母腿上下来走到他面前。母亲先前一再叮嘱我见到外曾祖父、外曾祖母时一定要先行吻手礼，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完全忘了这回事。不过两位老人看上去似乎并不在意这个礼节。外曾祖父的脸皱巴巴的，毛茸茸的耳朵大得惊人，以至于我走上前的时候有些发抖。不过当他把我拥入怀里的时候，我很快感受到了安全和轻松。
外祖母发现我放松了下来，便把我留在了两位老人身边，离开了房间。和曾祖父母一起生活的那一周，我们聊了很多，不过聊天的内容我不会按照时间顺序，而是会按照多年来我回忆它们的方式，也就是按照主题一一描述：
我。和两位老人聊天的时候，我先认识了我自己：我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是的，我很满意！）我有朋友吗？（有。）我跟他们说什么语言？（说实话，我和他们说土耳其语；要是夸张一点的话，就是明格尔语了。）我会游泳吗？（会。）我是怎么学会拍照的？（父亲教的。）照相机是从哪儿买的？（父亲在伦敦买来的。）两位老人听完我对这个问题以及这之后其他问题的回答，沉默了一会儿。他们意识到，虽然我父亲是在伦敦做生意的富有商人，我却从来没有去过伦敦。我是不是一直心里明白这一点却不愿意去想，以至于假装不明白父亲一直在躲避我和母亲？又或者我应该感谢外曾祖父、外曾祖母让我突然明白了这件事？
明信片和照片。除了外曾祖父出席颁奖典礼的那一天，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翻阅并谈论明信片和照片。我会坐在大床床尾的沙发中间，他们坐在我的两边，明信片和照片就放在我腿上的垫子上。我们看着五十七年后我拍的照片，对照着明信片看了又看，一边聊着天。他们特别喜欢我站在哈米迪耶大桥用全景拍摄的视野宽阔的风景照，这让他们怀念起从前的阿尔卡兹城。有时，他们会指着某一栋建筑或者某一座桥问对方：“您还记得这里吗？”他们总能立即回忆起来。不过，外曾祖父的记忆力还是不如从前了。有一天，我拿着一张照片告诉他里面的大楼是阿尔卡兹广播大楼，结果到了第二天，他又拿着同样的照片问我是什么楼，听我说完之后，他感慨了一番，好像完全忘了头一天我告诉过他。
在两天时间里，我们看完了照片里所有的新建筑。外曾祖父的大手长满了痣和老年斑，骨头凸出，还有很深的皱纹，看起来十分古怪甚至有点可怕。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女王有一天对努里说：“您看看，小明格尔人的大拇指长得跟您的一模一样。”后来，我也发现我和他的大拇指确实很像。就这样，我们每天会在房间里看一会儿照片，但也会聊别的话题。有一天，看完了照片之后，帕克泽朝着努里看了一眼，然后以温柔优雅的姿态转过身子对我说：“小明格尔人，感谢你把这些照片送给我们。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没呢，礼物还没准备好呢！”努里说。
明格尔语和学校。他们真正最关心的问题是明格尔学校的教学中有多少是“真正”用明格尔语进行的。我如实回答了。有一部分教科书是用明格尔语编写的。但是公开发行的报纸、小说大部分都使用希腊语或者土耳其语。一头金发的女督导认为学校的明格尔语教学很先进，还给她的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不过，她的报告并不符合实际。这是我自己感觉到的。外曾祖母并没有直接说出来，因为她知道眼前这个小明格尔人是个民族主义者，怕说出来我会伤心。我也同样很注意她的情绪。我告诉她，小学课本以自豪语调写着明格尔迎来了奥斯曼苏丹的女儿出任女王，也是第三任国家元首，还说女王在瘟疫肆虐的艰难时期竭尽所能地帮助了穷人。但事实上，教科书根本没提这些，岛民们都以为女王已经死了。
书和《基督山伯爵》。和“你有朋友吗？”这个问题一样让我永生难忘的另一个问题是努里问我的：“你喜欢读书吗？”
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想知道我是否学会了阅读，我的阅读速度如何，或者我们在学校读的东西。他们听完我的回答之后明白我还没有真正从阅读中获得快乐，我能从他们的神情看出他们为我忧虑。（他们意识到父亲从没有带我去伦敦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神情。）外曾祖父告诉我，外曾祖母现在和她小时候一样，比起出门游逛，她更喜欢天天待在家里看小说。
“先生，恐怕您说得不对，我喜欢出门东奔西走。”外曾祖母说。
努里本来是想让我明白阅读的益处，见帕克泽有些生气，他连忙拿起床头一本已经被翻得很旧的厚厚的口袋书，问道：“你知道这本书吗？”
我想起了作者的名字，于是我告诉外曾祖父，冬天的时候《三个火枪手》在阿尔卡兹皇家电影院上映了，母亲已经看过，不过她觉得这部电影不适合我这个年纪的孩子。母亲有个习惯，如果她觉得电影不错而且也适合我的话，她会跟我一起去看一次，因此这类电影她都会看两遍。
“帕克泽公主就是从《基督山伯爵》受到启发，然后成功破解了她的叔叔阿卜杜勒·哈米德策划的谋杀案！”努里说。
“您说得也太夸张了！”女王说，“我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设而已。”
“我完全认同您的推测！”努里说，他有些吃力地把头转向外曾祖母，对她露出甜蜜的笑容。
多年后，我在整理帕克泽的书信时欣喜地发现，她对案件的猜想完全正确。我去伊斯坦布尔的旧书店找到了六卷本的《基督山伯爵》土耳其语译本，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被废黜三年后出版的，里面使用的是阿拉伯字母。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两岁那年出版的《基督山伯爵》译本的第52章题为“毒物学”，作者大仲马在这一章里详细描述了他笔下的主人公基督山伯爵投放老鼠药致人中毒的过程，还借此讨论了东西方的差异。小说指出若想不留痕迹地杀人，就要不是从一家药店而是从各种不同的药店买老鼠药。（虽然这样一来，可以出庭作证的药店店主人数也会增加！）
我买来了1912年贝德罗相印刷厂印制的《基督山伯爵》，当我满心期待地翻开第三卷书香四溢的泛黄书页时，发现小说的第52章是缺失的，心中再次涌起对帕克泽的崇拜。回想起这些年我为出版她的书信付出的辛劳，我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有意思的是，这个译本里连“此章已删除”的字样都没有。虽然书在开头加上了那句广告用语“此书为阿卜杜勒·哈米德而译”，但对我而言，这句话就是一条福尔摩斯的线索。那一刻，我既兴奋又紧张，心跳也加快了。
可是六十年前的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当时只说了一句：
“前几天，我和外祖母经过一家钟表店的时候看到橱窗里写着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名字！”
“阁下，您听到了吗？”
“你们在哪里看到的？”他们急切地问。
那是我和他们在一起待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不会忘记的一天。为了更好地还原那一天，我不得不引入另外一个话题。
电视直播。“天气太热了！”帕克泽公主说，“努里的精神状态也不太好。”所以他们只想待在酒店，不想出门。
外曾祖父在八个月之后离开了人世。除了最后那个周日，那一周后半周每天下午，他都会守着酒店大堂的黑白电视观看划船比赛的直播。比赛路线是从罗纳河到莱芒湖两座跨河大桥之间的一段激流，桥上挤满了观看比赛的人，他们看着桨手们拼尽全力逆流而上，翻船或者桨手落水的情况时有发生。早上，我和外祖母从第一座桥上经过时也会驻足观赛。
从桥上走下来，在咖啡馆里看电视屏幕上和酒店电视上完全相同的画面，让我觉得更有趣，似乎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体验。其实我想对着电视直播的镜头向他们挥手，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只不过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这种幼稚的想法，他们也理解不了我为何要在电视里向他们挥手。更何况，我也不打算跟他们提起阿尔卡兹还没有电视的事。
我和外曾祖父、外曾祖母分别之前的那个下午，外曾祖父在酒店房间里把礼物送给了我。拆开礼物的那一刻，我想到了现实与其映象之间难以言喻却丰富多变的关系。
我兴奋地拆开包装，里面放着一本书（厚度和你们手头的这本书一样），我翻开封面，发现这是一本立体书，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明格尔立体纸雕图。多么精美，多么逼真！一排排硬纸板经过工匠细致入微、技艺精湛的裁剪，让这座我生活了一生的城市完整地呈现在我眼前。
但我很快注意到，眼前这座城市并不是我童年记忆里的阿尔卡兹，而是1901年的老城景观，因为这里面没有现代的公寓楼，没有钢筋混凝土的酒店，也没有现在的“政府部门”办公楼。不过除了这些之外，立体图里的一切都和现实中的阿尔卡兹别无二致。从天空的云层到红色的屋顶，从绿色的树到城堡的塔楼，这奇妙的景象让人感觉它既像家一般真实，又像童话一般梦幻。
我一直把努里送给我的这本立体书带在身边。我一边看着这本童话般的立体书一边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写作。有些人会认为我写的书太像童话，我想阐明一下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灵感来源：1901年9月初，女王曾命令凡亚斯拍摄阿尔卡兹的城市景观。八十三张忧郁的黑白街景照展示了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它们成为了小说“现实主义”部分的主要来源。2008年，明格尔岛正式成为欧盟候选国，我儿时的伙伴里娜也被任命为文化部长，而我也终于等来了国家档案馆向我敞开大门的这一天。
在酒店房间，外曾祖母最先指给外曾祖父看的是硬纸板上的阿尔卡兹城堡。城堡是这座城市和整个岛屿的历史起源，其影响至今笼罩着我。因为它是我习以为常的事物，所以当听到两位老人兴奋地谈论城堡而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他们在说什么的时候不禁感到局促不安。
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帕克泽的书信时，我终于明白了城堡对于两位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帕克泽还向努里指出了克里索波利蒂萨广场、尼基弗罗的药店所在的位置，还有邦科夫斯基帕夏的尸体被人发现的地方。就连本书中提到的哈里菲耶道堂、里法伊道堂和居雷伦雷尔道堂以及道堂院落里的花草树木都被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这幅纸板浮雕图上。
“你有没有去过这个道堂？”女王看着我问道。
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有道堂的存在，母亲也对此从来没有兴趣，没有提起过这些高高围墙后的道堂。因此我毫不尴尬地答道：“我没去过！”
两位老人继续端详着、议论着立体图上逼真的阿谢克阿纳尔坦坡路、哈米迪耶大桥、驻防军队、海关大楼。父母有时候会窃窃私语，用我听不明白的英语低声交流，每到这时我都会特别不安，担心他们又会吵起来。同样的孤独感突然涌上心头，于是我坐到了努里身边。
女王把立体景观图放在了她丈夫面前的茶几上。当他们聊到锦绣宫大酒店的时候，我告诉他们锦绣宫不是明格尔最好的酒店（这是母亲的原话），还有比那更好的酒店。不过锦绣宫有明格尔数一数二的罗马冰淇淋店，二层还有个小型的统帅博物馆。
他们从没听说过这个博物馆，问了我许多问题，还让我详细介绍了博物馆的情况。这时话题又变成了我再熟悉不过的英雄统帅。我指了指统帅的故居，并告诉他们这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帅博物馆。我还兴奋地向他们描述了我在博物馆见到的一切。
我对统帅的了解让他们很高兴。注意到他们听得入神，我接着说，每年老师都会带着全体学生去国父的陵墓（而且每次去的时候都会点名）两次，不过明信片和纸雕图都没有呈现这座陵墓。我还告诉他们，去年我参考了《明格尔百科全书》，做了以国父陵墓为主题的作业。我还全文背诵了布约克·阿什坎的诗《统帅，伟大的统帅》和《我来自明格尔》。
“你要是有机会一定要去伊斯坦布尔！”努里突然说。
“您为什么这么说？”女王说，“您可不要让这个小明格尔人失望啊。她学习很好，还了解许多知识。”
外曾祖母的赞美让我高兴极了。他们谈到卡米尔，也恰好是我最熟悉的话题。
“如果没有国父，我们今天就仍然是希腊人、土耳其人甚至是意大利人的囚徒！”我说，“因为他宣布明格尔独立和自由，我们才成为了一个现代文明国家。”
“说得好！”帕克泽说，“你给我指指看，他是在哪里宣告独立和自由的呢？”
我突然感到难为情，就像当初见到那个金发督导一样。我甚至没有理解外曾祖母的问题。
“来，我指给你看，这里是总督府的阳台。”外曾祖母边说边问，“国父在这里做了什么？”
这时我明白了这个问题，而且我欣喜地意识到问题的答案我早就烂熟于心了。
“阳台下面就是广场，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人从明格尔各地赶来参加了集会，”我不假思索地说，“统帅对他们大呼‘明格尔万岁！’。”
我激动得没有完整说出教科书上的那段阳台演讲。“还有……”我结结巴巴地继续说道，“他手里握着一面明格尔国旗，国旗是村里的姑娘们绣的。”
“小明格尔人，赶紧喝点水吧！”外曾祖母边说边从茶几上拿起一杯水，然后拿起水杯下面的桌布，就像拿着一面旗一样，“要不要一起去阳台，或许你会更感同身受，记忆也会更深刻。”
外曾祖母吻了吻我的脸颊，我如释重负，心满意足。这时，我在脑海里重复了上千次的阳台演讲也鲜活了起来。
外曾祖母手握“旗帜”和我一起来到了阳台，门一直是开着的。我们挥舞着旗帜，内心坚定，饱含深情，异口同声地高呼：
“明格尔万岁！明格尔人民万岁！自由万岁！”
2016—2021年
* * *
(1)1908年末，青年土耳其党成为执政党，但他们和旧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在此背景下，1909年4月13日（伊斯兰历1325年3月31日），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一场针对新政府的军事叛乱，内阁大员、议长辞职，担任要职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也纷纷躲藏。
(2)即青年土耳其党。
(3)霍亨索伦家族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