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蛀朽的人
我再不想跟光明合作，也不想使用生命的术语了。我再不会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我存在。”气息的无耻、呼吸的丑闻，都是人滥用助动词 ① 而引起的……
人以晨曦作为思考自我的基本词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平躺在一种失忆物质之上，人现在面临着自己真正的任务，就是要研究自己的溃败，并向它奔去……于是他走到了一个新时代的门前：怜悯自我的时代。这怜悯是他的第二次坠落，比第一次更刺眼、更羞人：这是一次没有救赎的坠落。他再怎么环顾四野也无济于事：千百个救星游来荡去，却尽是些自顾不暇的过江泥菩萨。他于是转过头去，在他熟透的灵魂中，准备着要感受腐烂之甜美……走到自己最深层的秋天之后，他在表象与虚空之间犹豫，在存在那骗人的形式与其缺失之间摇摆：两种非现实之间的颤动……
意识占据了存在被精神磨蚀之后留下的虚空。要具备一个信徒或是一个傻子的蒙昧，才能够切人“现实”，因为现实只要有一丝怀疑、一丁点儿不可能，或是一小股焦虑靠近，便会消失殆尽。而这些东西却都是在预告意识的素材，一旦发展出来，便必定会产生、规定、激发意识。而在意识这种不可治愈的存在感的作用之下……
人可以进入他最高的特权：就是能迷失自我。他这个天性的荣誉患者，会腐蚀天性的汁液；他这个本能的抽象缺陷，会破坏本能力量的严整。宇宙在与他接触之下开始凋零，时间也收拾了行重……他只在素材的废墟上，完成自己一顺坡而下。完成了自已的作品以后，他终于成熟到可以消失了：只是，他的呻吟，又到底还要延续多少个世纪？
① 法文的“我存在”（je suis）同时也是“我是……”的意思。在前者存在是动词，而在后者却是助动词。
伺机思想者
思想只是忧伤的代用品
————普鲁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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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机思想者
我活在对理念的等待中；预感、追寻、捕捉它——却无法表达它，它总能躲开我，总还不属于我：难道它是乘我不在的时候被我想出来的吗？要如何才能使它由昭然若揭却又混乱模糊的状态，变得明晰确凿而表达得清楚明白呢？我应该期待什么样的状态，才可以让它绽放并凋谢呢？
我反对哲学，所以痛恨一切无动于衷的思想：我并不能一直哀伤，因此我并不一直思想。当我看着思想，思想显得比事物还要无用；因此我喜欢过的，只有重病之人的胡言乱语、失眠的咀嚼、无可救药的惊悸一掠而过的闪电、满布叹息的千种怀疑。一个理念包含的幽明总和，才是其深刻程度唯一的指标，就如同其诙谐表露的绝望声调，正是其魔力指数一样。你过往的夜色藏匿过多少个辗转不眠？或许这才是我们应该向一切思想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一个人什么时候想思考才思考，就没什么可对我们说：他是在他的思想之上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一旁一所以他对思想不必负责，他不曾投人其中。他到一场不与自己为敌的战斗中去冒险，既不会赢也不会输。他要相信真理，毫不费力。而对一颗认定真与假不再是迷信的心灵而言，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这种摧毁一切标准的人，会像残障者和诗人一样，看到自己；他透过变故在思考：一种不适或是一种谵妄带来的荣耀，对他来说就已足够。一场消化不良比起一帮招揺过市的概念来说，难道不更有思想吗？器官的紊乱决定了精神的繁殖力：一个不能感觉自己躯体的人，永远也无法想出活的思想；他等待某种不便来提供意外的优势，可那只能是枉费心机……
在情感的无动于衷里，思想被勾画着；然而，没有一个能够成形：得有哀伤才能为它们的绽放提供一种气候。它们需要某种调性、某种颜色，才能够颤抖发亮。而长久的无能创造，就是窥测它们、欲求它们，却不能用一种表述来腐蚀它们。精神的“季节”受制于一种有机的节奏；天真还是无耻，这并不取决于“我”：我的真理，都只是我的激情或哀伤的万般诡辞。我是跟随着一时一刻而存在、而感觉、而思想——这完全不以我为转移。时间组成了我，我再怎么反抗也无济于事一所以我存在。我不曾期望的现在正在展开，在展开我；因为无法号令它，所以我只能评述它；作为自己思想的奴隶，我只好与它们嬉戏，就仿佛宿命面前的小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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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笨的好处
一个几乎从不超出自己身为精美样本、完善榜样的身份，而使其生存与命运都相互重迭的个体，还是在精神之外的。理想的雄性气度啊！这有碍细微感知的阻障会使人对日常的超自然变得麻木，可艺术却是从超自然中萃取资源的。人愈天然，就愈不艺术。混整无分、幽暗不明的力量，曾经被传奇世界、神话幻想顶礼膜拜。而当希腊人投身思索之后，对白皙美少年的崇拜却取代了对巨人的仰慕；就连英雄，这些荷马时代绝妙无比的傻瓜，也凭借着悲剧，变成了背负折磨与怀疑的人，尽管折磨与怀疑，其实与他们粗糙的天性水火不容。
内在的丰富源于人在自己身上所维持的冲突；而完全把握了自己的生命，却只知有外在的斗争和对外物的执著。在那个任何一丝雌性都会惹恼的雄性身上，两种趋势在对抗：透过他身上那些被动的成分，他也能捕捉到整个世界的弃降；而凭着他那些昂扬的东西，他又能将自己的意志换算成法则。只要他的本能还不曾蜕变，他就只会引起同类的兴趣；而一旦有某种隐密的不满钻进了他的身体，他就成了个征服者。精神为他开脱、替他解释，还要原谅他，将他划归到高级蠢货的行列之后，就把他扔给了历史学的好奇心一因为历史学就是对正在进行的愚蠢所作的调查。
谁的生存若不是一场既猛烈又模糊的痛，就永远也无法进驻问题当中，亦不能了解其危险。追寻真理或是表达的有利条件，是在男人与女人的中间：“男子气慨”的空隙，就是精神的场域……若说纯粹的雌性，不能被怀疑有任何心理的或性的反常，只是内在地比一头野兽要空，那完好无损的雄性却可以说是已耗尽了“蠢货”的全部定义。看看任何一个引起过你注意，或是激起过你热情的存在：他的机制当中，必是有个什么东西坏掉了，所以有利于他。我们完全有理由蔑视那些不曾利用过自己的缺陷、开发过自己的匮乏、因自身的失败而变得更丰富的人，就好像我们蔑视所有不为自己作为人而存在，或者只是为自己存在而受苦的人一样。因此再没有比管谁叫做“幸福的人”更恶毒的攻讦手段，也没有比说一个人有种“哀伤的底蕴”更让人受用的恭维方式了……因为欢乐跟任何重要的行动都没有联系，除了疯子以外，没有人在一个人的时候会笑。
“内在生活”是那些过分讲究的人的特权，是那些颤颤巍巍的孬种，那些常常发作一种既不突然晕厥也不口吐白沫的癫痫患者的专利。生理上健全的人是不信任“深刻”的，而且也做不到深刻，只觉得其中有种可疑的东西，对行动的自发性有害。他其实一点儿也没弄错：一开始自我反省，就开始了人的悲剧——他的荣耀与他的衰落；把自己从无名潮流、从生命之实用趋向当中孤立出来，也就把自己从客观目的当中解放了出去。当这些讲究的人赋予文明某种声调，这个文明就已“受伤”；但也多亏了这些人，文明才彻底战胜了自然一也得以崩溃。精致最极端的例子是集狂热和诡辩于一身：它不再支持自己的冲力，即使肯去扶植也并不相信；那是黄昏时代万能的愚笨，是人类隐蚀的前兆。过分讲究的人让我们隐约可以看见那样一个时刻，到那时，门房会为一些审美顾忌而殚精竭虑，农人会因为怀疑的重压，而无力握紧锹犁；所有的存在，被敏锐啃噬了内心，又被掏空了本能，于是都颓然消逝，甚至无力怀念他们往日那些有着旺盛幻想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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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寄生虫
一、一个诗人的生命不会有什么成就。他的力量，来自于所有他不曾做过的事，来自那些他满腹“不可企及”的时刻。他感觉到了存在之不便？那他表达的能力会因此而增强，他的气息会益发舒张。
一部传记只有呈现了命运的弹性，阐明了它所包含的变量有多少，才算是站得住脚。然而诗人所追随的那条命定的线，什么也无法改变其严谨。生命向来就只分在蠢货的头上；人都是为了补偿他们自己不曾拥有的生命，才去发明诗人的传记……
诗歌表达的是我们不可能拥有之物的本质；它最终的意义在于：一切“此刻”都不可能。欢乐不是一种诗意的情感。（不过欢乐还属于抒情世界的一个领域，因为偶然性在这个世界里，会把火焰与愚蠢聚在一起）有谁听过一首不会叫人不舒服甚至恶心的希望之歌吗？既然连可能都染上了一团粗俗的阴影，那要如何才能歌颂现在呢？诗意与希望之问，有种彻底互斥性，所以诗人才是一场热烈解体的受害者。当他通过死亡才充满活力时，谁还敢问他是怎么感觉生命的呢？一旦他屈从于幸福的诱惑，他就归属于喜剧了……可是，如果反过来，有火焰从他的伤口喷射而出，而他却还歌颂着至福——不幸当中那快慰的灼热——他就会从那种一切肯定音调都带有的细腻与粗俗中，脱身出来了。就像荷尔德林 ① 躲进一个遐想中的希腊，以一些更为纯粹的陶醉，以非现实的酣畅来改变爱的面容……
诗人如果在出逃之际没有带上自己的不幸，他就会是真实世界一个卑劣的叛徒。跟神秘主义的宗师或是圣智之人不同，诗人无法规避自己，也无法从他自己的魔障中心逃出：他的出神体验本身就无药可救，都是灾难将至的前兆。因为没有能力逃开，所以对他来说，一切都可能，除了他自己的生命……
二、我是这样辨识一个真正的诗人的：在跟他的交往当中，在长期生活在他的作品深处之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会发生变化；与其说是我的爱好或是品味，倒不如说是我的血液本身，就仿佛有某种微妙的病症潜入其中，改变了流程、浓度、质量。如果说像梵乐希或是斯特凡·乔治 ② 这样的诗人，我们在哪里碰上他们，他们就还是把我们留在哪里，只是让我们对精神的形式要求更多：那他们还只是一些我们并不需要的天才，一些艺术家而已。可是一个雪莱、一个波德莱尔 ③ 、一个里尔克 ④ ，却是在我们身体最深刻的地方起作用，我们会像吸纳一种恶习一样，把他们吸纳进我们自己。一个身体靠近他们，会强化，然后软化，最后分解。因为诗人是一个破坏性因子、一种病毒、一种伪装起来的疾病，对我们的红血球来说，是最大的危险，而且是种绝妙而模糊的危险。活在诗人的势力范围内，就是感觉血液在变稀，就是梦想一个贫血的天堂，并且会听到血管中，有泪水在流……
三、诗允许一切，你大可在其中倾注泪水、愧疚、狂喜——尤其是哀告，而文章却禁止你热情奔放或是怨天尤人：文章一贯因循的抽象厌恶这样，它要求的是别的真理：要可以控制、能够推衍、得体适度。但是，何不让我们也去偷窃诗的真理，抢夺诗的素材，让我们也跟诗人一样那么勇敢呢？为什么不在论述当中渗人诗人的无礼、屈辱、鬼脸和叹息呢？为什么不就在通俗的语言当中解体、腐烂、做个僵尸·、天使或撒旦，悲怆地背叛那些空灵或阴森的腾飞呢？智慧的勇气和做自已的胆量，不是在哲人学校，而是在诗人课堂才可能学到。他们的“论断”使上古辩士最诡异、最夸张的观点也相形失色。没人敢采纳这些观点：想想可曾有过一个思想家走到了跟波德莱尔一样远的地步？或有哪一个哲学家胆敢把李尔王的冲天豪情，或是哈姆雷特的长篇独白变成一个系统吗？也许尼采在他的结局之前曾经做过吧，可惜的是，他还死命要弄他那些预言家的陈腔滥调……是不是还可以在圣人这边找找？也就只有亚维拉的圣女大德兰，或是佛利诺的安杰拉 ⑤ 有过几句异端邪说吧……可是她们又太常遇到上帝，这个令人慰藉的无意义，使她们坚定了勇气，却也降低了勇气的质量。要一个人不带任何信念，漫步于真理之间，这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个圣人之所能；可有时候一个诗人却做到了……
我想像一个思想家屏着一股傲气大声宣布：“我希望有一个诗人能成为我思想的命运！”可是，他这个愿望要想成立，他就得长期与诗人交往，在其中汲取被诅咒的绝妙，再将他们自己的颓败或是谵妄，将那抽象而完整的形象反馈给诗人一另外，他尤其得在歌唱面前投降，只活在灵感之内赞颂，体验这种不能做一个诗人的遗憾——遗憾自己不曾研习过“泪水的科学”、心灵的洪荒、形式的狂欢、还有瞬间的永生……
……多少次，我梦想过一个忧郁而博学的妖魔，精通各种语言，深谙一切诗句与一切灵魂，他游荡于整个世界，穿越已故的波斯、中国、印度，和垂死的欧洲，饱食千种蛊毒、万种狂热、无限沉醉；——多少次，我梦想过一个诗人的朋友，因为绝望于自己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从而认识了他们中的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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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荷尔德林（Frledrich Holderlin，1770-1843），德国诗人。黑格尔的同窗，同样为法国大革命所动。诗作颂扬“自由”、“美”等人道价值，并引古希腊为楷模。在经历一次爱情挫折之后，精神逐渐失常。诗作以纯真为后世所重。
② 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rge，1868-1933），德国现代诗人。诗作以形式严谨意象神奇著称，具有典型的贵族审美倾向。以其对抒情手法的革新，成为“纯化”德语的一大先锋人物。
③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诗人、现代文坛开山人物，传世名作《恶之花》对世界现代文学影响巨大。
④ 里尔克（Rainer Rilke，1875-1926），现代著名德语诗人、作家。诗作对寂事、哀愁有深刻细致的表现。其书信集亦广为流传。
⑤ 佛利诺的安杰拉（Angele de Fotigno，1248-1309），14世纪意大利圣方济会修女。有记述其神召体验的《佛利诺的安杰拉之书》传世，为天主教神秘主义名著。18世纪初晋封列福圣女。
一个外地人的磨难
他来自某个不幸的部落，游走在西方的大道上。爱过一个又一个的祖国以后，他已不再期盼任何一个：他只站定在一场不朽的暮色之中，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但不是任何一个世界的公民——完全地无用、无名又无力。没有命运的民族不可能赋予他们的子孙任何命运，而子孙们渴望着别的天际，势必会眷恋上他乡，随后还会耗尽这些异地，直到他们自己也变成了自己当初的赞美与如今的倦怠所控制的幽灵。因为在自己的家中没有什么可以钟爱，所以他们把爱意寄托到别处，放到异国，以至于当地人也为他们的狂热感到震惊。情感若是太常波动，便会磨损蜕变，而首当其冲的则是赞赏……于是那位曾在许多条路上迷失过方向的外地人便感叹起来：“我为自己打造了无数个偶像，在四处搭建了太多的神龛，而且我脆拜过一群神。现在，我厌倦了膜拜，把自己分内的谵妄剂量都已挥霍殆尽。人只有面对自己同一个种类的绝对才会有力气，一个灵魂就跟一个国家一样，只能在自己的边境之内发展：我在为自己的越界付出代价，为自己曾将无限变成祖国、曾把异族的神灵祭拜，曾在那些排斥我的祖先的世纪面前叩头作揖，而付出代价。我从哪里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在神庙，我没有信仰；在城邦，我没有热情；在同类的身旁，我没有好奇心；在地球上，没有什么确定无疑——给我一个准确的愿望，我能将世界颠转过去。把我从行动的羞耻感中解救出去，这耻辱只会叫我每日清晨扮唱复活，每天晩上扮演下葬；而在两者之间，却只许在郁闷的寿衣中熬煎……我梦想欲求——可我欲求的一切又似乎无价。我就像个破坏过古物的汪达尔人 ① ，承受着忧郁的折磨，前进却不带目的，是我却没有了我，只朝着某个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走去……也许是为了发现某个已被毁弃的神灵，一个本身便是无神论者的神，好在他最后的怀疑和最终的奇迹之下，安然入睡。”
① 古代东日耳曼民族的一支，5世纪时因受匈奴驱赶，曾转战攻打罗马帝国各地，尤其455年洗劫罗马城一事，成为后世欧洲史学上记载的中世纪野蛮民族的典型。18世纪起，汪达尔人或汪达尔主义便成为肆意破坏古迹文物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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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的烦恼
巴黎压在拿破仑身上，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像一件“铅制的大衣”：结果一千万人因此丧生。这便是马背上的勒内 ① 担负起世纪之时，所谓“世纪之痛”最后得付的账单。这种痛楚，诞生在18世纪沙龙的悠闲之中，成长在一群太过清醒的贵族无尽的软弱里，却在遥远的乡间造成了惨重的破坏：一些农民不得不用自己的鲜血，为某种跟他们的本性完全无关的感性形式付出代价，而且还连累了整整一块大陆。那些曾遭倦怠浸染的出类拔萃之人，因为对一切地点都感到恐惧，而对一个永远的他乡又执著不休，所以利用起民众的热诚来，都只是为了扩张其墓地。那个为维特和奥西安哭泣的佣军首领 ② ，那个向空间投射自己的虚空，按照约瑟芬皇后 ③ 的说法，是只会少数几刻放任的奥贝曼 ④ ，他肩负的不可告人的任务，就是清除地球上的人。耽于梦想的征服者是人类最大的灾祸；可人却还是急冲冲地赶去崇拜他，因为他们总是被那些稀奇古怪的计划、那些有害无益的理想、那些病态耀眼的雄心所吸引。没有哪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曾成为人人崇拜的对象，或是留下名字，或是影响某个事件。面对一个精准的观念或是一个透明的偶像，人群不为所动，依旧只在不可证实和虚假神秘的四周激动不堪。谁曾经以严谨之名死去呢？每一代人都会为前一代入的刽子手树立丰碑。而受害者也的确全心接受了牺牲奉献，因为他们信奉荣耀，信奉独夫的胜利，信奉众人的失败……
人类只崇拜过让他死的人。那些在其治下，人民安然辞世的朝代，几乎都不在历史里，那些圣智的君主也一样，从来都只遭到臣民的蔑视；人群酷爱传奇，即使是自己遭殃也愿意；风俗之丑闻组成了人类好奇心的主轴，和一切事件的地下动力。偷情的妻子和戴绿帽子的丈夫给喜剧、悲剧，甚至是史诗，提供了几乎全部的素材。由于诚实既没有传记也没有魅力，所以从《埃利奥特》到通俗喜剧，都只有屈辱的光环逗人笑过、吸引过观众。所以，人类才这样把自己奉送给征服者侵袭，甘愿被践踏。而一个没有暴君的国度没人谈起，一个民族所犯下的不公之多寡，是其影响力与活力的唯一指标，就都再自然不过了。一个不再施暴的国家就是正在败落；透过暴虐的数量，恰能显示出它的本能、它的未来：找找看它是从哪一次战争起，停止大规模地实施罪行，那你就找到了它的衰落的第一个征兆；看看从什么时候起，爱情成了一种仪式，而床榻成了战栗的条件，那么，你就能指明其失常的开端，及其野蛮血脉的终结。
世界历史，就是邪恶之史。想除去人类演变中的灾难，不啻于要构想一个没有季节的自然。你不曾参与过任何一次灾害吗？那你消失了也不会留下痕迹。我们是多亏了在自己四周散布的那些不幸，才引起了别人的一点兴趣的。“我从来没有让谁痛苦过！”——这样的感叹对一个有血有肉的生灵来讲，是再陌生不过的了。当我们对现今或过往的某个人物兴致勃勃之时，无意识中我们想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他曾是多少人不幸的根源呢？”谁知道，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向往着拥有杀掉所有同类的特权呢？只是，这样的特权只分配到了少数几个人的头上，而且从来也不是完整的：仅仅这一条限制就能说明为什么地球上还有那么多人。我们这些间接杀手，相对于那些得逞的大恶人，相对于时间中那些真正的主体，其实都不过是一帮无机体，一群客体对象而已。
但还是让我们自我安慰一下吧：早晩我们的子孙会替我们报仇的。因为，已经不难想像有这样一个时刻的来临：那时，人会因为对自已的厌恶而相互屠杀，倦怠将会彻底清算掉他们的偏见与反感，大家都会走上街头去纾解他们对鲜血的饥渴，而这代代相传的破坏之梦则终于变成了所有人共同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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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勒内（René），法国19世纪浪理主义文学代表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1768-1848）同名自传体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感觉丰沛、浪漫抒情式的年轻人。
② 维特（werther），歌德名作《少年维特的频恼》（1774）之主人公：奥西安（Ossian），古代爱尔兰传说的游唱诗人。二人与下文的奥贝曼均为心灵敏感脆弱的典型。此处，萧沆称引军事大帝拿破仑同时代典型的文学形象指出征服者纵有敏感的一面，其军事征伐之惨烈并不会因此减弱半分。
③ 约瑟芬（Joséphine，1763-1814）拿破仑的皇后。
④ 奥贝曼（0bermann），德·塞南库尔（Etienne Pivertde Sénancour）的书信体小说作品《奥贝曼》（1804）中的主人公，感情丰富脆弱，极不适应社会。
音乐与怀疑主义
我曾在所有的艺术里搜寻过怀疑，可找到的却只是些伪装的、易逝的、在灵感的中场休息时逃出的、从活力的松弛中冒出的而已；不过，我放弃了在音乐中寻找它——就连形式的也一样；怀疑不可能在音乐中开放：音乐不知讽刺，所以完全不是由智性的狡黠出发，而是因天真的温柔或激愤的细腻而动——绝妙之愚笨、无限之无心……所谓机智话语没有任何声音版本的对应，说一位音乐家机智就是在诋毀他；这种质性会削减他，完全无助于他的哀怨天演学，无法让他像个盲眼天神一般，即兴创造万千宇宙。如果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天赋、自己的才情，那他就一定会败在骄傲脚下；但是，那也无须他负责；生在一个奇迹之中，他无法理解自己。就让那些平庸之辈去阐释他吧：他不是批评家，就像上帝不是神学家一样。
音乐这虚幻与绝对之极限个案，这无限真实的虚构，这套比世界还真确的流言，一旦我们把自己与创造分离开来，变得干瘪或郁闷，它就会丧失它的荣耀，而连巴赫也只如一串乏味的背景音符一这是我们对事物的不参与、我们的冷漠、我们的衰败之极点。听到绝妙处而发笑——那是主体原则狰狞的胜利，使我们跟魔鬼沦为一伙！一个没有眼泪可以交给音乐，只能依靠回忆自己往昔所抛洒的泪滴过活的人，算是彻底没救了：平庸的明智已经害死了陶醉——而世界却是从陶醉中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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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人
我靠成见在呼吸。于是我注视着思想的痉挛，而虚空却正朝它自己微笑……空间中不再有汗水，不再有生命；但一丁点儿粗俗却又会使它重新冒出来：只一秒钟的等待便已足够。
当人亲眼看到自已存在着，那感觉就像一个疯子突然间发现了自已的疯狂，心中竟然充满了欣喜，于是千方百计想给它起个名字。习惯使我们对存在的惊奇日渐迟钝：我们存在着——然后过了也就算了，我们又回到了存在疗养院里自己原来的位置。
我是个保守分子，活着，我尽力通过模仿活着，满怀对游戏规则的遵从和对新颖独特的痛恨。机器人的顺从：装出一副热诚模样，却在暗地里偷笑；循规蹈矩也只是为了要悄悄地打发掉规矩；任何场域都要占住一脚，但在时间中却居无定所；只顾挽回颜面，特别是在最该扔掉颜面的时刻……谁若是藐视一切，谁就必须担负起绝对尊严的架势，给别人错误暗示，乃至骗倒自己：这样他才能更轻松地完成他假活人的任务。既然能装扮繁荣，那又何必展示自己的颓败呢？地狱太欠风度：完全是个直率而没有教养之人夸张的形象，是个根本没有一点儿高雅与体统顾忌的地球的翻版。
我接受生活乃是出于礼貌：永远的反叛跟决绝的自杀一样，都是没品位的表现。人20岁时，要对苍穹及其掩藏的肮脏大动干戈；之后就该厌倦。悲剧姿态只匹配于一种可笑的延长青春期；可是要达到平淡小丑的境界，却还需要度过千重考验。
谁若是已从一切约定俗成的原则中解放出来，却不具备半分表演天分的话，就必然是厄运的典型，理想的不幸者。但我们用不着去建构这个无用的榜样：生命全凭着人为的蒙蔽，才变得可以容忍。一个这样的榜样，将立即是社会崩溃的原因，因为人共同生活之“甜美”，全赖于人不能让自己内心的盘算无限地发展下去。我们之所以能够彼此忍耐，那是因为我们通通都是冒牌货。一个不愿撒谎的人，将会发现大地也会在他的脚下溜走：我们在生物层次上就已被追造假。没有哪个道徳英雄不是幼稚、或是不中用、或是不真实的，因为真正的真实乃是在欺瞒之中，在当面恭维、背地攻击的礼节传统中的自我污染。要是我们的同类能够记下我们对他们的看法的话，那么爱情、友谊、奉献，就都势必将从字典上消失了；假如人隐约感觉到的那些对自己的怀疑，我们都有勇气直接面对的话，那就没有一个人还能宣称“我”而不觉得羞愧了。这场骗局把一切活人都卷了进去，从穴居之人到怀疑大师无一例外。既然对表象的尊重是唯一可以把我们与腐尸区分开来的东西，那么直视事物与存在的根底，就是自取灭亡；还是止步于一个更舒适的虚空之中吧：我们的体质只能承受一定剂量的真实……
在心灵最深的地方，保留住这样一个比其他信念都更高的信念吧：生命没有意义，而且不可能有。假如某项意外的发现，说服我们相信事实正好相反的话，人必定会当场解决掉自己。纵使空气都消失殆尽，人也还会呼吸；但若是有人拿走了我们虚空的快乐，我们却立刻会窒息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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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忧郁
人无法把自己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就会以啃噬自己为乐。再怎么祈求于冥冥中的主宰，上诉到掌管各门诅咒的神灵，都无济于事：这一次的病没有病因，被惩戒却未曾犯罪。忧郁是自私心理的梦幻状态；除了自我之外再没有任何对象，也没有爱或恨的理由，只有那腔模糊的愁怨中反复的坠落，只有天戮之人不得地狱的辗转反侧，只有求死之热诚那同一种反复的执著……哀伤都还能满足于一个临时的框架，而忧郁却需要千百个空间、无限的景象，才能散发它阴沉又缥妙的优雅，和它那没有形状的痛楚。这痛楚，因为担心被治愈，竟会害怕自己的融解与波动会有一个限度。自尊心最乖异的这支奇葩，绽放在一片毒素之中，它是从中萃取出了它生命的活力，以及它所有缺陷之强悍。忧郁滋养于腐蚀它的一切，在它优美的名字之下，隐藏了失败者的骄傲和自怨自艾的哀鸣。
占优势的欲望
一个西泽大帝离一位偏远乡村的村长，比起离一个绝对清醒而又不带压制本能的心魂，要近得多。重大的事情只有发号施令：几乎所有人都对此有所期冀。无论你掌握的是一个帝国、一个部落、一个家庭还是一个仆人，你都会施展你充当暴君的才华，或尊荣无比，或可笑之极：整个世界或是某个小人，得对你俯首帖耳。于是从占优势的需求当中，便冒出来一系列的灾祸……天天跟我们打交道的人都是些暴君：每个人一根据他自己的能力一都试图为自己找到一帮奴隶，或是只好满足于一个奴隶。没有人是自足的：最谦逊的人也会有位朋友或是伴侣，好实现自己的权成之梦。服从的人有一天会让人服从，他会从受害者的身份变成刽子手：这才是所有人至高的欲求。只有乞丐和圣人不会有这样的愿望一当然，除非是他们的伎俩更为精妙……
对强权的欲望使历史得以更新，但又使它在根本上总还是同一部历史；这一嗜好，宗教试图与它斗争，结果只是使它更为激扬。假如基督教真成功了，那地球要么是荒漠，要么是天堂。在人所能够戴上的各种不同形象之下，隐藏着一种恒定的东西，一种同样的根底，能够解释，为什么，虽然变化看似有千万种外形，我们却还只在一种循环当中活动——还有为什么，我们若是在一种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之下，失去了我们作为魔鬼兼布偶的特性，那历史也会立刻消失。
且尝试去自由：那你一定会饿死。社会要能容忍你，你就必须连续不断地担当着奴隶和暴君的角色；这是一座无人看守的监狱——但是越狱就只有死。当人只能活在城邦之中，却不具备城邦的本能，当人不够积极，到了连在这里乞讨都不会的地步，却又还不够处之泰然，所以无法潜心于智慧的时候，又还能去哪儿呢？——结果，也就是跟大家一样，待了下来，装作忙碌不已。而之所以能下决心走向这一极致，则全赖人为的障眼妙法，因为扮演生命比起老实生活来，还是没那么可笑一些。
只要人还抱有城邦的激情，那么主宰一切的，便只能继续是一种乔装的食人习俗。政治本能是原罪直接的后果，是坠落当下实在的体现。每个人都应该专注于自己的孤独，结果每个人却都只顾着监视他人的孤独。天使和强盗都有他们自己的首领：那么中间层次的生灵——那稠密的人类啊——又怎么会没有呢？拿开他们身上做奴隶或暴君的欲求：那转眼之间你就推毀了城邦。猴子们的契约早已签订；而历史之车只一如既往地前行，满载着一群在罪恶与遐想之间喘息的乌合之众。没有什么能让它停下来，就是憎恶它的人也在参与它的运行……
穷人的位置
财主与乞丐，是两类反对一切变化、反对任何革新的混乱群体。他们分布在社会阶序的两端，害怕有任何好的或是坏的更动；他们都同样地稳定了：前者在富足繁华之上，后者在一无所有之下。而在他们中间，是——无名的汗水、社会的基础——那些躁动着、辛苦着、坚持着，还培植着期待之荒谬的人。国家是靠这些人的贫血过活；公民的概念离开了他们，就既没有了内容也没有了现实，而豪奢与施舍也一样：富人和无业游民都是穷人的寄生虫。
如果说救治悲惨有千种药方，那么没有什么能救治这种可怜的贫穷。要如何帮助那些认定不肯饿死的人呢？上帝本人都没法改正他们的命运。在福祉的宠儿与衣衫槛楼的流浪汉之间，穿行着这些可敬的饿肚皮，他们被奢侈和破烂剥削，被那些厌恶劳作、于是凭着他们的运气或是志愿，或居身沙龙或流浪街头的人掠夺。人类便是这样前进的：带着几个富人、几个乞丐一和它那所有的穷人。
衰败千面
全然忘却了人民的困顿疲乏
我不能阖上我的双眼
——霍夫曼斯塔尔 ①
① 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奧地利剧作家、诗人。
一种文明，如果生命成了它唯一不合的关注点，那这文明也就开始衰落了。巅峰时代从来都只是为了价值本身去培植价值，而生命不过是实现价值的一种中介而已。个体不是感知自己活着，而只是活着——甘心为自己生产、呵护、崇拜的各种东西充当奴隶。情感控制了他，也使他充实。因为没有什么创造不需要“感情”作资源，而这些资源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个只感到其丰富的人来说，它们却似乎取之不尽：这一错觉便生产着历史。在衰败当中，情感的干涸只允许有两种感知和理解的方式：就是感觉和观念。然而，人献身于价值世界，向范畴和常规投射活力，都完全是通过情感机制的作用在进行。一种文明的活动，在它最有生命力的时刻，乃是让观念从它们抽象的虚无中走出来，把概念转化成神话。在这一时刻，从无名个体向意识个体转变的过程尚未完成：但已是不可逆转。看看吧：在希腊，从荷马到辩士；在罗马，从过去那威严的共和国到帝国的“睿智”；在现代世界，从耸立的教堂到18世纪的手绣花边，便都是例证。
一个民族不可能无限创造。它的职责就是要给一堆价值赋予某种意义和表达的形式，但这些价值本身却只能随着那些创造它们的灵魂一同衰竭。人民从一场生产催眠中苏醒过来，清醒时代揭幕在即，众人操弄的只是些空洞的范畴。神话变回了概念：衰败伊始。而其后果也明显起来：个体都在想活，他把生命转换为目的，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小小例外的高度。而这些例外的总和，既已构成了一种文明的亏空，也就喻示着其消失。人人都达到了精明的境界——可是，完成伟大时代之杰作的，难道不是那些上当之人光芒四射的愚蠢吗？
孟德斯鸠 ① 宣称在帝国时代的末年，罗马军队只配备了骑兵。但他没讲明这中问原因何在。且让我们来想像一下，那位早已荣耀满身、殷富无比、又历尽了放浪的军团骑士该是什么样子吧！他走过了无数的地方，接触过了那么多的神殿与罪恶，以致已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与活力，那你想想，他还可能徒步吗！他征服世界时还是一名步卒，失去世界时就理应是位骑士。一切软弱当中都存在一种缺陷，就是在生理上无法继续相信城邦那些神话。解放的士兵与清醒过来的公民，会败在野蛮的脚下。发现生命，就会终结生命。
当一个民族，在不同程度上都艳羡稀有的感觉，当品味之精妙使它复杂了自已的反应，那它也就达到了一种致命的卓越。衰败只是本能在意识的作用之下，变得不纯而已。所以，在一个群体的存在之中，美食的重要性，再怎么被看重都不为过。有意识地进餐已算是一个亚历山大现象 ② ；野蛮之人只知喂饱肚皮。人文与宗教上的兼收并蓄、感性世界的精致典雅、审美意识——还有对美味佳肴近乎执勘的精通，都是同一种精神形式的不同表征。阿比修斯 ③ 沿着非洲海岸一路游荡去寻找小龙虾，却不曾在任何地方定居下来，因为他始终找不到合乎自己胃口的。在这一点上，他跟那些爱上了多位外族神灵，却不能在当中得到满足与休憩的不安灵魂，称得上是同道之人。稀有感觉——多重神灵，这乃是同一场干旱结出的并列果实，是同一种没有内在冲劲的好奇心所得出的结果。基督教一出现，就是一个上帝——外加斋戒。一场平庸与崇高揉杂的时代来临了……
一个民族，如果再没有力气发明别的神灵、别的传奇、别的荒谬，那它也就行将就木；它的偶像们脸色苍白、日新消隐；它去别处挖掘，但仍旧感到一种面临着陌生妖魔的孤独。这还只是衰败时刻。但如果其中有一个妖怪得胜了，就会有另外一个世界开始震动，一个粗糙、黑暗、狭隘的世界，直到它耗尽了自己的神，而终于得到解脱。因为人只有在诸神死去的空隙中才是自由的——而且一无所是；而在他们那些暴君繁荣昌盛之时，才会是奴隶——却才华横溢。
思考自己的感觉——知道自己在吃——这是一种意识的觉醒，透过它，基本的行动才得以超越自己当下的目标。在思想的恶心之外，还有另一种思心在发展，它更深刻也更危险：它是从腹肠里冒出来，最后达到的是虚无主义最严重的一种形式：餍足的虚无。最苦涩的念头，其效果总是无法跟一场盛宴之后的杯盘狼藉相比。一切在时间上超出了几分钟，在菜量上超出了必要限度的筵席，都会拆解掉我们的真理感。饮食上的过度与恶饱，对帝国的打击，远比东方的几个教团和几句消化不良的希腊思想，来得要无情许多。人只有在一张丰盛至极的餐桌前，才会真正体会到怀疑的战栗。“天上的王国”，在如此的失度后面，肯定会是一种诱惑，要不就是消化时刻的単调乏味之中，一种变态得令人叫绝的惊喜。饥饿在宗教中寻求一条救赎的路；餍饱要找的却是一种毒。靠毒来“救”自己，在祈祷与罪恶的冥然合一里，逃出世界，并同时蜷曲其中……这就是亚历山大文化全部的苦涩之所在矣。
在一切太过成熟的文明之中都有一种衰减的充实。本能灵活了，愉悦舒张了，不再符合它们的生物功能；快感成了目的本身，其延长成了一门艺术；对高潮的规避是一项技术，性则俨然一门科学。从书本上学来的方法、得来的灵感都是为了增加欲望的渠道，被折磨的想像力得负责变换享乐的前戏，连精神本身也都管起了一个跟它的本性不搭，本来不该它插手的领域——这一切都是血液贫瘠化和肉身变态理念化的症状。被构想成仪式的爱，使理性上升到至高的地位，主宰起一片愚昧的天下，本能反应因此受了牵累；它们受到挟制，渐渐失去了发起那不可告人的扭动所需的急切；神经成了不适与战栗轮番搬演的剧场，满是先见之明，而感觉最后也借着钻研过后的快感那两种折磨之巧妙，延伸到它原初时间的长度之上。这便是个体生命骗过了生命种属，太过温吞的血液已不够冲昏精神，血液也已被思想冷却变薄，成了理性血……
本能被交谈啃噬……
对话中从来不曾产生过任何宏伟壮观的、爆炸性的、“伟大”的东西。假如人类不曾喜欢讨论自己的力量的话，或许它也不会超越荷马的观念和模范。可辩证法摧毁了本能反射的自发性，破坏了神话的新鲜，便把英雄化减成了一种摇摇欲坠的样子。今日的阿基里斯 ④ 不只害怕一个致命的脚后跟……脆弱，从前只是部分的，影响甚微，现在却成了受诅咒过的特权，每个人的本质。意识进入了一切，甚至已住进了骨髓当中；所以人不再是在存在之中生存，而是活在存在之理论中……
一个能理解自我、阐明自我，能证实自我并控制自我行动的清醒者，永远也不会作出可堪纪念的动作。心理学是英雄人物的：坟墓。几千年的宗教和思考已经削弱了肌肉的力量、决定的能力、冒险的冲动。怎么会不蔑视那些为荣耀而作的努力呢？一切不为精神那明亮的咒语所管辖的行动，都是古老的愚蠢在继续再生。意识形态被发明出来，也只是为了给许多世纪来一直延续的野蛮根性，添上一层光辉，为的是掩盖所有人共有的杀人倾向。今天人都得以某种名义杀人，再不敢自发无端地行动了，以至于连刽子手也必须给出一些动机。而因为英雄主义业已过时，谁若是感到自己还受其诱惑，也只是在解决一个问题，而非完成一种牺牲。抽象已潜人了生命与死亡当中；“情结"更掌控了男女老少。从《伊利亚特》走到精神病理学一这正是人所经历的全部路程……
在那些行将败落的文明之中，暮色沉沉乃是一种高尚的惩罚外在的表征。在这么多个世纪，紧跟权力的常规与品味的标准之后，眼看着自己被排除在未来变化之外，它们会感觉到怎样一种嘲讽之美妙啊！随着它们每一位倒去的，都是整整一个世界。最后那个希腊人、最后那个罗马人的感觉呀！怎么可能不爱上那伟大的日落呢？一种文明，在涉猎了一切问题，在完全扭曲了这些问题以后，要经历的垂死，比起它开初那种处女般的无知来说，是更吸引人的。
每一种文明都是对宇宙所引发的疑问的一种回答，但是那个谜却依旧完整无缺；别的文明，带着新的好奇心来碰运气，也都是白费心机，因为它们每一个都只是一种误会系统而已……
在巅峰时刻，人会生出些价值；在黄昏时分，这些价值已经磨旧分解，人于是废弃它们。衰败诱人的魔力啊——那是些真理没有了生命的时代……真理堆积在干瘪灵魂的沉思中，堆积在梦想的墓地里，犹如枯骨一把。
亚历山大城里，那位名叫奥林皮乌斯 ⑤ 的哲人，在我看来是多么可贵呀！他一听到赛拉皮斯神庙 ⑥ 里传出了“哈利路亚”的圣歌，便永远地迁居去了国外。那是在4世纪的末期：十字架那悲凄的愚蠢，已经将它的阴影投射到了精神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