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些在1789年依从国王的命令聚集于凡尔赛宫的享有特权的贵族等级，真的应该被视为现代版的奈瑞斯或是马穆鲁克，或是古代版的奥尔西尼和维泰利吗？如果我在那个时候问了这样的问题，那么人们一定将我当作疯子一般对待。那么在那之后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要被流放？以至于和他们有关的人都要遭受追捕、砍杀、折磨？以至于他们的家庭要被驱赶，房屋要被付之一炬，身份要被废止，甚至关于这一切的记忆——如果可能的话——都要被彻底消除，而长久以来他们熟悉的名称头衔也要被强行更改？读一读他们写给自己的代表的指示吧。他们本对自由的精神充满了善意，和其他等级一样提倡社会的改良。他们甚至自愿放弃与赋税相关的特权；就如同国王那样，从一开始就心甘情愿地卸下了对税务的所有掩饰。关于一个自由的体制，法国只有一种见解。绝对的君主制结束了。它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没有呻吟，没有挣扎，也没有抽搐。事实上所有的挣扎、所有的纠纷，都是因为之后有人情愿选择一个专制的民主政府，而非一个可以互惠互利的政府。战胜方宣告的是针对英国政体原则的凯旋。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观察巴黎盛行的这种情感——这种对贵国的亨利四世的崇拜情绪，已经达到了绝对幼稚的地步。对这位君主的潜滋暗长的赞美应该算得上是对王宫贵胄最令人感到无聊的美化了。然而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最为过火的人，反而转吹捧为攻击，推翻了这位国王的继承者和后裔——一个至少和亨利四世一样品行善良的人，一个热爱自己人民的人，一个比任何伟大的君主都更为尽心竭力地修正国家弊端的人（我们可以确定他至少希望如此）。对这些人来说，幸好他们眼下要对抗的不是亨利四世，因为纳瓦拉的亨利是一位坚定、积极而充满政治谋略的君主。他拥有伟大的人格和温柔的天性，但这种性情却绝不会阻挡他维护自己的利益。他在寻求人民的爱戴之前，永远都会先建立起自己的威慑力。他言辞温和，行动果敢。面对重大问题，他会果断地维护自己的权威；只有在细枝末节上，他才会作出让步。他高贵地支配着自己作为国王而获得的收入，但同时也小心翼翼地避免为这笔资产带来损害；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属于自己的任何符合法律的诉求，也不惜让那些反对他的人血流成河——通常是在战场中，但有时也会是在断头台上。因为他知道如何让那些不知感恩的人尊重他的德性，因此他博得了眼前这些谄媚者的称赞——如果他们生活在他的年代，他一定会将其关进巴士底狱，等整个巴黎因为没有东西糊口而缴械投降之后，再把这些谄媚者和巴黎的弑君者一并绞死。
如果这些谄媚者对亨利四世的赞誉是发自内心的话，他们就应该知道，他们对亨利四世的赞誉不应该高于法国贵族，因为就连这位国王本人也一直在赞誉法国贵族的德行、荣誉、勇气、爱国精神和忠诚。
但自亨利四世当政起，法国的贵族就已经开始衰败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我并不认为他们的退化会有多么巨大。我不想和其他人一样佯装出对法国的状况一清二楚的样子，但我确实用毕生的时间潜心于了解人性；否则我根本无法胜任眼前这份服务于人类的哪怕并非位高权重的工作。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如果距离我所生活的这个岛屿的海岸仅仅24英里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变革，我是一定不会忽略的。根据我最为缜密的观察，并将之和我尽己所能得到的最确切的信息相较，我发现贵国的贵族中，绝大部分人都拥有高尚的情操和强烈的荣誉感，不论对他们个人来说，还是对这个阶层整体来讲都是如此。同时，他们还有着高度的自律精神，这完全超越了其他国家的状况。他们教养优良，心怀善意，仁慈博爱，热情好客；同时他们的谈话直率而豁达，带着一种近乎军人的腔调，且不失文学意味，尤其有一种他们母语作家的风范。事实上，很多人的样子看上去已经远远超过了上面所有描述。我说的是我们通常会见到的法国贵族。
面对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他们通常都会充满善意地慰藉；和英国的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的交往相比，他们的态度包含了更多的亲切感。哪怕在最卑下的场景里，殴打一个人都是闻所未闻的事，会被认为有辱身份。其他不正当地对待社会下层的行为在法国也是非常罕见的，更不用说对平民的财产或自由加以侵犯——这种事从来都没有进入过我的耳朵；况且在旧制度下的法国，这种对臣民的暴行也是为法律所不容的。他们是地产的拥有者，我并没有看到他们的行为有任何过失，虽然有些职位确实应该受到指责，而有些职位确实值得改进。在每一项租赁合同中，我并没有发现与他们签订合同的农民是受到逼迫的；而在他们与农民的合作关系中，我也没有听说哪个贵族不公正地占有了大部分的利益。利益的分配看上去并没有不公平的情况。当然一定会存在例外，但也只是例外而已。我没有理由去相信，法国贵族土地拥有者在这方面比我们的士绅土地拥有者还要恶劣，也不可能比他们自己国家的非贵族土地拥有者更糟。在城市里，贵族并不享有任何权力；在农村，他们的权力也是少之又少的。您了解的，先生，大部分的文官职务，还有大部分地区的警察职务，并没有掌控在贵族手中——虽然贵族是我们首先考虑到的人群。法国政府的税收系统和征收过程，也就是他们问题最严重的部分，并没有掌握在这些佩剑者的手中。因此他们也没有义务对这些原则的缺漏弊端或是在执行过程中引来的困扰负责。
我有理由否认法国的贵族曾经参与过压迫人民的行为——当然是在那些真正存在压迫行为的情况下，但同时我也承认，他们并非没有犯下严重的错误和过失。对英国的礼仪习俗邯郸学步式的拙劣模仿不仅损害了他们的自然秉性，同时也并未让他们习得他们希望模仿的东西：这显然导致了他们的退化。此外，和我们国家的贵族相比，法国的贵族更习惯于在告别了可以被宽恕的年龄后，依然保持着以往狂恣的行为；虽然这样的行为在表面的礼数教养的遮蔽下显得没有那么糟糕，但事实上已根深蒂固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他们过分纵容了那些放荡无德的哲学，这加速了他们的毁灭。此外，还有另一个致命的错误。平民中的那些拥有接近或超越了贵族财富的人们，并未被赐予在任何政策昌明合理的国家里财富可以带来的东西——虽然我并不认为在那些国家，拥有这类财富的人的所得与其他的贵族相等。而这两类“贵族”被小心地分开了；当然，并没有分隔到像德国或其他一些国家那种泾渭分明的程度。
正如我已冒昧向您阐述过的一样，这样的分隔在我看来是造成旧贵族毁灭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是军职完全地保留给了旧贵族，这种做法实在过于绝对了。但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见解上的谬误，是可以被纠正的。一个平民可以享有一定权力的常设议会将很快废除掉这种会招致不满的冒犯性的划分政策；即使贵族在道德上的偏差，也可以通过议会里行业和等级的多样化来加以纠正。
对我来说，眼前所有对贵族的怒斥仅仅是演戏而已。这种被我们国家的法律、民意和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所推崇而置于特殊地位的东西，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恐惧或愤怒。就算有人过分执着于这样的特权，也算不上什么罪行。每个个体对那些属于自己、并让自己同其他人有所区别的物品的坚守，是人类与不公和专制对抗的过程中维护安全的天性之一。这种天性使我们本能地保护财产，在一个国家中维系一个团体的存在。这又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呢？贵族是社会秩序中一个优雅的修饰，是精致的社会里的柯林斯柱(13)。Omnes boni nobilitati semper favemus.(14)这句话出自一个明智的善人。对贵族的偏爱，确实显现了自由而慈善的思想。只有那些心中毫无任何高尚原则的人，才会希望将所有为思想提供载体的制度和那些让捉摸不定的名声永远流传的制度拉到同一个水平线上。只有充满敌对情绪的、怀有恶意的、好妒的性情的人，只有那些对现实和对任何道德形象或表现没有任何品位的人，才会因为目睹了长久以来繁盛于无限光辉与荣耀之中的制度的衰亡而感到欣喜诺狂。我不喜欢看到任何事物被摧毁；不希望社会中出现任何空白，不喜欢面对土地的破败。因此，我并不会因为没有观察或探询到贵国的贵族曾犯的任何不可纠正的错误，或施行过的任何不能通过短期的改良行为来改变的滥施权威的行为而感到失望或不满。贵国的贵族并不应该受到惩罚，然而对他们的贬黜就是一种惩罚。
法国教士的旧时状况
同样令我感到满意的，是我发现贵国教士等级的状况和贵族并没有什么差别。听说人类中的这样一个伟大的阶层已经腐化，绝不是什么悦耳的消息。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时自然不会轻信；当他们讲到他们将要洗劫的那个等级所做过的恶行时，当贵国对其施行的惩罚蕴含着巨大的利益时，我情愿怀疑这些恶行是经过虚构或夸张的。敌人不是合适的证人，强盗就更不是。诚然，那个等级中无疑存在着恶行和滥用，这是确凿的事。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体系，并且没有经历过频繁的修正。但我并不认为这个等级中的个体罪大恶极到其财产应该遭受没收充公的地步，或者应该忍受这般残忍的侵犯和贬黜以及所有违反自然规律的迫害行为——这一切代替了改良的途径。
就算是真有任何公平的理由能够解释这场新的宗教洗劫，这些煽动百姓掠夺财物的无神论诽谤者也绝不会放过任何洋洋得意地宣扬现存教士的纰漏的机会。但他们还没有那么做。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在陈年旧事中（他们是那样充满恶意地努力搜索着）寻找这个等级压迫与迫害行为的蛛丝马迹，以便将那些极不公正——因为毫无逻辑可言——的报复原则合理化，将他们的没收计划合理化，同时将他们的残忍合理化。在摧毁了所有的谱系和家世区别之后，他们又发明了一种关于血统的罪行。因为某些人的祖先所犯的罪责而责罚这些人是有失公正的：但因为某个团体莫须有的共同祖先的过失，于是惩罚那些除了在名字与所处等级之外，和这些过失行为毫无关联的人，这便是我们这个启蒙时代的哲学对不公正的修饰。国民议会惩罚的很多人——甚至可能是绝大部分人——都和他们眼前的这些迫害者一样憎恨过往的教士们曾经的行为，如果他们不是已经深谙眼前的言论所包含的目的的话，恐怕已经义正言辞地大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了。
团体的存在本是为了成员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惩罚。国家本身也是一种团体。在英国，我们也理所当然地想过因为法国在那几段敌对时期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而向你们发动战争。站在贵国的角度上，你们也可能会因为我们的所有亨利和所有爱德华向你们进行的不义之举而攻击所有的英国人。诚然，我们双方都有理由展开这样的灭绝性战争，就如同你们可以因为旧日里一些名字相同的人做出的恶行，就毫无理由地惩罚你们眼前的同胞一样。
我们没能像我们应该做到的那样，从历史中吸取道德良训。相反，如果不小心的话，它们还可能被用来破坏我们的思想，摧毁我们的幸福。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指引，可以以人类曾经的错误和痛苦为戒，以累积未来的智慧。然而，如果被颠倒使用的话，它亦可以成为教会与国家进行攻击和防卫的武器，为生存、复兴、争端、敌对提供弹药，为内乱火上浇油。在历史中，有很大一部分错误与痛苦都是因为骄傲、野心、贪婪、报复、欲望、叛乱、虚伪、失控和所有失调无序的欲求带来的悲剧，这些悲剧用同样
巨大的风暴，冲击着
个人的生活，让生命充满苦难，(15)
从而震撼了公众。这些人类的恶行是风暴的源头。宗教、道德、法律、君权、特权、自由、人权，都是虚伪的托辞。人们经常会在一些看上去是善举的表象中找到这样的借口。您难道不希望去除人们脑海中这些骗人的借口，将他们从暴虐与煽动中拯救出来吗？然而如果您这样做了，您有可能会同时消除他们心中真正有价值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借口，因此社会中最大恶行之最普遍的扮演者和工具是国王、牧师、治安官、议员、国会、国民议会、法官和将军。您不能通过解散一切来解决问题，因为那样的话就再没有君主，没有大臣或者牧师，没有法律的阐释者，没有将官，也没有市政委员会。您可以改变他们的名字，而这些职务本身必须以某种状态存在下去。在一个团体里，某种份量的权力必须在某些人手中，以某些名号得以维持。明智者会用解药去治愈弊端，而非更改名目；去修正带来恶行的本源，而非改变某几个承载恶行的机体，或是它们临时假借的形式。否则，您本来是历史上的圣贤，却成为实践中的蠢材。很少有两段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拥有同样的借口托词，经历相同的灾难形态。邪恶总会进行一些创新。当您在讨论它的形状规律时，那些形状规律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本质相同的恶行已经钻入一个新的躯体中。它的精神已在这里得到了重生，然而它并没有因为改头换面就丢失了最初的生存原则，相反它又为这个新的机体注入了青春活力。当您以为自己鞭笞了它的尸体，摧毁了它的坟墓时，它早已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继续自己的肆虐蹂躏。当您还沉浸在对这些鬼魅幽灵的恐惧中时，您的宅邸早已成为窃贼的安乐窝。有人仅仅是一瞥历史的躯壳，便认定自己正在与不宽容、骄傲和残忍作战，然而在对那些已经蒙上了各种色彩的旧时各集团充满怒火的同时，他们其实已经允可并滋长了不同集团的同样罪行，或者更加糟糕也不可知。
巴黎的公民在以前臭名昭著的针对加尔文教追随者的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16)中，已经充当了一次工具。那么我们又要对那些想要把那时的憎恨和恐惧报复在今天巴黎人身上的人们说些什么呢？他们事实上也憎恨那次屠杀。凭着他们个性中的凶残，让他们讨厌这样的事并不困难，因为政客和紧随潮流的教育家们并没有兴趣赋予他们和以往同一个方向的热忱；但无论如何，这些政客和教育家还是希望可以保留他们野蛮的性情。就在不久前他们还在舞台上上演了那场屠杀，以分散这些屠杀参与者的后代的注意力。在那场悲惨的闹剧中，他们展现了洛林的红衣大主教利用职权发起大规模屠杀的场面。这出戏是为了让巴黎市民憎恨迫害和流血吗？不；它是想引导他们屠杀自己的牧师；它是要让他们兴奋起来，激起他们对神职人员的厌恶和仇恨，让他们畅快淋漓地毁灭那个等级——如果教士等级应该存在的话，那么它也应该安全而有尊严地存在。这出戏想用更多的花样和调味品来激发他们嗜血的性情（在一般人看来这种性情已经发挥得十分充分了），让他们即刻警戒起来，准备投入全新的谋杀和屠杀——如果这能满足今天的“吉斯”（Guise）(17)们的目的的话。一个坐满了牧师与高级教士的议会，不得不在他们的门前忍受这样的羞辱。戏剧的作者或演出者并没有被判到船上服刑。这场“展出”刚过去没有多久，那些演出者便来到国民议会，要求为他们大胆揭露的那个教派举行仪式，在议会面前展现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就在那个时候，巴黎大主教——人们只是在祷告和接受布施时才知道他的职务，只是在他派发救济品时才目睹了他的财富——不得不丢弃自己的府邸，逃离自己的信徒（就像是逃离豺狼虎豹一般）——仅仅是因为在16世纪，洛林大主教是一个叛徒和杀人犯。(18)
那些目的险恶的人们对历史如此的扭曲同时歪曲了群众对其他部分的了解。然而依然有人会立足于理性的高地——只有这片高地可以将几个世纪的起落更迭呈现在我们眼前，将事实作出真实的对比，消除所有微不足道的名字，也擦去了为各个集团蒙上的浑浊色彩，而且在这片高地上，唯有人类行为的真正精神与道德可以居于上风——告诉皇家宫殿(19)中的教育家们：“洛林大主教是16世纪的杀人犯，而你们则拥有了18世纪杀人犯的殊荣，这是他和你们之间唯一的差别。”但我相信，19世纪的人们会更深入地了解和更合理地运用历史，他们会教育我们文明的后代去憎恨这两个野蛮时代的恶行。历史将教育未来的牧师和治安官，不要因为眼前为了一些谬见而采取行动的极端分子和充满愤怒的痴狂者们的行为，而报复未来那些只是思考而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的无神论者——此时的这些谬见在其平静的状态下若被人接受，就不只是受到惩罚了。它将教育我们的后代，不要因为顶着宗教和哲学名义的伪君子胡作非为，就对宗教或哲学本身发起任何战争——宗教和哲学是万能的主赐予我们的两样最宝贵的福祉，它们永恒地蕴含于一切事物中，给予人类保护与恩典。
如果贵国的教士阶层，或者任何教士，曾经犯下了能被宽恕的人类弱点范围之外的严重罪行，或是无法与职业道德分割开来的渎职罪责，那么虽然这些恶行依然不能使对他们的压迫得以公正化，但我承认，他们会使我们心中对那些残暴的专制者采取的偏离了公正的过激惩罚手段的愤慨心情有所减弱。我可以允许神职人员——无论来自哪一个派别——保留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对宣扬自己的见解维持着过度的热情，对自己的产业或职务有所偏爱，执着于自己所属的团体，或是对听从自己教条的信众和那些表现出贬损轻蔑的人不能做到一视同仁。我能容忍上述这一切，是因为我将对方视为同等的人类，而不愿通过宽容暴力而行至最不宽容的境地。我必须容忍弊端，直至它们发展成罪恶。
无疑，激情在从缺点演变为恶习的自然过程中，应该受到警觉的眼睛和有力的手臂的制止。但难道贵国的教士真的已经超出了受到公正容忍的极限了吗？贵国最近各类出版物的普遍风格，不难引导人们认为贵国的教士等级简直是恶魔，可谓是集迷信、物质、懒惰、欺骗、贪婪、暴政等一切可怕因素于一身。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难道时间的流逝、利益冲突的停止，外加党派肆虐带来的无限悲惨的经历，这一切都不能对他们产生哪怕一点儿影响，让他们的心灵有所改变吗？他们就真的会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地侵犯着政府的权力，危害着国家的安宁，让政府变得脆弱而动荡？难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教士就这样用铁掌压制着普通的信众，凡所到之处必纵起野蛮的迫害之火？难道他们为了增加自己的产业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做尽恶事？难道他们一直以来都要求得到超越了自己所需的产业？或者，他们是否真的会颠倒是非地将原本合法的诉求转化为令人愤怒的勒索行径？当不能拥有权力的时候，他们是否也做尽了那些嫉妒这些权力者所行的恶事？他们是否被一种暴力的好战理论冲昏了头脑？在对知识霸权的野心驱使下，他们是否也已准备好打击一切行政权威，焚烧教堂，屠杀其他派别的教士，推倒祭坛，在被颠覆的政府的废墟中为自己走向教条帝国杀出一条血路，从对自由的主张开始，以对权力的滥用为终结，用尽奉承或强迫之能事，让旧有的公共司法体制下的人民的良心唯他们个人权威之命是从？
这些，或这些中的一部分，确实是要被反对的恶行。当然对于先前一些神职人员来说，这并非空穴来风——这些神职人员属于两个伟大的派别（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与旧教），正是这两个派别分隔了欧洲，让它陷入了混乱。
如果和在其他国家一样，这些恶行在法国已呈现出明显消退的势头，那么就不应该用其他教士的错误、其他时代的人们所拥有的罪恶秉性来降罪于今日的神职人员；相反，应该颂扬、鼓励和支持他们抛却曾令他们的先人蒙羞的精神，培养一种更适合他们所从事的神圣工作的心性和修养。
在上一个王朝的统治末期，我有机会到法国一览，那时令我心生好奇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神职人员。和眼前这些出版物所表达的对那个等级的抱怨和不满相距甚远（除了有一部分人虽为数不多，却比较活跃），我完全没有感到他们为公共或私人领域带来了任何不适。深入了解后，我发现普遍来讲，这些教士都是性格温和、举止温文之人；我所指的包括了教俗两界，以及男女双方。我并没有那么幸运，能够认识足够多的教区教士，但总体来说，我还是得到了关于他们的德性和对履行职责情况的完备记录。此外，我还和一些级别较高的教士有一定的私交；而对这一等级的其他部分，我亦拥有良好的信息渠道。他们几乎都拥有尊贵的出身。他们的行为举止完全能够和自己同等社会地位的人达成一致；就算有所不同，更优秀的也总是他们。他们比军事贵族受过更高的教育，因此不会因为无知或希望更自如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而玷污了他们的职务。在我看来，他们的自由精神和豁达性格已经超越了一般教士的标准；他们拥有绅士的胸襟和荣誉感；无论举止还是行为都没有任何傲慢或奉迎的痕迹。他们在我看来是一个优秀的等级，如果您在其中没有发现费奈隆（Fenelon）(20)式的人物，才会惊奇不已。我接触过的巴黎的教士阶层皆为学识广博、率直公正之人；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特征绝不会仅限于巴黎这座城市。而在其他地方我也发现了一些事情，我知道这只是偶然，因此也只能作为一个例证而已。我在一个外省的市镇中逗留了几天，那里的主教不在，因此我和三个教士，也就是他的主教代理人——会把荣誉带给任何一座教堂的人——度过了几个夜晚。他们的知识都非常丰富，其中两位可谓对古今中外的知识——尤其是对于他们自己所从事职业的知识——有着深刻而广泛的了解。他们对英国神学的深入研究远远超越了我的预期；他们对一些作家的天才著作的批评更是精准得当。三位绅士中，有一位莫兰奇神父（Abbe Morangis）已经过世了。我希望能在此向这位高贵可敬、学富五车的杰出人物表达我的崇敬；当然，我应该带着同样的情感来赞颂另外两位据我所知依然在世者的美德，如果不怕伤害到那些我无法帮助的人的话。
法国的一些高级教士是完全值得大众崇敬的。他们值得我和很多英国人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如果这封信有朝一日能够到达他们手中，我希望他们可以相信，我们国家里的很多人都为他们遭到推翻的命运、对他们被没收的财产感到莫大的悲伤。我对他们的评价可以作为证词，虽然势单力薄，却是我应为真理做的事。无论何时，只要谈到对这个等级所遭受的违背自然的迫害，我将出示这番证言。没有人可以阻挡我坚持公正与感恩。此时正是我履行职责的时候；正是在那些原本值得我们甚至全人类给予尊重的人，正受到来自全民的谩骂和来自独裁者的欺压残害之时，我们才最该坚守自己的公正和感激。
大革命之前，贵国拥有大约220位主教。其中少数人是突出的贤德仁慈之辈。我相信，这些人突然走向腐化的例子恐怕和具有超越凡人的善良品质的人一样罕见。我不怀疑，那些乐于勘探巡查的人总能找到一些贪婪和放荡的实例。像我这个年龄的人，绝不会因为在各行各业的人群里看到有些人在财富和享乐方面没有安于本分地过着克己的生活而感到震惊——对于财富或享乐，没人不向往，有些人会特别期冀，然而只有那些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或是沉浸在自己的激情里的人，才会对这两样东西表现出特别的渴求。在法国的时候，我非常确定秉性恶毒的教士绝不在多数。其中有个别人虽不是生活检点的典范，却还是对严谨的品德孜孜以求，并拥有自由的思想，这些品质已经让他们对教会和国家有所贡献了。据我所知，除了一些特别的事例外，路易十六在提升教士职务的时候，比他的前辈【也就是路易十五（Louis the Fifteenth）】更看重人品；我相信（正如在他的整个统治期内盛行的改革精神一样）这应该并非虚言。而现在的统治权威却只显现了在掠夺教会方面的兴趣。它惩罚了所有的教士，这也就意味着对邪恶教士的纵容，至少在名誉方面如此。它创建了一种有辱人格的津贴制度，以至于没有一个拥有自由思想或自由生活条件的人愿意让他们的孩子面临这样的命运。它只能安置最低等的人群。由于在贵国，级别较低的神职人员数量不足以履行他们的职责，由于这些责任无法估计，且紧急而辛苦，因为贵国让中层的教士无法安逸生活，因此日后法国的天主教会，科学博雅将不复存在。为了完成这样一个工程，在完全没有顾及过圣职授予者的权利的情况下，国民议会提议进行圣职人员的选举；这样的安排将让所有头脑清明的人、所有在职责或行为上保持独立的人离开神职，会将整个公共精神的引导权交给那些放肆的、粗鄙的、奸诈的、好斗的、善于谄媚的卑鄙小人的手中，因为这样的生活条件和习惯使得他们可以为了那些少得可怜的津贴（相比之下税收官的薪俸已经算是丰厚而荣耀了）而谋划出低劣卑下的诡计来。这些被选出来的神职人员——他们现在仍称之为主教——所收的薪俸是相当微茫的。他们通过拉选票的方式，由那些人所共知的或被创造出来的教派的信众选出。新的立法者完全没有定出任何衡量他们资格的条规，无论是教理方面或德行方面都是一无所有，完全没有比对下层教士的标准多一分一毫；这样看来，无论是层级高些的还是低些的神职人员，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执行或宣传任何形式的宗教或敌视宗教的观点了。我没有发现上层的主教对其下属有什么样的管辖权，或者他们是否拥有任何管辖权。
抨击对教士的掠夺
简言之，先生，在我看来，这个新的宗教体制从开始就没打算维持下去，并已经做好了最终遭到废止的准备——无论以任何形式，只要人们在思想上作好准备对它进行最后的一击，并完成将它的主人们一起推向被全世界唾弃的深渊的计划。那些不相信领导了这一系列事项的哲学狂人们本就是作出了这样的筹谋的人，是因为全然不了解他们的性格与行为。那些狂热者毫无顾忌地表达了他们的意见，认为一个国家最好没有任何宗教；此外他们还提供了一个计划，来提供宗教能够带来的任何益处——也就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一种建基于人类物质需求的教育，让人逐渐了解到自我利益；他们告诉我们，当这种知识完备之后，每个人的自我利益将扩张为公众的利益。这个教育的计谋可谓由来已久。而近来他们才为它冠上了新的名字（因为他们为一切技术性的词汇建立了一整套系统命名法）：公民教育。
我希望他们在英国的支持者（我认为他们在行事前确实完全未经思考，这是他们的问题所在，但我却并不觉得这个可恶纲领的终极目标应该归罪于他们）无论是对教会的掠夺问题，还是对主教和教区牧师职位的民选事宜，都不要得逞。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这将是对教会的最后腐化，对教士品格的最终极毁灭，对经受了一系列宗教扭曲之后的国家的最危险的震憾。我非常清楚在王室和领主贵族的荫蔽之下，主教和牧师的职位有时候确实可以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就像现在的英国，以及不久前的法国一样；但是其他模式的选举方式会更肯定且更普遍地让这些职位陷入更低微的野心和更卑劣的手段中，而随着这些人数量的增加，更大规模的灾难便会来临。
你们中的那些抢掠了教士等级的人们以为自己的行为可以轻而易举地与所有新教国家取得和谐一致，因为那些遭受了他们的洗劫、侮辱、嘲笑、讽刺的教士全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这恰好和他们假装的信仰形成了对立。我并不怀疑，与其他地方相同，在这片土地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心胸狭隘者，他们对那些与自己教派或党派不同者的憎恨，远超过了对自己宗教实质的热爱；他们对于反对自己所支持的计划或体制的人的恼怒，亦超过了对攻击我们共同目标的人的不悦。这些人确实会写出或说出符合他们的脾气秉性的话来。1683年，伯内特（Burnet）身处法国的时候曾说过：“这就是将最优秀的人引至天主教会的方法——他们开始怀疑整个基督教。此举成功后，他们选择哪种派别或形式便已无关紧要了。”(21)如果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教士政策，那么他们确实有太多原因可以追悔了。面对一种他们并不认同的宗教理念，他们情愿选择无神论。他们成功地摧毁了那种形式，而无神论也成功地摧毁了他们。我可以非常笃定地赞同伯内特的理论，因为我已经在这里观察到太多类似的想法（因为哪怕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都算是太多太多了）。不过，这种精神状态并不算普遍。
那些改革了英格兰宗教的导师们与如今巴黎的改革博士们绝不可同日而语。或许他们（和他们反对的人一样）受到了比期待中更多的党派影响，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更加真诚的信仰者，拥有最为热情而高尚的虔诚精神；为了维护对基督教的信仰，他们随时可以像英雄一般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其中确实有一些人已经死去）；而同时，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坚毅性格和更加昂扬的斗志来捍卫真理的永存，捍卫他们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宗派。他们将充满厌恶地否认与这些仅因为他人与自己意见相左，便将其财产掠夺瓜分的恶棍有任何关联，也绝不会认可他们对公共宗教的鄙夷——为了这种宗教的纯粹性，他们曾投入了自己最大的热情，这无疑证明了他们对这个自己希望改革的宗教系统的实质依然充满了最高的敬意。他们的后代里很多人都保留着同样的热忱，只是（由于没有参与任何冲突事件）表现上温和了很多。他们没有忘记宗教最实质的部分其实是正义和仁慈。无信仰的人不会用邪恶或残忍的作为与自己的同伴交流的敲门砖。
我们听闻了这些新导师们在不停地吹嘘着自己的宽容精神。虽认为一切都不值得尊敬，却要容忍所有的意见，这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同等的忽视不等于无偏见的仁慈。由蔑视生出的善举，并不是真正的慈善。在英国，有无数人接纳了真正的宽容精神。他们认为各类宗教教义在不同程度上都拥有其自身的意义，在这些宗教之间，应该说在一切有价值的事物之间，皆存在着一个正当的偏好理由。他们宽容，并不因为他们轻视意见，而是因为他们尊重公正。他们将恭敬地同时也充满情感地保护着所有的宗教，因为他们热爱并尊敬他们共同认可的伟大原则，以及他们一起追寻的伟大目标。他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我们拥有着同样的动因，反对着共同的敌人。他们不会被派系的意见误导，以至于无法区分有利于他们所属派系的行为和那些充满了敌意的、会通过某些具体的人群损害他们所在派系所归属的整个团体的行为。当然，我不能确定我们之中的每一类人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但我可以代言处于大多数的群体。关于这些人，我必须告诉您，渎圣罪绝非他们的工作教条；因此，如果贵国的教授确实被承认为这些人的同伴，那么他们恐怕应该小心谨慎地掩盖起那些将掠夺无辜人民财产视为合法的教条，同时他们必须把偷来的东西物归原主，否则他们便和我们毫无关系。
您可能会认为，我们否定贵国没收拥有独立产业的主教、司铎、受奖教士或者修士的财产，是因为我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制度。根据这个逻辑，您可能会猜测，我们将不会反对没收教士与修女的财产，或是废除他们的等级。确实，贵国针对他们的没收对英国没有什么影响，也不能作为我们的前例，但这些行为背后的道理却是一样的，而且会带来很大的后患。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22)没收英国的司铎或教士的财产的想法，与贵国议会售卖教士等级的土地如出一辙。但其中的危险是在于这一举动所依据的不公正的原则，而非他们最先开始没收哪些人的财产。在这个与我们隔岸相望的国家中，我看到了一系列政策置人类普遍关怀的正义于不顾。对于法国的国民议会来说，人们的所有权可谓一文不值，法律和惯例也是轻如鸿毛。我看到国民议会公然摒弃了曾被他们自己一位最伟大的法学家(23)形容为自然法组成部分的惯例。他告诉我们，公民社会之所以建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惯例的限制及其免受侵犯的安全性。惯例一旦被动摇，那么将没有什么财产可以在成为穷困潦倒却掌握权力者的垂涎之物时，独善其身。我看到这些议员们对自然法中这一最根本的部分表现出全然的蔑视。我看到起始于主教、大教堂教士和全体教士的没收行动，但我也同时看到这种行为并未止步于此。我看到基于这个王国的最古老的惯例而获得了大量地产的王室亲王们被夺去了对自己固定的、独立的财产的所有权，沦为了领取国民议会不确定的慈善津贴的被接济者，而如后者这般对合法产业主充满了鄙夷的机构，又怎么会对被接济者的权利有所顾及呢？这些议员们被最初不光彩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同时又遭到了脑海中对污渎的巨额利润的欲望的驱赶，他们失望却没有丧失斗志，依然准备将那个伟大王国里所有人民的所有财产全盘颠覆。他们已经逼迫所有人，在所有商业交易过程中，在处置土地的事宜上，在民事买卖中，在整个生活流程里，接受他们制造出来的流通纸币——那是他们出售那些掠夺来的战利品的象征物。他们哪里留下了一点点自由或财产的痕迹呢？在我们的议会里，哪怕对菜园的租赁权，对一间小茅屋一年的利润，对小酒馆或面包店的信誉，或对最为微不足道的侵犯财产权的行为的处理方式，都要比贵国议会对那些占据着最令人尊重的地位的人们对最古老最有价值的土地所有权的处理方式正规，或者比贵国对整个金融利益实体的运作方式郑重。我们对立法权威给予了甚高的尊重，但我们从来不会认为议会可以违犯财产权，可以否决惯例，或者可以强制性地用自己虚构出来的纸币来代替受到国家法律承认的真正货币。但贵国从最初的拒绝选择最为温和的限制，已经发展到建立了一套世人闻所未闻的掠夺制度。在我看来，贵国的没收者站在了这样一个立场上：他们的决定确实不能得到法律公正的支持，但惯例中的规则又没法约束一个立法议会。(24)因此，一个自由国度的立法议会的执政目的并非确保国家安全，而是要将财产摧毁殆尽——不仅是财产，而且还包括确保了稳定的每一条规则和箴言，还有全部能够让财产得以循环流通的工具。
在16世纪，明斯特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25)教徒用他们的平均主义体制和关于财产的狂妄思维混淆了德国的视听之后，又有哪个欧洲国家没有因为他们日益升级的怒火而拉响警报呢？在所有事物中，最恐惧这种流行病般的疯狂的便是智慧，因为她最没有办法用资源来武装自己。我们并不能对无神论者的狂热精神一无所知，这种精神受到了大量文章的鼓舞激励，多少人不畏劳苦不惜钱财将这种思想传播开来，在巴黎的街头和各个角落都有大量的说教讲演在对其进行宣传。这些文章和说教将黑暗而野蛮的残暴思想灌输给了民众，让这些思想取代了他们原本的自然性情，以及对道德和宗教的情感；在这样的密集游说之下，这些不幸的人在这种思想的诱导下，用充满悲哀的耐性和无法容忍的压力承受了加诸于他们身上的一系列由财产引发的暴力动乱。(26)而改宗的思想又加入了这种狂热中。各种团体在国内外对他们的信条进行宣传游说。伯尔尼共和国，全世界最幸福、最富饶、统治最昌明的国家之一，就被纳入了他们意欲摧毁的伟大目标之列。有人告诉我说他们用一些手段播下了不满的种子。他们在德国也没有得闲。西班牙和意大利同样没有逃脱他们的魔爪。英国当然不会被置于他们满怀恶意的慈善阴谋之外：在这里，我们发现已经有人向这些人敞开了怀抱；有人多次在神坛布道时宣扬以他们为榜样，不止一次在会面中公开与他们建立联系，为他们喝彩，将他们作为模仿的目标；有人从他们的仪式和神秘活动中得到了帮派的记号和旗帜；(27)这些人明知我们将权力交托于政府，使其维护这个王国，而政府也明确会与这些集团抗争到底，却依然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同他们结成了永久的盟友关系。
我并非害怕我们的国家会依照法国的范例来没收我们的教会财产，虽然我确实认为那绝对是巨大的恶行。我最为关心的是，英国不应该把任何类别的没收行为纳入关于获取资源的国家政策的考量中，或者将任何类别的公民作为他们财产掠夺的对象。(28)各国将在债务的海洋中越陷越深。公债最初本只是政府的抵押品，它可以引起处于祥和安宁中的大众参与的兴趣，而最后却变成了颠覆政府的途径。如果政府为偿还这些债务而征收赋税，便会引起人民的憎恨和厌恶；如果他们不去偿还这些债务，那么它将坍塌于各派别最危险的行为之下——我指的是那些虽受到伤害却并未被摧毁的巨大的、充满了不满的金融集团。这一集团的组成者首先在政府的忠诚里寻找自己的安全感，之后，便诉诸政府的权力。如果他们发现旧政府软弱无能，没办法满足他们的愿望，达成他们的目的，那么他们将去寻找一些更有生机的工具；而这种生机并非来自对资源的获取，而是源自对正义的藐视。革命喜欢没收充公的行为，很难想象下一场充公行为会假借怎样的名称。我敢肯定在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原则已经渗透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的心中，他们认为无害地坐以待毙便是他们的安全了。这种天真的想法可以被视为无用，而无用则意味着他们并不适合保护自己的产业。欧洲的很多地区都已经陷入了公开的混乱中，而其他地区也传来了嗡嘤的响动。混乱的运动已经显现出先兆，这有可能引起政治世界地动山摇。在有些国家里，一些性质反常的结盟和联络露出了头脚。(29)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应该提高警惕，将自己保卫起来。在所有的大变革中（如果这些变革势必要来临的话），最能够挫钝它们的锋芒的便是我们对公正的坚持，以及对财产所有权的呵护。
但有人会争辩说，法国这种大规模的充公没收不至于引起其他国家的惶恐。他们说那种行为并非源自野蛮的贪婪，它是国家政策的伟大举措，可以铲除曾经根深蒂固的普遍存在的迷信思想。我很难将正义与政策截然分开。正义本身就是公民社会伟大而恒久的政策；而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背离了正义，恐怕就很难谈到有什么政策可言。
当人们被鼓励着依照现存法律采取某种生活方式，并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受到保护，就如同身处某种合法的职务一般时，当他们让自己所有的观念和习惯都与这样的生活方式形成一致时——当长期以来，法律已经为他们对此种生活方式的遵守赋予了声名荣誉，同时为他们的背离行为烙上耻辱的印记，甚至进行惩戒，我肯定立法机构不能用一条独断的法案来向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灌输凭空生出的暴力，强迫性地贬低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条件，用丑行和羞耻来污蔑他们曾认为是获得幸福与荣誉的途径的品质与习惯。如果这些还不够，他们还要将无辜的居民赶出自己的住所，没收他们所有的财产；那么我只能承认自己愚钝，无法了解这种利用他人情感、忠诚、偏见和财产所有权的暴虐行为，与史上最恶毒的暴君行径有什么区别。
如果法国遵循的路径已显示出清晰的不公，那么关于这条路径的政策——也就是公众利益之所系——至少应该同样清楚明白，同时也同样重要。对于一个行为不受任何激情影响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头脑里只有公共利益的人来说，在控制了此类体制最初引入的政策以及控制了涉及是否要全然废除这种体制这一问题的政策之间，应该感受到巨大的差别。通过长久以来的习惯，这些制度已深深植根于这些政策，并广泛蔓延开来，而那些比它们更有价值的东西也已经适应了它们，并和它们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那些诡辩家们在可鄙的辩论中所述属实，恐怕这个正直的人便会感到尴尬万分。但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问题上，事实上存在着中间地带，并非只有完全的摧毁或毫不改变地存在这两种选项。“Spartam nactus es; hanc exorna.”(30)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深邃的思想所秉承的规条，且不应该出离一个诚实改革者的思维。我不能构想，怎么会有人居然认为自己的国家只是“carte blanche”(31)，可以任他在上面随意乱写。一个内心充满温暖且带着好奇的仁者有可能希望自己的国家和目前的状态有所不同，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永远会考虑到他将怎样利用眼前的资源为国家作出最大的贡献。保留现有资源的意愿，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的能力，便是我对政治家所持的标准。其他的一切都是庸俗概念，或是冒险的行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