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的命运中，有一些时刻，某些人会受到召唤，用伟大的精神力量进行革新。在这些时刻，即便他们看上去正在享受君主和国家对他们的信心，并获得了完全的权力，但事实上他们经常会缺少恰当的工具。一个要成就伟业的政客寻找着一种“力量”，就如同我们的工人寻找的用来借力的起重装置一样；如果他在政治中找到了这种力量，那么他在使用它时便会得心应手。在我看来，教士的体制中存在着政治善举可用的巨大力量。这一体制中，存在着社会监督下的财政收入；存在着因奉献于不同领域的公共目标而被完全分割开来、将公共的关联和原则之外的一切视之无物的人群；存在着绝不可能将属于某个群体的产业化为私产的人；存在着不顾自己的利益，所有的“贪婪”都是为了某个群体的人；对于其中的很多人来说，自己的贫寒是一种荣誉，绝对服从代替了自由的位置。想要什么就制造出什么，这样的想法完全是枉费工夫。风是随意地吹的。这些体制是激情的产物，是智慧的工具。智慧不会创造物质，她们是自然或好运馈赠的礼物。她的骄傲在于对她的使用。团体及其财富的长存只适合有远见的人，适合那些通过长时间搭建构想且能使这些构想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如果他在获得对现存团体的财富、规条、习惯——也就是贵国已经草率地摧毁的东西——的统帅和指挥的权力后，依然无法找到方法将其转换为国家伟大且长久的福利，那么他将不配拥有高贵的地位，甚至不配被列为伟大的政治家之列。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头脑灵活的人可以想出几千种利用这种力量的途径来。在道德世界里摧毁人类思想中对社会地位有所裨益的动力下生长壮大的任何一种权力，便等于在物质世界中摧毁了身体的任何富有积极功能的属性。这就如同尝试去摧毁（如果我们确实有能力摧毁的话）硝石中的固定空气(32)的膨胀力，或者是摧毁蒸汽、电或磁铁拥有的力量一样。这些能量永远存在于自然中，且永远都是可以辨识的。它们中有些看上去可能是无益的，有些甚至有害，有些只不过是儿童的游戏；然而当拥有思考力和实践技巧的人抑制了它们狂野的性质，让它们俯首称臣为他所用时，这些力量便转眼成为最强大且最易驯服的媒介，以支持这些拥有伟大视野和筹划的人们。难道可以由你们支配55000人的智慧与力量，再加上平均每年十几万的收入，对你们来说太过庞大了吗？这些人既不懒惰，也并非缺乏理性啊！难道贵国除了将教士变成接受补贴者之外，就再无其他良策了吗？难道你们除了眼前这样一场目光短浅的败家子式的变卖之外，就没办法将收入转化成利益了吗？如果你们精神上的资源如此缺乏，那贵国之前的一系列选择也就在所难免。你们的政客并不了解他们从事的事业，因此，他们变卖了自己的工具。
这些人的原则本身就充满了迷信的味道，而他们又用尽力气让这味道持之以恒并影响深远。我不想就这一点争论些什么，但这不应该阻止贵国从这些迷信里寻找资源以推动公众利益。人类思想中的诸多性情与激情可以向你们提供诸多裨益，以道德的眼光看，这些性情与激情本身就如同迷信一样蒙着颜色。然而，你们有责任纠正并缓解这些情感中有害的部分，正如要纠正和缓解所有类别的情感中有害的部分一样。但迷信是否是最重大的罪过呢？我想，过多的迷信可能会发展成巨大的罪恶。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一个道德客体，因此它具有不同的程度，也可以接受各类修正。迷信是脆弱的思想所信奉的宗教；这些混淆于大量迷信观念的思想必须要得到宽容，无论它们是以琐碎的、狂热的或其他什么形式存在都好，否则就等于是从这些脆弱的思想中夺走了强健的思想都需要的资源。所有真正的宗教都包含了对这个世界最高统治者的意愿的服从，包含了对他的教诲的笃信以及对他的完美的模仿。其余的事，便属于我们自己了。或许它们会损害那个伟大的目的，又或者有所裨益。明智的人，即使不是崇拜者（至少不是“Munera Terræ”(33)的崇拜者），也不会暴力地执着于它们，或是暴力地憎恨它们。智慧并不是愚蠢者最严厉的修正者。只有那些彼此相争的蠢人，才会针对彼此发起这样一场无情的战事，才会如此残忍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在争拗中随时动用粗俗无度的手段，无论是这边还是那边。审慎是中性的。但在对某些本不该制造此类争端的事物所产生的热情的眷恋与强烈的厌恶之间，如果一个审慎的人不得不作出一个选择，来决定他应该谴责或承受哪种过度的激情和错误，那么他或许会认为可以带来建设性意义的迷信，总比那些具有摧毁性的东西——那些让国家停滞不前，甚至将其全盘捣毁的事物——更值得容忍；赐予依然比掠夺更能被宽容；带来了错误的善行的事物，总比那些刺激了真正的不正义的存在更应被接受；使得人们否认自己合法幸福的制度，总比抢夺了他人最基本的朴素生活的来源的制度更可同情。我想，这样的对比应算是比较贴切地描述了教士迷信的远古创立者以及今天假扮的哲学家们的迷信之间的区别吧。
眼下，我暂且不去考虑那些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出售活动，虽然在我看来，那只是纯粹的欺骗。在这里，我只将它视为一种财产的转移。而关于转移的政策，我需要再烦扰您听一听的我的几点想法。
在每一个繁荣的群体中，在生产者的即时供给之外，总还会存在一些别的东西。正是这些剩余构成了土地资本家的收入。这些收入将由不用付出劳力的地产拥有者来支配。但他们的闲暇事实上本就是劳动的源泉，它扬起了驱动工业发展的马鞭。国家唯一所顾及的，便是土地租赁占用的资本要回归到工业生产中去，而资本的支出方式要尽可能地不损害支付者和最终收回资本者的道德。
在关于接受、支出及人力雇用的种种想法中，一个清醒的立法者需要审慎地在被他驱逐的所用者和将取而代之的陌生人之间作出比较。在大规模财产没收行为为暴力血腥的革命招致不便之前，我们应该先确定这些被没收财产的购买者较之之前的拥有者确实更加勤劳、更加清醒且少了些闲暇时光，以至于有权利占据劳动者绝大部分的收获，或去消费和他们不相匹配的财富，或者他们确实可以用更稳固更平均的方式来分配盈余，这样也就比旧有的财产拥有者——主教、司铎、受奖教士或者是修士，随你们怎么称呼他们都好——更能解决政治开支的问题。教士都是懒惰的，就算是这样吧，假设他们除了唱唱圣歌以外没有任何正经的营生。事实上他们和那些不唱也不说的人一样有用，甚至和那些在舞台上唱歌的人一样有用。他们和那些从早到晚日夜劳作，从事着最为屈从、卑贱、不得体而怯懦的工作，而且通常是最不卫生也最易传播疾病的工作的可怜人们——社会经济让无数人注定要拥有这样的命运——也是同样有用的。如果随意打乱事物的自然规律、在任意程度上阻碍那个由不幸的人们在陌生的指引力量的驱使下推动的巨大的循环的车轮是无关痛痒的事，那么我一定更倾向于去拯救他们离开那些悲惨的职业，而不是暴力地干扰教士们宁静的安详生活。人性，或许还有政策，会证明我的选择——而非后者——的合理性。这是一个我经常会反思的问题，而且每次反思，内心都会感触万千。我可以确定，在一个管理清明的社会，除了对奢华者的奴役和权贵们的专制的屈从之外——这些有财有权的人可以用自己专横的方式来分配土地的剩余产物——再没有什么能够解释他们对这样的交易和功用关系的容忍了。但对于这种分配的目的来说，在我看来，闲暇教士的开支与闲暇懒汉的开支应该同样是指向正确方向的。
当所有制的优势与计划的优势不相伯仲，改变的动力就缺失了。但在眼前的这次事件中，它们或许并不算不相伯仲，所有制的优势占了上风。在我看来，贵国要驱逐的这些人的花费事实上并不像那些被你们闯入家门的宠臣们的花费那么直接普遍地贬低或削弱了旁人的生活状况，又或是让所涉及的人们变得更加悲惨。一片广大地产的开销，事实上是对土地剩余产品的分配。若分配者将这些剩余花费在积累历史上的书卷以了解人类的力量与脆弱，花费在收集古籍、奖牌、钱币以更好地验证和解释法律与习俗，花费在临摹自然的画作和雕像以限制创作疆界，花费在为亡者立碑以寄托对墓中人的哀思，花费在收集自然标本以记录世界上各类生物类别——这些好奇心驱使我们走向科学探索的大道，那么你我又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如果能有一些永久性的制度保证这样的开销目标不受任何个人偶然性的任性与铺张的侵扰，难道这样的花费模式要比同样的品位遍布于七零八落的人群中更糟吗？难道那些为了换取农民辛勤工作的果实的石匠和木匠，在修建和维修恢弘的宗教建筑物时与为那些邪恶奢侈者修葺他们肮脏的棚屋陋宅时，居然可以怀着同样无怨的心情，淌着同样快乐的汗水？修整那些经历了无数历史变迁的神圣杰作，和修整眼前这样稍纵即逝而搔首弄姿的容身之所、妓院、赌场、俱乐部或战神广场的方尖碑，能让他们感到同样的荣耀、为他们带来同等的利润？用这些剩余的橄榄和葡萄作为那些因为虔诚的神话而被置于服务上帝的尊贵地位的人们的必要生活供给，难道比用它们来纵容大批屈从于骄横者的卑躬屈膝的无用家奴更糟糕吗？神圣场所的装饰难道还不如那些绶带、饰带、爱国勋章、小别墅、“小晚餐”(34)以及所有数不尽的耗尽了大量财富的纨绔行为和蠢事，值得一个明智者为之筹谋吗？
我们甚至可以容忍这些，并不因为我们喜爱它们，而是因为我们害怕更糟的行为。我们容忍它们，因为从某些程度上讲，财产和自由需要宽容。但无论如何，为什么不允许将前者作为更加值得赞美的财产使用方式呢？为什么要通过一系列违犯财产权利的行为，通过对每一项自由原则的震怒，将更佳的方式变成更糟糕的呢？
这种新的分散的个体与旧体制之间的对比实际上建基于一项假设，即后者是无法进行改革的。但是每每谈到改革的问题，我总想到集团，无论是单独的还是很多不同的集团，在使用财产和约束成员的生活模式和习惯方面，他们都比零散的公民更容易受到国家的引导，而且事实上也应该如此。在我看来，对那些会从事任何可称之为“政治事务”的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比较现实的考虑——甚至与教士等级的财产一样现实。
关于主教、咏礼司铎(35)和受奖教士拥有的财产，我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除了继承之外，他们就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拥有这些产业？这些人出类拔萃的虔诚、德行和学识从理论上，而且通常在事实上，都与这些——或者说巨额的通过某些人承袭下来的——财产相匹配；这些基于德行进行分配的财产，给予了最尊贵的家庭新生与支持，给予了最卑下的百姓获得尊严与改善的途径。这些财产的延续是以履行责任的表现为前提的（无论你们对他们的职责作出了怎样的评价），并要求所有者拥有至少表面上的庄重与仪态；拥有者必须要表现出慷慨又有节制的热情；他的部分收入要用于慈善基金。这些拥有者哪怕确实辜负了别人的信任，确实偏离了自己原有的品行，退化成了一个平凡世俗的贵族或绅士，但又有哪些哲学掠夺者可以证明，由他们来拥有这些财产，会比那些如今获得了他们被剥夺的财产的人更糟呢？与这些身负重任的人相比，难道这些财产更应该落入那些毫无责任可言的人手中吗？让财产掌握在以德性为人格和最终目标的人手上，难道还不如让它们落入那些除了个人的意志和口味，再无任何开销原则与方向的人的手中吗？况且教会的地产，并不具备人们印象中那种“永久性产权”应具有的特点和弊端。它们是通过一种比任何其他财产都要迅速的循环方式传承下来的。过犹不及，太大规模的土地财产虽然有可能被终生正式地享有，但在我看来，如果有些产业能有机会通过之前获取钱财的方式之外的其他方式来获得，也未必会对公共福利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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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写的时候，是在读过那本著作很多年之后凭记忆引用。我的一位知识渊博的朋友找到了原文：“它们的伦理特征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对属于更优越等级的公民进行专制的统治；其中一个是用法令，而另一个则是通过命令和裁决。而煽动者与宫廷的宠臣亦属同类，两者经常可以进行类比；他们在各自所在的政体中皆拥有重要的权力，宠臣们属于绝对的君主制，而煽动者则是伴随着我形容过的那些群众。”出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4卷，第4章。——原注
(2) 波斯王朝皇帝。——译注
(3) 内克：《论法国财政管理》，第1卷，第288页。——原注
(4) 内克：《论法国财政管理》。——原注
(5) 内克：《论法国财政管理》，第3卷，第8、9章。——原注
(6) 全世界都应该感谢卡隆先生（M. de Calonne）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他竭力反驳了对王室花销的过度的夸张诽谤，发现了那些为了煽动群众犯下罪行的教唆者制造的关于各种津贴的虚假数字。——原注
(7)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美丽仙女，会巫术，此处指诱惑人心。——译注
(8) 关于被哲学家统治国家的想法，请参阅《格列佛游记》。——原注
(9) 卡隆先生曾说过，巴黎人口的减少是超乎想象的；与内克先生作出计算的那段时期相比较应该确实如此。——原注
(10)
本书付梓时，我对这份表格里最后一项的性质和范围持怀疑态度，因为它只有总项而没有任何细目。后来我读到了卡罗纳先生的著作——没有早点读到此书绝对是大损失。卡罗纳先生无法理解，为何谷物的价格和销售额之间会维持高达1661000英镑的差额。由于这项支出是生活必需品，卡罗纳先生似乎就把这笔钱归为革命的秘密开销。我对这个问题无法作出积极评价。读者可根据这些巨额支出的总数来判断法国目前的情势及其经济制度。在国民议会中，这些支出项目并未引起任何质疑和讨论。——原注
(11) 中世纪服务于阿拉伯哈里发的奴隶兵，主要效命于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后来，随着哈里发的势微和阿尤布王朝的解体，他们逐渐成为强大的军事统治集团，并建立了自己的布尔吉王朝，统治埃及达300年之久。——译注
(12) 印度马拉巴尔的军事贵族。——译注
(13) 希腊五种古典柱头中最华美的式样。——译注
(14) “好公民总会爱戴贵族。”出自西塞罗《为塞斯提乌斯辩护》，第9卷，第21页。——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