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埃德蒙德·斯宾塞：《仙后》，第2卷，第7章，第14节。——编者注.2
关于他们的代表构成方式，我恐怕说的有点儿多了。这里面包含了太多也太糟的形而上学，太多也太糟的几何学，还有太多且荒谬的比例算术；但事实上，如果他们应用的是真真正正的形而上学、几何学或算术的话，如果他们的计划内部确实具有一致性，那么便有可能得到公平且远见卓识的结果。对于一项关于人类的伟大安排来讲，他们的计划既没有基于任何道德或政治上的考量，又与人类的关怀、行动、热情或利益毫不相关。Hominem non sapiunt.(13)
您可以看到，我只讨论了代表构成制度的选举层面，也就是形成国民议会以前的流程。我还未审视省政府内部，以及它们与公社和区形成的整个体系。在最初的计划中，这些地方政府的构成方式应尽可能基于和选举议会相同的原则。也就是说，这些政府的外围包含着和它们一样的组织实体。
在这样的一份计划里，您会感到法兰西被分成了很多个共和国，彼此之间完全独立，除了汇集于代表大会的那些“大使”之外，各个共和国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纽带或服从关系。这个代表大会便是国民议会。我承认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这样的政府，但它们的形式会更为恰当，而且也适合当地人民长久以来的习惯。这一联盟——而非政体——应该是“必要性”的结果，而非自主“选择”的产物；同时，我相信眼前掌控法兰西权力的公民，已经获得了根据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的全面权威，并且决定用最野蛮的方式使这个国家四分五裂。
从贵国国民议会的集合分配和算术安排所表达的意识中，我们很难不注意到，这些带着伪装的公民完全将法国视为等待被征服的猎物。而作为征服者，他们则将那些最残忍者所采用过的最残忍的政策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这些野蛮胜利者的政策蔑视了顺从的群众，侮辱了人民的情感，同时还毁掉了这个古老国家所有的宗教、政治、法律和惯例遗产，混淆了所有的界限；制造出普遍的贫穷，将人们的财产拿出来拍卖，摧毁了他们的统治者、贵族和主教，击溃了那些使这个国家可以高昂起头颅的东西，挫败了那些能够让散兵败将们在低靡时再次凝聚在一起的古老见解。这些政策用那些人类权利的挚友——罗马人——解放希腊、马其顿和其他国家所使用的方式解放了法国。在号称保护每个城市的独立性这一名头的掩盖下，它们摧毁了城市间的纽带。
当组成了这些新区、公社和省（这都是蓄意制造出的混乱安排）的成员开始行动后，他们便将发现彼此几乎都是陌生人。选举者和被选举者——尤其是来自乡郊各区的人们——通常都不具备市民社会的习俗或人脉联络，亦不拥有一个真正的共和国所需要的自然的行为准则。治安官和税收人员现在对他们所在的区域已经不再熟悉，就如同主教和他们的教区、牧师和他们的牧区之间十分陌生一样。眼前这些人权的殖民地就像是塔西佗(14)（Tacitus）观察到的处于衰落中的罗马军事殖民地一样——在更好也更昌明的时期，（无论他们对外族采取了怎样的方针）他们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井然有序的从属关系和殖民开拓的并行；甚至把军事作为公民行为准则的基础。(15)但当所有美好的艺术品沦亡之后，就像贵国的国民议会所做的那样，他们继续着自己朝向人类平等的进程，且其间完全不作判断，也不去估计那些需要让一个共和国宽容或忍受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那些小共和国的每一步衰落腐化，你们的新共和国却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新生、给养和孕育。你们的婴儿在一个个标志着死亡的征兆下来到了这个世界；希波克拉底的面孔（facies Hippocratica）(16)便是它的容貌和它命运的征兆。
那些缔造了古老的共和国的立法者明白，他们的工作充满了艰辛，不可能由一个本科生的形而上学知识和一个税务官的数学与算术水平来完成。他们要处理的是人类的事务，因此他们不得不去研习人类的本性。他们要面对的是公民，因此他们需要学习公民在生活情境中的交流习惯所带来的影响。他们了解将后者操作于前者之上会产生新的混合物，从而萌生出更多的各异之处：出身、教育、职业、生活阶段、居住在城市或农村、获得固定产业的方式、财产本身的素质，等等。综上这一切将他们面对的人类划分成了无数不同种类的动物。正因为如此，这些立法者了解自己必须要根据公民本身具有的具体习惯，将公民分为不同的阶层，将他们置入到不同的状态中，并将他们所需要的特权按比例分配给他们——在复杂社会中，这些特权可以在不同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让每个阶层的公民得到恰当的保护。令立法者羞愧的是，连山野村夫都了解应该如何区分并使用自己的羊、马或牛，不会将它们抽象化或同等化为无区别的“动物”，而是给予每一种不同的动物恰当的食物、关照和劳作；而他，自己同类的管理者、安排者和保护者，却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形而上学家，只认识人类这个抽象的概念，而对自己的跟随者们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才公正地指出，古代立法者正是通过对公民的分类展现了自己最伟大的权威，这种权威甚至超越了他们本身。也恰恰是在这个方面，贵国的现代立法者却加入了负面的行列，沉入了深渊。在古代立法者关注不同类别的公民的需要，将他们整合到统一的国家中时，另一种形而上学和炼金术士立法者却选择了完全相反的路径。他们希望竭尽一切努力，将所有不同的公民混杂在一起，让他们成为均一的群体，然后再将眼前这团混合物划分成七零八落的多个共和国。他们将人贬斥为松散的筹码，仅仅为了计数之用，且并不在乎整个桌面上哪个部分的权力将会升腾起来。他们自己那套形而上学的元素可能已经教给了他们一些经验教训。他们的分类口诀或许让他们明白了这个世界上除了质与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他们可能已经从形而上学的手册中习得：在每一项复杂的思考中有8个要点——这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在全部10个要点中，这8项(17)便是人类操作任何事物的技能的基础。
这些当代的立法者不仅没有古代共和国立法者的才干心智——因此也就没有对人类道德状况和习性的准确把握与关切，而且还将他们发现的君主制下自然形成的粗糙等级全部捣毁，将一切都齐列于同一水平线上——而事实上，在君主政体下，公民的类别划分并没有在共和国里那样意义重大。不过事实上，只要划分得当，这种将公民分类的方式对任何一种政体都是有益的；它会形成一堵坚固的壁垒，以防御专制主义的暴行；同时这也是维护共和国有效而持久的必要手段。在缺少此类做法的情况下，如果共和国目前的计划失败了，那么对有节制的自由的所有保障也会随之落败，所有对暴政的间接性限制便也失去了效用；如果君主制还可能在法国获得全部的优势，无论是在波旁还是其他的王朝，如果不是从最初就有明君能够刻意地对权力加以限制的话，它便会成为历史上最独裁专断的权力。这将是一场最为歇斯底里的游戏。
他们甚至宣称，这所有的一切混乱都是他们的目标，而且他们希望用民众对罪恶的恐惧作为捍卫宪法的途径。“这样的方式，”他们说，“使国家的瓦解对（君主制的）当权者来讲成为了一件困难的事，当权者如果不瓦解掉整个国家，便很难将它打破。”他们假定，如果（君主制的）当权者拥有了和他们相同程度的权力，他将更为谨慎而严格地使用这些权力，不敢用他们所进行的野蛮行径来瓦解掉整个世界。他们期待，如果君主制真的会复辟，那么君主政府的德性也会让这些邪恶者的后代享受到安全的保障。
先生，我希望您和我的其他读者可以参阅德·卡罗纳（de Calonne）先生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那份作品不仅雄辩，而且充满了力量和教育性，堪称一部杰作。我本人只关注了他关于新国家的宪法及岁入情况的论述部分。至于这位大臣和他的对手们的辩论，我并不希望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不希望贸然评论他提出的解救自己的国家脱离眼前这番耻辱而可悲的境地，脱离奴役、混乱、破产、乞讨状态的途径和方法。我也无法做出如他那般乐观的预测；但他是一位法国人，相比我而言，他对这些目标有着更为切身的责任，当然也掌握着更好的方法来作出判断。我希望他所指的那份由国民议会的一位重要领袖发表的正式公开声明——在那份声明中，这位领袖公布了他们将如何让法国不仅从君主制过渡到共和国，还要从共和国变成纯粹的联邦的计划——确实可以获得特殊的关注和对待。那部著作为我的观察增添了新的力量：事实上，卡罗纳先生的作品用很多崭新且令人惊叹的论述补充了我这封信里对一些主题论述的缺陷。(18)
正是这项将他们的国家分裂为独立共和国的方法，为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苦难和矛盾。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那么所有那些关于人权、人口、税赋的绝对公平或绝对平衡的永远也不可能被解决的问题，也就完全无用了。虽然国民议会的代表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对整个国家的关注都是同等的。每个国民议会的代表都是法国的代表，也就是法国各色公民——无论多数还是少数、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大区还是小区——的代表。所有区域都要服从于某些独立于它们之外的常设权威机构；这些代表源于这一权威，并最终指向这一权威。这个恒久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性的政府会将全部疆域真实而恰当地统一在一起——它也是唯一可以做出这一行动的机构。对我们来说，当我们选举民众代表时，我们会将这些代表派往一个议会，在这个议会里，每人都是一个臣民，并服从于政府的全部日常职能。在贵国，选举出的议会便是主权者本身，而且是唯一的主权者；因此，其中所有的成员都是这个唯一主权者的组成部分。但在我们这里（英国），事情就全然不同了。我们的代表如果和其他部分割裂开来，便无法采取任何行动，甚至根本无法存在。政府是我们一些代表成员和区域成员进行咨询的集合点。这是我们这个统一整体的中心。这个咨询政府是全体的而非各个部分的托管者。事实上我们公共议会的其他机构——我指的是上议院——亦是如此。在我们的国家里，国王和贵族是维持各区域、各省份、各城市之间公平的保障。您何时听闻过大不列颠的任何省份遭受了代表制的不平等，或是哪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代表配额？我们的君主制和我们的贵族阶层不仅是我们的国家能够维持统一稳定的基础，而且还是下议院的精神所在。或许恰恰是这种遭到愚蠢地抱怨的代表制的不平等，防止了我们从区域成员的角度思考或行动。康沃尔选举的成员和整个苏格兰一样多，但是康沃尔真的比苏格兰得到了更多的关照吗？你们得到的证据，出自那些轻佻的俱乐部未经深思的大脑。大部分根据任何动听的理由而期待变革的人，脑子里的想法都是不同的。
贵国的新宪法和我们的宪法原则完全相悖，而且我非常惊讶，怎么可能有人会期望其中的描述真能得以实现，以作为英国的模版。在贵国，最终的代表和最初的选民之间可谓联系甚微，或是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参加国民议会的代表成员并非人们选举，也无需对人民负责。在他们入选之前，共进行了三次选举；两套地方行政机构介入到这些议会代表和初级会议之间，就像我说的，使他们成为了国家的大使，而非国家内部的人民代表。这样的流程改变了整个选举精神；而贵国的宪法贩子们设计的任何修正方式，都不能让这些代表得到除了大使之外的任何身份。这种尝试反而会毋庸置疑地带来比现在更可怖的困惑——如果情况还可能更糟的话。如果想在最初的选民和最终的代表之间建立联系，必须让候选人在一开始就使用迂回的方法成为初级选民，以便在他们的权威性指引下，所有初级选民会迫使随后的两个选举团体作出符合他们期待的选择。但这又将颠覆整个计划。这会让他们陷入人民选举的那种嘈杂与混乱中——他们最初希望进行分级选举，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混乱的状态——以致将整个国家的命运交托给那些对它毫无了解且全无兴趣的人手中。这是一种永恒的两难困境，而正是他们自己选择的邪恶、脆弱且自相矛盾的原则将他们推至这个境地。如果人民不能打破并铲平这种分级，他们显然在实质上就根本不拥有对国民议会的选举权；事实上他们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实质上几乎都没有真正选举过。
我们在选举中究竟寻求些什么呢？欲满足它真正的目的，您就必须有了解自己民众的方法，而之后，您必须利用个人的义务或依赖性来保留对他们的控制力。这些拥有选举权的选民为何得到恭维或嘲笑？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代表们的哪些本质有利于他们，代表们对他们也没有任何义务可言。这些拥有着真正的判断途径的人们最不适宜拥有的权力，便是个人的选择。如果权力被滥用，初级选民团体也不可能让代表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整个代表制的链条中，代表们已经与他们相隔千里。即便代表们在自己两年任期的最后时刻行为不当，也不会对他是否连任造成什么影响。根据法国的新宪法，最好也最明智的代表会与最恶劣的代表一起走入Limbus Patrum(19)。他们的根底本来就应该是污秽的，因此他们必须要到船坞中去重新改装。每个曾在国民议会任职的人都没有资格连任。也就是说这些行政官们刚刚熟悉了自己的业务，正如扫烟囱的工人刚刚习得了一些手法，却马上被剥夺了操练技能的资格。肤浅、初来乍到、学识粗陋，再加上断断续续的、支离破碎的、不健全的记忆力，这便是贵国未来管理者注定要具备的特质。贵国的宪法受到了太多嫉羡的困扰，以至于失去了逻辑。你们将代表得到的信任看得无比重要，以至于都忘记了他是否能够阻挡自己肩负的信任。
这段“净化期”对背信弃义的代表来说未必不是个恩典，他扮演拉票人这一角色，未必会比做个恶官来得逊色。这段时间，他可以让自己凌驾于最明智最富德行的人之上。因为到了最后，选举系统中的所有人都将消散，他们的存在只为了选举，而之后这些人可能完全不再是曾经选举过他的人，他再次希望争得新的信任时面对的也不再是同样一群人。让公社的所有二级选民负责任，是荒诞、不现实且不公平的；他们本身的选择可能都遭到了蒙骗，如同省中的三级选民一样。在贵国的选举中，责任根本就无法存在。
在刚说的几个新“共和国”的本质和宪法中，我找不到任何具有一致性的原则。于是我便开始思考，那些立法者是借用了外部材料来对其加以粘合。我从没关注过他们的联合、他们的戏剧、他们的公民盛宴和他们的热情洋溢，他们拥有的仅仅是一些把戏而已；但通过他们的行动来探究他们的政策，我想我可以辨识出他们希望用以粘合这些小“共和国”的方式。首先就是他们的没收政策及其附带的强制性纸币；其次便是巴黎城的至高权力；第三则是国家的整个军队。关于第三个工具，我暂且不谈。我将会以军队作为单独的一个主题进行论述。
至于第一种工具的运作（没收和纸币），我并不否认，如果他们在力求将各个部分统一为整体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疯狂和愚蠢并未制造出表面上的反抗的话，那么这两种存在依赖关系的事物确实在某些时候可以起到粘合剂的作用。虽然这一计划会有某种凝聚力，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在我看来，一段时间后，如果没收行为不足以支持那些纸币（凭良心讲，我相当确定它不能），那么它不仅不能再担任粘合剂的作用，而且会加剧这些联盟共和国的解体、分歧和混乱——无论在彼此的关系上还是在每个部分的内部事务上皆如此。但如果没收不断扩大化，以至淹没了纸币，那么粘合剂也就随着流通销声匿迹了。同时它的粘合力将非常不确定，随着纸币信用的变化而时松时紧。
这项计划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东西——我毫不怀疑，在那些从事这一事项的人的脑海里，这只能算是一种附带的、却也是直接的效果——就是它在每个“共和国”中都制造了一个寡头统治的政府。并非建基于任何真实的抵押或担保的货币之上的流通纸币，已经累计到了4400万英镑之多，而这种强制性货币却代替了这个王国钱币的位置，成为了它收入的实质，也就是它所有商业和民事的交易媒介。这一事实必然会将所有剩下的任何形式的权力、权威和影响力，都交由这一流通的管理者和执行者手中。
在英国，我们感受到了银行的影响力，虽然它仅仅是自愿交易的中心。它对金钱能对人类产生的影响知之甚少，不了解对货币事宜进行管理的力量所在，对它比我们对任何事务的管理都更为广泛，也更依赖它的管理者。它不仅仅关乎金钱本身。在这个体系里还存在着另一个与金钱管理密不可分的成员。它存在于随意抽取一些被没收土地进行拍卖的途径之中，以及整个将纸币变为土地，再将土地变为纸币的循环过程中。当我们观测整个过程及其达到的结果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支撑这一体系运作的力量之强大。通过这样的手段，金钱赢利和投机的意识便融入了土地，与之合为一体。这一操作手段使各类财产随之挥发；它意味着一种非自然的且有些古怪的活动，从而将所有金钱的代表物送到了巴黎或是外省的几个主要或附属的管理者手中，甚至再加上占整个法国大约十分之一的土地；这些土地和钱财已经沾染了纸币流通过程中最糟糕而有害的部分，也就是其价值最大程度的不稳定性。他们颠倒了拉托娜对德洛斯岛(20)的土地的善意。他们将自己的财产置于风中，如同破船的残骸，oras et littora circum.(21)
新的交易员们都是积习成性的冒险家，他们没有任何固定的习惯或地方性的喜好，因此只要纸币或是货币和地产显示出优势，他们便一定会再次购买以获取利益。虽然一位神圣的主教(22)认为农业会从“受到启蒙”的篡夺者购买教会没收产业的交易中获益，而我这个算不上优秀却年资够老的农民，不得不忍受着巨大的屈辱来告诉这位曾经的主教大人，篡夺绝不是农业的导师；而且如果要依照新词典来理解“受到启蒙”这个词，正如你们的新学校所作出的解释一样，那么我则无法想象对上帝的怀疑如何能够在没有任何额外的技能和鼓励的情况下教导他开垦这个世界。“Diis immortalibus sero”（我为永恒的上帝播种）(23)曾经有一位罗马人与死神各握犁辇的一端，说出了这样的话。虽然贵国将委派两个学院所有领导加入到贴现银行的运作中去，但事实上一位年龄够大、经验够多的农民就已经可以抵过他们所有人了。我曾和一位老卡尔杜西派的老人进行过一次简短的交谈，在那次谈话中，我得到的关于耕作的奇异而有趣的知识几乎超过了我从所有银行领导人员那里得到的全部信息。不过，也并没有必要恐惧货币交易员介入到农业经济中去。这些人在钱生钱上的脑筋是足够用的。最初，他们脆弱而易受影响的想象力有可能被乡郊生活带来的天真且与利益无关的快乐所俘获，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较之他们之前抛开的事业，农业是一项太过辛劳的交易，利益又相当微薄。在对其大加颂扬后，他们会像自己的前辈和模范一样，回到自己原先的行当里。他会开始高唱“Beatus ille”（幸福者），而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
Hoec ubi locutus foenerator Alphius，
Jam jam futurus rusticus
Omnem relegit idibus pecuniam；
Quaerit calendis ponere.(24)
在这位主教的神圣占卜的教导下，他们将会培育出“Caisse d’Eglise”（教会银行）(25)，它能带来远高于葡萄园或玉米地的利益。 他们将根据自己的习惯来“招贤纳才”。只要能够掌控财政、威震一方，他们是绝不会耕田垦地的。
贵国的立法者眼前的一切都是崭新的，他们是将共和国建立在一场游戏之上的先行者，最早将这样的一种精神灌输到这个共和国的血脉中，如同决定其生死的空气一般。这所有计划的伟大目标，便是要将法兰西从一个伟大的君主制王国转化成一张大赌桌；将这个国家的国民变成一群赌徒；让各种预测假想充斥着整个生命；将这些估测与真正关于其利益的东西混淆为一团；并让人民的期待和恐惧偏离曾经的正常轨道，而变身成为属于机会主义者的冲动、激情和迷信。他们大声宣扬着自己的看法，告诉公众如果不拥有某些赌注，眼前这个所谓的共和国体系就无法延续下去；告诉公众这个共和国唯一的升级就源自这些推测。无疑，古老的现金赌博着实害人不浅，但它的危害仅仅是针对个人来说的。就算是在最严重的地方，密西西比和南海泡沫(26)依然只影响了相对少数人而已；即便它的范围有所扩大，如彩票发行，它的目标也是单一的。但如果法律本身已误入歧途——通常情况下法律是不支持赌博的——违背其本性和政策，通过将赌博的精神和符号渗透到眼前哪怕最细微的事务里，并让每个人参与其中，或者说公然强迫臣民聚集到那张具有摧毁性的赌桌旁，那么将会有一种更恐怖的、且前所未有的疾患在这个世界上蔓延开来。在贵国，如果不投机倒把，恐怕任何人都吃不起一顿晚餐了。他早晨收到的工钱到晚上便贬值了。他不得不拿去偿还旧债的东西再也抵不上他签订契约时需要偿还的价值；当然也抵不上他为了避免欠债而尽早偿付的款项的价值。工业必将凋零，经济必将被驱赶出您的国家。再没有谨慎条款的容身之所。谁会在不知道工资有多少的情况下便开始工作呢？谁会去学习增加那些无法被估量的东西呢？谁又会去积累那些价值不清的财富呢？如果你们希望将这些赌注从赌博中抽离出来，那么积累你们的纸币财富便不再是一个人的远见，而只是一只寒鸦生病后的本能反应。
这一系统化地将一个国家变成赌徒之城的政策最令人悲哀的地方在于，虽然这些人被迫参与这场游戏，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它，而懂得利用对它的了解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也就是说，运作这场投机游戏的只是少数，而多数人则沦为了这些操控者的蒙骗对象。这样的事实为这个国家的国民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城里人可以一天天地计算自己的收入，而村民恐怕就没办法这样做了。当农民把自己的谷物运到市场上的时候，城里的官员会强迫他接受价值相等的纸币；而当他带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来到商店时，他会发现这些钱已经贬值了7％，再过上一条马路的功夫，情况便更糟了。恐怕他再也不会愿意去这个市场了。这时候城里人一定会发火；他们会强迫村民们带谷物过来。抵抗自此产生，巴黎和圣但尼（St Denis）的谋杀事件恐怕会再次席卷整个法国。
农村在贵国代表制中所分得的名额最好地证明了你们所给予他们的仅仅是空洞的赞美而已。在金钱和土地流通中，你们把真正的权力置于何处？你们又将控制公民自由的价值起落的途径置于何方？那些可以随意将每个法国人手中的财富夺走，或是加上10％的人，必然成为这个国家每个公民的主人。这场革命获得的所有权力将落入那些市民的手中，当然还有领导他们的富有的管理者手中。那些拥有土地的绅士、自耕农和农民中没有任何人拥有足够的习惯、爱好或经验，来领导他们这个群体分享法国剩下的权力或影响力。农村生活的本质，地产的本质，以及它们带来的所有快乐，不可能让农村的居民联合起来作出安排和规划（然而这却是获取和发挥影响力的唯一办法）。无论你们采用怎样的技巧，费多大的力气将他们聚拢在一起，他们最终还是会分散开来，还原成最初的个体。一切团结性的东西在他们这个团体中都是不切实际的。期待、恐惧、警醒、嫉妒，这些在一天之内就会烟消云散的故事本是领袖人物掌控随从者的缰绳和马刺，却对七零八落的民众起不到任何作用。让他们集合、武装或是行动，都是极困难的事，并且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的努力，即便可以开始，却也终不能够长久。他们不可能系统性地行事。即便乡绅尝试用他们微薄的财产收入制造影响，这对于那些可以随时出售比他们多10倍的产业、又能在市场上用掠夺来的赃物毁灭他们的财产的人来说，又算得上什么呢？如果土地拥有者希望进行抵押，他便等于贬低了自己土地的价值，从而抬高了纸币的价值。也就是说，他用自己不得不使用的和敌人对抗的手段增加了敌人的力量。因此，乡绅、海陆官员和拥有自由见解与习惯的不属于任何行业的人，将被自己国家的政府全然排斥在外，仿佛这样的排斥是合理合法的。显然，在城市里，所有针对乡绅的阴谋联合在一起都成了金钱管理者和执行者的筹码。在城镇，联合是非常自然的事；市民的习惯、职业、消遣、工作和懒惰都不断让他们拥有了相互接触的机会。他们的德行和恶习是可以交流的，他们总处于戒备中；因此，他们就这样接受了收编和半正规的训练，成为了那些希望利用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行动的人们的掌中物。
这些思考让我们摒除了所有的怀疑，我确定倘若这一宪法的怪物能够存活下去的话，法国将完全陷入利益集团的煽动家的掌控，陷入纸币的管理者、出售教会土地的托管者、律师、代理人、金融骗子、投机者和冒险家组成的团伙的掌控中。这些人联合成了一个建立在王权、教会、贵族和人民的废墟上的寡头政府。那些充满了欺骗的关于人类平等和权利的梦幻与愿景将终结于此。在“赛博尼斯大沼泽”中，它们将被吞没，将沉沦，终将不复存在。
虽然人类的眼睛无法找到它们，但人民依然禁不住去思考。法国的某些巨大的过失将向上苍呐喊，上苍或曾认为应该用邪恶势力的统治来对其施以惩戒；在这样的统治里，没人能够找到任何慰藉或补偿——哪怕一点点让人们在遭到压迫时不至于感到羞辱的虚假荣光。我必须承认，对某些曾属于荣耀的阶层，甚至依然拥有伟大品格的人的行径，我的心中感受到一种混合了怒气的悲伤。他们被华而不实的虚名迷惑，正致力于一桩超出了自己理解力能够探测的范围的事业，他们让那些他们并不熟悉的人的诡计玷污了自己显赫的声名和至高的权威，并且让自己的德性加入了对国家的毁灭进程中。
关于第一种粘合原则，我暂且谈到这里。
第二种新共和国的粘合材料便是巴黎这座城市的至高地位——在我看来，这一点与纸币流通和没收充公这一粘合原则是密切相连的。我们正是要在整套计划的这个部分里寻找摧毁省份和司法辖区、神圣与世俗之间旧有的联系，瓦解所有事物之间原始关联的根源，以及这些毫不相关的小共和国形成的原因。巴黎城的权力显然是所有其他政治谋划的源泉。正是通过巴黎的权力——如今它已成了投机的中心和焦点，这些小集团领导着——或者应该说是命令着——整个立法机构及整个执行政府。因此，所有的一切都要确保这个城市对其他小“共和国”的统领权威。巴黎是坚实的，它拥有的巨大力量，是那些方块共和国无法比拟的。这种力量被累积和浓缩在一个狭小的疆域内。巴黎与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而轻易的联系，这不会被任何几何学规划所影响，同时它的代表比例也是无关紧要，因为所有的鱼都被网罗在了它的拖网中。即便这个王国的其他部分被撕成了碎片，并且偏离了自己曾经的一切习惯、途径与联合原则，都不可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同巴黎对抗。而留给那些附属成员的，除了脆弱、鼓励和困惑之外，再无其他了。为了确保计划的这个部分，国民议会最近刚刚找到了一个办法：没有人可以同时担任两个或更多小共和国的总指挥官。
对于一个着眼于整体的人来说，巴黎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的力量将呈现出一种系统性的脆弱状态。他们扬言说采取了几何学政策后，所有地方性的观念就会消失，人们不再是加斯科涅人、皮卡德人、布列塔尼人或者诺曼人，而全部都只是法国人，拥有着同一个国家，同一颗心，以及同一个国民议会。但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人们不仅没有全部成为法国人，而且很快便会失去他们的国家。没有人会对这种测量出的方块单位产生任何自豪、偏好或者真切的情感。他绝不会因为自己属于第71号方格或任何其他编码的方格而感到荣耀。我们的公共情感起源于家庭。冷漠的家庭关系塑造不出热情的公民。我们把这种感情蔓延至我们的邻居，以及我们所处的地域。它是我们的休憩之所。我们国家的行政区划出自关系，而绝非突然的权威性命令。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人们的心找到了他们所依恋的那一个个微小的图景。对政体的爱与对其附属地区的偏爱之间并未隔绝。或许正是通过这样的“训练”，人们才拥有了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爱，才能全新地关怀着一个像法兰西一样广阔的王国的繁荣昌盛。对于这些疆域本身——以及这些疆域古老的名称——来说，公民的兴趣来自长久以来的偏好和无缘由的习惯，而非这些几何学划分后的土地产业。巴黎的权力与显赫地位当然会压制这些小共和国，并尽可能长久地将它们笼络在一起。但正如我刚才叙述的原因所解释那样，这种粘合恐怕维持不了太久。
从政治创造和粘合的宪法原则到国民议会——眼下它已扮演了一个主权者的角色，我们看到了这部宪法里的一切可能施展的权力，却没有看到任何外部控制机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拥有基本的法律、完善的原则、值得尊重的行事规则的实体，因此没什么力量能够让这个实体一直坚持某种体系而不偏离。它关于权力的概念通常来源于立法权力的无限扩张，同时它会从那些最紧急情况下的例外案例中获取自己的行事样本。它的未来会与眼前的国民议会无异；但通过新的选举模式和新的流通趋向，未来的国民议会只能复制存在于最初从各种利益集团选出的少数群体中的、保留了他们精神里的某些元素的很低程度的内部控制力。如果可能的话，下一届国民议会恐怕会比现在这一届更糟。眼前这一届，在更改甚至是摧毁了现存的一切之后，显然没给自己的继任者留下什么受欢迎的事情做。他们将依从自己的好胜心和前任的先例来进行最鲁莽而荒谬的冒险。如果这样的一个议会能够保持平静安宁，简直就是奇谈。
贵国的全能立法议员们恨不能在一瞬间完成所有事项，然而仓促中他们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而我也确信，从没有任何共和国的规划者曾经在理论中或是实践上忽略过这一事务。他们居然忘记了组建参议院，或者任何拥有参议院的属性和特质的机构。在此之前，从没有任何政治实体只包含一个活跃的立法议会及它的执行机构，却没有一个咨询会议；没有让外国与之相联系的设置；没有让人民了解政府日常细节的机构；没有某种让国家拥有自己的倾向性与稳定性，并维持政府行事一致性的实体。国王通常会拥有一个咨询会议来扮演这样的角色。没有这样的机构，君主制王国或许还可以存在，但对于共和国来说，它却是必不可少的。它占据了人民行使或直接委派（给代表机构）的最高权力和单纯的权力执行之间的中间地带。在贵国宪法里，却完全没有此类机构的踪影；而如果不提供这样的实体，那么贵国的梭伦(27)们（Solons） 或是努玛(28)们（Numas）便等于发现了一种统治权的无能，就像在其他任何事物中的发现一样。
执行机构
现在，让我们再看一看他们在执行权的构成上的所作所为。在这一事务上，他们选择了一位被废黜了的国王来充当傀儡。首先，他们的执行官必须是一台机器，不具备任何自由度量的功能。他最多也只能扮演一条向国民议会传输信息的通道。如果他真的成为独一无二的渠道，那么这种权力也不能说没有任何重要性，虽然要执行这样的权力恐怕是充满了危险的。但同等可靠的公共情报和事实的陈述依然会通过其他途径传到国民议会的耳中。因此，这种让被授权的报道者对国民议会的行动给予指导的情报机构，完全就是形同虚设。
我们从民事和政治两个自然的分支来了解这个针对执行官的计划。首先，我们会发现，根据新宪法，不管从哪个脉络追溯，最高司法权都不在国王手中。法国国王完全不是司法的源泉。无论初级法院还是高级法院的法官，亦都不听命于他。他不能提名候选人，也不能选择否决，甚至连一个公共的检察官都算不上。他只能扮演公证人的角色，认证不同地区对法官的选择，执行他的官员们的判决。当我们仔细审视他拥有的权威的本质时，便会发现他只不过是捕役、执杖警官、法警、狱卒和刽子手们的头头而已。对这样一幅令人屈辱的图景，实在无法扣上皇室的冠冕。对于这位忧伤的君主的尊严来讲，哪怕没有任何司法权限，哪怕被剥夺了发起任何审判的权力，哪怕没有悬置权、减刑权或赦免权，也要比现在这种情况好一千倍。司法过程中所有卑鄙可憎的事项都丢给了他。议会之所以把这位曾经的国王置于仅比刽子手高一级的地位，并为他设置了一个同样屈辱的机构，其实是在煞费苦心地抹去某些职务的污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这样的地位，那位法国国王很难尊重自己，亦不可能被他人尊重。
让我们再从政治能力方面来看一看这位在国民议会的命令下行事的新执行官。执行法律是君主的责任，而执行命令却非国王所为。然而，政治执行职能虽不过如此，却也算一项重大的委托。这一托付事实上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机构的主持者及其从属人员的忠诚且勤勉的表现。履行这一职责的方式应该源自法律，同时外部环境应该对承载这项托付的安排予以支持。它应该被环绕于尊严、权威和审慎的思考之中，并指引着通向荣光大道。执行机构的职务是艰辛的职务。我们不应看到权力上的无能。什么样的国王一方面要号令执行机构，而另一方面却不拥有任何报偿它的途径？他手上没有一份长久的职务，没有一笔可动用的土地赏赐，没有一笔50磅的年俸，甚至没有一个最空洞最卑微的头衔。在法国，国王既非荣誉之根源，亦非司法之基础。所有的赏赐、荣誉都归入了他人的掌控。那些服务国王的人唯一的动因便是恐惧——对除了他们主人之外的一切事物的恐惧。他在机构内部的胁迫性功能就如他在司法部门的权力一样可憎。如果要对任何辖区给予救济，那么将由国民议会来执行这样的政策；而派遣军队来遵从国民议会的成命，则是国王的责任，而且在他负责的每一个场合，都要染上人民的鲜血。他没有否定权，但在推行每一项严酷的法令时，国民议会都会借用他的名字作为权威来源。不仅如此，他还不得不同意屠杀那些将他从监狱里解救出来的人，表现出对自己的国民或曾经的权威的最大程度的冷淡。
行政机构的组成应该遵循这样的方式：组成这一机构的人员应该热爱和崇敬那位他们需要服从的长官。故意忽视——甚至是更糟糕的流于表面并带着恶意的服从——必定会摧毁哪怕是最为明智的见解。即便是法律也无法预见或跟随这种忽视或狡猾的关注——它的能力无法促使人民热情高涨地行动。国王，哪怕是真真正正的国王也好，亦可以而且应该容忍臣民们拥有令他厌恶的自由。同时，他们还可以在不让自己陷入屈辱的前提下，容忍这些人拥有权威，只要这有利于推进他们的服务。路易十三（Louis the Thirteenth）发自内心地憎恨黎塞留主教（Cardinal de Richelieu）(29)，但他支持这位臣子打败敌手的行为恰恰是他光辉统治的来源，也稳定了他王位的根基。路易十四即位时并不喜欢儒勒·马扎然主教（Cardinal Mazarin），但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却保留了那位主教的权力。当年至老迈时，他憎恶卢伏瓦（Louvois）(30)，但由于多年以来他的忠诚服务，这位君主依然忍受了这个人。当乔治二世（George the Second）将让他不快的皮特（Pitt）先生(31)召入了自己的御前会议时，也等于同时做出了没有玷辱自己英名的决断。但这些出于任人唯贤而非任人唯亲的理念而被选中的大臣，也没有辜负国王的盛名和厚望，并没有把国王仅仅当作他们宣誓效忠的、宪法规定的、表面上的主人。我认为任何一位国王，在刚刚经历了致命的恐怖事件后，便可以将生机和活力注入那些被对他的臣民毫无情感的人所垄断的行政措施中，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而那些服务于这样的国王（或是任何其他称呼）的大臣——哪怕仅仅拥有表面上得体的尊重——又怎么会去服从那些他们曾经以国王之名将其押入巴士底狱的囚徒的命令呢？这些人在作恶时，却认为自己在广施慈悲；行使独裁时，却认为自己在提供避难所。难道这样的大臣会遵从他的命令？如果您期待有人会服从贵国的创新和更生，恐怕您真的需要一场自然本性的革命，并提供出一部关于人类心灵的新宪法才行。否则，贵国至高无上的政府恐怕永远无法和它的执行权威达成和谐一致。这种事务是不能用简单的名称或抽象的说辞来解决的。您可以将六七个让我们有理由又怕又恨的革命领袖视为一个民族。这除了让我们更加憎恶和恐惧他们之外，便再没有其他的收效了。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发动这样一场革命有什么道理或利益可言的话，那么你们更应该去完成10月5日和6日的事项（1789年10月5日和6日，巴黎的一大群妇女行至凡尔赛宫，逼迫法国国王和王后与她们一同回到巴黎）。新的行政长官会把他的情况归功于他这个职位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在罪恶的团体和感激之情面前（如果罪恶中还拥有善的成分的话），他会受到利益的牵制，需要服务于那些将他提升到这个拥有钱财和感官享受的地位上的人，当然还有更多其他的东西。这些人既然创造了这样一个屈从的对手，便不会对他进行限制，因此他必然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
一位处于当前情况下的国王，如果他已被自己所经历的厄运击昏，以至于认为饮食起居并非生存的必须，而是一种额外的奖励或特权，以至于完全不去顾及自己的荣耀，那么他便真的不适合居于这一职位。如果他拥有正常人的感受，那么他一定能够体会到这样的职权恐怕不会为他带来任何光辉和名誉。没有什么重大利益会激励他采取行动。最好的情况下，他的行为都是被动和防卫性的。对层级较低的人们来说，这样的一个职位可能关乎荣誉。但荣升此位和被降格至此位置，绝对是两件不同的事，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情感。确实是他提名了这些大臣吗？他们会对他心存同情。他们是被强加于他左右的吗？他们和那位名存实亡的国王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相互抵抗。在所有其他的国家里，国家大臣这个位置都拥有最高的尊严。而在法国，这些位置充满了风险，不可能散发出任何光芒。无论他们的位置是多么虚无缥缈，他们依然会拥有对手，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存在着浅薄的野心，哪怕最微薄的工资都已经足够激励短视的贪婪燃起欲望。而贵国的宪法恰恰让这些大臣的竞争者有能力对他们的要害横加攻击。而后者除却犯罪者的落魄特征之外，再无任何方法能够驳斥对他们的指控。法国的大臣是举国上下唯一无权参与国家会议的人。这算是什么大臣！什么会议！什么国家！但他们却要肩负责任。这样的责任只能带来糟糕的服务。源自恐惧的思维，不可能换来国家的荣耀。问责可以防止罪行。它让所有违犯法律的行为处于险境。然而对于一种积极而充满热情的服务原则来说，只有白痴才会去思考这些。难道要把战争的指挥权交托到一个憎恨战争原则的人的手中吗？他的每一步胜利，无疑是确定了那些压迫他的人的权威。外国又会认真对待这个根本没有掌握战争与和平大权的人吗？无论是他或他的大臣，还是任何他能够影响的人，恐怕连一票的选举权都没有。一个充满了鄙夷的国家不是君主的国家；最好马上摆脱掉这个君主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