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埃德蒙德·斯宾塞：《仙后》，第2卷，第7章，第14节。——编者注.3
我知道会有人说法院和执行政府的滑稽事会终止于他们这一代；国王已经被迫宣布王储将受到符合他地位的教育。如果王储真要被塑造得符合他目前所处的地位的话，那么恐怕他什么教育也接受不了。他的教育一定比任何独裁君主的教育都要糟。如果他要阅读——事实上无论他是否阅读，总会有一些善良或邪恶的天才告诉他，他的祖先是国王。那么自此以后，他的目标必然是要为他的父母报仇雪恨。你们会说，那不是他的职责。或许是的，但这是天性；如果你们要挑衅人的“本性”来与你们作对，那么信任“责任”便是极不明智的事。在这场空洞的政体规划中，国家在自己的胸膛里培育了脆弱、混乱、逆反、无效和衰败的根源；它为自己最终的消亡备齐了手段。简言之，我在执行权中，找不到任何拥有哪怕是表面上的生机的东西，或者是与最高权威拥有哪怕最低程度的相关性、对称性或正面关联的事物；这些东西不仅现在不存在，而且在对未来的政府的筹划中，亦毫无影踪。
通过堕落的经济和政体，贵国建立起来两套政府体系——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则是虚拟的。(32)这两套体系的维持都是十分昂贵的；不过在我看来，虚拟政府体系的花费要更大一些。这样一部机器根本连它轮子上润滑油的价值都够不上。在这样庞大的开支下，这个体系无论外表还是功用都不抵这份开支的十分之一。哦！但我并没有污蔑这些立法者的智慧；正如我应该做的，我不能承认这样的行为具有必要性。他们关于执行权的计划并非他们的选择。这种装饰必须继续下去。人们不会同意和它分离开来。是的，我了解你们。虽然你们拥有各式宏大的理论——在你们看来，天堂和地狱在这些理论面前都要卑躬屈膝了，但你们依然应该了解如何让自己适应事物的本性和周遭的环境。当你们不得不为了适应而付出重大的努力时，你们尽力维持自己的顺从，让恰当的工具足以帮助你们达到目标。那是在你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举例来讲，在你们所拥有的诸多权能中，就包含了让你们的国王把持和平与战争权的权力。什么！怎么能让一个执行官掌握最危险的特权？在我看来，确实没有什么比这项特权更加危险了，然而也再没有什么人比这位先生更应该被托付了。我并非想说这份特权应被交托于你们的国王，除非他同样可以享受到从属于这份特权的权力。但是，如果他真的拥有这些权力——虽然它们确实是冒险的，那么这样的结构拥有的益处足以弥补它所带来的风险。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防止欧洲列强公然或暗地里与贵国的国民议会成员进行勾结，干预你们的所有事物，在贵国的心脏地带煽动那些最危险的集团派系——那些忠于外国的利益并为这些国家所指挥的派系。感谢上帝，我们还没有这种极致的罪恶。贵国可以通过各种技巧——如果你们确实拥有任何技巧的话——寻找到各种间接的修正和控制方式。如果你们不喜欢目前英国作出的选择的话，你们的领袖可以用他们的能力找到更好的方案。如果有必要对你们现有的行政机构对于重大事件的管理可能带来的后果举出例证的话，我可以谈一谈最近蒙莫兰先生（M. de Montmorin）对国民议会作的报告，当然还有他们对大不列颠和西班牙之间的分歧做出的所有其他行为。跟您讲这些，显然是对您的理解能力的一种不敬。
我听闻被称为大臣的那些人已经显露出辞去自己职务的意向。我倒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不早点辞职。哪怕把整个宇宙送给我，我恐怕也难以忍受他们之前12个月内所承受的一切。我相信，他们对大革命的期待是好的。但无论他们怎样期待，居于那样崇高的位置上——虽然这个位置遭到了同样程度的羞辱——他们都会首先看到这场革命制造出的邪恶，并感受到这种邪恶侵入到自己所在的部门中。他们走的每一步，或是克制着走的每一步，都必然让他们体会到国家蒙受的屈辱，以及面对眼前这一切时自己的无能为力。他们正处于屈从的奴役中，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地。他们对自己被迫屈从的统治者毫无信心，对国民议会毫无信心，他们的官职所承担的功能的执行权力都属于国民议会的委员会，而他们本身无论在个人还是在公务方面的权威皆遭了全然的忽视。他们需要行动，却没有权能；需要承担责任，却没有裁定的权限；需要商讨，却没有选择。在这样一种令人困惑的情况下，他们拥有两个统治者，却影响不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有时候他们不得不（无论他们自己的意愿是怎样的）背叛其中一个，或者另一个；但无论如何，他们一直都在背叛自己。这就是他们所处的境地，这也必然是他们的继任者将处的境地。我对内克大人拥有无上崇敬，同时也有着最美好的期待。我感激他的关注。在我看来，当他的敌人将他赶离凡尔赛宫时，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sed multae urbes et publica vota vicerunt.(33)他如今正坐在国家财政和法国君主制的废墟上。
新政府执行部门的奇怪结构中还有很多值得观察的地方；但这样的讨论实在太令人疲倦了，因为它的问题恐怕是永无止境的。
司法机构
在国民议会创建的司法规划中，我实在看不到任何明智之处。根据他们不可变更的程序，贵国宪法的缔造者已经启动了对最高法院的最终废除计划，以作为一切行动的开始。这些可敬的机构和旧政府的其他部门一样，需要改革——哪怕在君主制下不应该有任何变动。它们要进行一些变更，以适应一套自由的宪法体系。但它们的组成具有特殊性，而且这些特殊性为数众多，且头脑清明者定会对此表示嘉许。它们拥有一项最根本的杰出之处，那便是它们的独立性。这些职位最可疑的特性——也就是它们的可买卖性——反而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些职位的独立性。它们是终身制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些职位是可继承的。这些职务由君主任命，因此君主也就被认为是它们的权力来源。这种对权威决绝的反对，反而证明了它的极端独立性。它们构成了恒久的政治实体，以拒绝任何专断的创新；通过它们的构成以及大多数的形式，它们足以向法律提供确凿性和稳定性。在革命的所有妄论和谬见面前，这些职位存在为法律提供了安全的避难所。它们在专制妄为的君王面前，在强权派系的倾轧中，挽救了国家的积淀。它们让对宪法的记忆与记录长存不息。它们是私人财产的伟大保障；可以说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其他国家（当个人自由已荡然无存时），私有财产可以因它们的存在而得到完善的保护。在一个国家里，无论至高权威掌握在什么样的实体手中，它都应该拥有这样的司法权威，这种权威不仅应该独立于最高权威，而且在某些程度上应该对其起到制衡作用。它应该确保最高统治机构不会被权力蒙蔽而失去了公允。它应该让司法——就像在过往一样——独立于国家运作之外。
这些高等法院虽然算不上最出色的，然而也曾经对君主制的过分行为和瑕疵进行过大量纠正。而在民主政府成为一个国家的绝对权威时，如此的一个独立机构便拥有了以往10倍以上的重要性。在贵国的宪法中，经过选举而上任的临时性的地方法官在一个狭小的社会中行使着他们具有依赖性的职能。这些人恐怕是所有法庭中最糟糕的一群人了。当他们面对异乡人时，面对令人不悦的富人时，面对被打败的少数派别时，面对选举中支持了失败的候选人的选民时，在他们的决议中寻找一丝半点的公正恐怕都是徒劳。根本没法让这些新的法庭审理不受到最糟糕的集团帮派的精神的影响。想用投票的方式来防止出现某些倾向性是无用且幼稚的。他们或许是掩盖某种目的最好的手段，却也是制造怀疑的良方，同时还是带来偏颇性的更有害的源头。
如果高等法院得以保留，而非像现在这样让其在具有毁灭性的变革中被驱散的话，那么它们还可能对这个新的共和国提供服务——与阿雷奥帕古斯(34)的元老院在雅典的作用相比，这种服务或许并非完全相同（我并未期待绝对的平行），或许只是近似；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对轻浮而不公允的民主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制衡和修正。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法庭曾经是那个国家的伟大支柱；每个人都知道它曾经得到了怎样的呵护，受到了如何神圣的敬畏。当然，我承认，曾经的高等法院并没有完全隔绝于派系的影响之外；但这种邪恶的力量是外部且偶然性的，并非源自其本身构成中的缺陷——并不像贵国新发明的6年一次选举产生的司法机构所拥有的缺陷。有几个英国人正在呼吁废除旧法院，仿佛这些法院的所有决定都建基于贿赂和腐败。但显然它们已经通过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严格测试。在1771年解散这些法院的时候，审判庭用尽方法希望证明它们的腐败——那些希望再次解散它们的人如果可以的话，也会使用完全相同的办法——但两次审讯均以失败告终。因此我的结论是，重大的腐败案件在这些法院中恐怕是极为罕见的。
审慎的做法是保留高等法院对国民议会的所有法令进行登记——或至少是可以进行抗辩——的古老权力，就像在君主制时期所做的那样。这将会成为让民主制的临时性法令能够与某些宏观司法原则保持一致的方法。古代民主制的缺陷——也就是让它们最终消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依据偶然性的法令即psephismata(35)进行判决，正如你们现在一样。这种实践很快打破了法律的进程和前后一致性；它降低了人民对它们的尊重，从而最终将自己彻底摧毁。
你们将君主制下本来属于高等法院的抗辩权力交给了你们主要的执行官员——也就是你们依然称之为国王的那位人士，这实在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你们实在不应该承受执行者的抗辩。这表明你们既不了解议会，也不了解执行；既不了解权威，也不了解服从。被你们称为国王的那个人，不应该拥有这样的权力；如果拥有的话，应该拥有更多。
你们目前的安排旨在获得严格的司法性。你们没有模仿之前的君主制，让法官坐居于独立性的席位上，而是将其降格到了最难辨是非的屈从位置。让我假设这样的流程：首先，你们任命了法官，让他们依据法律来作出裁判，然而某一天你们会让他们知道，你们希望向他们提供一些法律以作为依据。他们的任何研究（如果他们真的进行了研究的话）都是无用的。但为了提供这些依据，他们必须发誓服从不时从国民议会发来的规则、命令和指引。如果他们真的服从了这样的规则，那么所谓的法律基础也就荡然无存了。他们成为统治权威手里最彻底也最危险的工具；无论是在诉讼过程中，还是在诉讼的预期上，他们都可能全然改变决定规则。如果国民议会的命令和人民——也就是地方性法官的选举者——的意志相违背，那么情况便会陷入恐怖的困惑中。法官们的官职要仰仗于权威机构，而他们发誓遵守的命令却来自对他们的任命毫无影响的议会。同时，沙特莱法院(36)鼓励也指引着他们行使自己的权能。那所法院会审判国民议会送来的或者受到其他指控的犯人。他们（那里的法官）坐在卫士的监督下，目标是拯救自己的性命。他们知道自己的审判所依据的并非法律，也不是他们执法的权威，更不是自己的任期。人们甚至会认为他们有时候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进行宣判。这种看法或许并不确凿，也无法被证实；但当他们离去时，我们知道他们看到了那些被他们释放的绝对清白者，却被吊死在法院的大门上。
事实上，国民议会承诺他们要建构一部法律，一部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清晰易读的法律。也就是说，这部简单的法律将留给法官很大空间的自由裁量权；然而同时，他们却毁掉了那些能让司法裁判（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危险的事物）配得上它健全而自主的称号的学术权威。
观察行政机构如何被小心翼翼地豁免于新法院的司法之外，着实是件令人好奇的事。那些最应该完全服从于法律的人，却被排除在法律权威的外面。职掌公共金融信托的人，比任何人都应该更严格地坚守自己的职责。人们应该会认为，如果你们不希望那些行政机构演化成真实的、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的话，那么最初就该想到建立和你们以前的高等法院相若，或是类似我们的皇家法院这样的令人生畏的的法庭，这样所有官员就可以在法律保护下行使自己的功能，同时在逾越了法律职责时也会遭到压制。然而，贵国的豁免理由也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些行政机构是目前贵国领袖们通过民主走向寡头政治进程中的伟大工具。因此它们必须被置于比法律更高的位置。有人会说，你们建立的法庭不适合强制这些机构的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不适用于任何理性的目标。还有人会说，行政机构将对整个议会负责。不过在我看来，这样说的人恐怕没有审慎考虑过议会的性质，或这些机构的性质。无论如何，服从贵国议会的意愿，绝不等于服从法律，无论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还是限制。
这种法官的体系目前还缺少一些东西才能完备。它需要一个新型的法庭来加冕。这将是一个大型的国家司法机构；它将审判针对国家的罪行，即针对国民议会权力的罪行。看上去他们眼里的图景与英国在“大篡权时代”(37)建立的高等法院类似。由于他们尚未完成自己的计划，因此目前还很难判断。不过，如果他们并未采取一种与处理国家级别的犯罪时的精神完全不同的态度来实现这一筹划，那么这个屈从于“调查委员会”的审讯的法庭，将熄灭法兰西最后一点自由的火花，并建立起在任何国家都闻所未闻的恐怖与专断的暴政。如果他们希望这一法庭能够表现出哪怕一点点的自由或公正，就决不能随意将任何与自己成员相关的案件交给它处理。同时，他们还要把这个法庭的位置移至巴黎共和国之外。(38)
军队
贵国军队的构成是否能够表现出比司法机构的构成多一些的智慧呢？事实上这方面的安排更为复杂，需要更高的技巧和关注，这不仅关系到军队本身，而且还是新共和国——也就是你们口中的法兰西民族——的第三项粘合原则。诚然，猜测军队最后的模样并非易事。你们已经投票赞成组建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且待遇应该十分优厚，至少应该和你们公开的支付方式等同。但它的纪律原则是怎样的呢？又应该听命于谁呢？你们已经抓住了狼的耳朵，而我希望你们可以享受那个自己选择的愉快的位置，在那个位置上你们可以拥有自由的商讨权利——无论是商讨关于那支军队的事宜，还是其他什么事项。
国家军事部门的大臣和秘书是德·拉·杜尔·杜班先生（M. de la Tour du Pin）。这位绅士和他在其他行政部门的同僚一样，是一位革命的热情拥护者，也是源自革命的那部新宪法的诚挚崇拜者。他关于法国军事现实的陈述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因为他拥有丰富的官方和个人经验，还因为他的叙述清晰展现了法国军队的切实状况，同时对国民议会在实现其重要目标的行政过程中要依照的原则亦具有启迪作用。他的论述可以让我们作出一些判断，了解（我们的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仿效法国的军事政策才能有所裨益。
德·拉·杜尔·杜班先生在1790年6月4日对自己所在部门在国民议会主导下的进展情况进行了陈述，没人能比他了解得更多，没人能比他表达得更好。他对国民议会说：“陛下派我来向诸位阐述这一部门的混乱情况，他每天都会收到最令人忧虑的情报。军队（le corps militaire）即将陷入最恐怖的无政府状态。所有军团都敢于随时抛弃对法律、对国王、对各位颁布的法令以及对他们曾经以最庄重的态度宣誓捍卫的誓言的尊重。我有责任向诸位提供这些偏离了正轨的信息，当我想到是谁做出了眼前的行为时，我的心都在流血。我无权痛心谴责的这些人，本是我们曾经最光荣而尊贵的军队的一部分，是50年来和我一起生活的同志与挚友。”
是什么样不可思议的狂乱与幻觉将他们顷刻间引入歧途？当你们正在不知疲倦地让整个王朝达成一致时，当你们教育着法国人民尊重法律与人权时，军队的行政事务却呈现出一片骚动和混乱。我看到了不只一个军团的纪律变得松懈败坏：他们居然直截了当地提出闻所未闻的要求；条令失去了效力；长官失去了权威；军队金库和旗帜被人夺走；就连国王自己的权力（risum teneatis？）(39)都遭到了狂妄的挑衅；军官们受到了轻蔑、玷辱、威胁和驱赶，其中一些还成为自己军团的囚徒，在沉重的嫌恶与羞辱中苟且偷生。这样的恐怖手段还嫌不够，各地指挥官居然在自己下属的目睹下，或是在他们的怀抱中，被割断了喉咙。
这些罪恶是巨大的，但它们还算不上军队暴乱最坏的结果。这些暴乱迟早会危害到国家本身。军队本质上必须作工具之用，除此之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当他们将自己升至一个主动的实体，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为时，那么政府体制——无论什么形态的政府体制——便即刻沦陷为军队民主制；这种政治的怪物，最终会吞噬创造它的人。
一切发生后，谁又能不恐惧那些由普通士兵和未受任命的军官组成的非常规性协会与动荡的委员会呢？他们对上级的权威一无所知，并且充满了鄙夷，虽然上级的出席和认可确实不可能对那些光怪陆离的民主会议赋予任何权威。
已经没有必要为这幅画面再添加元素了，就那块画布所能容纳的内容来讲，这画作已是再完备不过了；但我担心这画面依然没能描述出军队民主混乱状况的本质和复杂性。正如那位睿智的军事大臣所述，这种情况无论存在于何处，冠以什么样的名称，都必然成为国家的真实构成部分。虽然他已告知国民议会，军队中的绝大多数还没有拒绝服从，依然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但在那些曾见过军队行为的旅行者看来，他们只是尚未叛乱，而并非存在着什么纪律。
我不禁要在这里暂停一下，以反思这位大臣在谈到他所得知的过分行为时表现出的惊诧之情。对他来说，军队对传统的忠诚和荣耀原则的抛弃实在是难以想象的。然而，那些听报告的人对个中原委恐怕相当清楚。他们深知自己曾鼓吹过的学说、通过的法令、支持的实践。军人们应该还记得10月6日发生的事。他们一定还记得法兰西卫队。他们没有忘记巴黎和马赛国王城堡被攻占的过程。两处的总管都没得到应有的制裁，这样的事实应该还没被他们抛诸脑后。他们并没有放弃如此大张旗鼓且费尽周折地订立的人类平等原则。他们不可能在法国贵族阶层被贬斥、绅士概念被压制的事实面前合上双眼。对头衔与等级的全盘废除同样会在他们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就在国民议会的博士们教他们如何尊重法律的时候，德·拉·杜尔·杜班先生却依然惊讶于他们的不忠。我们可以轻易地判断，这些军人们会学习这两种课程中的哪一种。至于国王的权威，从这位大臣的报告中我们便可了解（如果他对这一问题的论证并不肤浅的话），它对军队的影响并不比对任何一个机构的影响更大。“国王，”他说，“已经一次又一次重复过制止这样过激行为的命令，但是，在这样恐怖的危机中，你们（国民议会）在反对针对国家的罪恶行为方面的一致意见是必不可少的。你们要联合起整个立法权威，舆论的力量更为重要。”确实，军队对于国王的权力或权威不会有任何看法。或许这次军队已经懂得，国民议会本身也不比那位皇室人物享有更多的自由权限。
现在我们要看看在这个危急关头提出的方案；对一个国家来说，再没有比这更事关重大的了。大臣要求国民议会针对这些恐怖事件作出部署，调动自己最大的力量。他期待国民议会颁布的严肃原则能为国王的公告增加活力。在这之后，我们应该求助于民事和军事法庭；解散一些军团，对另一些则进行大规模削减，并且用在这种情况下所必须的一切手段来遏制那些最可怕的罪恶行为的蔓延；尤其要不负众望地彻查那些在士兵眼前公然谋杀指挥官的案件。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在了解到军方践踏了由国王颁布的国民议会所制定的法令之后，国民议会便通过了新的法令；他们授权国王颁布这项法令。在这位军事大臣揭露了军团无视那些prêtés avec la plus imposante solemnité(40)这一事实后，你们的议会又提出了些什么呢？不过是更多的誓言而已。他们更新了法令和公告——看到旧有法令的不足，他们想到的只是要求军队再次宣誓。他们在这方面的索求和对宗教虔诚的打压恰成反比。我希望这些士兵除了那些誓词之外，也能顺便收到伏尔泰、达朗贝尔（d'Alembert）、狄德罗（Diderot）和爱尔维修关于灵魂不朽、关于上帝的监督以及关于未来那个赏罚国度的精彩布道。对此我毫不质疑；我了解某些阅读对军队的训练来讲绝非无关紧要的部分，他们每天收到的宣传册恐怕和弹药的数量都不相上下了。
为避免由士兵的阴谋、不合法的协商、煽动叛乱的委员会和奇怪的“民主议会”（comitia，comices）所带来的灾难，以及由他们的懒惰、奢侈、放荡和反抗造成的混乱，我相信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惊的方法——哪怕是对这个多产的时代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已经得到了采用。此办法如下：国王在他向所有军团的公告中宣布了自己的直接权威和鼓励之词，他建议一些团队可直接加入到各市的俱乐部和联盟中去，参与他们的宴会和娱乐活动！这一令人愉悦的条规，仿佛希望能够缓解士兵们心中的狂躁之情，让他们与其他行业的酒肉朋友们相互融合，将阴谋之溪流汇入更广阔的江河之中。(41)这一方案将取悦士兵，正如德·拉·杜尔·杜班先生描述的一样，我非常确信这一点；但无论如何，无论他们的反抗有多强烈，最终总是会义务地遵从这些来自皇室的公告。但我要质疑，这些公民的宣誓、聚会或庆典，是否真会让他们更愿意服从自己的上级长官？是否真能更好地教导他们去遵守军事纪律的严格规定？它们或许会让他们之后成为更受欢迎的法国式公民，但却不可能将他们变成出色的士兵，无论在哪个国家都一样。我们可能会怀疑，在推杯换盏之间的对话是否真的适合那位伟大的军官和政治家通过观察得出的军队应该扮演的“纯粹的工具”这一角色。
士兵与城市庆典组织的自由交流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军队纪律的恢复，以至受到王室权威的首肯，我们可以通过这位军事大臣描述的那些城市的现状作出判断。他对暂时解决军队秩序问题依然抱着乐观态度，但对未来却充满了隐忧。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眼前的混乱状况，“行政部门只要看到市政机构攫取了你们保留给君主的对军队的权威，就不可能听命于诸位。你们规定了军事权威和市政权威的界限。你们对曾许诺后者可以对前者施加的征用行为进行了限制。但你们的法令无论在文字上还是精神上都从来没有允许过这些城市的平民能够制服军官并对他们进行审讯，甚至向士兵下达命令，把他们逐离曾分配给他们的岗位，阻止他们在国王的命令下进军。你们从没允许过平民随心所欲奴役他们所经过的每个城市，甚至每个市集的军队，为所欲为”。
这就是这些城市主张改造军队，让他们回归真正的“军事服从”原则，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手中的机器的真正意图！这就是法国部队的症结所在！这就是他们的良方！陆军如此，海军亦如此。城市的命令取代了国民议会的命令，而海员们的命令又反过来取代了城市的命令。我发自内心地同情那些令人尊敬的公仆们，比如这位军事大臣，虽年事已高却不得不向国民议会发出恳请，不得不满头白发地闯入这些年轻政客的荒诞想象之中。这样的谋划不似出自一个50岁的成年人之手。它们更像一些在通往国家政坛的路途上走了捷径的政治跳班生的所为——这些人对一切事项都抱有狂热的信心和自己的解读；对这样的激情，他们背后的博士们认为恰逢其时恰逢其地，即刻拍手称快，并提醒国民议会不要理会那位老大臣的言辞，或者不要理会任何经验丰富者的言辞。我猜所有的国家大臣都必须通过他们的测试，摒弃一切珍视经验和观察的“歪理邪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但我认为，如果我不能获得那样高超的智慧，我至少会维护年资所赋予我的尊严。革新是这些先生们的营生，但无论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恐怕都不会屈从于他们的更新理念，也不会在自己63岁这一关口（旧时通常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年龄）大吵大嚷或结结巴巴地宣扬他们那种野蛮的形而上学。(42)Si isti mihi largiantur ut repuerascam，et in eorum cunis vagiam，valde recusem！(43)
观察者需要了解其他与之相关部分的片面和危害之后，才能发现这一整套幼稚而迂腐的体系内在的无能。如果不展现出国民议会的无能，您便无法提出弥补国王的软弱的良方。同样，您如果无法揭露武装市镇的混乱，便难以讨论国家军队的问题。军队揭露了民政，而民政又反过来戳穿了军队。我希望每个人都仔细阅读德·拉·杜尔·杜班先生的那篇雄辩的演讲辞。他将拯救市镇的事业寄望于某些军队的良好表现上。这些军队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城市里那些意愿良好的人（同时也被认为是最脆弱的人）免于受到邪恶者（也就是最强的人）的欺凌。但这些城市却要扮演主权者的角色，要对这些起着必不可少的保护作用的军队发号施令。事实上，市政当局必须在指挥他们和讨好他们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处于目前的境地，掌握着受伤的共和权威，城市要么成为军队的主人，要么成为仆从，或是盟友，又或者相继扮演这三种角色；再不然便是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相时而动。除了城市之外，又有什么样的政府机构能够压制军队呢？而除了军队之外，又有什么系统能够胁迫这些城市呢？为了在真正的权威机构消失后保持社会的和谐，国民议会歇斯底里地决定以毒攻毒，他们希望通过在城市里给予军队堕落的利益以自保，不至陷入军事民主制中。
如果士兵们真的愿意走入城市的俱乐部、阴谋集团或各种各样的联盟，一种具有倾向性的吸引力将会让他们作出最糟糕的选择。继之而来便是他们的习惯、情感和同情。用公民的联盟来防止军队阴谋，同时用引诱国家军队的方法维持城市秩序，驯服那些反叛的城市；所有这一切奇怪而自命不凡的政策将积聚起混乱和困惑。流血必将随之而来。在各类力量和各种民事及司法权威的建设中表现出的缺乏判断，将会带来流血与牺牲。某时某处的混乱或许可以被制止，但他时他处却依然会再次爆发同样的混乱；因为罪恶是激烈的，是植根于本质中的。这一切关于让叛军和暴民混合在一起的计划必将让更多军队陷入堕落的境地，削弱士兵和他们的长官的关系，并且为那些暴动的设计者和农民武装了军事力量，增大了他们的胆魄。要建设一支真正的军队，就必须建立起长官在士兵心中的威信，让他们成为士兵眼中最初也是最后的权威，成为他们关注、追随和崇敬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人。作为长官，其最重要的性格便是冷静和耐性。他们要借鉴“竞选”的艺术来管理自己的部队。他们必须要像竞选者一样——而非发号施令者——来对待他们。在这样的方法下，他们手中的权利可能是偶然性的，因此具备获得提名所需要的权威便具有了高度重要性。
此刻还不清楚贵国最终会做出什么，不过在军队和共和国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与整体的奇特而矛盾的关系下，你们最终的做法已经无关紧要了。你们好像授予了国王临时的军官提名权，而国民议会则保留了最终批准权。那些有兴趣追根溯源的人，最终会发现权力的真正所在。他们将很快了解到，可以无限否决的人有着实质的提名权。因此，长官们必须在国民议会里寻找唯一可靠的升迁途径。此外，依照贵国的新宪法，他们必须从王室开始游说。依我所见，这种关于军阶的双重谈判原本就是为了推动国民议会内部的派系滋长而发明的军事荫庇制，将导致摧毁军队本身的能力、危害政府安全的派系倾轧，从而进一步毒害军官队伍。丧失了王权庇佑的军官，必定会联合起来成为反对他们提出诉求的国民议会的对抗集团，心中也会升腾起对统治权力的对抗情绪。另一方面，那些把自己的利益和国民议会捆绑在一起的军官明白对王权的善意最多也只能屈居第二，排在国民议会的后面，所以他们一定会轻视一个不能推进他们晋升的权威。如果要避免这些恶果，贵国只能用资历来作为聘用或晋升的标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这样你们便会拥有一支形式上的军队；同时，这支军队将会越来越独立，而一个军事共和国也就应运而生。国王而非军队将沦为国家的机器。国王是不能被免去部分职务的。如果在指挥军队时，他不能统领一切，那么事实上他也就什么都不是了。一个只有表面上的头衔，却得不到士兵的感恩或畏惧的人，又怎么算得上权威的拥有者呢？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当然不适合拥有整个国家体系中最微妙的团体——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这个团体必须受到真实而主动的、有效的、果断的制约（他们的趋向性会引导他们获得自己必需的事物）。国民议会的权力会在这个他们自己选择的脆弱通道中被削弱。军队不会尊重一个充满虚假表演和欺骗行为的议会。他们更不会严肃地服从一个囚徒的指令。他们将蔑视或是怜悯那个被俘虏的国王。如果我没有错得离谱的话，那么贵国的军队和国王之间的关系将成为贵国政体中一个巨大的两难问题。
除此之外，即便拥有另一个传达命令的机构，这样一个议会是否应该担当维护军纪的重任，依然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众所周知，军队迄今为止对任何参议院或民众组成的权威团体都只有过动荡而不稳定的服从，况且他们更不可能屈从于一个只有两年任期的议会。如果这些军官真的可以用完全屈从的心态与应有的崇敬来看待那些乞求者的统治权力的话——尤其当他们发现这些乞求者的军事政策（如果他们真的拥有所谓军事政策）在这一短暂的任期之内会随时变动后，那么恐怕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军人该有的性格。当某种权威脆弱不堪，而整个权威亦动荡不已时，军队的军官自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充满了反叛情绪，队伍里也会充满派系倾轧，直到有一天所有人的目光都将集中在那个懂得安抚军人的艺术、并拥有真正指挥能力的军官身上。军队将因为这个军官的个人特质听命于他。这样，便再没有任何方法能够确保军队遵从国家事务。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军队的指挥者便会成为贵国的统领，成为贵国国王的主人（这恐怕还算无关痛痒），也将成为你们的议会甚至整个共和国的主人。
你们的国民议会眼下对军队的统领权力是来自何方的呢？可以肯定的是，挑唆士兵不遵从他们的长官便是一个主要的权力来源。他们选择了一个最恐怖的开端。这样的行径已经触动了那个维持着军队各个分部的安宁的中心点。他们破坏了士兵和军官之间最为重大而关键的本质性关系，即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关系——这是军队服从链条的开端，也是整个系统之所倚。士兵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公民，拥有作为人和作为公民的权利。他了解到，人权让他可以自我管理，他只需服从于那些得到了自己授权的人。自然而然地，他可以自己选择向谁付出他最大程度的服从。因此，他很可能会作出目前偶尔会作出的行为；他至少会在选择长官的事项上施行自己的否决权。现在，哪怕是最好的情况下，军官们在人们眼中也仅仅是因为行为正当而被容忍而已。事实上，已有很多事例证明，其中有些人已经被自己的队伍革了职。其次，士兵们还拥有在选择国王问题上的否决权——这项权利至少与国民议的否决权会一样有效。士兵们已经了解到，国民议会已经在讨论士兵是否有直接选择长官的权利这一议题。当这样的问题被纳入讨论后，他们当然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种见解——这应该不算什么过分的猜想。当他们和这个国家另一支被称为自由宪法之下的自由军队一起享受饕餮盛宴时，他们不会容忍被人视为囚徒国王的军队，而会将自己的目光投向那支更为恒久的队伍——我指的便是市镇的军队。他们很清楚，这些军人确实选举了自己的长官。他们可能搞不清自己为什么不去选举一位属于他们的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或是他的什么新名字？），如果这种选举权是他们拥有的人权的一部分，那他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他们看到了选举产生的保安官、法官、教区牧师、主教、市政长官以及巴黎军队的指挥官，为什么只有他们要被排斥在外？难道整个法国就只有这些勇士不够资格来选举自己的指挥官吗？难道是因为他们拿了国家的俸禄，因此便丧失了人权吗？可是难道国王没有拿俸禄吗？国民议会没有吗？那些国民议会代表的选举者没有吗？他们不认为军饷可以抵消掉自己的权利，在他们眼里，这些军饷反而保证了他们能够施行自己的权利。贵国所有的做法、所有的程序、所有的辩论、所有宗教以及政治领域的博士们进行的工作，都被处心积虑地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而你们却期望他们会如你们所愿将你们所有的学说和范例运用在与自己相关的事务上。
贵国政府拥有的一切都依赖于军队，因为你们已竭尽全力摧毁了所有支持政府的见解、偏好或本能。因此，一旦国民议会内部或国家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发生了分歧，你们便将不得不求助于武力。除此之外你们已经一无所有，或者说你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请看，贵国军事大臣的报告里已经说明，军队的部署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内部的控制。(44)你们必须用一支军队来进行统治，而且你们已经向这支军队甚至整个国家灌输了在一段时间之后将会使你们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的原则。当世人了解到军队不应该向公民开火，且这样的呼声尤在我们耳中回响时，国王却要召集军队来对抗他的臣民。殖民地也认为自己拥有了一部独立的宪法和自由贸易权。必须用军队来对他们进行约束。贵国的人权法案中又有哪一部分表明了让他们的商业为了他人利益而受到垄断和限制属于人权的一部分呢？就如同殖民地反抗你们一样，黑奴开始反抗他们了。这时候又需要调动军队来镇压了——屠杀、折磨、绞刑！这就是你们的人权！这就是那些被无耻地收回的形而上学的放肆宣言所带来的苦果！就在不久前，贵国某省的农民拒绝向土地主缴纳某项地租，结果，贵国颁布了法令，命令除了那些被你们作为弊政废除的款项外，农民必须缴纳地租和欠款。如果他们依然拒绝缴付，你们会命令国王再次出兵。你们先宣扬那些会带来普遍性后果的形而上学的提议，然后再用专制来加以限制。目前这一体系的领导者们让人民了解到他们的人权，让他们了解自己有权在国民议会这个主权立法机构的眼皮底下攻破堡垒，屠杀侍卫，在毫无权力基础——哪怕是国民议会的权力——的情况下捉捕国王，然而正是这些领导者又号令正处于一片混乱中的军队，对根据那些被高举的原则和眼前频频发生的案例而行事的群众进行武力威胁。
这些领袖教导人民憎恨并反对野蛮的封建专制主义，然而之后又告诉他们需要继续忍受这样野蛮的封建专制主义。他们大肆宣扬人民的苦难，然而后者却发现他们对苦难的救赎异常悭吝。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赎回的免役税和个人税，相对于那些你们并未提供任何规定的负担来讲可谓微乎其微（况且也没有钱去赎回）。他们了解，整个土地财产体系究其根源本就是封建的，这些野蛮的征服者正在向他们野蛮的工具分配最初财产所有者的财物；毫无疑问，这一征服行径的最可悲的后果便是各种类型的地租。
农民很可能都是古代财产所有者——无论是罗马人还是高卢人——的后代，但如果他们的头衔没能满足那些古文物学家或律师们订立的原则，那么他们便将退回到人权的堡垒中去。在那里他们发现，人类应该是平等的，而地球则是一个和善而公平的母亲，不该被那些本质上绝不比他们优秀——如果他们没有自食其力，那么便更糟——的骄傲而奢侈者独霸。他们发现，依照自然法则，土地的占有者和开垦者才应该是它真正的主人；这并没有违反任何自然的规定，而且在奴隶制下与土地主达成的协定，都是胁迫和强制的结果。当人们重新走入人权的世界时，这些规定便失去了效用，就如同所有其他旧的封建及贵族暴政一样。他们会告诉您，他们看不出一个头顶帽子、佩戴着爱国勋章的懒汉和一个裹着头布、身着法袍的懒汉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你们用继承或长期占有作为收取地租的资格，他们则会辩解：国民议会曾出版的加缪（Camus）先生的演讲已经指出，不能因为不合理地长期占有某些事物，便获得享有权；这些土地的领主从最一开始便是邪恶的；这样的强制力从根源上就等同于欺骗。至于继承的名头，他们会告诉您，如果继承的是开垦者的土地，而非那些破烂的羊皮卷宗或愚蠢的代替品，那才能叫真正的继承，但这些领主已经享受了太长时间自己所篡夺的东西；如果这些世俗的教士还能拿到任何慈善性年金的话，那么他们就该好好地感谢那些真正的财产所有者对他们的恩赐，感谢他们能够慷慨地面对这些假冒者对他们财产的索求。
当农民将刻有你们的肖像和诡辩逻辑的铜板还给你们时，你们却将其作为伪造的钱币而拒绝收纳，并告诉他们，你们将用法国卫队、龙骑兵和轻骑兵谱写他们的未来。为了惩罚他们，你们搬出国王的二手权威，让这位完全没有任何权力保护他的臣民甚至他自己的国王成为你们的破坏工具。通过他，你们会得到人民的服从。他们回答说：“是你们教导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绅士，况且你们又有哪条原则让我们向非民选的国王俯首帖耳呢？无需你们的教诲我们也能明白，那些土地的分配是为了维护封建尊严、封建头衔和封建官职。当你们出于这样的原因将其废除之后，为何又要将它更不利的后果保留下来呢？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世袭荣誉，没有任何尊贵家族，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纳税来维持那些你们告诉我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您废除了我们曾经的贵族领主所有的头衔与名誉，让他们成为了你们权威之下的收租者。你们曾尝试过让这些人受到我们的尊敬了吗？没有。你们折断了他们的武器，击碎了他们的盾牌，毁坏了他们的徽章，令他们变成了让我们难以辨认的无毛的两腿动物(45)。对我们来说，他们完全就是陌生人。他们甚至都不再以我们古老领主的名义行事了。在身体上，他们或许还是之前那些人——虽然从贵国对个人身份的新的哲学教条来看，连这一点我们恐怕都难以确认。而从所有其他方面来看，他们都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我们实在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能拒绝付给他们地租，你们显然已经废除了他们的所有荣誉、头衔和特殊待遇。我们没有要你们这样做，而且这只是你们所行使的多项未经委托的权力中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们看到了巴黎市民通过他们的俱乐部、暴民和国民军来肆意指挥你们，仿佛这便是法律，而你们再通过权威将这种‘法律’转嫁给我们。通过你们，这些市民支配了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和财产。为什么你们对那些暴戾的市民们对头衔和殊荣的要求这般关心——事实上这几乎和我们全无关系——却不理会给我们农民带来最深重影响的地租问题呢？我们发现在你们看来，他们的奇思妙想比我们的生活必需要重要得多。向与自己平等的人缴纳地租，这难道是呵护人权吗？在这样的举措面前，我们恐怕不会觉得自己享受到了完全的平等；对那些土地领主，我们可能会怀着一些旧有的、习惯性的、无意义的偏见。但我们不能理解，你们制定这些贬低他们的法律，除了想要摧毁他们的一切尊严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们曾经禁止我们使用旧有的礼数对待他们，可现在却又派兵遣将地威逼我们屈服——显然你们并不指望我们会屈服于温和的舆论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