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埃德蒙德·斯宾塞：《仙后》，第2卷，第7章，第14节。——编者注.4
对于理性者来说，此番推论中的某些论据是可怕而荒谬的；但对于那些开立了诡辩学院、确立了无政府状态的形而上学政治家来说，这些观点却是稳固而确凿的。显然，仅仅考虑到权利的话，国民议会的领袖们会毫不迟疑地废除地租和头衔。这样的行为完全符合他们的逻辑，是他们之前行为的合理类推。然而他们刚刚通过没收获得了一大笔土地财产；他们已经将这笔财产作为商品投入了市场。假如他们允许农民们沉浸于自己的设想中而进行什么暴乱行径的话，市场必将被彻底摧毁。唯一确保任何阶层的财产安全的方式，恰恰来自他们对其他阶层利益的贪婪。他们除了恣意地决定哪些财产权要受到保护、哪些又要被推翻之外，再没有什么其他能耐了。
他们没有留下任何限制市镇的服从原则，甚至没办法迫使它们基于良心而不至于从共和国中独立出去，或者投奔他国。据说里昂的人民最近已经拒绝赋税了。为什么不呢？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合法的权威来向他们征税呢？国王征收了其中的一些。以等级划分的旧三级会议规定了更加古老的税种。他们可能会质问国民议会：“你们是谁？既不是国王，也不是我们选的三级会议，更没有遵循我们在选举时依照的原则。而我们又是谁？我们看到你们对拒缴‘盐税’及一切不服从行为全盘接纳。我们究竟是谁呢？我们既不能判断自己应该缴纳哪些税种，又没有使用你们在其他事务上曾赞同的权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们”会派兵。国王的最后一个解决方案却是贵国议会的第一举措。至于军队的救援，只要他们能感觉到报酬在增加且这种争端调停者的角色能让他们的虚荣得以满足，便可能会派上一阵子用场。但这样的武器只是暂时的，且不会对派遣他们的权威表示有任何忠诚。在这所国民议会开办的学校里，他们在不遗余力地系统性地教授着对所有军事和民事精神皆具破坏性的原则——然后再期待一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军队镇压这些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民众。
根据新政策，市镇的军队是为了制衡国民军而存在，而就其本身来讲，它的构成更为简单，在任何一方面都不具有什么例外之处。它只是一个民主的实体，与君主或王国本身没有任何关联；各军团所在的地区可以对他们进行武装、训练、派给军官，同时，每个成员的服务和代替服务的罚款，都来自同一个权威机构。(46)没什么比这更加统一化了。不过，如果考虑到与国王、国民议会、公共论坛或其他军队之间的关系，或者审视军队各部分之间的凝聚力或联系，那么这支军队可谓是一个怪物，而且必然会终结于国家的灾难。它比克里特同盟(47)（古希腊克里特各城邦之间组成的防御同盟）或者波兰联盟(48)，又或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任何糟糕的政府体系所建立起的必要的纠正性手段都更为有害。
财政
在对贵国最高权力的组成——执行、立法和军队——以及这些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几点总结之后，我应该谈谈贵国立法者在财政收入方面展现出的能力了。
他们在这方面的行动恐怕更没有显示出任何政治判断或财政资源。当三级会议会面时，他们仿佛踌躇满志地要改善财政收入系统、扩大征收、清除压迫，并且是要在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上实现这些伟大的目标。整个欧洲都对他们的目标充满了期冀。大家达成了共识，认为法国的存亡在此一举；而且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很适合用来检验国民议会掌控者的能力和爱国心。国家收入就是国家的一切。事实上一切都依赖于这些收入而存在，无论是为了支持国家的运作，还是要对其进行重建。每种职业的尊严都取决于这些收入所发挥的美德的量与质。在公共领域发挥的所有人性的优点——并非仅仅是承受苦难或是消极被动的——都需要靠这些收入作为背后的力量去支撑它们的呈现。我几乎要说，为了让这些德性得以存在，作为源泉的财政收入则变成了每一种美德的运作空间。拥有卓绝本质、可以带来伟大事物、引起重大关注的公共德行，需要足够的存在范围和空间，它不可能在制约中蔓延与成长，不能被压抑在窄小、狭隘而污秽的环境里。通过财政收入，政治体可以发挥它的天才与性格，从而展现出更多的集体智慧，以及背后那些塑造了它的生命和原则以至于让它拥有一份公平收入的推动者的德行。由此，不仅慷慨、大度、仁慈、刚毅、远见以及对一切美好艺术的保障机制得到了食粮给养，可以茁壮成长，而且节制、克己、勤勉、审慎和俭省以及所有其他一切超脱的精神，都可以在公共财政和分配的支援下获得其所需要的养分——对它们来说，再没有什么是比财政收入更好的保障了。正因如此，这门结合了理论与实践的财政科学——它需要辅助性知识分支的支撑——不仅在平常的学科里占领了至高地位，并且网罗了最为明智且优秀的人才；同时，随着这门科学的进步，它的目标也在不断推进。国家的繁荣和进步会随着财政收入的扩大而前行；只要对个人努力的支持和对国家努力的支撑这两个部分能够平衡，两者之间保持一个适宜的比例，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和沟通，那么国家的繁荣和财政的丰厚便会彼此推动，共达目标。或许恰恰因为财政收入的庞大和国家需要的急迫性，财政机构中旧有的滥用问题才得以被发现，且它们的真正性质和背后的理论才被更加准确地理解与把握；由此可见，在财富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某一时刻更小规模的收入可能会比另一时刻庞大得多的财政收入更令人苦恼。法国的国民议会发现在他们的岁入中，一些需要被保留、维护且明智地管理经营，而另一些则需要废止或进行调整。虽然他们骄傲的假设让我有理由对他们使用最严格的测试，但我依然只会考虑对于一个普通的财政大臣来讲最平凡而明显的责任都包括什么，然后判断他们完成这份责任的效果，而不会用理想而完美的模型作为测试的标准。
财政大臣的目标是要保证国家能够拥有一份庞大的财政收入，根据合理的判断与平等原则进行征收，节约地使用；同时当他被迫用信贷巩固国家根基时，也必须要清白而正直地行事，精准地计算，保证其基础的坚固。根据这些标准，我们可以简短地对国民议会致力于这项艰巨事业的各位大人们的德性与才能进行清算。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的韦尼耶（Vernier）先生在其8月2日的报告里指出，他们手中的岁入额度同大革命之前相比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2亿，也就是800万英镑，这相当于总收入额的三分之一！
如果这便是伟大才能的管理结果，那恐怕这样的才华展示是相当罕见的，其后果也是相当强劲的。至今我们从来没见过任何普通的傻瓜、任何平庸的无能者、任何官员的平凡的玩忽职守行为，甚至没有见过任何执政者的罪行、腐败、盗用公款等等，可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全摧毁一个伟大王国的财政，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国家力量。Cedò quî vestram rempublicam tantam amisistis tam cito？(49)
国民议会刚刚开幕时，那些诡辩家和演说家们便开始责难旧有财政运作的一些最根本的部分，比如国家对食盐的垄断。他们用一些设计拙劣的、带有压迫性和偏见的观点愚蠢地对这项制度进行挑战。而且，他们并不满足于将这样的挑战限制在前期关于改革计划的演说中，还要以一种庄重的决议或公共的裁决的方式宣布，让大家看到这一挑战得到了司法过程的认可；同时，他们还将这样的观点传播到国家的各个角落。当他们通过这份法令时，还下令管理同样荒诞且具有压迫性和偏袒性的赋税，在他们发现另一项可以代替它的收入来源之前，人民必须缴纳这一税项。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之前一直豁免于食盐垄断的省份——其中有一些被课以其他方面（额度或许相等）的税项——完全不愿意缴纳。而至于国民议会本身，由于它正忙于在宣布人权的同时破坏人权，以及制定那些令人困惑的制度安排，因此毫无时间或能力来收回命令或强制执行这一税项的收缴工作，亦无法制定任何类别的政策代替这项赋税政策或让它看上去平等一些，或者对某些省份进行补偿，又或者想出任何针对那些减免税的地区的计划来。
产盐省份的人民很快就没了耐性，无法忍受这些权威机构压在他们身上的税赋。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破坏能力事实上和国民议会相差无几。他们扔掉了全部的负担，求得了自己的解放。在这一实例的推动下，每个区域，或是区域的某些部分，都开始随心所欲地判断自己受到的苦楚，并根据自己的想法寻找自救良方，对其他种类的赋税也采取了相似的行动。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指导自己设计平等赋税的——这样的赋税需要与公民的财富形成合理的比例，并要最小程度地依靠用于产生私人财富的活跃资本，因为私人资本是公共财富的来源。他们通过损害若干区域及每个区域里若干个人的利益，判断自己在旧有的财政收入中可以保留哪些部分，而非制定更公平的原则：一份最富压迫性的新原则就这样问世了。赋税的金额是可以随意调整的。这个王国中最温顺、最守秩序或者对共和国最具情感的那部分人民，却承受了最沉重的捐税。再没有什么比一个脆弱的政府更能显示出如此的不公和压迫了。为了填补旧的财政赤字和预期中的新赤字，一个丧失了权威的政府还能作出怎样的选择呢？国民议会呼吁人民进行自愿捐赠；根据缴纳者的荣誉来估计，这项收入占了公民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他们的所获超过了理性计算，但和真正的实际需求还相距甚远，更少于他们的期待。理性的人绝不会寄望于掩盖在慈善面具下的税收——一份脆弱的、无效的、不平等的税收；这种税收掩盖了奢侈、贪婪和自私，把负担抛给了生产性的资本，抛给了政治、慷慨和公共精神——那是一份管制德性的税收。不过，这张面具就要被揭下来了；他们现在正在通过强制力进行收缴（逼迫依然鲜有成功）。
这一慈善行为，这种软骨病的产物，需要得到另一种资源的支持，两者可谓是同一种无能的双生兄弟。爱国捐赠是为了补偿爱国贡税的失败。约翰·多伊（John Doe）成了理查德·罗伊（Richard Roe）(50)的担保。通过这样的方案，他们从赠与者那里得到了更多的价值，而对于接受者来说，这些价值却相对较小；他们破坏了若干项贸易，掠夺了王室的华饰，掠夺了教会的捐款盘，甚至掠夺了人民的个人装饰品。这些幼稚的自由伪装者们事实上不过是在对老朽专制主义最糟糕策略进行毫无独立性的模仿。他们从路易十四过了时的衣柜里拿出了一顶陈旧的大假发，来遮盖国民议会过早显现出的秃顶。他们做出了这样一种老式的纯形式化的愚蠢行为，如果需要什么证据来证明它的危害和不足的话，恐怕《圣西蒙公爵回忆录》(51)早已将其揭露得清清楚楚了。事实上，路易十五也曾尝试过同样的诡计，但完全没有奏效。无论如何，进行摧毁性战争的必要性给歇斯底里的项目提供了某种借口。对灾难的考量甚少是明智的。但这恰恰是一个作出安排和筹备的时机。在这个维持了5年之久并很可能延续下去的和平时代，他们却求助于这种不可救药的轻率之举。在这样严峻的情势下，他们对金融事务的戏弄不可能在少得可怜的暂时性供给上得到补救，这必会让他们的名声更加受损。这些计划的采用者看上去完全不清楚自己所处的情境，或完全不能胜任这个职位的需求。这一计划无论有些什么样的优点——显然无论是爱国主义的馈赠，或是爱国主义的捐献——都再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了。愚蠢的公共行为很快便将资源散尽。整个财政收入计划事实上都是通过诡计来制造国库充足的假象；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同时也切断了长久收入的源头。内克先生不久前的报告无疑还表现出对前景的乐观期待。他针对目前的燃眉之急提出了颇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不过依然尽可能自然地表达了对未来的一些隐忧。由于在这最后一次预言中，内克先生没能有远见地去探讨产生这一隐忧的缘故，以便防患于未然，因此受到了国民议会议长态度友善的批评。
至于其他税收方案，很难说它们拥有任何确定性，因为目前这些方案还没真正运作过，不过没人会乐观地认为这些方案能够填补他们的岁入里的那个巨大缺口。目前，国库中的现今库存日复一日地下降，而他们虚假的代替品反而在无限膨胀。当全国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除了纸币再无其他的时候——这些纸币代表的不是财富而是财富的匮乏，不是信用而只是权力下的产物——他们便想象我们英国的繁荣要归功于银行票据，事实上正相反，银行票据的发行是基于我们的繁荣状况，基于我们牢固的信用体系以及交易双方的行为都可以免受权力的影响。他们忘记了，在英国，人们哪怕是要接受1先令的纸币，也是完全出于自愿；且纸币的发行要与储备的现金相对应，人们可以随时兑换，而不用蒙受一丁点损失。我们的纸币在商业中的价值，源自它在法律中的毫无价值。它在交易所中的力量，是基于它在威斯敏斯特大厅(52)中的无能。在偿还一笔20先令的债务时，债权人可能会拒绝接受英国银行的任何纸币。同样，在我们的国家里，不存在任何一种性质的被权威所强加的公共担保。简单来讲，我们的纸币财富并未减少真正的货币财富，反而使其拥有了增加的趋势。它不是货币的代替品，而是便利了货币的流入流出以及循环流通。它是繁荣的符号，而非萧条的徽章。在这个国家里，从来也没有过现金缺乏而纸币泛滥的情况。
好吧！有人会说对挥霍性开支的削减和善良明智的国民议会推行的节约措施填补了国家财政收入所蒙受的损失，认为国民议会最起码在这一点上没有辜负人们对财政官员的期待。但这样说的人是否真正审视过国民议会自身的开销，审视过市镇、巴黎的开销和两支军队新增军饷，还有新警察机构和新立法机构的开销？他们是否仔细对比过之前和现在的年金表？这些政客们确实残酷，却绝不节俭。对比曾经那个挥霍无度的旧政府的收支关系和目前这个新系统的收入与开支之间的差距，我相信目前的状况一定是应受指责的。(53)
接下来该考虑一下能证明法国目前的管理者们通过信贷增加财源方面的能力的证据了。然而说到这个话题，我便让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恰当地讲，他们并没有任何信用可言。事实上就连旧政府的信用也并不值得称颂；但无论如何，他们至少一直都能拿到钱，无论是在自己的国家，还是从欧洲大部分积聚了大量剩余资本的国家那里，而且那个政府的信用正在逐步提高。一个自由系统的建立本该让其信用体系得到新的力量——当然，如果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真实的自由体系，确实也会带来这样的效果。然而一个伪装着自由的政府又能用他们的纸币从荷兰、汉堡、瑞士、日内瓦、英国拿到些什么呢？这些商业和经济体为什么要和一些试图改变事物本质的人做交易呢？在这个国家里，他们看到债务人用刀尖指着债权人，以此作为还债的手段；他们看到这里的人们用一项财务来解除另一项财务所包含的义务——这些人用贫穷作为力量，用一些废纸来归还自己的利息。
他们在掠夺教会财产方面的疯狂信心让这些哲学家忽视了对公共财产的关照，正如对哲人石(54)的迷信让人们在炼金术的蒙蔽下忘记了增进财富的正规手段一样。在这些哲学财政家看来，用教会的木乃伊制成的良方，可以治愈全天下所有的病症。这些先生们不相信虔诚的奇迹，相反却对亵渎神明能带来的奇迹深信不疑。他们身上不是正背着债务的压力吗？那么就发行纸币吧。不是要对那些被掠夺了财产，或被夺走了工作的人们进行补给吗？发行纸币好了。要对舰队进行装备吗？发行纸币。如果1600万英镑的纸币依然不能将国家拯救出眼前的窘迫状况的话，那么就发行3000万英镑，还有人说8000万英镑。这些财政小集团之间唯一的意见分歧就在于纸币发行量的多少。他们都是专业的纸币发行家。就连那些拥有高超的商业知识和天资的人，那些没有被哲学抹杀掉天性的人，即便是对他们的论据进行了决断性的反驳，而最终的结论却依然是发行纸币。我猜他们不停地提及纸币，可能是因为其他语言已经不能为别人理解了。这些毫不见效的经验，却完全没有让他们气馁。Mais si maladia，opiniatria，non vult se garire，quid ili facere？assignare—postea assignare; ensuita assignare.(55)我对那句话中有些词作了修改。贵国的“医生”们的拉丁文可能好过剧中那个学生；不过他们的智慧和可用资源恐怕和那个学生没什么区别。他们歌曲中的音符应该不比布谷鸟多多少；而且他们的声音恐怕绝没有夏天和丰收的预告者那样柔美动听，反而像乌鸦一样刺耳而不祥。
除了这些歇斯底里的哲学和政治的冒险家之外，谁又会想到要摧毁国家的稳定岁入这一公共信用的唯一保障，再以被没收财产的原料对其进行重建呢？无论如何，如果说对国家的过度热忱会让一个虔诚却脆弱的主教（根据一个教堂教父(56)的预期）打劫自己的教派，并且为了教会和人民的利益，亲自担任主管没收的财政大臣以及亵渎神明的检察官，那么在我看来，他和他的助手们之后的行为应该会显示出对他们所处职位的了解。当他们决定把被自己征服的国家的地产分一部分给国库时，他们有义务让自己的银行拥有一笔实实在在的信用基金。
在任何情况下，建立一套基于土地银行的货币流通体系，一定都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尝试通常都会以破产告终。当国民议会从藐视道德走向不顾经济原则时，人们更不用去期待他们会为减少困难、防止破产而去除任何东西。不过为了让贵国的土地银行变得能够容忍，他们会尽可能采取各种方式在抵押报告中表明会采取公开公正的手段，恢复社会所需求的东西。最乐观地看，贵国的情况就如同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的领主，希望将自己的土地用来还债，并支付某些服务的费用。然而土地没法马上售出，因此你们希望能够抵押。一个意图公正、脑筋清醒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怎样做呢？难道他不该先确定这笔产业的总值、管理费用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永久性或暂时性的负担，然后减得一个净值，从而得出这份抵押品的真正价值吗？当这个余下的数字（对债权人的唯一担保）被确定下来，且被委托给受托人后，这片土地便真正进入了市场，他将指明其出售的时间和条件；然后，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会允许公共债权人将自己的股本划入这份新的基金里，或者他可能会收到那些想要购买他这笔产业的人支付的纸币。
整个过程看上去完全像是商人理性的行事，是基于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唯一原则进行的。交易者将很清楚地了解自己购买的商品，而他脑海里存有的唯一忧虑便是担心这笔赃款有一天会因为那些讨厌的卑鄙小人们亵渎神明的抱怨而遭到回收——这些人会变成无辜公民的拍卖会上的买家也说不定。
对财产价值、交易时间、场景、地点的公开而确切的陈述是非常必要的，这一清晰陈述可以抹去每个土地银行被烙上的污名。同时，因为他们之前表现出的忠诚，因此可以确定其对未来变数的恒久信念。当他们最终决定为了解决国家财源问题而掠夺教会财产后，1790年4月14日，他们达成了一项庄严的决定。他们向国家保证：“在每年的每条公共开支咨文中，都必须规定一笔支付给罗马天主教会的款项、对教坛牧师的支持款项、对穷人的补给以及各男女圣俗神职人员的年俸，以使国家支配的所有产业和物品能够用来偿还所有开支，同时由代表们或立法机构将这些产业和物品应用于国家最重大和最紧急的关头。”同一天，他们还决定提前确认1791年全年所需的总款项。
在这一决议中，他们承认自己有责任清楚地说明上述各项开销；按他们之前的决议，这方面的筹款应该位列整个筹款事务的首位。他们承认自己应该说明这笔地产已经偿清了所有的支出债务，且应该在第一时间便予以说明。但他们真的是在第一时间就说明了吗，或者是在任何时间？对于那些被没收的财产，他们提供过任何一份不动产的地租账目，或者公布过任何一份动产清单吗？既然都不能确定资产的价值和支出的额度，又怎能声称自己“用这笔资产偿还了所有债务”呢？我还是把这个问题留给他们的那些英国拥趸去解释吧。之后，他们又马上根据这一宣称漂漂亮亮地发行了价值1600万英镑的纸币，在此之前没有做出任何能保证其成功的步骤。这倒真是有气魄。在这样的举措后，谁又敢怀疑他们的财政运作能力呢？然而，在发行任何其他的财政沉溺品之前，他们至少应该顾及一下自己之前所作的承诺！至少我没有看到他们作出任何财产估算或债务估算。就连听都没听说过。
他们一开口，便暴露了自己将教会产业作为偿还债务或支付服务的抵押品这一骗局。他们的掠夺行为，只是为了进行蒙骗；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他们的抢掠和欺诈这两个目的便统统失败了——因为虽然他们又制造了满足其他目的的计划，却一下子吹爆了他们的武力与欺骗的机器。我应该感激卡罗纳（de Calonne）先生为我提供了证明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实的参考文献——因为某些原因，我没有获得这方面的资料。至于对1790年4月14日的那份声明的违犯，事实上已经没必要再进行什么确认了。他们委员会的报告称，维持缩减后宗教机构的开支，以及其他和宗教相关的花在男女教士身上的开销（生活开支及年金）与随之而来同一性质的花费——这是他们设计的这场财产风波带来的结果——每年都会超过教会产业所带来的收入200万英镑之多，再加上一笔超过700万英镑的欠账。这就是这些骗子的计算能力！这就是财政操作的哲学！这就是引导那些悲惨的人民陷入背叛、谋杀、渎圣，将他们变成毁灭国家的迅猛而狂热的工具的错觉带来的结果！从没有一个国家曾通过没收公民的财产来让自己繁荣富足。这项新的试验和其他试验一样成功了。每个诚实的人、每个真正热爱自由和人性的人，都会高兴地发现不公正的政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好政策，而抢劫也绝不是通往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也要开心地补上一句卡罗纳先生对于这个主题的精辟而生动的观察。(57)
为了说服整个世界，教士阶层的没收行为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国民议会对那些享有公职的社会等级进行了没收；如果不用这一大规模的地产没收行为作为弥补的话，他们很难公然以平常的方式来完成这一行动。针对这笔钱，他们在偿还了所有债务后，又为剩余的那些钱派上了新的用场：即用来补偿被解散的司法机构和被取消的职务与官职；这笔费用的具体数字我无法确定，但无疑不会低于几百万法国货币。另一项新的费用是高达48万英镑的年度费用（每日进行支付），用以偿还首批纸币的利息。他们何时想过要公布管理教会土地的费用呢？他们将这些财产交给了一群无名氏手下来管理，充分信任他们的谨慎、能力和勤勉，而最终的结果南锡主教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
不过并无必要踟躇于这些再明显不过的债务。事实上，他们对这笔庞大的债务做过清晰的整理吗？我指的是全国以及市镇的全部支出，他们有没有拿这笔开支和日常的收入作一下对比？债权人在教堂的土地里种上白菜之前，每一项财政亏空都将被算在那笔没收的地产头上。除了这笔没收的产业外，好像再没什么能够让国家免于坍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故意将一切掩盖起来，用浓重的迷雾遮蔽了他们本该尽己所能呈现得一清二楚的东西；然后，他们蒙住了自己的眼睛——如同公牛在前进时闭上双眼一样，然后用刀尖驱赶着同样被蒙住了眼睛的奴隶们，让他们接受虚幻的货币，一口气吞下3400万英镑的纸药丸。然后，在发现过去的行为彻底失败之后，当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其中有任何一项事务是清晰的话）剩余下来的财产永远不可能偿还他们第一次抵押——我指的是那4亿（或者1600万英镑）纸币时，他们又骄傲地要求了一笔新的信贷。在整个过程中，我既没感受到任何平常交易的感觉，也看不出骗局的巧妙性。对这一打开骗局的洪水闸门的举动，国民议会内部的反对声亦得不到任何回应；不过街头上倒是有10万个金融家高声反对。这便是那些形而上学的算术家们计算出的结果。这便是法国公共债务依靠的伟大运算。他们无法增加供给，却可以增加暴民。让他们在邓迪(58)俱乐部的喝彩声中狂欢吧——他们的智慧和爱国心可以让他们将掠来的公民所得用来服务国家。我尚未听到英格兰银行的管理者评论这一事项，虽然他们的赞同恐怕会比邓迪俱乐部的多一些。但是，为了对这个俱乐部保持公正，我相信俱乐部里的先生们要比他们表面上显出的样子聪明些；而他们对钱的支配恐怕没有他们声称的那样慷慨，而且他们绝不会用一张皱巴巴的苏格兰纸币的一个角去换20张贵国的纸币。
今年早些时候，贵国的国民议会发行了价值1600万的纸币——这样一笔大额的纸币供给居然鲜有人察觉，可见你们的议会已经把贵国的财政状况搞到了怎样糟糕的地步！这批纸币几乎即刻贬值了5％，而不久后又加剧到7％。纸币对年收入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内克先生发现，岁入的征收者接收的是硬币，而交给国库的却是纸币。这意味着他们在转手间便赚取了7％利润。不难预见，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虽是如此，这依然令人尴尬。内克先生不得不为了铸币而购买金银（我相信，其中一大部分都源自伦敦市场），铸币总额应该比所获得的商品总价值高1.2万英镑。在这位大臣看来，无论支撑着他们的神秘美德是何物，这个国家决不能仅靠纸币生存；一定量的真金白银还是必要的，尤其是满足那些手里拿着武器的人的需要——当他们期待能得到更多真正的货币作为酬劳，却发现自己被再次贬值的纸币欺骗时，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耐性了。产生这样的压力是自然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大臣向国民议会提出了请求，希望他们命令征收者交出自己接收的货币。他相当清楚：如果国库因为使用某种货币而支付了3％，而资金回笼后却比他发行这种货币时贬值了7％，那么公众恐怕从这样的交易中得不到任何利益。然而国民议会并未对他的提议给予重视。他们正处于两难的困境——如果他们继续接收纸币，那么国库必然会现金短缺；但如果他们在任何程度上削减对纸币的接收，那么必然会摧毁他们唯一收入来源的信用。之后他们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并通过亲自接收纸币而为这些废纸增加了点信用；同时，他们进行了一些讲话，声称金属货币和纸币之间没有任何价值上的区别，而就我看来，这样的讲话显然超越了立法机构本身的职能。这是由那些可敬的神父们在一场哲学宗教会议上作出的美好而勇敢的声明，以证明他们的信仰。谁愿意相信就去相信吧，反正犹太人阿培拉（Apella）是不会相信的。(59)
当你们那些受欢迎的领袖们听闻自己财政表演中的魔法灯笼被比作劳（Law）先生(60)的欺骗性表演时，一种高贵的怒火在他们心中勃然而起。他们无法接受人民将密西西比的沙地和作为他们整个体系基础的教会的岩石相比。在他们向整个世界展示这些纸币究竟有着多么坚实的基础前，还是请他们暂时压抑一下那种荣耀的精神吧。事实上，用他们这些变了质的仿品同那个著名的欺诈之母相比，才真是对后者的冒犯。在密西西比事件中，劳先生并非将一切都建基于对密西西比河的预期之上。东印度的贸易、非洲的交易还有法国所有的农耕收入，都是他计划中的收入来源。但显然，这一切都不足以支撑公共的热情——而非他的——所希望建筑于这些收入基础之上的东西。然而无论如何，相比眼前的情况，这些都应算是更加堂堂正正的欺骗。他们起码旨在带动法国的商业发展。他们为法兰西敞开了两个半球的疆域。他们没有想过用法国自己的所有物来喂养自己。他们利用广阔的想象力捕捉商业中飞翔的猎物。急需的钱财眩惑了鹰的眼睛。它不是为了诱惑鼹鼠的嗅觉——而贵国的议会就如鼹鼠一般，将自己的鼻子埋进了土地母亲的怀抱。那时人们自然天性还没有被卑下而有辱人格的哲学迷惑，以致愿意接受那些低劣而庸俗的欺骗行为。总之要记住的是，那时的体系管理者在诱导人们的想象时，至少还保留着对自由的尊重。在他们的欺骗里，并没有掺杂暴力。暴力被留给了我们这个时代，用以熄灭这个启蒙年代浓重的暗夜中那一星微弱的理性之火。
回想起来，我好像从来没有谈到过那项可以展示国民议会的先生们才能的财政计划——它当时被轰轰烈烈提出，最终却没有得到采纳。这一计划好像可以稳妥地挽救纸币的信用，而且其效用及巧妙之处受到了大范围的褒奖。我所指的就是用教堂的大钟铸币的计划。这可谓他们的炼金术。总是有一些傻瓜会扰乱人们的讨论；这样的想法简直已经非“滑稽”两字可描述。对我们来说，除了厌恶之外，再不可能产生任何情感，因此我也不想多言。
此外，他们的规划和再规划，他们为了推迟自己的末日而进行的发行流通，在国库与Caisse d'Escompte（贴现库）之间玩的游戏，以及那些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古老的早被破解的商业骗局，都是一样地不值一提。国家的岁入是不容轻视的。对人权的讨论不可能用一块饼干或者一磅火药来兑现。那些形而上学家们不再执着于虚无缥缈的推断，开始忠实地遵循先例。然而要遵循哪些先例呢？破产的先例。在经历了挫败、阻碍和耻辱后，当他们的呼吸、力量、发明、幻想都抛弃了他们，他们的信心却依然长存。自己能力上的不足已清晰地彰显出来时，他们却寄望于自己的慈善。虽然手中的岁入消失殆尽，他们却依然认为自己近来的方案缓解了人民的危难，并以此自勉。他们从没缓解人民的危难。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期待，那么又为什么命令大家交付那些可憎的赋税呢？事实上，人民是在自救，而非得救于国民议会。
但暂且撇开所有关于纾解了民众生活疾苦的党派的言论不谈，他们是否真的以任何形式救济了民众呢？巴伊（Bailly）先生是负责纸币发行的大经纪人之一，他可以让您了解这种救济的性质。他向国民议会发表的讲话表达了他对巴黎人民在压力和悲惨境况下的坚定意志与毫不动摇的决心的高度赞颂。好一幅幸福而美好的画面！什么！拥有伟大勇气和不可战胜的决心来“承受”福利或“忍受”补偿？听了这位学识渊博的市长大人的演讲，我们会以为在过去的12个月中，巴黎人民一直在经受着某种可怕的封锁，仿佛亨利四世阻挡了他们所有的供给，或是苏利在巴黎的城门上宣布了他的命令；事实上他们唯一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疯狂和愚蠢，是他们自己的轻信和乖张。但巴黎正在承受着虚假的哲学所制造的冷硬冰锤的捶打，对于巴伊先生来说，融化大西洋地区永恒的寒冰，都要快于温暖巴黎这座城市。不久后，也就是1790年8月13日，同样一位官员在同一个国民议会再次表达了他的看法：“在1789年7月（这是永远都值得纪念的一段日子），巴黎的财政秩序尚保持良好；收支平衡，当时巴黎在银行里拥有100万（40万英镑）利弗尔；革命之后，她被迫承担的支出高达250万利弗尔。由于这些支出，以及免税品生产量的巨大下降，巴黎便出现了非暂时性的全面财政短缺的状况。”这就是过去一年中全法国用巨大的金额所供养的巴黎。只要她一直处于古罗马的位置，她便将一直被各省供养着。这便是主权民主共和国统治下不可避免的附带品。这样的事例发生在罗马时，它可能会比那个催生了它的共和政权还要长命。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本身必须服从于大众性拥有的弊害。罗马在各个帝王的统治下，集结了专制和大众两者的罪恶，而这个不自然的组合便是给她带来毁灭的一个重大原因。
如果要告诉人民，他们是因为公共财产的坍塌而获救，那么这绝对是一个残酷而张狂的谎言。政治家们在自诩用摧毁岁入的方式为人民减轻了负担之前，首先应该认真审视一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让人民交付较大额度的赋税，然后获得成比例的收益更好呢，还是免除他们的所有税款，然后让他们几乎一无所得更好？我更倾向于第一种方案。根据我的经验，我相信这是最好的办法。保持公民获得的权力和国家需求之间的平衡，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具有的基本技能。好的秩序是一切之根本。为了取得权力，人民需要做到服从而不屈从。行政官员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威严，而法律则要拥有自身的权威。而人民则不能依从自己头脑里萌生出来的服从原则。他们必须尊重那些自己不该分享的财产。他们要用劳动去赚取那些可用劳动赚取的东西。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付出与最终的收获并不成比例时（而且他们通常会发现），那么就需要慰藉他们，告诉他们最后的公正终将到来。如果剥夺了他们的这份慰藉，便等于扼杀了他们的工作，从而击垮了所有收获与保存的根基。这样做的人必是残忍的压迫者，是贫穷而不幸者的残酷敌人；同时，他会用同样邪恶的推论方式将成功的果实和财富的积累暴露给那些无知者、失去信心者和没落者，任由他们抢掠。
有太多财政家除了银行、发行、生活年金、唐提式养老金、常年租金以及店铺的小商品之外，就再看不到其他了。在国家已确立的制度中，这些东西确实是不应被忽视的，而其中包含的技巧当然也不容小觑。它们确实挺好，但其效果只能在已确立的秩序中才能显现，且须建基于这样的秩序。但当有人希望用这样的小发明弥补公共秩序被打破后留下的恶果，解救财产原则被颠覆后所带来的困境，那么恐怕这些小伎俩将会在他们国家的废墟中留下一个悲伤且绵长的标志，来纪念曾经那场荒诞可笑的政治，以及政治家们冒失、短视且狭隘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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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ima fronte：表面上的意思。——编者注
(2) “伟大的天赋，（朱庇特主神）不愿让耕耘之路如此平坦无奇。”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农事诗》，第1卷，第12089节。——编者注
(3) 国民议会中的一位领袖人物，即拉博·德·圣艾蒂安先生（M. Rabaud de St. Etienne），曾经再清楚不过地解释了他们所有的行动原则“为了让所有在法国君主体制下生活的不幸福的人民能得到幸福，必须要让他们更生；改变他们的观念；改变他们的法律；改变他们的举止行为；改变所有人；改变所有事物；改变他们的语词……摧毁一切；是的，摧毁一切，然后再创造一切。”这位先生被选为国民议会的主席——那个议会并非坐落于医院或是难民营里；这个议会的成员都应该拥有起码的理性，但无论是他们的想法、语言或行为，都与议会内或议会外所产生的辩论、观点和行为无异。而正是这些人指引了如今整个法兰西这台机器的运行。——原注
(4) 原文为quadrimanous：意思是四只手的或是像猴子一般的。——编者注
(5) 罗马政治家和斯多葛派哲学家。——译注
(6) ……赤着双足，举止粗鄙
加图的短袍，被某些花花公子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