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学说的问题是我们研究的开端；确切阐述这个学说；记下现状的胜利；该学说的心理学证明；流行信仰的教义特性的论断作为回应；支持此教义的教士对社会的有害影响；双重学说维护者的思想根源；本章论题，针对前述思想；对错误的一些借口的考查：（1）错误意见可能以有益的联合为外皮；（2）并非所有人都能够理性思考；（3）考虑到一般的心理态度，过早推翻错误意见导致的伤害可能更大；（4）单纯消极的真理并非指南；（5）错误是真理的垫脚石，我们无法说清已经错过多少真相，必然性与效用不同。
我们必须经常反复地宣讲真理，因为也有人在反复地宣传谬误，并且那些人并非个别，而是为数甚众。
——歌德（Goethe）
我们应当在多大限度内允许既存事实推翻与之相矛盾的思想和原理？在研究的开端，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初步的问题，它似乎比较容易展开讨论。这是一个双重学说的问题。直白地说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中比较开明的阶层是否应该满足于默默地拥有智慧之光？如果他们认为一种学说虽然是不正确的，却对不那么幸运的阶层是不可或缺的助益，是否应当采取开放的态度，在未受启蒙的阶层中推广那种学说？这种办法是否属于权宜之计？一位知名人士告诉我们，他曾经成功地在自己头脑里重塑必要性原则，使其仿佛伴随着自由意志原则的所有优势，“他的目标是改造意见，以前总是发现一种学说是正确的，相反的学说却在道德上更有益，现在他再也不用承受这种沉重负担的折磨了”1。被这位作家视为沉重负担的矛盾，又作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的基础，给其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再没有什么更胜于守住宁静的高原
自身为圣贤的教训所武装
从那里你能辽望下面别的人民
看他们四处漂泊，全都迷途2
有学问的人掌握正确的学说，没有文化的人学到的是与其相反但在道德上有益的学说。这位作者写道：“让教会承认信徒分成两类，一类是为了文化，另一类是为了守住灵魂。理性文明达到某个阶段后，超自然信仰变得相当不可能；无须强迫这样的人穿上修士服。不要干涉我们的教育或写作，这样我们就不会为普通人的信仰起争执；不要在学校或研究院与我们争夺地盘，这样我们就会把乡村学校让给你们。”3有许多造诣不如他的人也动过同样的念头，勒南只是以十分勇敢而明确的方式将想法付诸了语言，而且这种思想在英国比在法国传播更广。举例来说，他们不相信地狱，但是他们认为地狱对于下层社会的民众是有用的虚构产物。他们对精神层面或公共教育机构的任何变化都感到深切遗憾，因为那些变化让下层社会的民众摆脱了如此有利于和谐的错误。说到底，关于超自然体系的其他教规同样如此：有一种超验的存在，通过天国的权柄许诺在未来对善恶施与公平的赏罚报应，且永远感知每个人的个性，警觉地监督我们的行为以及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和欲望；诸如此类。
让我们理性客观地讨论这个问题，不涉及自己的见解，也不引用支持或反对别人的真理的证据。有些人认定所有这些观念都确定无疑或极有可能正确，同时又不经意地坚持，这些观念对于巩固道德观、塑造美德的楷模是非常有用的，他们不在我讨论的范围内，因为，双重学说的问题对他们而言不存在。他们对自己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自然就会渴望对其他人施加影响。不过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另一种类型的主张。让我用其中最重要的事例来说明，它所代表的观念认为，超自然力量干预人类事务的流行观念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存在在死后得以延续是为了达成超自然力量的目的，这种观念也是不正确的；或者至少是认为那些观念正确的可能性极低，任何有理性的人一旦发觉它们不可能是真的，就无法继续接受信仰的有效制约或指导，从此慢慢堕落到怀疑臆测的水平。现在我们谈论的那些人，一边如此看待某些学说，一边仍旧宣称它们是必要的，可以帮助不够敏锐或者教育程度不够、无法看透它们的人，约束他们不去做反社会的事。换而言之，他们认为错误是有用的，愚民是必要的，让群众带着最热诚的愿望和最深厚的信心欺骗自己，可能对于社会是最佳选择。在可以想象的范围内，这是既存事实绝对支配原理的最极端情况。正是这个根源，引发了关于合法的妥协或顺应形势与明显的伪善之间的差别或界限的全部讨论。
读者可能会说，根据勒南所代表的那个学派的理论，普通人不会真的欺骗自己或者受蒙骗。勒南本人确实详细叙述过在贫穷村舍中看到理想人物并深受吸引的经历之类，可是想象并不代表真实。他大声高呼：“在持续六天干着报酬微末的辛苦工作之后，那个精疲力竭的人终于在第七天坐下休憩，凝视着教堂高耸的圆柱、穹顶、拱门和祭坛，倾听赞美诗的合唱，聆听讲道和慰籍的话语，那是多么强烈的欣喜！”4对那些穷人而言，受到批判和攻击的教义不是需要“明确证实的对象”，因此他们不会受害；“对宗教的纯粹感情赋予他们不受伤害的特权，使他们出淤泥而不染”。换言之，教义是虚假的，但是礼拜仪式作为一场表演，旨在激发人们内心的敬畏、尊崇以及感受各种美的敏锐感性，它诉诸并满足的感情既是真实的，也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不仅如此，在人生的两三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诞生、婚礼以及死亡，迈过人生的门槛，人们回顾往事、展望未来，教会的作用就是赋予这种时刻某种神圣庄严的魅力。有教养的人就是如此看待教会的功能，尽管他们自己不再信奉宗教，却将其视为解决各种问题的真理。
他们提出种种理由，主张明明是虚假的教义对普通人是有益的，根据维持警察部队同样的理由维持教会，但是我们能够察觉，那不是确切的理由。它并非基于政治，而是心理上的理由。总体而言这是一种更加真实也崇高得多的立场。他们说，人类的灵魂具有追求美好和崇高的强烈愿望；如果得不到满足，人类就只是渺小的生物。既然这种体系任凭你用真实的方式满足自己，用虚假但是基本无害的方式，让被迫坐在外面一片黑暗的庭院之中的不幸人们得到更大的满足，那么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
至于天主教或者其他任何培养、慰籍人们的宗教冲动的特定方法是否充分有用，现在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恰当时机。我们必须假设，有教养的阶层相信天主教的教义是虚假的，但是仍希望在这些教义是至真至善的这一理论基础上，依靠这种体系指引未受教育的阶层。在平常人看来，这种计划是在蓄意纵容谬误的传播——姑且假定如同我所说的那样，这些信仰的教义是错误的，违背了事实和证据。但是我们被告知，一般人不需要明确地证实教义；他们不关心证明，证明对他们毫无意义。对这个论述人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例如，我们或许会问，是否有人曾明确地证实过教义，还是像现在假设的那样，教义一直是含糊不清的，没有人关心？如果回答是后者，那么我们是否不得不彻底重塑有关基督教文明演变方式的最基本概念？如果有人曾经证实过教义，那么人们究竟是从何时开始不再寻求证明？
当宗教是支配和组织人类行为的重要力量，当人们以最积极坚定的真实信仰接受首要和基本的教义，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是显而易见的。优秀的宗教理论家勤奋地运用智慧，巧妙地依据《圣经》和传统的简明前提做出推论，虽然我不会假定普通人遵循所有这些推论，但是宗教整体构造的基础是确定无疑的教义。教义的证明是何时停止的？当状况改变之后，我们用什么支撑宗教的结构？
除历史的问题外，对于支持二元性宗教的借口，我们还会提出另一些简单而重要的疑问：如此吸引人的宗教仪式这种力量，在此刻实际上是否完全来源于教义和传统；其真相在没有文化的人群中是否未曾得到明确证实；教义与仪式这种不可分割的关联是否始终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教给人们双重体系和秩序的精神导师是否永远指导着他们？如果任何一位贤明的批评者愿意不厌其烦地聆听几场当今的布道，同时注意观察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他将发现那里没有抚慰人的“道德和慰藉的言语”，取而代之的是热烈的论战，教士们常常在讲坛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维护古老的教义、反对现代科学。至于那些教士遵循的方式是否最明智，我不予置评。我只是强调这个事实，虽然那些反对者希望我们相信，在流行信仰中的教义无足轻重，因此没有必要为其影响感到不安。
其次，虽然那些人认为只要将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一个有权使用自己的头脑，另一个有权让神职人员支配他们的头脑，那样一切就都会变好。但有人会指出，他们忽略了一个重大的条件，即对于天生属于另一个领域的问题，这些维护教义体系的专业人士也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现代政治界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论战，政治家们发现自己与真实或假想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与这些宗教体系的积极或消极态度也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如果有教养或明智的特权阶层高兴地开放该领域，任凭那些据说是缺乏教育、比较狭隘、不能运用理性、难以理喻的人们活动以及教条的党羽与精神作对，那么就会造成这种后果。为了正确运用这种权力，论判断力、经验和性情都最不称职的人们反而得到有意的培养。他们得以加强的不仅有处理宗教问题的能力，而且有处理不断变化的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能力，后者甚至更重要。我们不可能确切地规定一个人应该将其影响力发挥至何等程度，或者应该被严格限制在多大范围内。如果人在一个方面具有影响力，尤其是在宗教信仰和仪式方面，就实在不可能不扩展并多少影响到其他方面，无需为了宗教意图而费力组织神职人员或者发生争执，只要选择向普通人妥协，其影响力就可以扩展至整个行为领域。即使目标完全相同，也不可避免地会夹杂大量其他的意图。在处理某些现存情况时，比如允许天主教徒拥有天主教大学是否妥当或公正，这是丝毫不带偏见的实用方法。这个论点只是反对确立一种完整而明确的规则，将社会划分成两大等级，一个等级拥有精神信仰，而另一个等级只拥有字面的教条。
此外，假定开明的社会等级同意放任普通人去信奉据称是更低级更狭隘的真理——那毕竟只是美化虚假的漂亮说辞而已，但是那个等级的首要原则是他们占据并主宰真理本身，不是低等或高等的真理，而是绝对、完全、终极、天赐的真理，极其精确不可能出错，那么我们如何想象那个等级竟会接受这种妥协，哪怕只有一瞬间？那不是最没有意义的想象吗？相对主义的信徒或许能够同意妥协，绝对主义的信徒则永远不会。
少数人掌握着正确意见，放任多数人相信虚假，在继续这个话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其他的反对理由。鼓吹双重学说的人，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是：犯错误是无害的，即使有害处，心灵平静的显著效果也会包容遮掩他们的错误，弥补那些损害。这种想法不单说明了出于理智的错误是精神的病态需求，而且必须避免这种需求，否则主体会受尽折磨并最终毁掉。从历史角度看，它是真实的。它认为在某个充满错误的时期，错误会以某种方式达成好的结果，就好比疾病疫苗。
然而，本章的论题是，错误的意见或信念单凭自身是永远不可能有用的。这看似是自明之理，每个人都愿意毫无异议地接受；但是它属于那种人们习惯忘记并在实践中否定的道理，因为他们从未考虑和回应那些可能用于反对它的理由，从未真正实现它。我们每天都目睹人们否定它。举例来说，父母在理论上理所当然地相信错误不可能有用，同时又教导子女——或者允许别人教导——他们相信的事情是不正确的。于是丈夫们一边认为一般宗教理论既无根据又无意义，一边却希望他们的妻子不要质疑宗教理论、不要忽略宗教仪式。在日常生活中，承认错误可能对他人非常有用的例子不计其数，这里只举其中两个。就如本章反复指出的，我几乎不需要强调，那种做法同否认在给定时期允许发生错误的权宜之计是不同的。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你可能有一个彻底邪恶而危险的敌人，选择合适的时机和理由去攻击他也许是权宜的办法。用孔多塞（Condorcet）的话来说：“从错误通往真理的道路可能伴随着某种罪恶。每个重要变化必然带来这样的副产品，尽管它们总是掩藏在人们打算消灭的罪恶背后，但仍然应当尽一切可能使之减少。不足以保证好的结果，也必须用好的方式改造它。无疑我们应当消灭所有错误，但是既然错误不可能在顷刻间全部消失，我们就应当模仿有先见之明的设计师，如果不得不摧毁一座建筑，只要先了解其结构，就可以用安全的方式拆毁它以免造成危险。”5
让我们顺便说明，有些人习惯认为，18世纪的道德基调与19世纪相比显得低下而粗劣，若与公平审慎的评价对照，也许会得到有用的启示。谨慎地根除错误，根据勒南的建议，他尽管认为那些人对宗教的诠释是错误的，但仍然任凭他们散播错误，尽可能产生广泛强烈的影响；此外尽管料想他们意志消沉，抑或可能过早地放弃，但仍然默认那些在道德上错误的人进入大学。然而除了勒南之外，孔多塞只是断言，审慎地帮助纠正错误意见是一种义务，每位明智的人都承认这一点。我们的态度是在估计形势、计算和平衡权宜，在抨击某个错误观点的时候，对错误本身不能给予认可，也没有任何因素的运作或影响使错误有资格得到缓刑。在自然界真理的范畴之内，任何人都会立刻同意这一点，虽然有些人说，如果将用于探究自然界真理的一部分时间投入到社会问题方面，就会产生更多收获。然而一旦涉及道德和宗教的真理与谬误，即便承认不能认可错误的任何价值，在错误的可能用途与可能存在的暂时不触及错误的权宜之计之间，人们始终感到一种难以捉摸的的困惑。这种迷乱带来的结果就是如此。人们不去触及错误，因为他们以不严密的方式认同了信仰可以“在道德上是有用的，即使在理智上站不住脚”的观点。他们假装对流行的主张没有异议，因为他们觉得那种主张对其他人有用。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些人信奉自己的信条，理由是虽然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并让人理解，但是他们发现其中蕴含着道德和鼓舞人心的特征。我们在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想法，即他们相信只要自己参与其中，自己的信条在道德方面的用途与理智方面的可用性就不相上下。那是他们的一个单纯而未经弥补的错误，对自己有用的错误也可以是对别人有用的。出于这种含糊而笼统的想法，他们尽力坚持维护和传播错误，将错误奉为神圣的作为。那么他们如何解决问题？他们猜测益处，有意忽视不利条件。他们从虚假的信仰或陈腐的制度中发现和反复谈论一两项效用，故意忽视了所有指向另一方向的因素。
设想一下这种含糊的劝导造成了多大影响，它鼓励出于好意的伪善，造成社会深度停滞，我们或许应该从稍微全面的角度检验问题。让我们试着估量，一些最常用的错误借口有什么效用。
一、或许有人会说，一种错误看法的周围通常集中了大量出色的伴生产物，它们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支持它们的错误看法的弊端。例如在中世纪，人们相信虔诚的人具有打倒魔鬼的天赋，还会引发治愈病人、水面行走之类的奇迹。如果这种信仰是假的，如果飞入教堂的数量惊人的苍蝇会突然死亡并非归功于圣伯纳德（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的驱除，那么事情又如何解释？错误的想法仍然与对德行和神圣的深切崇敬联系在一起，与其错误地解释苍蝇的死亡是有害或丢脸的，还是这样更有价值。
对此我的回答如下。首先，如果用错误观念证明正确观念或与之伴生，就是放任错误观念毁掉正确观念。举例来说，如果你利用对地狱之火的恐惧，将正直、勤奋、诚实等观念输进孩子或仆人的头脑中，然后假如这种恐惧消失了——既然不是以事实为根据，就始终存在这种风险——那么曾经建立的联系越强，相关的德行就越有可能减损。
其次，照常理，所有良好的思维或行为习惯都有好的和真实的理由。任凭这些习惯依附于错误的观念，就等于削减了这些自然或自发理由的影响力，即使抹消它们会带来暂时的好处，从长远角度看也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人类性格中的卓越之处基本都源于我们自发的天性。况且即使是不好的天性，针对它们也总是存在有效而真实的外在防御机制。不真实的防御必定比真实的弱，如果在需要防御的地方用弱小的取代强大的，非但不起作用，而且适得其反。
二、反对者接着可能提出，行为的所有优点确实都具有理性的防御机制，正如习俗制度中值得保卫和适当的内容都得到了保护。但理性防御机制的力量取决于其运用者的理性。让人培养科学思维习惯的劝告，只能触动同一类人。性格远非单纯的理由。据称适当性是良好习惯的基础，它或许是天生的，或许通过其他途径而非演绎推理对人产生提醒作用。你可以假设存在一个社会，由训练有素的辩论者和博览群书的学者构成。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粗鲁还是优雅的象征，广大民众都习惯于盲目的习俗、偏见、迷信，不管是否错误，不管是否足以表达真理，它们都是公共美德唯一的安全保障。那么在这层意义上，错误或许具有其效用。
一百年前，那些高傲而令人感兴趣的法国人遇到了需要为此认错的情况，根据他们的典型信条——卢梭（Jean JacquesRousseau）就是其热心论述者，他们相信人类的完善性，人类天生具备清晰纯朴的精神，完全有能力辨明一切朴素的真理，从而凭自身的力量指导一般的行为。他的动机纯粹而无私，他的智慧毫无阴霾，直到神父和暴君戕害他的身体，使他的精神堕落。如果参照历史方法，不得不考虑从一个人降生于世开始围绕他的环境，更不必说同时从过去继承的一切，那么这个理由就站不住脚。我们不可能主张每个人的灵光与生俱来，不需要习俗制度的教育，就足以看清他的理性防御机制。为了回应目前正在讨论的为错误辩解的借口，我们主张，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削弱了人类自身拥有的光芒，非但无用而且有害。有些人替错误辩解，理由是相对而言，理性对普通人的作用十分有限。我们的回应是这样的：那些太过愚昧、无法接受好的观念并理解其价值的人，如果放弃正确而独立地运用自己的头脑，一味迷信或盲目地服从习俗，可能会偶然或在少数方面接受那些观念。然而迷信本身正是无知愚昧的主要原因。坚持错误就意味着姑息所有的错误思维方式；人的智慧会变得迟钝，不易接受任何种类的真理。正是错误本身要求我们默许用错误代替正确的理性，从而使我们不能察觉理性的防御机制，无法感知理性的动机和好的习惯。孔多塞是如此表述这个问题的：“错误的动机另外附带一个缺点，即强化替错误找理由的习惯。你争辩的主题越重要，你越是专心地投入，这种习惯就会带来更多危险的影响。尤其是当涉及的主题是你错误地思考，或者习惯性地联想，这种缺陷就会扩散得更快、更有力。因此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有义务遵循他觉得对别人有用的真理，同时却将这种义务归因于错误的动机，那么让他非常正确地思考真理本身就是极端困难的；他越是关注这种动机，越是赋予其重要性，他就越容易犯错误。”6简而言之，迷信通过妨碍理性思考的方式造成巨大的危害，尽管在一两件事情上，它偶尔也会带来一点点好处。然而与它强加的罪恶相比，它可以补救的罪恶就显得微不足道。称错误为有用，这终究就是权宜之计的权衡给我们做出的保证！
三、现在还有第三种反对理由，我希望尽可能有力地陈述它。他们会声称：“即使无论有哪种好习惯可能与之关联，错误的意见本身都不可能比正确的更有益，然而相对于一群人的普遍心态，相对于他们的其他概念和准则，简单地推翻错误的意见导致的损害可能更大。有些错误的意见与思维和感知的全部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使有可能引入一两种超然的正确意见代替它们，结果也只会破坏人的特性和行为的连续性，而那种连续性是伟大的生活方式产生的，也是道德家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按照常理，正确的意见会带来伴生的有益产物，但是并非必定如此。相反地，在信仰的历史上恶名昭著的事实证明，不仅在个人之间，整个社会也能同时持有针锋相对的矛盾意见和彼此水火不容的原则。另一方面，实际上错误的意见也未必会导致从中推论出的所有罪恶后果。由于人类的前后矛盾的结果并非都是不幸的，即便我们并不总是遵循道德的原则行动，行动的结果也不会总是符合邪恶原则的每个最极端的推论。宗教迫害的支持者能够转而赞成容忍的惯例，始终是由于人类的前后矛盾而不是伪善。
“相较而言，说服一个迷信者放弃迷信或迷信的教规，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舍弃一种教规的时候，你无法确定是否会排斥另一种教规，而且很可能导致人们更热烈地支持所有隐藏在背后的东西。因此根据这种考虑，想必可以承认，错误至少具有暂时的效用。”
现在我们知道，否定错误无疑与接受真理完全是两回事。人们经常看到辩论的力量，它可以消灭一种给定的意见，却没有看到辩论也能使正面意见取代错误。仅仅确信一个概念是错的而另一个概念是对的还不够，人们还必须用普遍正确的思维方式代替普遍错误的思维方式，这样才能清楚认识到这两点。因此如果我们坚信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也应该让其他人接受，那么显然真正重要的目标必须是触及人的一般思维方式，激发对真理的热爱，养成分辨证据质量的意识，让人们愿意倾听批评和新的意见；或许首先要教导人们不辞日常的烦难，心甘情愿地说明他们所使用术语的确切含义。
因此可知，错误意见与错误动机一样，甚至几乎不可能具有暂时的效用。除非是通过细节，亦即单一的错误意见的某个方面，否则不可能抨击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每种错误意见都是例证或典型，它们长期支持或怂恿某种错误论断，虽然它们的程度不尽相同，也不是同样有教益。其实恰恰由于这种逐步置换错误的方法，社会在少数阶段的进步速度仍然迂回曲折。即便相应的真理或至少是比较接近真理的思想不会立刻取代错误的思想，这种消除错误的方式是完全消极的，但也可能发展出积极的成果。这是为什么？一个出色的理由是，无论是否成功，都必须消除一种容易传播的错误因素，否则它会倾向于使周围的大量错误愈加根深蒂固。用生理学术语来说，所有错误都具备“分裂繁殖”的能力，我们在消灭一种错误意见的过程中，可能将无数错误思想扼杀于萌芽状态。
维持意见和动机的连贯性、系统性和互相依存，据说是为了使性格有条理，因而得到了一些思想学派的高度评价。人的特性由多种多样的来源构成，如果其中一部分的构造松散，无疑容易影响到整体。但是我们不要迎合现成的说法。构造上的一致性会带来什么？简短地描述，一般情况下它意味着：人性中的智力、道德与实用部分协调一致；理性、感性与意志不受干扰地合作；感性不会背叛理性的任何指示，理性不会按照感情的渴望做出指示；而意志遵循这两种指导力量的共同推动，不会倾向于反复无常，也不会过度扰乱其指引。那么，如果理性在分析信息和条理方面是完善的，感性的推动作用也无懈可击，那么人性构造的统一就是人类所有进步的最终极致状态，破坏这种无比重要的结构基础就是罪恶的，假如有可能破坏的话。但是如果缺少它，连贯性和协调性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价值了。只要错误包含在人性中，整体产物就是受到损坏的次品。然而我们发现社会道德与思维的错误和最严重的智力缺陷并存不悖，这是毋庸置疑又值得庆幸的事实。正如希伯来学者在犹太法典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可以将归咎于上帝的思想运用于人性，犹太法典中说，上帝也作祈祷：“愿我的正义服膺于我的仁慈。”这也是上帝对人类的希望，无论他们的意志如何，愿仁慈和宽恕压服理性和逻辑，而且也愿人类所有向善的冲动压服理性和逻辑。重复一下借反对者之口说过的话，我们并非总是从邪恶的准则归结出最极端的推论。无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承认，不是连贯性而是其对立面拯救了人性；只能承认错误不是有用的，虽然有时可以避免错误的损害或将其损害降至最低限度，但那完全是两码事。
替错误辩解的人或许会反驳，他的意思不是说答案来自行为的连贯性。要衡量效用，不仅要考虑满足当前对象的需求，而且必须考虑对未来发展和进步的贡献。从这个角度而言，谈论人性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颂扬停滞而已，他们没有考虑让人类的进步无止境延续所必需的条件。现在无论社会或宗教的错误可能给予个人或一代人怎样的安慰，至少这样的错误都无益于促进人类的发展。那至少不是错误的可能效用。
这也是对如下借口的回应之一：“虽然每种积极的事实都是有用的知识，但是当这个学说运用于消极的事实时，我们就不得不有所保留。当唯一确定的事实是一切皆不可知时，我们就无法从中得出任何新的事实，用以指引我们的行动。”7逻辑上的一致，或某种日常实践的一致性，虽然也许会引出上千种抽象的反对理由，却确保了个人和社会的大量益处，而意见或动机的任何纷扰都会危及那些利益。要将错误的意见和动机逐出头脑，选择方法和时机无疑总是需要小心谨慎和长远考虑的问题。只是在考虑这种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以任何形式认同错误是有用的，哪怕只是暂时的作用。因为我们希望维护的益处不是错误给予的，而是来自正确的意见或合理的动机或高尚诚实的态度，它们起源于人类对于事物的真实关系，自发和非系统性地认识，即使面对错误，它们仍然存在、成长和运作。在人类社会初期阶段，这种认识还非常模糊。不过每前进一步，它就变得更加清晰而稳固。在一个尚属文明的时代，我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确信依赖这种认识。
于是这里引出了中心论点，即“一切皆不可知”这个消极的事实是能够指引我们前进的真理。它引导我们远离没有成效、没有发展余地的思想和情绪，必然迫使原本会被浪费的能量发挥作用，朝更有益的方向去摸索和感知。如果不去触动古老的路标，虽然目前这一代人可能得到安逸，却要付出未来发展的代价。失去对特定时期的宗教或政治旧制度的信仰，是竭力追求新制度的首要条件。
道德和宗教方面的错误意见，或是行为的错误动机，似乎都可以成为真理的垫脚石，历史上无疑有大量类似的事例。然而这绝对无法证明错误的效用。因为在所有事例中，那些错误意见或动机远非完全谬误，多少都包含一些真理和真实的因素。即便错误帮助加快发展或修正了前进的方向，也必定是归功于其中的正面因素。错误的成分是完全无用的，甚至比废物更有害。通过教义和礼拜仪式，宗教感情确实披上了多种与之不相称、不适当、压抑人性和具有误导性的外衣。整体而言，宗教感情的确给文明带来了极大益处。但是这不能证明，教义或礼拜仪式这些形式强加给人们的错误指示就是有用的。恰恰相反，错误的教义和衰微的礼拜仪式造成的影响太大，部分抵消了宗教情绪本身的价值带来的益处，削减了它无价的能力8。
反对者还会极力主张，鉴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差异，真理的表达形式也可能是错误的，只有通过错误的表达，人类追求永恒价值的动机才能确定。对此我再次强调，从绝大多数最重要的例子来看，这种主张错误的形式和表达必要性的观点是自我衍生的产物，是以前的道德和宗教错误造成的不良后果。培根告诉过我们：“在经院派神学地位岌岌可危的特兰托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上，一些高级教士严肃地声称，经院派学者的学说动摇不定，他们就像占星术师，装模作样地编造出奇怪的偏心圆、本轮、星盘和天球仪来勉强解释天文现象，虽然他们明白那些都不是真的。他们用类似的方法构架出一系列微妙而错综复杂的规律和定理，试图挽救教会的惯例。”除了学术规律和定理，这段话也适用于其他许多方面。人们创造次要的错误并需要它，理由是错误具有一些先存的主要积蓄，可以挽救教会，因此我们经常提及某种教义给人类精神带来的安慰。然而如果正是这种体系产生的恐怖使人们没有安慰就无法承受苦难结论又将如何？既然炼狱的教义来源于更古老、更严厉的永恒地狱理论，又有多少必要表现教会的宽宏仁慈？
此外，所谓掺杂在纯粹真理中的错误是必要的，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权势的社会等级或团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错误的体制而作出的解释？——即使他们无法抵制，或者不愿意抵制输入更新、更好的学说。不过那不是蓄意犯罪，也没有致命的危险。从更确切也更宽厚的角度解释，是人性的弱点让我们非常乐意地相信其他方便相信的理由。没有人认为，那些团体——例如法学家——反对消除冗余和碍手碍脚的陈规陋习纯粹是出于强烈的恶意；他们不得不将那些惯例视为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因此各种有影响力的教师和传教士已经无意识地倾向于认为，有必要尽可能维护那些我们明知其谬误的东西——即使它们不是真实存在，甚至同时引入一些有益的修正。这就是人类精神的保守主义，虽然坦率却会造成损害。我们无权谴责我们的先辈；上一个世纪的非历史学派热衷于毫不吝啬地给他们戴上冒名顶替、冒充内行、骗子强盗之类的邪恶帽子，那未免太过火了。不过我们有权利指出，他们与如今那些模仿他们的策略的人一样，其保守主义并不能证明错误的效用。那些人希望灌输给人们一种完整的宗教意识体系，而有文化的人却公开声明放弃它，那种做法尤其没有任何正当性。况且我认为，教士们想必也放弃了它，否则他们几乎不会受到蓄意的引诱，以致放弃传教的职责；他们在那个职位上传教的影响力是最重要、最广泛的。
同时，我们的观点是，虽然有人致力于改造思想，实现旧瓶装新酒的计划，即用真理取代迷信，这样做尽管无损于改革者的诚挚或名誉，却无法证明错误是有用的，哪怕只是暂时的作用。那些人缺乏远见，无法预见到未来的事。他们忘记了错误长期延续造成的祸害，加入的少量真实成分也可能带来新的活力。他们忽略了暂时得意兴奋的代价常常是最终失去活力。
最后，他们没有认识到，错误就是这样妨碍真理产生的。近来有一种反对我的争议较难应付，它断言“可能实现的范围超越了理智思考的限制”9。这种见解确实过分乐观了，以至坚持时代的倒退。无论如何，人类历史在我眼中都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艰巨选择，正如我们这个时代；实验造成了惊人的浪费，虽然也获取了某些珍贵的成果，但是无论在当前还是过去任何时候，它都不是衡量一切可能性的最终标准。这与科学的历史观念并无矛盾之处，亦非否认社会进步具有某种顺序的重要法则，只是主张在唯一可能的秩序范围内，总是留有一些余地，以进行各种程度的改进和创造，接受幸运或不幸的偶然事件。任何可以发现的规律都不能精确地符合其中的某个部分；它们也没有任何共通之处，它们符合的时间也不能确定。我们必须分清可能性与必要性。在给定的时期，只有某些发展的步骤是可能实现的；潜在的可能性并非必然全部实现。难道有人会假定，天生具有的创造和发展才能全部使人类获益了？比如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所做的工作超出了社会容许的范围，从而帮助社会免除了一场大灾难，他是历史上唯一的例子吗？答案是否定的。历史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没有原因和结果的互动关系，历史肯定不会变迁；历史是社会的成长和状况的记录，也记录了中断、微小的异变和不幸的遭遇。追溯历史，可以发现从各个方面塑造人类形态的一系列线索。但是可能造成一切差异的那些失落的环节在哪里？那些对早已湮灭的事物的记述在哪里？那些过早问世的多种多样的天赋，它们的成果在何处？我们根据与相信太阳系规律一样的理由接受过去，尽管如同孔德（Auguste Comte）所说的那样，“我们能够轻易地设想它们在某些方面得以改善”。过去就像太阳系一样，超出了人力所及的范围，我们无法更改。但是如果有人带着哲学式的自鸣得意，以为我们已经通过想象得到的最短、最轻松的路径抵达了目前所处的阶段，沿途未曾浪费、未曾失去亦未曾残酷地摧毁任何东西，那肯定只是愚蠢至极的梦呓。我们失去了“可能实现的”范围中的一切，因而有正当理由考虑它、重视它，仔细思考并尝试寻找这种损失的原因。原因之一是人类的智慧缺乏自由；另一个原因与我们讨论的主题有关，即迷信和错误意见的长期存在，以及对粗劣象征的长期依附，它们原本可能衰败或被成功地消除，却由于对其效用的错误政治观念而得以存续。如果公正地评价这种效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错误的意见、狭隘的迷信和粗劣的象征阻碍了智慧的自由运用，妨碍人们培养更相称的情感，那么我们就理应将未知的损失视为真实而最重要的因素，并归咎于那些错误。
简言之，错误的思想和动机在人类成长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成分，若要替它们辩解，说到这个地步就是极限了。但是“必然”并不等同于“效用”。凡人不可能避开痛苦伤害，可是错误的思想和动机就像痛苦一样，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和利益造成了可怕而无法补偿的损失，是这个世界顺利进步的过程中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之一。本书论点的教育意义涉及到我们实际上应当以何种心境看待错误的学说和误导的动机。如果我们满足于给错误的学说或者误导的动机找到好理由，那么我们需要自问的问题就只有一个：通过与自由学说相容的方法，是否有可能打破或祛除它。认为错误可能对其他人有用，这种隐隐若现的观念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弱点，且只是让问题愈加复杂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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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密尔的《自传》（Autobiography），第170页。
2．*译注：引自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第2卷，原文是拉丁文诗歌，译文选自商务印书馆1981年方书春的译本，第2卷，“序诗（1—61）”。
3．引自勒南（Ernest Renan）的《法国的道德和理智改造》（La Réforme Intellectuelle et Morale de la France），第98页。
4．引自勒南的《宗教史研究》（Etudes d'Histoire Religieuse）前言，第16页。
5．1779年，普鲁士科学院宣布以《欺骗对人是否有用》（“S'il est utile au peuple d'être trompé”）为题征集年度有奖论文。他们收到了33篇文章，其中20篇表明它没有用，13篇表明它有用。活动在巴黎和柏林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科学院本着不偏不倚的态度颁奖给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最好地证明了正方观点，另一篇最好地证明了反方观点。参见巴托洛美斯（Christian Bartholmèss），《普鲁士哲学科学院历史》（Hist．Philosophique de l'Académie de Prusse），第1卷281页和第2卷278页。孔多塞实际上没有参与奖金的竞争，不过他写了一篇十分深刻的文章谈论到这个主题，出版于1790年（Oeuvres complètes．第5章，第 343页）。为了说明在给定时期流行思潮的共同真相，我们可以提及在1770年出版的另一位法国作家席努·杜·马萨（César Chesneau Dumarsais，1676—1756年）的遗著，题为《有关成见的随笔；或道德习俗对意见的影响与人的幸福》（“Essai sur les Préjugés；ou de l'influence des Opinions sur les Moeurs et sur le Bonheur des Hommes”）。他在书中指出的主要成见被分类为古代习惯、世系、祖国、宗教以及对财富的尊重。其中一些论断的措辞几乎与孔多塞的论述完全相同。关于马萨的记述，参见达伦伯特（Jean le Rond d'Alembert），Oeuvres complètes．第3章，第4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