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神秘法则”；休谟的不道德见解；不道德妥协在智性上的负面影响；更粗俗的准则伴随着堕落；妥协的三种领域；分开三种妥协是极度重要的；在实际政治中将它们混淆的后果；在意见形成过程中的处事交往或功利算计；其合法性开启了多数派与少数派彼此当仁不让；本章的论题；其重要性归因于政治精神在英国至高无上；政治精神占主导地位的后果；与有理智责任感的时代相比较；反对政治精神的现代运动；考虑到的一个异议；具有合理信念和理想品格的重要性；品格的缺失削弱了行为；现代政治中的例证；现代的宗教自由主义；两个最高问题的说明；帕斯卡对怀疑状态的评述；纽曼博士对同一主题的评述；处理这两大问题的三种方法；理智上不诚实行为的另一种说明；萨瓦牧师（Savoyard Vicar）；用精神上的自我放纵取代理性造成的损害。
我们已经讨论了乐意将社会划分成两大等级的人的立场；其中一方受过教育、善于思考、自由地运用他们的理智，却以严格保守的态度捍卫他们的结论；另一方目不识丁或从不自省，他们被教导接受某些看法和惯例，原因并非他们忠诚或者他们确实就像修道士们相信的那样，而是那些社会中地位较高的智者们认为，灌输这种信仰在所有方面都对他们自己有益。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恰恰相反，它公正地描述了当前社会的状况。早期基督教的古老“神秘规则”（disciplina arcani）在我们中间与早期的教会一样具有充分的影响力，但是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差别。基督教的创始人采取保守策略，更多是为了引导侍祭司铎追求真理的完满。而近代那些精于算计的人持保留意见，或者掩饰自己的真正理由，却是为了让他们的邻人贪图安逸、不求改变，沉溺于偏见、迷信和低俗理想的一潭死水之中。我们援引圣保罗（Saint Paul）的话，他说自己回应所有人的祈祷，成为犹太教徒，仿佛关于异教徒的法律从不存在。然而我们实际上只是为了将自己的行动正当化，任凭犹太人依旧是犹太人，异教徒依旧是异教徒。我们模仿那些使徒，在古旧的圣餐桌前向未识之神1领受圣餐。我们忘记了，古老象征仪式的起点是彻底变革的教义。一方是有判断力的传道先驱的保守派，他们满怀顾虑、饱含泪水，本着纤细敏感的良心，温和地处理问题；另一方是理智怯懦的保守派，他们凭着狭隘的思维，自以为是替社会的和平安宁着想，伪善地处理问题，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两类人是截然不同的。古老的“神秘规则”意味着透露出一线光明，从而揭示更多的真实。而新的“神秘规则”意味着掩盖真实，从而使谬误永世长存。然后考虑一下这两种妥协方式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对个人妥协的精神和特性的影响。前一种情况下，热情、希望和对伟大事业的奉献完全可以共存；后一种情况下，欺骗压制了人的个性，妨碍了自由热情的梦想，造就出平庸的凡人——并非总是互相理解，而是有强烈欲望和目标的平庸之人，那甚至更糟。
休谟（David Hume）的一段文章，或许适合用来说明从众论所呈现的最粗糙、最令人厌恶的形态，以及对人格造成的耻辱影响。与近来那些感情用事而支持妥协的人不同，他用更加实际的方式看待事物。身为怀疑论者的休谟写过一封有名的信，推荐一位年轻人担任教士，理由是在民间很难找到一份还算过得去的工作。那时正值布特勋爵（John Stuart 3rd Earl of Bute）当权，可以让他的朋友得到优先关照。那个年轻人对于教规之类的问题有所顾虑，休谟是这样回应的：
人们太过重视下层百姓和他们的迷信在激发忠诚心方面的作用了。如果这件事值得严肃对待，我会告诉年轻人，色诺芬（Xenophon）认可过的阿波罗神谕（Pythian oracle）建议每个人崇拜偶像（希腊语：nhomô pholeôs）。在这件事上我希望仍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当伪善者。那是社会共同义务的一般需求；从事基督教会的职业，只不过是略微增加一点无害的伪装——或者说模仿，我们没有它就不能在社会上混下去。2
这种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无数人，大大超出了想象的范畴，休谟的叙述方式只是格外坦率而已。面对如此粗俗的准则，人们大概会退缩，不敢用它指导自己的行为。他们会举手质疑这段语录。我们对自己内心隐藏的东西奇怪地视而不见，当其他人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它们、阐明行为和动机的时候，我们甚至会震惊。现在令我们厌恶的不仅仅是这些事例所显示的不诚实——教士们郑重其事地发表诸多虚伪的声明，只是为了维持生计；声称为了赚钱或社会地位，可以接受许多他们实际上绝对排斥的主张；他们明确地宣布发自内心地受到圣灵的感召，因而选择从事这份公职、服侍上帝，可是他们的真实动机只是不希望失去从布特勋爵那里得到帮助的机会。伪装的这一方面已经足够骇人听闻。对于虔诚的信徒和怀疑圣灵是否真的存在的人而言，这种想法同样令人惊骇。有些人不再将超越和凌驾人类的力量视为最高信仰，另一些人珍视人类自身的价值和完善性，前者的私心比后者更重，原因即在于此。凡是有丝毫诚实之意的人，都绝对不会尝试这种经过周密算计的伪善，哪怕只是一瞬间；然而这种行为除了不道德外，还引入了理智方面的不诚实，意味着不忠于真理、不诚于自身的智慧。因为下层百姓容易迷信，有学问的人就有能力当牧师，通过做迷信的帮凶赚钱——人一旦玩弄花招，说服自己的良心认同那种思想，他的理解能力就会衰退麻木。如果有人能够看透下层百姓和他们的信仰，那么凭他的聪明，也就相当有可能不时看透自己。他将开始怀疑自己是个骗子。当他运用自己的头脑寻求自我启发的时候，这种怀疑将使他渐渐变得怯懦。拥有真正优秀能力的人不可能摆脱这些怀疑，他会为此悔恨不已。随着自身的进步，他的能力应当完全成熟，他的智力成果应当达到全盛期，同时生活也越来越严肃，使这种怀疑以同样的程度增多，悔恨也以同样的程度加深，于是智慧之光预示着有望慢慢走出徒劳挣扎的困境，或者寻求自我安慰，任凭许多资源闲置，或者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他会变成冷漠无情的犬儒主义者。
我们终于发现理智也具有敏感性，至少是在能够运用于较高目标的时候。然而为时已晚。到处充斥着平庸的意图和低俗化神圣的事实真相，理智在这种环境里失去了它的个性、潜力和美好光彩。在察觉权宜方面，低等的原动力甚至在理智领域也能产生更大的效果，优秀的认知恰好被不公平地戴上了追逐私利的帽子，大家都注意到这种状况了。休谟希望自己尽可能地充当伪善者，不过假如他在多产的早年已经是伪善者，那么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欧洲就将失去一位重量级的哲学家。人们经常说，他在早年不得不压制自己的信念，而在晚年时，他很可能已经没有需要压制的信念了。我们或许可以补充一句，休谟起初阐述的观念是，下层百姓不关心真实与谎言之间的差别。他很可能迟早会得出同源的观念，即那种差别与他自己也毫无关系。
前面谈到的那些人深思熟虑、老成世故，为了换取物质享受出卖与生俱来的智力，厚颜无耻地向他们觉得可鄙的人妥协，以免被迫靠诚实劳动赚取面包。姑且随他们去吧，我们没有必要耗费精力、义正辞严地表示愤慨。他们自有他们的地狱，言语并不能增加其苦难。为了确保生计，必须戴上面具和口罩生活，没有言论自由，那也不是轻松的事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被迫复述古老信仰的图腾，大声附和古老的希望，同时他们衰颓的思想却明白信仰只是谎言，希望只是愚民而已；在举行庄严的涂油礼的时候，每年数百次地重复天主鼓舞人心的启示，可那些话语对他们来说就像魔术师的咒语一样毫无意义；他们替单纯的百姓主持纪念和安慰的神圣仪式时，满心只是想着这些受骗的百姓多么单纯，仪式又是多么令人厌烦的仿制品，直到一天工作结束。他熟知这些事情，在他出卖才能的生活中真正要紧的事情只有一件，即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只能绝望地回顾那些枯燥乏味的可恨的表演——这正是真相（希腊语：bdhelygma tês erêmhôseôs），是对人类精神的令人深恶痛绝的毁坏。
谁都不会以为这是正常神职人员的意图。但是我们应当了解这种趋势酿成的极端灾祸。伪权宜拥有上千种假面——金钱、地位、权力、博爱，在其众多形态之中，这种灾祸可能让人不再热爱真理，内心却又未受损害。追逐金钱导致理智的不自由和自尊心的堕落，各有不同程度的理由：或是背离真理的客观性，或是为了公众或私人的便利替代真理。无论目的如何，做出这种妥协的都是失败者。世人提供恩惠，并用缄默来保证决不过问随波逐流者内心真实的精神状态，拥有才能的随波逐流者获得自身安宁的保障，然而前者的损失并不少于后者。这样仿佛是社会在惩罚机械地创造和探索新物质资源，却慷慨地奖赏古老的文化和生产方式的最坚定的拥护者。在前一种情况下，对物质财富的损害与另一种情况下对道德的损害同样严重。
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关于放弃理智责任的不那么危险的形式。在第一章开头我们谈到，明智的做法是在形成意见时考虑再三、在表述意见时有所保留、在实现想法时谨慎持重。我们的意思是指出妥协的三个独立领域，每一个都是思考的主题，任何一个都不适用于其他两个，对不同的程度也不适合。不愿开诚布公和自我欺罔的态度来源于令人压抑的顺从——或是对现存状态，或是对即时可行性，或是由于担心别人知道自己的想法之后会如何看待自己，结果导致在形成和发表意见时做出妥协。其次，积极的模仿是来自一种不合法的意愿，因而在公开发表意见时妥协。最后，怯懦或缺乏信心的弱点要归咎于在行动和认识方面的不合法妥协。这种划分不是仅为了便于讨论。它涉及行为和性格的根源，是解读当前社会心态的关键。用简单模式归纳一个复杂问题总是困难的，不过正如我们抱怨过的那样，当代舆论缺乏活力和确定性，应当主要归咎于下述观念：假如实际论述一个对象的时机尚未成熟，我们厘清相关思想的责任就得以免除。假如大多数人都坚持某种意见，我们又何必计较那种意见是明智正确还是相反？这种观念来源于对妥协的三个领域的混淆，如今它悄悄占据了主导地位，却几乎没有引起争论。人们过度重视真理的实用方面，以至当他们碰巧没有能力实现它的时候，就习惯性地否认据此形成的意见，理由是不可能直接吸引足够多的人来支持它。“我们十分愿意认为您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会引起您期待的全部进步；但是我们无法说服任何一位有能力推行这种观点的人，连最小的机会都没有；那么何必浪费时间讨论它？”——这类谈话是我们无比熟悉的。好似一种观点如果仅有正确的可能性，就没有资格付诸讨论；好似讨论是可能诱导人们接受该观点的唯一途径，或者是最终不再考虑它的好理由。
这恰恰是因为我们相信，舆论，且只有舆论意见能够引起重要的永久性变化，所以我们应当小心谨慎，使这股最强大的力量保持正直、无畏、有益和独立。就政治领域而言，政治家和报纸新闻几乎有默契地拒绝谈论新思想，使议案无法立刻采纳新思想，当然也不可能在下一个8月获得皇室的首肯。从知识分子正直的标准来看，还有一些相当卑劣的事情，一位在职的牧师无法判断某种给定的标准本身及其优点是否可取——比如废除爱尔兰教会，直到政府官员在台前幕后勤奋地来回奔忙，告诉他该标准实际可行并且符合集体利益，他才能下定决心。一方面，领导者的高尚情操被过度吹捧，被迫改造党派的信念，使他自己受罪。另一方面，追随者由于政治上的老练受到颂扬，被迫接受其领导者的信念，同样使自己受罪。这两种情况很难说哪一种更丢脸、更令人消沉。追随者和首领互相教导，在短时间内放弃了几个世纪的传统或一生的原则，从而可能有利于社会机器飞速轻易地运转。它无疑标志着政治精神的胜利，或许会博得《君主论》作者的赞赏。它对理智自尊的习惯肯定有致命的影响，使社会上的人遭到谎言劝诱、沉溺于玩弄花招、享受其支配者的自我诡辩。
政治家执着于实际事务的管理，注意力局限于身边的工作，当然这种做法有充足理由。不过政治家需要如此关注当前任务，这一事实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另外还有如此多的人忙于助长虽不常见却重要而有希望实现的意见，乐意不断讨论其价值或优点并为实际应用做准备。事实上，最忙碌的人通常不是最不愿意听取新思想的人；压制讨论最积极的反而是那些游手好闲的政客和那些无所事事、爱凑热闹、搬弄是非并热衷传播八卦的家伙，他们反对浪费时间精力去谈论那些并不准备进行投票表决的提议。从现状看，每个人都知道，问题未经充分讨论的理由在于找出解决方法的时机还没有到。于是当一些预料之外的小纷扰或事情的自然进程迫使人们下定决心时，考虑到目前舆论尚未准备好有效而完善的解决方案，那么解决方式就常常显得草率、不完善或邪恶。人们拒绝审查所谓不能实行的想法，国民教育问题的所谓“解决”就是近期最可叹的写照。我们或许可以大胆预言，没收国家教会的基金将以令人难忘的规模提供下一个实例。此外，免费的初等教育和重新分配选举权显然也是重要问题，相较之下，极少有人愿意认真而耐心地讨论它们，将来我们想必会痛感这种漠视是个错误。曾经有位明智冷静的作家这样写道：“一位有见识和学问的人严肃地公开提出一种意见，总是需要得到尊重和关注，那些由于自身的见识和学问而拥有相关权利的人确实那样做；触犯这种礼貌规矩的人，无论是谁，都会公平地丧失它保障的特权。”3那只是最小的麻烦。最严重的危害是会导致好想法的损失、流产和浪费。
前面谈到的祸害来自对这一重要真理视而不见：为了寻找完成给定任务的最佳途径，辛苦也是值得的，即使你有充足的理由怀疑其方向最终是错误的。除了政治领域，思维领域同样如此，为了尽可能确保我们的意见最佳，值得“对快乐不屑一顾，每天辛勤劳作”，即便我们知道，这种意见流传并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可能性无限小，甚至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无人接受。真理和智慧不得不等待时机，最终把握住机会。个人能做到的就是即使独自一人也要探寻真理。这是最高也最基本的任务。然而在当前的社会心态下，我们似乎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我们考虑的方向正确，本可以正确地指导实践，为了确保一些需求而放弃一些欲望，为了避免停滞或倒退而正确地默认选择次优的行动方案。可是我们在这上面都存在误解，继续根据同样的理由误以为自己应当默认次优意见，应当将约定俗成的表述与高纯度的信念混杂起来，应当接受一种信仰——我们虽然在心里觉得它模棱两可，怀疑其真实性，却对追根究底没有太大兴趣，只因为它在普通民众中间有牢固的基础。这就是我们谈论的妥协、处事交往、功利算计的三种类型之一。功利算计在意见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妥协或处事交往对作决定的过程发挥影响。
与另外两种妥协类型一样，合法性或权宜之计主要取决于多数人与少数人的相对权利，以及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尊重。如果具有狂热的性情，或者由于习惯从裁判视角排外地审视社会从而灰心沮丧，就会很容易地坚信根本不存在什么尊重——除非给予尊重的一方太弱而无法随心所欲，否则双方彼此尊重是不可能的。这种肤浅而有害的观念基础曲解了文明社会的经验，甚至更糟糕，它只不过是来自主观臆断、不知反思的性情。凡是十分仔细公正地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同意：先进的社会在实行权宜之计的过程里，任何一部分成员都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部分成员，除非涉及维护社会统一这类至关重要的问题。至于这种重要例外的开端，还有待更多的讨论。合法干涉的领域的边界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划分，或是根据利己主义行动，或是根据行为的其他条件和要素。无论界线划在何处，决定其位置的不仅是抽象的思索，而且是世人注重实际的品性和自发的老练，如同多数与少数的利益之争，维护一方的权利就会妨碍另一方。换言之，在某些情况下，束缚多数人的意志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在规则不同的情况下，它什么都算不上，或者几乎什么都不是，正如一个人对同伴的社会性依赖所允许的那样。
我们的论点如下：在实现一种主张和将理论付诸实践的积极努力的过程中，为了遵从多数人的成见，进展会非常缓慢。屈从现状条件的限制，极度节制地行事，自我约束以及安抚调解，这些权宜都可能存在，而且往往如此。其次，公开宣布与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之间存在分歧，拒绝盲目地认同这种观念，仅仅表述意见就要依靠不同的基础。尊重多数人的愿望和感情的理由远远不够有力，但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理由肯定存在，所有善于思考的人都会加以权衡。最后，关于一个行动方案的相对可取性，或者关于一种主张的真假或正确意义，在一种意见的构成之中，同时代多数人倾向的意义等于零，在天平上的分量等若微尘。在决定可行的最明智的路线时，实际不可行的环境条件就与我们无关。在我们判断事实问题的建议是否准备妥当的时候，必须考虑它们和证据的一致程度。人们信以为真，其他人或我们自己可能会从中感到安慰，那种舒适或慰藉也与我们无关。
即便是在实践中彻底漠视这种真理的人，也会立即在名义上赞同它。在我们这样的社会，要让人们转变态度真心实意地赞成是非常困难的。在罗马共和国以后的所有社会中——甚至包括罗马共和国本身，英格兰是本质上在政治方面最活跃的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经历过军事时期和宗教时期，不过都相当短暂，如今国民生活的主流已经进入政治通道。政治生活的影响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强大、更深刻、更广泛、更持久、更成功。我们通过战争建立起疆域广阔的帝国，不过战争的本意并非军事征服，其目标主要是开拓市场。我们历史上16和17世纪的那场伟大的精神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是偶发事件，也是阴谋诡计，是贵族们为了寻求战利品而发动的突然袭击。几乎直到经过改革的教义与类似的思想以及相应的治理规范相结合之后，人们才从中找到归属感，开始对其真正感兴趣。
我国进步的重要根本在于自我治理的发展，或者审议机构组成的政体，它代表互相矛盾的原则和互相冲突的利益。在自治的制度下，人们养成的习惯恰恰不是宽容；因为一本正经的英国人与法国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一样不热爱宽容，他们只是向大多数人的意志让步——只要他们仍然占多数。由此推出了被误会的简单理由，即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如果让大量人参与管理和安排公共事务，工作将立刻变得无法进行。权力逐渐集中到一个最高审议机构，成千上万人积极地参与选择和管理其成员，密切注意和观察议会的议程，它处理的事务的重要性给议会的尊严增添光彩；所有这些趋势既确定了我们对政治的最强烈而持久的兴趣，又影响了我们的整体心理素质和内心性格，使我们适应政治的精神习惯远比其他习惯更加根深蒂固。
因此政治精神已成长为我们国民生活中的最强要素；这股支配力量的影响遍及我们全部的思维方式，包括与政治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的事情。因而我们心中产生了一种真实的政治责任感。而在相应的程度上，理智方面的责任感却遭受挫折——这正是本章所极力主张的论题。假如这两种责任感互不相容，一种变强另一种就不可避免地变弱，假如精神上的欣悦和伯里克利（Perikles，约前495—前429年）时代的思想开放必须以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年）时代的政治无能为代价，那些与社会的精神趋向关系最大的人就很难决定应当优先激发哪一种责任感。一个长期维持的帝国社会——例如罗马——必定是保守而严厉的，敌视一切新颖的思想和事物并积极消灭它们。但是罗马政权的持久对于人类毕竟是有价值的，因为它确保了某些文明思想的传播。创造出这些思想的希腊人和犹太人十分典型地缺乏政治一贯性的统治才能。我们确实发现，希腊不仅产生了最高级的富于思辨的思想，而且还有实际的政治制度。希腊历史上那些稳定运转的最有利的例证就几乎不需要指出了。根据历史事实，一个社会很少在世俗和精神两方面同时繁荣，也很少在探寻真理和培养政治精神两方面同样成功，总是有一个方面占据决定性的优势。社会中自由活跃的思想与前后一致的政治活力之间，似乎很难维持平衡。举例来说，当德国人热情地致力于研究抽象的真理和深奥的学问、发表新的批判时，德国没有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而且人们极少期盼它们。在路易十五（Lovis XV，1710—1774年）统治时期，法国人对政治和民族的兴趣前所未有地减弱，几近消失，同时他们对理智的兴趣前所未有地高涨、富有成效并且影响广泛。
仅仅如此还好。此外，在政治责任感与理智责任感之间，以及重视即时可行性与探寻重要思想意义的问题之间的鸿沟，不应当太彻底、太普遍，这是社会福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使没有其他反对理由，如果政治精神占据毫无异议的优势，就会引起一种明显的倾向，限制那些激发人们真正兴趣的事物。更有甚者，除了对社会物质和结构性福利多少有直接影响或者存在明显关联的事情，人们会忽视其他所有问题，或至少将其置于次要地位。如此一来，社会成员就失去了塑造伟大特质的全部影响中最令人振奋、最广泛、最崇高的东西。
首先，他们失去了对更高问题的真诚关注，那是人类精神的自身发展所必需的。其次，他们失去了寻找真实答案的无畏渴望，或者如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那些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他们就至少要找一些好的理由自我满足。平庸之人无法立刻辨明这些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含义。因此，它们及其他所有与社会机构体系无明显关联的问题，只能退居次要位置，让公众以一种不可能出错的方式去关心那些有关联的事情。
再者，即使不平庸的人也会受到这种精神的恶劣影响。他们意识到思考伟大论题的存在和重要性，但由于政治精神的压力，他们害怕自由研究那些问题可能得出的结论。相应地，他们摒弃了探究，下决心成了他们最惧怕的事情。他们给自己找理由，以为假如认真致力于在某个领域形成真实见解，得出的结论虽然可能在今后几个世纪里得以实现，在当前却完全不受欢迎，任何被怀疑接受那种意见，甚至只是有那种倾向的人都可能为此断送前程。他们考虑到人生苦短；传教士不会被当成受欢迎的阶层，殉道者又不会被当成明智的阶层；即使尽力而为，也只能给世界做出微不足道的贡献；即便如此，放弃任何贡献机会也是道德意义上的自取灭亡；因此为了维护世间的和平与肤浅的善意，最好的选择是绝不表述自己的观点，而且万勿费心去把握某个方面的正确看法，要与正确思想或其领域彻底划清界限。
如果谴责这种思想追逐私利和伪善，可能太严苛了。它是政治精神的自然产物，而政治精神只是不断考虑当前的结果和即时的可行性。如果仅仅是害怕失去，并不会妨碍它得到更好利用，只要它起作用就行。一个人与组成他的小圈子的同伴之间达成没有明言的协议，对于这种特定处事技巧造成的负面后果，我们几乎不能作出乐观的估计。如果他可以保留传道者或教师的地位，那么他愿意舍弃与生俱来的自由解释的权利；对于涉及人类利益的最重要的课题，拥有清楚的想法——纵然只是暂时的，深思熟虑地反对对立的思想——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这是属于每位聪明人的义务，然而他对这种义务视而不见。如果自由思考的范围受到这种致命的限制，那么不管个人还是群体都会相形见绌。规定这种限制的缘由，既非专注于某一类问题而不是另一类，亦非对特定主题的讨论没有充分准备，亦非懒散或缺乏好奇心，而是因为担忧过于勇敢的探索者经过思考可能得出的结论。纵然没有其他负面影响，这种局限至少还有彻底的害处，它致使责任感麻木迟钝，削弱个人责任的敏锐感觉，削弱个人或是对上帝、或是对社会、或是对自己的良心以及理智的自尊心。
通过仔细思索时而照亮旧时代的人性特征，我们可以最清楚地了解这种害处有多么严重。那时人们虔诚地相信，他们的永恒救赎取决于是否拥有真实的信仰。人们必须找出真正的信仰，若有懈怠，就必定在全能的上帝面前遭到报应，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永远坠入地狱的威胁。在16世纪的德国与17世纪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教义规定新教徒具有无法废弃的责任，这使大无畏的精神变得重要；按照这段历史记载，在巨大的历史苍穹下，带着受到激励和鼓舞的信念，我们的眼光能转向哪个部分，并对人类生活和受信仰的严肃性影响最深的人的价值有更高评价？在我们看来，英格兰的清教徒首领和苏格兰长老会中严苛遵守《国民誓约》的成员最具有英雄气概，原因不是他们的宗教狂热，更不是他们的宗教理论，而是因为他们探索并追求真理，既不考虑可行性又没有谨小慎微地算计多数少数，只是深思熟虑，从“伟大考验者的目光中”探寻。
这还不足以解答，为何这种神圣的存在和监督的惊人觉悟曾经是活生生的事实，如今却消失了。上天永远警觉的眼睛，并非唯一可信的刺激责任感的因素。从那些严厉无情的新教英雄到上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在许多方面都是跨度很大的飞跃，然而理智和责任感同样刺激了他们。他们的教义沉闷而不充分，如本书作者指出的那样，有时甚至直白而残酷。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衣衫褴褛、鄙俗低贱。话说回来，毕竟无论诱惑或威胁，还是思考某些论题的痛苦或惩罚，还是思考其他事情的报酬，都无法转变伏尔泰（Voltaire）和狄德罗（Diderot）那样的人。在有缺陷的智慧之光所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仍会机警而费力地探索真理。在此过程中确实发生了灾难，但是伴随的不幸应该更多地归咎于传统和权威的捍卫者，而不是思想解放的卫士。甚至在后一种情况下，应当归咎于不恰当的教义，与自由思考和研究的意识完全无关，也不能怪罪他们勇敢地服从这种高贵意识的驱策。
近来有相当多的尝试，试图将政治精神压制到非政治的范围内，这场著名的运动或许起源于一代人之前牛津的灰色四方院子和古老花园，“可爱的城市与她梦幻般的教堂尖顶”；那里曾经是脱离尘世喧嚣的地方，同时伴随着最粗野、最激烈的争斗，追逐世间更粗俗的赏金。对于“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复兴的方向，本书作者比任何人都无动于衷；在牛津的岁月里，纽曼那颗星辰已经落下，取而代之的是密尔这轮太阳。我们需要分清热烈而强大的精神与近来重新开始流行的对名人的模仿之间的区别。牛津运动的时机无疑完全是政治性的。其领导者感到恐慌，因为新近改革的议会有废除圣公会的国教地位的意图。他们自问（引用原话，短文1）：“为了得到会众教徒的尊敬和关注，这个国家的政府难道应该如此忽视上帝，实行政教分离隔离教会，剥夺教会在现世的荣耀和本体吗？”我们可以预见，他们在解答问题时，很快会发现自己走向了从政治角度思考事情相反的极端。高尚而枯燥的乐观主义以为现存的秩序是可能范围内最高尚的，未受干扰的大多数人的路线就是拯救的途径，然而人们已经厌倦了这种乐观，那些人对教会成员的呼吁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此。使徒式的继承和圣礼主义本来或许不是先进的思想。乐于接受那些思想的人至少有一个优点：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虽然牛津运动在理智上的过错显而易见，不过至少用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方式承认了一条教义，即属于政治范畴的议会无权决断精神范畴的事情。他们承认，一个人不管是发现还是失去了真理，都应自己承担风险责任。他必须估计到法官既不考虑现状又不考虑内阁会议的便利，这是一种告诫，也是默认神学上的错误或无所作为的好借口。在决定故意闭上理解的眼睛之后，在其最有力的捍卫者的事例中，这场运动结束了。最后一次主张个人责任的行动只是轻率地认同了教会和传统的责任。这已足够可悲。牛津运动有一些偶然附带的益处，比如引起了对历史以及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关注，不过除此之外，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它还有效地反驳了所谓的下议院对人类生活的观点：在其位置上是优秀的，但是如果不得其所就相形见绌并且引起衰退。与每个人心中善良诚实的精神一致，它总是有效地反对世俗之人的沉重苛政和所谓注重实际的人们。深谙世故之人鄙视天主教，因为他们的宗教未经证明就信任传统并受传统的奴役。仿佛他最重要的思想是自己形成的，既不是通过宗教也不是通过其他途径。他嘲笑他们对教会的敬畏和迷信，仿佛他自己内心对大多数的敬畏与迷信毫不沾边。他嘲弄他们对过去的尊重，仿佛他自己相对当下的一味遵从更高级一点，或者更值得尊敬一点。如果现状是上天特许的专制权威仍然牢牢束缚着我们，如果我们放下古老的《圣经》，代之以多数人全体参与的灵感，那么现代的解放带给我们的利益就非常有限。
正如本章叙述的主题，可能有人极力主张，有些意见应当让它自己形成，或许还有一些权宜之计，不仅应当在实际生活中慢慢尝试认识，而且有时应当不急于表达——那相当于要求履行一项麻烦的义务，同时又剥夺了真正使人履行那项义务的唯一动机。或许有人会问，假如我既不打算将自己的念头付诸实践，又不试图劝诱别人接受它，甚至不想冒失地公开它，那么何必以功利算计的全部名义，要求我如此辛苦地形成自己的意见？毕竟在这种条件下，我的意见非常有可能彻底落空。我的回答是：意见不会落空，即便其持有者认为它永远不适合公开。如同我们在下一段将看到的那样：首先，如果坦白说出我们的信念，遭到反对的状况很少发生；此外，信念可以对我们的行为发挥最具决定性的影响，即使我们有理由——或似乎有理由避免——将其强加给别人。尽管外部世界看不见我们的想法，但其运作仍然影响着我们的其他信仰以及相关的全部行为。无论我们是好是坏，思想仅仅是我们整体人格的不完整、不连续的片断，即使是亲密的至交——遑论其他普通人——也无法涉足我们的内心领域。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尽可能保持人格的完整连贯，使之免于支离破碎；用理智而一贯的意见支持坚定的意志，用独立的信念鼓舞理智方面的自尊心，努力保持冷静自控，无论大多数人是喧闹还是沉默，甚或现状的压力，同样无法使我们动摇。
性格的重要性无疑远远超过理智的意见。我们经常看到，意志软弱或动机低微的人却拥有高度合理化的信念。尽管完全认识到这一点，世间还是有“不信神的智者”或“智慧的魔鬼”的说法——虽然当追逐私利的政治家或高级教士使用这种说法时它们并不真实，但其根源却来自可能存在的现实；话说回来，我们最好记住一个非常明显的真理，即意见至少是性格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部分。正如前人时而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思维与我们的人格具有异常密切的关系。认真而令人信服地表达社会或精神方面的重要问题，这种意识有助于人的尊严，同时又无损于谦逊。在这层意义上，思考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境界4。我们可能没有感到义不容辞，或者觉得不适合将之强加给其他人，但是那些意见作为潜在的力量却不可小觑。它们塑造理想，进而鼓舞行动，尽管其持有者不会贸然信任世人，它们仍然从远距离发挥着作用。最后，一个人唯有贯彻自己的想法直至得出完全的结论而且不畏惧其结果，否则无论他是否认为公开表明自己的思想及其目标属于权宜之计，他都不可能掌握原则。无论是否公开思想，掌握原则正是性格的一贯性的根基所在。假如天才的性格中的某些因素竟然不断地允许微不足道的审慎掩盖永恒法则的光芒，那么这种一贯性就能帮助平庸之人达到接近天才的最高水准。这种固执仿佛是令人信服而有价值的行为指南，一个人一旦满足于这种指导，精通其内容和用途，那么无论是“向市民和世界”公开表明，还是认为其他人难以接受它们，它们都会变成根深蒂固的习惯，从而让人失去面对意外的真理的勇气。
与大多数或我们周围的其他一部分人可能抱有的感情无关，由于未能看到我们意见的根基所在，一个明显的结果是：无论政治事务还是任何意见的其他严肃分支，这些最崇高或最遥不可及的形式都无法吸引我们。有关政府或社会的特定理论的提倡者受到误导，严重误解了在应用理论时做出公正和明智的妥协的惯例，以至遗忘了那些理论有可能呈现的最高尚、最鼓舞人心的形态。政治上最糟糕的无知之错就是坚持实行一套理想的原则，而其他人却有持异议的权利，如果得不到其他人的赞成，那些计划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如果由于恐惧或羞耻而排斥这种理想化的原则，内心缺乏这种最高级最抽象的表现，那么这种状况会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严重地妨碍或麻痹人们性格中的一些要素，致使生活失去诸多滋味。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是保守派，很遗憾他不得不更多地思考同伴或对手在想什么，而不是更广泛、更高级的思想，即有关生活和人类社会的保守派哲学。那些思想是这样的：社会的团结明确地体现了神意的创造和秩序，其运动遵循神秘和稳定的体制；教会和政府的关系是可改变的，政府的每位公民都是属于教会的成员；如果良心受到错误思想的指引而荒谬地固执己见，那么这个人就没有权利违抗国家正确的命令；无论是积极的煽动还是带有疑问的不安，扰乱社会的和平秩序都是最可憎的罪行；追溯历史发现，地位显赫的古老祖先能给人生增添一些尊贵的成分，同时人生也要被迫接受许多更重大的责任。这些以及其余一些主张构成了保守派信条的真正理论基础，我不会说它们适用于竞选活动，或者在选举或议会发表演说时是有用的权宜之计。我想说的是，单凭这些并非深奥难解的高级原则，就能给极端保守的同行赋予任何价值或意义；如果现在那些使用极端保守语言的人的头脑里存有这些原则，我们的国家就能免于蒙羞，不必眼看着某些真正的社会真理沦落到贵族投机者和富豪寄生虫的手中，变成可悲的“换汤不换药的辉格党”。
由于政治精神在其常规领域之外的这场胜利，我国的目标变得贫瘠，原则变得堕落。不幸的是，这种变化不可能局限于国家的任何一群人。它是环境的改变，无法用卫生隔离带加以限制。自由主义可以是某种更宽宏大量、更有吸引力的事物——没错，如果那些教授和捍卫者能够接受一种更自由却私密而含蓄的理论思想，从而给他们的社会信条赋予生命和连贯性，愿意重新认识和放宽可行性的含义，那么它实际上还能更有效。这里所说的思想是这样的：社会团结的条件并非神秘难解，或者只涉及奇迹，而是可说明的原因导致的结果，并容易受到不断发生的变化的影响；明智和爱国人士的思想应当永远致力于从每个方面改进那些条件；自私和反社会的人才会满足地默认从过去传承至今的秩序，因为在一个成长着的有机体中，不停的变化是无可避免的，过去的惯例、制度需要改进和再适应；通过限制官方权力的范围，扩展自由个性的领域，在事物本质所容许的限度内，在取得平等的机会之后坚定地奋斗，这种改进才最可能得到最充分的保障；尽管有尊贵的祖先，唯有唤起公众的事业心并发挥其才能，现代社会才有相应的安全，这样持久的社会必然要发展；政治进步的意义超过其他任何事，公正作为一种治理思想代替了特权，让最有可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参与自己的政府管理，是公共事务中公正的最佳保证。这不是对进步理论的全面描述，我们也尚未谈及它的合理性。我们只是主张，如果那些使用自由主义口号的人回归其原则，而不是一味拘泥于实际的妥协方法，那么公共生活的格调将得到无限提升。如此一来，面对最值得赢取的胜利，社会进步的事业不会再那么彻底地畏缩不前。进步将具有更多意义，而不是只在办公室门口进进出出。议会议员是一种重要的职业，但凡有一点雄心，几乎每位英国公民都是事实上的或潜在的候选人。不过在满大街的候选人中间，我们不应当看到那种严肃的焦虑、冷静的严厉、极度的谨慎，这些态度都如此荒唐可笑，因为那么多人只知忧虑不安，唯恐犯错误，一心揣摩大多数选民希望他们如何思考；他们严厉反对那些“轻率”到敢于与政党纪律委员或幕后操纵者针锋相对的人；他们谨小慎微，唯恐自己的意见错误，或者得不到回报。
由于懒惰和胆怯，一种软弱的宗教自由主义在我们中间得以推广，自认为是温和有益地宽容不同意见。事实上它只是一种自命不凡的形式，并未解决我们的意见纠纷，甚至没有解决问题的欲望。我们这个时代的思考无疑缺乏积极性，却没人抱怨。在某种社会高度上，如今的社会与以前一样充斥着各种思想、理论、问题和可能的解决方法，有人提出疑问，也有人提供答案。但是它们太过笼统，缺乏凝聚力，非常容易倾向于无趣的对象，甚至较有教养的人对它们也仅有浅薄的兴趣。我们在解答中看到大量的信念，而人们认为没必要解析这些信念的形式。我们不断听到人们的赞美，因为它的宽容，因为它的坦率，因为它思想开放，因为它愿意听取新思想；仅在四十年前——甚至不到四十年，被怀疑持那种思想的人还会遭到注重传统的群体的排斥，而且确实遭到过排挤。然而在热烈庆幸之前，让我们先确认一下是否误解了宽容的概念，其实它并不比漠不关心更值得称赞。这两种态度的特点是如此迥然相异，其表象又是如此难以分辨。
经过下述的考虑过程，我们会怀疑那种看似理性的宽容，其正确名字是“不关心”。可以公平地说，在有关现代社会的所有重要讨论的根底，都存在着两个重大问题：第一是上帝是否存在，第二是灵魂是否不朽。换言之，我们是不是对人类这种生物感兴趣的最高级存在，或者是否需要对最高存在感兴趣；此世的生命是否是我们唯一能够自觉的生命。对大多数人来说，当他们谈论进化和物种起源，来自经验或直觉的思想，道德义务的功利主义的或超验的基础时，这些问题确实存在。虽说科学在积极发展，但如今人们面对这两个最大奥秘时，谁都不会声称，自己的灵魂敏锐感受到了精神烦恼时深切紧张的压力。如今，由于意义远非如此重大的问题，整个社会已经陷入挣扎苦斗，人们感到苦闷折磨，可是面对那两个问题他们却泰然处之。诚如前人所言，这是一个“大声争论和软弱无力的信念的时代”。如果这一代人受到理智责任感的深刻影响，就不可能发生这种状况。既然如此，甚至优秀的人物也满足于玩弄这些辩论，在繁忙的智力游戏中从一边跑到另一边，从一面换到另一面，而不是专心致志地解决问题，找出讨论的源头，解答当讲述和听取过程结束时，真理的天平将倾向哪边。滑稽之事和讽刺警句总是太多；人们怀着同样的好奇心，过于积极地看待互相敌视的意见，如同在小动物园里互相敌视的野兽。在两者之间，他们几乎没有偏爱。如果他们真正意识到令人信服的义务，或者象征性地占据他们思维的论题具有无法形容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空口说白话，那么这种简洁的极端怀疑主义（Pyrrhonism）就不可能存在——这种随便的中立是最难以容忍的。
杰出的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经如此提及现代论战的两大主题之一：“灵魂的不朽，这个问题与我们的关系最密切、触动我们最深，如果有人竟对这件事漠不关心，那么他必定失去了全部感情。我们是否可以寄希望于永恒的存在？按照答案的不同，我们的所有行动和思想必然演变出截然不同的轨迹，因此它应当是我们的首要论题和终极目标，除非根据它来调整自己的步伐，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具有意义和判断从而采取任何步骤……对那些由于这种疑虑而饱受痛苦折磨的人，我唯有表示最诚挚的同情；他们将其视为最糟糕的不幸，即使逃避也无法免除痛苦。这项研究构成了他们最主要和最严肃的事业……然而如果有人既怀疑又不去探索，那么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罪恶，同时也是非常不幸的人。与此同时，如果他对此泰然处之、自我满足，公开表示满意并引以为荣，如果正是怀疑的状态构成了他的乐趣和自负的原因，那么我就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描述这种放肆的存在了。”5除了属于这种放肆存在的学派成员以外，还有谁能否认，帕斯卡的话虽然惹人恼火却是正当而有益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