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应上述观点，或许应该指出，关于理智责任的学说原意并非如此，而是与那种解释完全相反。我们可能想起，有一系列困难妨碍我们了解那件重大事情，在选择这种或那种答案时出现诸多反对的理由迷惑我们。最后我们被小心谨慎的颂词所打发，或者遭到热衷于必然性的非难。我们的回答是，帕斯卡指责更卑微和轻浮浅薄的怀疑是正确的，但是此外还有一种不同的怀疑，即并非不进行探索，而是在探索结束后产生怀疑。有一位同属于帕斯卡学派的有辨别力的博士曾经描述过这种怀疑：“怀疑是否与推断结果和赞成一样带来愉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如果怀疑意味着愚昧无知、不确定或没有希望的悬念，那么它确实不会带来愉悦；但是无知之中存在某种严肃的默认，承认我们无力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它本身能带来一种满足。强烈的愿望，继续竭尽全力，无用而报酬微薄的辛苦工作，长久的迷失，希望、努力、厌倦、失败，痛苦地交替和再生，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精疲力竭的灵魂如果能够承认‘我终于明白一切皆不可知’，那将是一种极大的慰藉……无知保留了曾经的祸害，不过通过了解最坏的情况，并让精神忍耐它，我们获得了某种确信的安宁。”6的确如此，而我们这个时代不愿意直面最坏的情况并深思熟虑。因此不仅错失了确信的安宁，而且错失了完全接受最坏的可能性之后随之而来的力量和一致性——毕竟在最坏的情况下，那就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那些郑重其事地指责别人太急于追寻确定性的人，只不过是为了迎合低俗的意见，实际上本意是要别人信奉确定性。他们只看到如果在论战中你不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就会遇到异常的困难。如果他们怀疑无畏和对令人信服的论证的热爱有可能导向不受欢迎的结果，他们就只会颂扬谨慎、严格地防备。然而无论那些人幸运还是不幸，对于民族智慧最活跃的部分，他们已经不再具有多少影响力。无论是否永久持续，虽然正统观念看似在众多缺乏教养的富人中间颇为流行，但坚定的正统信仰已经无法支配思想。因为思想具有发散性，在认真思考的人中间，思维的离心力占据了优势，正变得至关重要。虽然如今基督教正在继续复兴，但我认为谁都不会设想，竟会有任何真实合理的信仰随之复兴，也没有哪位富裕的制造业者会被《援助信仰》中的辩护和基督教证言协会感动，慷慨捐助重建大教堂的建筑之类。
关于我们前面谈到的重要问题，显然只有三种处理方式可以与坚强而有底蕴的性格相容并存。我们或许可以断言，具有可定义属性的神是存在的；在人的肉体消亡之后，自觉的意识和连续的人格仍然存在。我们可以否定，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但是不管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没有能力找到好的证据。理智上的自尊心以及所有来源于此的特性，都可以与这三种方式的任何一种互相协调，果断地遵循其进程并始终如一地发挥作用，建构生活的规律以及生活目标和动机的固定不变的方案。我们为什么说，理智上的自尊心不够有力，即使具有敏锐而易激发的理智责任感以及诚实和一致性，它们也一样不够有力？因为有太多的人——甚至那些可以期待懂得更多知识的人，都在坚持徒劳的尝试，企图调和那三种方式的进程，而不是将目标固定在一种上，稳定持久地遵循那种方式。听其言，他们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观其行，他们的答案似乎又是否定的；他们只在内心抱有一种草率的怀疑，以致我们既无法否认亦无法证实。或许有人会说，如此一来结果就仿佛是他们在最终或中立的意义上已经正式决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三种互相矛盾的方式的合并是不合理的，结果会浪费人的特性，将其打破成互不调和的碎片，溶解成反复无常的流体；人性中应该掺入诚实、自由和欢乐的勇敢的因素，它们来源于信仰和行动的和谐原则，如果没有它们，人就会永远失去自信和对正义、真理的热爱。
希腊安布罗斯（Ambrose）神话中有一句著名格言：“即使用辩证法拯救万民，神明也不会满意。”这句话的深奥含义远远超过了神学上的用途。千真万确，我们占支配地位的信仰更多地是同情、想象、习俗、传统的产物，而不是逻辑推理的产物。但是从中并不能推论出应当阻碍理性思考能力的发展。恰恰相反，正因为其他因素很强大，足以自我维护，所以特别支持理智方面的习性是权宜的做法，理智的习性介于感情和惯例之间，能够制约和矫正不断发生偏差的趋势。这让我们注意到另一种典型，因为与主题并非毫不相干，不妨在这里简短地说明。政治精神引起的后果并非都是直接的，虽然它纵容一些不太体面的性格要素，比如倦怠、极度圆滑和浅薄，它们却不是政治精神的唯一力量源泉。恰恰相反，政治精神的间接影响解除了对我们的一些过分特性的唯一有效的抑制力，如果加以适当的指引和限制，那些特性本应属于我们心理素质的最宝贵的部分。由于政治精神这股强大力量，对真理和精确论断的热爱被抛到了次要位置。祸害还不止于此。由于一个与政治不相干的学派的成就，它间接导致了理智责任感的减少，推迟了理智方法的普及。
宗教理论借鉴和歪曲了那些原则，第一次将时尚引入政治。如果说在一个领域中，首先考虑便利，其次考虑真理是流行的方式，那么在另一个领域中，将感情的慰藉置于首位，真理置于次要位置就是相应的流行方式。如果说为了获利，有些人会选择妥协，放弃真正的意见或掌握真理的机会，那么为了不触动某种奢侈的精神敏感性，有更多的人选择退缩，而不是自由地运用他们的智慧。面对真理表现出高兴的情绪，诚实地对待自己的认识，这样的性格无疑会招致嫌恶，远远不如那些将自己的智力完全奉献给物质便利的人。道德上的缺陷不易感知也不那么明显。然而理智方面的不诚实行为也是一种玷污，而且造成的损害或许更大，尽管得意洋洋的精神表象部分地掩盖了它。
关于这种有魅力的典型人物，文学作品中最具魅力的阐释当属卢梭笔下的有名角色——萨瓦牧师；该作品中充满了对于神的属性、神圣仪式的意义以及宗教文献的权威性的怀疑论，然而对于既无法驳斥又无法理解的事物，他满怀尊重甚至崇敬。他写道：“实质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崇拜。无论崇拜的形式如何，上帝从不会拒绝这种敬意……过去我做圣餐祷告时习惯草率行事，因为即使最严肃的事情如果重复次数太多也会失去意义，迟早会造成影响。可是自从明白了新原理（即可敬的怀疑论）之后，我能够带着更多的敬意赞美主：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精神是如此不完善，人类对自己的造物主又是如此无知，这一切都压倒了我……当举行献祭仪式的时刻临近，我镇定下来集中精神，按照教会和圣礼要求的种种表现去奉献圣体。在至高存在的智慧面前，我努力使理性停止运作，常言道，‘你算什么人，竟想估量主的无限权能？’”7
萨瓦牧师并非纯属虚构。为了安抚情感，默许用含糊的思想欺骗自己，为了给自由和丰富的流露留下余地，放弃坚定的信念；这些做法给我们指出了再熟悉不过的现实。这种被普遍接受的学说是自欺欺人的日常借口，甚至一些比较杰出的人也籍此辩解。他们不仅说服自己相信，依赖宗教情感是最高级的生活方式，而且与历史偶然与之发生联系的智力形式无关。为了维护灵魂的温和安详、不受惊扰，他们去粗取精，变得老练世故，毁坏了平常而诚实的诠释。
现在我们完全不与这些观点争论：感情是道德教育的正确出发点；性格吸引力应当来自内心而不是认知；感性对理性的优势，是得以协调组织我们的能力的唯一基础。这些主张可引发更严肃、更复杂的讨论，不过我们的意图不在于此。我们只希望指出那种观念的祸害，它认为一个人必须先除去宗教感性的障碍，清空头脑中一切确定的、准确的、明晰而可界定的意义，然后才能从教义和公式中得到安慰的保证。在未来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不管是理性还是感性，如果理性可能无助于我们在道德和宗教领域寻得新发现，它也许会荣誉退休并退居次要地位——好比替一个家庭服务的导师，在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就不再被需要了。无论情况如何，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人类的精神生活同等地需要理性的指引和感性的推动，需要多少光明就需要多少力量。自由而有活力地运用智慧，是安全获得指引和领悟的唯一方法。但是凡人害怕得出的结论会扰乱精神的平和安宁；只要这种恐惧存在，智慧就不得自由。一个人只要留在直接的绝对正确的主张和明确条件的范围内，只要在接受主要和次要的前提后，不否认从中推出的正确结论，就总是有希望的。这种优点看似不足，这种条件看似太轻易，然而经验表明，有些人为了沉溺于温和的精神放纵而不被演绎推理打断，竟擅自干预公正无私的信仰；这种人一定难以获得自由。确实在生活中和历史上，高尚公正的性格间或出现，天生的纯正，如星星一般坚定不移；伟大的奉献精神，他们无声的教导和潜移默化的榜样，确实引领世人获得更好的生活方式，超过了通过推理演绎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这些无可挑剔的圣人极少出现在晦暗的地平线上，为我们的世界制定法则。现在的规律是：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那些胡乱篡改真实的人都是在用不当手段削弱人类发展所必需的力量。来自宗教空想的安慰和快乐并不比自我放纵的形式更好，既然获得它们要以失去对真理的热爱作为代价，而且光明的增加和人的幸福首先必须取决于这种热爱。我们不得不终生坚持斗争，反对无知愚昧以及任何有损于理性锋刃的事物；理性是我们最可靠、最有效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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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注：Unknown God，即Agnostos Theos，源于古希腊，与其说是具体的神，不如说是一种位格或象征。
2．引自伯顿（John Hill Burton）的《大卫·休谟的生活与书信》（Lift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Hume），第2章，第186—188页。
3．引自艾萨克·泰勒（Isaac Taylor）的《热情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Enthusiasm），第226页。
4．*译注：《圣经》中的原文是“And which of you by being anxious can add a cubit to his stature？”原文的stature是身高的意思，这里是双关。
5．引自帕斯卡的《思想录》（Pensées），第2编。
6．引自纽曼博士的《同意的语法书》（Grammar of Assent），第201页。
7．引自卢梭的《爱弥儿》（Emile），第4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