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自己的主张能够在任何公开集会中保持其严肃性，这些领袖们应当尊重——甚至是畏惧——执行这些主张的人。如要避免被盲目耍弄，追随者即使没有演员的天分，也至少应该有法官的判断力；同时，他们还需要能够衡量自然的权重和权威。在这样的集会中，很难确保其成员能稳定谦逊地行事，然而至少这些集会的组成人员应该拥有某种条件的生活环境，拥有一些恒久的产业，拥有某种程度的教育水平，拥有拓展和放宽自己对事物理解的习惯。
第三等级：被低等法律人控制
在法兰西召集三级会议之时，第一件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事就是：其整个过程严重偏离了法国古代的程序。我发现第三等级拥有600个代表，这相当于前两个等级代表人数的总和。如果这些等级分开行动，那么代表的数量将不会对全局产生太大的影响，也就无需多虑了。然而事实上，三个等级已经混杂在一起，因此代表数量政策的意图及其带来的必然后果便昭然若揭了。(1)两个等级中极个别代表的弃权行为，都等于将权力交给了第三等级。事实上，整个国家的权力很快便集中在了那个部分，而第三等级的构成便更显得意义重大。
先生，您可以对我的惊奇作出评判——也就是当我发现国民议会的大多数代表（我相信是参加者中的大多数）都是法律执业者的时刻。成员中没有曾向国家宣誓贡献自己的知识、严谨和诚实的杰出法官，没有头顶光环的顶尖律师，亦没有大学里的知名教授；等级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中处于较低层级、教育程度不高、从事机械性与工具性工作的人。当然存在一些例外，但普遍的代表成员都是省级律师，在规模微小的地方性法律机构做干事一类的工作，或是农村的律师、公证员；还有大把市政诉讼的代表人物，以及农村骚乱事件中的煽动和指挥者。我从开始阅读这份名单的那一刻起，便意识到近来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的。
评判某些职业的程度已经变成了对这些从业者的评判标准。无论那些律师拥有多大的个人优势——事实上其中确实不乏优秀人士，在那个军事王国，除了最高层级——也就是那些将自己的职责与家族荣耀结合在一起的人，以及那些被授予了崇高的权力和权威的人，没有任何别的职业得到太多的重视。这些人当然得到了极高的尊重，甚至同等程度的畏惧。之下的等级几乎没有得到过评估，而机械性的职业所拥有的声望更低。
当至高的权威被授予到这些层级较低者的身上时，显然会造成拥有最高权威者并不足够尊重自己的习惯的情况。他们并未面临过财富岌岌可危的处境，因此也就不可能谦卑谨慎地面对交到自己手上的权力——不只是外人，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权力都来得出人意料。谁能哄骗自己说这些无比幸运地从最低的服从阶层一跃而起的人，不会沉醉于自己突如其来的伟大地位呢？谁又设想过这些好管闲事、喜欢挑衅、狡猾、积极、热衷是非的、头脑不安分的人们将多么容易重拾自己含混的争执或费力、低贱而利益微薄的诡计呢？又有谁会怀疑他们不惜牺牲这个他们本就知之甚微的国家的利益，而追求那些自己充分了解的一己私利呢？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无可避免的、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来源于事物的本性。他们必定要加入任何一项可以带给他们一部引发诉讼的宪法的计划（如果他们的能力不允许他们领导这个事件的话）；这样才可能在革命和骚乱后，尤其在财产的分配错位之后，为他们创造无数的工作机会。这些人的存在本就建基于财产的可疑、模糊与动荡，又怎能期待他们关注财产的稳定呢？随着地位提升，他们的目标也在放大，然而他们的性格与习惯，以及完成自己伟大蓝图的方式，将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好吧！但这些人将受到清醒且高远的力量的调教和约束。他们害怕的是那些拥有至高权力和恐怖尊严、目不识丁却在议会拥有一席之地的山野村民吗？还是那些数量相若、毕生所知不会超出会计室半步的小商小贩——虽比村民受了高些的指引，爬上了更显眼些的社会位置？不！这两种人都是律师们手中把玩的工具，受到他们的鼓动和支配，而不会与这些法律人士抗衡。在代表比例如此失衡的危机状况下，他们必会控制整个议会。法律界立刻同大量医学界人士结了盟。这些医学人士在法国并未得到比律师更公正的评价。因此，这里的“教授”们显然也具备了那些没有尊严的人物的特质。但假设如果他们得到了应得的社会地位，就像在英国的医学界从业者一样，那么病床边上就将不再是培养政治家或律师的学堂了。之后加入的股票基金的交易员，显然是迫不及待地想把手中的纸票换成更令人放心的土地财产。更多类型的人群陆续加入进来，这些人对这个伟大的国家一无所知，从未对她的利益或是任何机构的稳定给予过任何关注；这些集结在一起的乌合之众不是为了掌控时局，而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综上所述就是国民议会第三等级的组成情况；在这一情形中，我们恐怕找不到一丝国家的基本利益。
教士：代表中有太多乡村有酬牧师
我们知道英国的下议院从来不会拒绝贤才，无论他们来自哪个阶层。出身显赫者、血统高贵者、通过世袭或自我努力获得财富者、才华出众者、军人、市民、海军、政界人物，只要理由充足，操作过程合理，国家只要可以负担便都会接受。但请作一个假设——虽然那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如果下议院以法国第三等级同样的方式构成，那么这种诈骗者的统治是否会被容忍，甚至被安然接受？上帝不会允许我对这一高尚的职务进行如此不敬的暗示，它是另一种神职，行使着神圣的公正权利。不过我虽然对处于那些位置的人们万分尊敬，并会尽己所能让他们不被排斥在属于自己的任何一项职务之外，但我不能为了讨好他们而向天理说谎。作为一个整体的构成部分，他们可谓德才兼备，但如果他们越过了界限而成为全部，那么一定会引发灾难。他们在各自职责上表现出的才干并不能满足其他位置的需求。不能否认的是，当人们被局限于某种职业或领域的习惯中，在某些狭窄的职业循环中进行周而复始的工作时，他们便失去了从事那些基于人类知识的，需要对各类多样且复杂的内外部利益进行混合性、综合性和关联性观察的事务的能力，而这类事务的集合恰恰就构成了一个国家。
无论如何，如果下议院只是由专业人士构成，也就是说它将受到难以改变的法律、惯例、法律原则的正面规则及实践限制与束缚，并受到上议院的制衡，且它的存在会因国王的意愿而被延续、休止或解散，那么下议院的权力又何在呢？事实上，下议院的权力——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是相当伟大的；且只要它可以保持自己的伟大，维持其真正崇高的精神，便可消除印度的违法者成为英国法律制定者的可能性。然而，下议院的权力在受到最低限度的削减后，与你们的国民议会相比就如沧海一粟。彼岸的国民议会自从秩序瓦解后，就再没有过基本法律，没有过严格的公约，也没有受到尊重的惯例对其加以限制。他们不会再服从于一部固定的宪法，而是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制定一部宪法。无论是天堂中还是人世间都再无任何力量能够控制他们了。什么样的头脑、心灵或是性情才有资格或是胆量在既定宪法之下制定法律！更况乎是要瞬时为一个伟大的王国——包括她的每个部分，从在位的君主到教区的小礼拜堂——制定一部全新的宪法！但是，“愚者莽撞，智者三思”(2)。在这样一个权力漫无目标、无法界定且不受限制的国家里，社会事务的管理被道德和客观因素上极不恰当的人员掌控，恐怕是我们最易料想到的结局。
在对第三等级的原始构成框架进行思考时，我关注了一下教士等级的代表们。情况是相似的，其选择原则并没有考虑到财产的安全或者代表在从事公共事务方面所拥有的个人才干。选举过程虚假而造作，把这项重新建构国家的任务交给了大量的乡村教区牧师；这些人甚至只是在图画中见过国家样貌，他们长期生活在无望的贫穷中，因此在他们眼中，无论是世俗的或是教会的财产都让他们嫉妒不已；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定都抱着最微小也最卑鄙的希望，想要从这些财产中分到一杯羹，随时做好了瓜分抢掠的准备，然而在这场混乱中，他们几乎无望得到任何利益。这些代表们非但没有制衡另一个等级中那些生龙活虎的诈骗者们的权力，反而成为那些一直牵动着他们这些小村民的心思的人们的积极助手，或者至少是被动的工具。当然，这些代表本身也并非正大光明之辈，他们凭借着自己低下的理解能力，心心念念地希望通过小小的阴谋而获得信任，使自己解脱之前的社会关系而投降群众，离开曾经的活动领域，致力于王国的更生。这样过大的负担，再加上充满骗局诡计的第三等级的压力，让他们拥有了无知、莽撞、放肆以及抢掠的欲望和一切都无法阻挡的力量。
平等派：向自然开战
具有观察力的人一览则明，第三等级中的绝大部分人与综上所述的教士等级代表人物联合，希望摧毁王国的贵族阶层，这就意味着他们必将屈从于那个阶层中某些个体最为糟糕的计谋。那些人在毁坏并侮辱自己等级的过程中，需要有一大笔钱来打发这些新的追随者。对他们来说，只要能让这些随从开心，哪怕挥金如土也算不上什么牺牲。具备一定素质的性格强硬且心存不满的人们，尤其如果内心充满了骄傲甚至傲慢，通常会蔑视自己的同类。他们自私而充满恶意的野心所显示出的第一个症状，便是与他人一起大肆抛弃自己的尊严。与社会的某个部分建立联系，表现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热爱，是建立公共情感的第一步（是萌芽状态的公共情感）。只有这样才能引导我们走上对国家、对人类的爱。社会某一部分的利益就在于组成这一部分的人所具有的诚信。只有恶人才会报之以滥用挥霍，只有背叛者才会利用其满足一己私利。
英国在被内忧所困时，也出现过像荷兰伯爵（Earl of Holland）这样的几个人（不知这样的人在贵国的议会中是否存在）。他们本人或他们的家庭由于大肆挥霍国王对他们的巨大赏赐，从而让王位蒙上了不满与憎恨。然而这些人随后却加入了那些因为他们而与王室为敌的反叛队伍；那几个人颠覆了有恩于他们的国王，其中的几位因国王的恩赐才得以生存，而另一些也是因为国王的仁德才拥有了当时得以摧毁这位恩主的全部权力。如果对这些人贪婪的欲望进行限制，或者其他人也可以分享他们孜孜追求的目标，那么复仇和嫉妒将迅速填平他们贪婪的欲望空洞。面对复杂的情感，他们的思维受到干扰；他们的眼光变得空旷而混乱，令别人感到莫名其妙，而对他们自己则是含糊迟疑。他们发现，在既定的秩序中，自己无原则的野心处处碰壁。但在这团思想的迷雾中，一切变得越来越宏大，已经失去了界限。
但当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不惜牺牲所有尊严以成就一份没有目标的野心时，当他们期望用低廉的手段来达到低廉的目的时，这个阶层也将变得低下而卑贱。法国如今不是正在经历类似的境况吗？这种情形难道不会制造出大量卑鄙无耻的事故吗？难道它不会带来低劣的政策？不会由于个人的卑鄙而使国家丧失尊严和重要性吗？其他革命的发起者都是希望为了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催发变革，他们虽叨扰了人民的平静安宁，却也弘扬了人民的尊严，这使他们的野心也最终得到了净化。他们目光长远。他们的目标是为国家建立规则，而非摧毁国家本身。他们拥有在内政和军事方面的卓越才华。他们不似那些犹太经纪人一般，只能用虚假的货币流通或是贬值的债券来解救那个被堕落的议会代表们摧毁的国家。这些伟大的坏人中，曾有一位克伦威尔（Cromwell）得到了自己亲人的赞颂，这位亲人是当时一位著名的诗人，他用一首诗来歌颂克伦威尔实现自己的野心，以及这份野心帮助他完成的伟业：
随着您静静地升起，国家也随之升腾，
在被您改变的过程中，从未发现任何疾恙；
如同这世界中伟大的景致，悄无声息，
让冉冉旭日打破黑夜庸俗的光亮。(3)
这些人与谋权篡位之辈不相同，他们只是维护自己在社会中本来的位置。他们的崛起照亮了世界，美化了天地。他们战胜了敌手，是因为他们更具雄韬伟略。如同毁灭天使一般，他们给国家以重击，将她正在承受的力量与能量传输到她的身上。我不能说（上帝不会允许我那样说），这些人的德性抹煞了他们的罪行，但这些德性确实纠正了罪恶的后果。比如我提到过的，我们的克伦威尔。又如你们的吉斯（Guises）家族(4)、孔代（Condes）家族(5)或是科利尼（Colignis）家族(6)。还有黎塞留家族（Richelieus）(7)，他们虽生于颇为平静的时代，却秉承着内战时的精神行事。还有人品较好、甚少可疑之处的亨利四世（Henry the Fourth）和苏利（Sully）(8)，虽然他们受到内战的影响，自身也不免沾染了些痕迹。如今该思考的是，法国将多么迅速地从这场最漫长也最可怖的内战中得以喘息、恢复并最终摆脱其侵扰。为什么？因为在他们所有的屠杀中，他们并没有摧毁这个国家的思想。清醒的尊严、尊贵的骄傲、对荣耀和楷模的恢宏情感都并未消失。相反，这些情感被激发。国家的各个构成部分虽支离破碎，却依然存在。所有荣耀和美德的赐予，所有的奖赏，所有的特质，都依然保留下来。而你们此刻的迷乱，如同瘫痪一般侵袭了生命的根基。而在这个本该用荣誉的原则激励的局势中，贵国的每个公民都被蒙上了羞耻，生命已失去了感知，拥有的只是被伤害被侮辱的愤慨之情。这一代人将很快老朽，而新一代贵族会承袭那些技工、小丑、货币兑换商、高利贷者和老犹太们的品行，变成他们的追随者，甚至可能会成为他们的领袖。相信我，先生，那些想要攀爬的人，不会真正得到平等。所有的社会都拥有各种类型的公民，而其中有一些必须要占据最高的领地。攀爬者只能改变事物的自然顺序；他们在社会上大兴土木，将本该置于地面的坚固基石移至空中。那些组成了共和国（诸如巴黎）的裁缝和木匠协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得到平等。你们强迫他们做的是最糟糕的篡权行为，篡夺本属于自然的权力。
法国的财政大臣在三级会议开幕时带着演说家的风范宣布：所有职业都是荣耀的。如果他是想说诚实的工作皆无耻辱可言，那么他并未言过其实。但在假设任何工作都充满光荣时，我们依然深谙不同工种之间的区别。美发师或是牛油杂货商这类工作，显然并不能被认为是某个人的荣耀，更别提其他更为卑躬屈膝的职业了。从事此类工作的人诚然不该受到国家的压迫，但如果允许这样的人——无论是个体或是群体——来统治这个国家，那么国家将受到这些人的压迫。你们认为这样做是在消除偏见，然而事实上你们已身处战争的漩涡。(9)
我亲爱的先生，我并不认为您是诡辩或强词夺理之人，又或者是隐晦沉闷之辈，因此不认为您会要求我对每一种普遍性的观察或情感都进行纠正性的细碎解释，或罗列出例外的情况，因为任何有理性的人在提出命题时都已将其逻辑推理包含其中了。您不会认为我希望用血脉、名称、头衔来禁锢权力、权威或是特殊地位。不，先生。只有德性与智慧——无论是实际的还是假设——才能让一个政府合理存在。无论在何处能找到这些德性与智慧，在哪个国家，何种条件下或何种职业、行业中，他们都拥有通向人类世界和荣耀的天堂的通行证。因为恼怒而不敬地拒绝让这样优雅的德才兼备者为市政、军队或宗教领域服务，将这些围绕并照耀着国家的熠熠光芒贬斥至低微处，才是国家的灾难！相反，将高尚的头衔授予那些教育程度低下、眼界有限、职业肮脏且唯利是图者的国家，也是面临着灾难！一切机会都应是开放性的，但不能对所有人无区别地开放。对于要熟练处理广泛事务的政府来讲，职务的轮换、碰运气式的任命方式或带着轮值与抽签色彩的选举，都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为这样的方式不具备任何选出一个了解自己职责所在、或适合这一职责的人选的直接或间接的倾向性。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从卑微的境况走向显赫地位和权力的路途不应太过轻易，不应被铺垫为理所当然之事。如果罕有的德性是所有稀罕事物中最为难得的，那么它就会通过某种检验。荣誉的高塔应在高处矗立。如果它因德性而敞开大门，并让自己被永远铭记，那么这样的德性必是经历了艰难与挣扎的考验。
没有什么人能够充分而恰当地代表国家：既无法代表它的能力，也不能代表它的财产。但由于能力本身是一种充满活力而积极的准则，而财产则是惰性、静止且羞怯的，因此财产很难在能力的侵袭下维持安全，除非它的代表所占比重是具有支配地位的。同时，被代表的财产需要大量积聚，否则便无法得到恰当的保护。由于其获得原则与保留原则的共同作用，财产便具有了不平等这一独特本质。从而，这些激起了妒恨、引诱了贪婪的巨额财产必须得到保护以远离危机。这样，他们所属的全部等级皆形成了与财产较少者的天然壁垒。依照自然的方式分配给众人的同样数量的财产，会得到不同方式的操作。在这样的分配过程中，财产的防卫力量被削弱了。而在这个削弱的过程中，虽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通过消耗别人的财产而使自己的财富增加，却并不能如他所愿。少数人的抢掠事实上将整个财产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了多数人。但很多人都并不会做这道算术题，那些领导他们抢掠的人们也没有期待过这样的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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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级会议的第一等级为教士，第二等级为贵族，第三等级则包括除前两个等级之外的所有法国公民。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于1788年举行，法兰西王室决定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可以是其他任何一个等级的代表人数的两倍。结果，1789年6月，三级会议更名为国民议会，而之前的第三等级则占据了绝大多数席位——假使确实有少数教士和贵族加入他们。这便是事实经过。——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