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book of social or moral knowledge is now completed，that we have turned over the last page and heard the last word，much of the foundation of Mr. Mill's doctrine would disappear. But those who hold this can hardly have much to congratulate themselves upon. If it were so，and if governments were to accept the principle that the only limits to the enforcement of the moral standard of the majority are the narrow expediencies of each special case，without reference to any deep and comprehensive principle covering all the largest considerations，why，then，the society to which we ought to look with most admiration and envy，is the Eastern Empire during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when the Byzantine system of a thorough subordination of the spiritual power had fully consolidated itself!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法革命比较／（德）根茨著；刘仲敬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ISBN 978-7-5520-0584-4
Ⅰ．①美… Ⅱ．①根… ②刘… Ⅲ．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比研究－美国、法国 Ⅳ．①K712.41②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65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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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革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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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者：（德）弗雷德里希•根茨
译 者：刘仲敬
责任编辑：唐云松 李 慧
出 版 人：缪宏才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印 刷：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开
印 张：8
插 页：4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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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520-0584-4/K•238 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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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弗雷德里希·根茨（1764—1832）
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希·根茨是一位德国外交家和政治家，也是一名秉持保守主义思想立场的政治评论家和观察家。他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最早观察者之一，首次对两场革命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和分析；《美法革命比较》是当时欧洲重要的研究成果。
本书实际上是1800年5月到6月间在作者自办刊物上连载的长篇政论文章，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正主持美国与普鲁士外交事务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后为美国第六任总统）的注意，小亚当斯立刻翻译成英文，当年就在美国出版，供美国学界政界参考。
有学者将根茨的《美法革命比较》与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并列；认为本书是已知最早将美法革命从各个层面进行比较的著作，是重要的学术文献，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但一直没有中译本，致使此书长期在研究者视野之外，极少被引用。有鉴于此，启蒙编译所不顾位卑力薄，毅然立项，组织翻译出版，以满足学术研究之需。
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和经济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重新对亚当斯的英译本进行编辑整理，并作了详细的注释，于2010年出版，诚为当今权威版本。启蒙编译所即据此为底本。译者刘仲敬先生是近年十分瞩目的学术新秀，实力超群，是担纲翻译此书的合适人选。
原书名直译为《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原则》，我们将书名简化为《美法革命比较》。书后添加了三篇相关文章作为附录，另附小亚当斯的英译文本，供读者参考。
目录
出版说明
引言（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前言（约翰·昆西·亚当斯）
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原则
编者注释（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索引
附录一 反对法国革命的斗争（保罗·F．雷夫）
附录二 弗雷德里希·根茨论革命（罗素·柯克）
附录三 弗雷德里希·根茨与亚当斯家族（刘仲敬）
英文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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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弗雷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封爵后就是弗雷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于1764年5月2日生于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Breslau）【当时属于普鲁士，现在是波兰的瓦洛克劳（Wroclaw）】，1832年6月9日卒于奥地利维也纳附近的魏因豪斯（Weinhaus）。根茨母系出自流亡普鲁士的法兰西胡格诺派家庭，是普鲁士大臣弗雷德里希·安茨隆（Friedrich Ancillon）的亲戚。根茨的英语和法语都很流利，对他的外交家事业颇有裨益。他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件用当时的外交语言——精练的法语写成。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冲击，在历史上大概无与伦比。前者肇造新邦，150年后发展为世界领导力量。后者在一代人当中取威定霸，君临欧洲约20年，永远改变了它所有的邻邦。法国革命的继承人拿破仑着手统治全欧洲，直到欧洲所有列强联合起来，将他打败。
不过，这两次革命及其理念不仅改变了力量，而且改变了思想。美国革命和独立的“1776年理念”形成了西方的宪制主义和代议制民主。法国革命的“1789年理念”导致了欧洲大陆各邦的世俗新法律，重新理解政体和政教关系，实现基于人民主权的民主政府。法国革命还产生了革命的精神和理念，相信邦国可以彻底推翻过去和历史继承的特色，进入全新的社会机体。这种革命精神影响了此后所有的激进革命，尤其是1917年俄国革命。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仅研究世界史，研究两国革命诞生的时刻，也研究理念的生成。这种理念塑造了西方各邦，也塑造了寻找自由民主宪制的世界各国。
弗雷德里希·根茨是这两次革命的最早观察者之一。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更注重法国革命。法国革命距他们更近，促使领袖群伦的主要欧洲国家革命化。美利坚合众国从地理上讲就远离欧洲，位于世界另一侧。前往美国的欧洲移民通常无意返回。根茨预见到襁褓中的合众国地位重要，然而他的同胞仍然视合众国为半文明的遥远国度。后者的看法类似后来的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 Ranke），认为奥、英、法、德、俄五强将会塑造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面貌。自相矛盾之处在于，所有西欧国家中，德国人移民美国最多，了解美国却最少。德国人没有能力领会美国的潜力，根茨是值得注意的例外。在以后的几世纪，这种缺陷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德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未能充分了解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根茨在100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了。
英国在18世纪变得更加强大，但仍然是海权国家，既在欧洲之内，又在欧洲之外。欧洲人心目中的第一号大陆强权不是英国，而是法国。法国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一再打败奥地利。根茨写到英国付给神圣罗马皇帝的补助金。最后，拿破仑肢解德国，一如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瓜分波兰。他评论说，拿破仑对待德国人，正如德国人对待波兰人，只不过俄罗斯在瓜分波兰中获得了最大的份额。根茨竭尽全力论证和说服，反对拿破仑将法国革命扩张合法化的企图。根茨承认，瓜分波兰或任何欧洲邦国都是不公正的。他虽然生于普鲁士，却认为德国人不应该自己分割为普鲁士和奥地利，法国革命更不该企图将普鲁士和其他各邦逐出旧神圣罗马帝国。根茨像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一样，认为欧洲各邦无权瓜分一个欧洲邦国。
18世纪末，不列颠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欧洲大陆。不列颠扩张殖民地，似乎破坏了势力均衡的原则。不列颠在欧洲继续坚持势力均衡原则，即使世界更多地方根本不存在势力均衡。英国人统治海洋，除了促使北美殖民地叛乱，没有为恢复势力均衡做任何事情。
根茨是少数为大不列颠辩护的知识分子之一，论证英国优势源于工商业，并非行恶。根茨写道，英美对欧洲大陆的经济优势不是因为他们的阴谋诡计，而是他们的商业勇气和天赋。在这方面欧洲各邦有充分的自由模仿不列颠，所有欧洲各邦都能够而且应该这么做。不过，根茨发现，自由贸易和不列颠航海法案很难协调，法案只准不列颠船只运货到不列颠和美洲。他意识到，美洲正在贸易和工业上追随不列颠。根茨为英美辩护，因而大受批评，他甚至被人称为盎格鲁派。英国外交部为他送交伦敦的报告支付丰厚的月俸。
不过，根茨从来不是英国代理人。梅特涅亲王（Prince Metternich）是奥地利外交大臣，促成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根茨为梅特涅工作时，向英国人坚持，他送交英国政府的所有报告和信件都必须让梅特涅过目。
根茨认识到，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导致军费日益增加。1795年，军费登峰造极。这时，法军占领了尼德兰，企图将骄傲的商业强国变成法国的一部分。1795年9月，激进的督政府执掌最高权力。此后，对外战争开支进一步增加。1796年，革命家进攻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向维也纳和米兰进军。法国革命继续推进路易十四开始的扩张事业。法国征服了西属尼德兰（比利时）和德国莱茵河左岸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哈布斯堡皇室的阿尔萨斯领地。但他并未实现将法兰西东方边界扩张至莱茵河左岸的野心，1796年法国革命战争完成了路易十四的未竟之业。古老的法兰西王朝在七年战争中丧失了权力和扩张主义，法国革命又将它们带回法兰西。在北美，七年战争通称“法兰西和印第安战争”。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称之为第一次世界性战争：战场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两个半球。欧洲列强展开超越国界的战争，争夺殖民地和欧洲优势地位。
法国支持美国革命，虽然有助于殖民地脱离母国不列颠，但在1763—1788年的战争后，却对法国本身产生了复杂的后果。除了确保美国独立，法国并没有从美国独立战争取得任何实质收获。相反，战争开支损害了法国国家财政，促成了法国革命。
根茨在他的文章最后写道，他的目的是根据四种基本理念，研究两个世界的革命。“思考起源的合法性、手段的特征、目标的性质、抵抗的范围。”（p．57）
我们能不能根据一般性原则判断独特的历史事件，例如这些大革命？革命是一个分类术语。革命遵循同一类型的行动模式。发动革命遵循一种行动模式，同时对特定的历史形势作出反应。评判革命就象评判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必须依据革命爆发前既存的条件和革命的起源，依据革命者施政和举措的特征和性质，进而依据革命意图实现的目标，最终依据国民对革命抵抗或支持的程度。在一切行动中，目的和意图是开端，实现目的是行动的功德圆满。评判行动，必须依据产生行动的条件和行动的起源，进而依据行动的实施方式，最终依据行动的结果。当然，革命不仅是蓄意的行动。在革命事件中，行动者经常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驱使。但革命也是政治行动，据此受到评判。根茨的意图是，评判作为政治行动和历史事件的两场革命。
北美殖民者在英国内外开始跟母邦冲突时，发现自己的处境颇为奇特。他们必须交税，但税款如何使用，他们却没有发言权。他们是不列颠王室的臣民，在不列颠国会中却没有议席。他们不得不接受不列颠的殖民地贸易垄断，却不能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不列颠。
根茨指出，美洲税收仅仅用于不列颠，这自相矛盾。这种措施很像反复无常的贸易垄断——北美殖民地只能购买英国货物。根茨比较不列颠的殖民地贸易垄断和北美税收，引用第二次大陆会议的措辞“在所有贡赋中最为沉重”。根茨强调两种冲动有内在联系：其一是控制殖民地政治，其二是控制殖民地市场，只能通过母国才能进入。母邦希望贸易垄断，殖民地希望改变处境，这是双方固有的立场。根茨清楚地意识到殖民关系合法性的限度：“许多问题经不起认真分析，殖民地和母国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p．9）美国革命将紧张关系推到极限，从自然法的观点看，这是一种尴尬的关系。殖民地和母邦的关系几乎没有明确的合法边界，因此美国革命无须破坏许多法律。殖民地只需诉诸母邦自身应用的宪制原则——国会代议制。
法国革命发生在精密、有效的法律体系下，统治他们的国王愿意颁布法律，推行宪政改革。革命破坏法律，杀害国王。法兰西毁法的程度和严重性远超殖民地。最后，根茨以两场革命破坏“真正权利”的多少为评判依据。如果针对抵抗的政治暴行跟抵抗本身不成比例，它就是真正权利的破坏。法国革命（以及更大程度上的俄国革命）需要穷凶极恶的暴行和为数众多的受害者。（在这种意义上，纳粹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是不是一场革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革命需要杀害大批国民才能压制全民的抵抗，从这些方面考虑，不可能合法，因为革命的手段与目的不成比例。根茨评判18世纪革命的标准对20世纪革命甚至更加适用。
1989年，法国革命200年后，当代捷克和东德发生了最近的革命，分别称为“天鹅绒革命”和“宁静革命”。它们是革命吗？有些人声称，它们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前华沙条约组织两国的内溃。罗森斯托克-胡塞称这一类革命为“半革命”。1
根茨是保守主义者和古典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保守派一样，他对革命既不喜欢，也不信任，因为他确信社会需要延续性和传统。运用激烈的政治暴力，以便实现激进的社会变革，也是保守派痛恨的对象。最后，根茨得出结论：美国革命是一场正当合法的革命，因为它不是真正的革命。它的目的是根据英国传统宪政原则，建立宪制政体。美国革命没有释放大范围的暴力，它的目的明确而有限。这些目的一旦实现，革命就完成了。它在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中，大体上保持了文明的做法。它无意将自己的原则强加于其他邦国。
根据根茨的意见，所有这些在法国革命中都谈不上。法国革命大幅度使用暴力。它面对国内的激烈抵抗，只能以残暴的镇压平定。（巴黎人民经常说，罗伯斯庇尔想把法兰西共和国的人口减少到革命前的一半。）法国革命的目的或目标在各种革命党派千变万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变化无常。法国革命没有良好的表现，它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结束于拿破仑的暴发。最后，它企图将自己的原则强加于其他邦国。
根茨不仅批评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历史表现，而且批评它的核心政治理念。他认为，天赋和不可让渡的人权宣言、人民主权的概念在美国革命中，是浮华的修辞，在法国革命中，是幻觉和错误。法国革命从美国革命接受了这两种理念，体现在拉法耶特接受了杰斐逊的建议，但根据根茨的意见，它们在法国革命中仅仅造成了严重谬误、政治灾难和人类苦难。
根茨相信，如果将所谓人权用于抽象的要求，反对具体和真实的权利，就是错误的。人权不可能存在于邦国的真实权利之外。法国革命以抽象和空想的革命原则，攻击邦国的“真实权利”。如果法兰西共和国废除欧洲各邦臣民对其合法政府的服从义务，就会产生类似宗教战争的形势。那时，教派团体声称，他们有神圣的权利免除其信徒作为臣民或公民的服从义务。
同样不存在抽象的人民主权。因为法律高于上帝以外的任何主权，甚至必须认为上帝也遵循自己设定的权利。因此，人民或邦国不可能仅仅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时产生法律，而法国革命就有这种企图。美国革命和合众国宪法都遵循人民主权的原则，人民被赋予权利，也受到权利的约束。法律高于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根茨指出，对人民主权有不同理解，表面上微不足道，实际上关系重大。根茨洞察力的核心在此。还可以说，美国革命的最大遗产在此，法国人民在法国革命中领受的最重要教训同样在此。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1952—2012），德国著名的思想家、经济伦理学家，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曾任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管理组织哲学和现代哲学史教授、德国汉诺威哲学研究所伦理经济和商业文化中心主任、“国际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ISBEE）执行委员以及德国哲学协会商业伦理及商业文化委员会主席，并在德国、英国、日本多所大学任教。他在伦理经济原理以及市场经济伦理等方面有较深的研究，已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哲学、宗教、经济学、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等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其中许多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和中文，在我国经济伦理学界有较大的影响。
科斯洛夫斯基的主要著作有：
《后现代主义文化》（Die Postmoderne Kultur），1987
《资本主义伦理学》（Ethik des Kapitalismus），1982
《伦理经济学原理》（Prinzipien der Ethischen konomie），1988
《银行业的道德：从金融危机中得出的结论》（Ethik der Banken．Folgerungen aus der Finanzkrise），2009
前言
约翰·昆西·亚当斯
这里翻译的文章首先发表在柏林《历史研究》月刊上，作者根茨先生是德国最杰出的政治作家之一。美国人对此高度关注，原因有二。其一，文章最清晰地记录了美国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这场革命奠定了美国的独立，却一向没有多少人介绍。其二，文章洗刷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遵循同样原则的可耻诬蔑。这种谬论在美国本土流毒最广，为害最烈。根茨先生指出，在欧洲，这种谬论不外乎陈词滥调。然而，美国的情况更有甚者。权威人士已经认可谬论，他们以才能受人敬仰，本该了解得更清楚一点。1
本书从各种角度展示了两大事件产生、发展和结束的根本性差异。对于诚实的人，任何一种角度都足够了。一位当代哲人可能会主张，郡长诛杀罪犯和盗贼谋害旅客基于同一原则，但人类的淳朴常识仍然足以看出二者的区别。本书就是这样，证明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不同——正确与错误的不同。
我们推测，本书会给每一位真正爱国的美国读者提供纯粹、真诚的精神满足。2他们由此看到，一位天资卓绝、博学多才、不偏不倚的外国人正直地证明了本国革命的原则和行为。美国本地人的判断自然偏向本国，美国公民只有勉为其难，不以史家自任。外国人的心灵更远离爱憎之情的影响，因此他的判断必然有更多的内在价值。本国史家总会以某种方式居于辩护人的位置，不偏不倚的外国人却居于法官的位置。
根茨先生这样一位作者的赞许尤为珍贵，因为他的资格毋庸置疑。他温和地责备我们的某些步骤，最有力地证明了他确实不偏不倚。他对许多政治推测的观点，我们美国人不能苟同，但他有所责难之处，我们自己其实同样不惬于心。例外鲜有，甚至根本没有。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国第六任总统，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长子，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继父亲之后成为总统的人，他在职业、气质和观点许多方面上和他杰出的父亲十分相似。小亚当斯20岁就成为有名的外交官，曾出使欧洲多年，熟悉欧洲事务。1817年门罗总统上台以后，他被任命为国务卿，任职8年，曾协助起草《门罗宣言》，解决与英国的许多纠纷，从西班牙手中取得佛罗里达，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国务卿之一”。1825年，小亚当斯当选为总统，1829年卸任后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直至逝世。
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原则(1)
北美革命的历程最接近法兰西革命。1北美革命的亲历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法国革命的同时代人和见证人。法兰西革命的某些要角曾经在差不多10年前的美洲舞台上大显身手。2美国革命事业大获全胜的完美范例势必对法国旧政体的毁灭者产生直接而有力的影响，超过任何更早的欧洲革命先例。引发法国革命的条件，有很大一部分甚至全部源于法兰西对美国革命的大力介入。大多数法国革命奠基者的辞令和举措只能设想为刻意模仿美国革命的进程、计划、举措、形式、甚至一部分语言。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踟躇地将美国革命视为范例，借此论证自己举措的正当性。
所有这些原因都在发挥作用，尤其是人人都对美国革命记忆犹新。美国革命的原则仍然四处流传，人人顺耳；欧洲各地民心激荡、一日千里，事先就偏爱所有相似甚至仅仅表面上相似的事业。因此，某些人显然有兴趣在同样的基础上肤浅地比较两国革命，将其混为一谈。诱导大部分公众接受根本错误的观点并非难事，在这个大动乱和活跃、激烈、广泛争论的时期，只有极少数天赋卓绝者能够洞察事件的本质，承担艰难的任务，以长期思索和不懈研究为基础，形成判断。或许，只有为数更少的人愿意这样做。两场革命的相似性取信于人，许多有才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并断然宣布，他们喜欢美国革命。因为根据公认的共同依据，“在美国正当的事物，在欧洲不可能不正当”。3美国革命最终取得了至高意义上的光荣和辉煌成就，给美国和大多数其他邦国，乃至英格兰本身带来了毋庸置疑的利益。时间和宁静总会给人们带来判断力。美国革命以更大的温和与公正，终于让最激烈的反对者心悦诚服。依靠这种无法抗拒的类比，法兰西类似的期望似乎获得了正当理由。第二种共同依据远比第一种更危险，因为它取材于空洞的遥远未来，以虚幻的希望蛊惑很大一部分人：“在美国造福于公众的事物，早晚且一定会以类似方式造福于法兰西乃至全欧洲的公众。”
10年灾难的经验4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冷却了这种信仰，但还没有彻底消除它。无论如何，甚至动摇、犹疑的人也没有否定法国革命原则，他们用这种原则为自己辩护，以免自己陷于混乱。他们重新评估外在和偶然的条件，这些条件妨害了革命本来可以带来的利益，借口革命尚未充分完成，归咎于其他同样琐屑的潜在因素。他们设想，两场革命起源的正当性都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其中一场革命的后果比另一场更有益，他们就归因于幸运的青睐，无视人谋不臧。5总而言之，两场革命的奠基者同样睿智，理所当然同样正直。
因此，比较两场革命的基本特征、来龙去脉和首要原则，肯定不是忘恩负义的任务。不过为了给这种比较做准备，简要介绍美国革命起源的特征，并非无益。这种准备确乎理所当然，因为过去10年几乎耗尽了所有注意力和记忆，革命起源和最初进展的特征即使在同时代人的心中都不再清晰醒目。何况这项大业的画卷有许多要点，在发生当时逃过了几乎所有观察者的注意，后来才有深思、老练的眼睛见著知微，充分领会其生动色彩。(2)
英属北美殖民地缺乏欧洲智慧设计的正规典章和未来规划，是欧洲短视和不义的更纯粹产物。政治和宗教的不宽容和动乱驱使第一批殖民者背井离乡，这是他们自力更生的唯一理由。他们筚路经营不及200年，就形成了一个伟大的邦国，6为全世界提供了新的政体。那些将他们逐出家园的欧洲人比他们自己更能体会其中的新意。
最初的殖民者人微言轻，欧洲对遥远领地的价值极度无知，因而举措乖方。殖民地突飞猛进、出人意料，肇因于是。这时，北美殖民地居民已经是新移民的两三代子孙了。当时，只有金银才能吸引欧洲各邦政府的注意。他们毫不犹豫，让没有发现这些矿藏的遥远领地听天由命。这样的国家没有希望提供收益，不能立刻增加邦国的岁入，没有理由给予扶植或特殊照顾。
然而，辽阔、多产、宜居的土地青睐积极进取和不屈不挠的人民，他们在这里迅速繁衍，人口众多，特别富于创造。他们的政体简朴，符合他们的需要。这些殖民地不受母国重视，几乎完全遭到遗忘，享受深厚的和平安宁。他们度过了短暂的襁褓时期，飞速成长起来，大踏步走向圆满、协调、光辉灿烂的青春期。他们出乎意料的伟大奇迹唤醒了欧洲人，后者突然从轻率、冷漠的麻木状态转向激烈的侵犯。欧洲人不久就看清了真正的新世界。美洲人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跟旧世界一决雌雄。不过，美洲同时也是欧洲财富和幸福的无尽源泉。甚至早在18世纪中叶，欧洲所有海上强国都已经发现了要害之处：欧洲海外领地的唯一价值就是为母国的工业开放不断扩大的市场。英国比其他所有国家更有体会，因为其殖民地正好最接近良治的原则。在所有造福人类的事件当中，美洲的发现名列前茅，原因并不在于君临辽阔领地的空洞主权和开发金银矿藏的无益财产权，而仅仅在于，销售欧洲产品、交换远方产品的便利和利益日益增长。7
人们一旦开始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个伟大的真理，母国就竭尽全力将殖民地贸易集中到本国，给本国和殖民地贸易提供最大程度和最为有利的指导。甚至就在本书写作前不久，他们还认为，实现这一目的，捷径莫过于垄断。他们只要强迫殖民地居民只能从母国购买他们想要的所有欧洲必需品，只能把自己所有的产品卖给母国，就可望确保母国商人的利益。殖民地市场广阔，重要性年年增加。他们设想，只要采取这样的垄断措施，就能在最优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展殖民地市场。
这种体制存在根本性错误，不过他们的错误情有可原。财富性质和来源的真正原理，商业国家的真正利益所在，仅仅在极少数天才的脑海中萌芽，甚至还未成熟，更不用说获得普遍认可了。不仅如此，如果哪个国家为时过早地奉行这些卓越的原理，一方面放弃所有偏见，另一方面断绝所有琐屑的嫉妒，切实有力地确信：一切真正的贸易政策和殖民地贸易最明智的原则必须以自由权利和普遍竞争为基础，它就不可能不为这些原则牺牲自己。它单方面开放自己的殖民地，其他国家却不对它开放自己的市场，那么它的殖民地就有落入其他国家之手的危险。如果商业大国普遍一致地愚蠢，它就没有单独明智的特权。因此，基于垄断的殖民地贸易体系聊胜于无。一个国家如果处在英格兰的地位，即使有幸根据长期的经验和深刻的反思而预见到垄断体制的后果，仍然别无选择。
在这些条件下，英格兰政策的最高目的必然是确保自己独占殖民地贸易。垄断贸易体制从殖民地和母国的原有关系中自然产生，对邦国并无困难，因为移民从来不曾获得丝毫支持。殖民地垄断的建立代价不菲，维持更加昂贵。占据殖民地构成了战争的理由。法兰西和英格兰鏖战8年，1762年法兰西与西班牙签订了《枫丹白露条约》。8仅仅为殖民利益，英国国债增加了一亿斯特林（sterling）。加拿大的征服本身不值此数的十分之一。如此靡费，巩固贸易垄断体制才是合理的最终目的。9
甚至英法战争结束后造成北美独立的不幸分歧，对英格兰是否害多益少。法兰西在北美的势力灰飞烟灭，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存在由此功德圆满。殖民地的财富和活力仍然飞速增长，早晚会危及他们和母国的联系，他们却自觉安若磐石。这种联系永远维持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微乎其微。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这种联系也很难再延续100年。没有任何邦国统治殖民地的原则比英格兰更自由、更平等，但违反自然的体制束缚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成长并将垄断贸易的利益交给远在1000里格（长度单位，1里格约为3英里或3海里）以外的国家，即使最自由的体制也不可能永远这样维持下去。(3)不过若非英格兰陷入最可鄙的迷狂，除了垄断贸易之利还要从美洲公共税收谋取另一项眼前利益，垄断体制肯定还能自己维持50年，解散的方式会比现在更温和，更愉快。10
难以判断，当时的大臣最初施行这种有害的计划，是出于哪一种隐秘的动机和哪方面的估算。他们最情有可原的理由是，希望减轻大不列颠居民特别是地主的税负——战争大大加重了这种当时最为不合时宜的负担。北美恰好最缺乏正币11，这个国家几乎不可能征收英国人闻所未闻的真正重要税收。如此征税势必遭遇成千种障碍，最终的财政收益会化为乌有，几乎不可能逃过任何财经行家的明鉴。如果我们留心所有各方面，细心评判大臣的表述和他们后来喜爱的已知观念和美洲事务的全过程，我们几乎不能不相信，人们通常认为，猜忌国会无限主权是最初财政计划的结果，其实倒不如说是这种计划的合理动机。他们暗中担心美国人渐渐厌倦了枷锁，因此误入歧途，想进一步收紧美国人身上的链条。
1763年条约刚刚缔结，这种肆无忌惮的事业就迈出了第一步，预示着最不祥的前景。财政大臣乔治·格兰维尔12虽然在一切方面都是可敬而优秀的政治家，但他的心灵或是不够伟大，或是有欠灵活，没有面面俱到地考虑新体制，却自认为能强行贯彻。就在当时，他借助各种苛刻的国会法案，尽可能恢复英格兰和殖民地的垄断贸易原则，运用最具压迫性的规章，追查美洲人的走私贸易。由此，众心不悦，民怨鼎沸。他提出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对法庭记录、新闻报纸等项目征收印花税。1765年初，国会予以批准。
迄今为止，殖民地除了必需的内部管理开支，不纳任何其他税。这些相应的固定费用都微不足道，每个殖民地都有几个代表会议审核开支。万一出现紧急情况，例如最近的战争，殖民地就会召集这些会议，向政府提供非常和自愿的捐献，但国会通过法案征收公共税款，北美一向无此前例。如果国会立法规范贸易，往往会开启一个微不足道的先例或明显的义务，却不会在公共事务中留下丝毫策划的痕迹。策划的目的是，让美洲人立刻为不列颠帝国共同的亟需而捐输。
长期和庄严的惯例已经承认了殖民地的豁免权13。成千种公正的考虑和上述因素都说明，不列颠贸易垄断本身就相当于沉重和高昂的课税，并使这种惯例具有正当性。最重要的是，即使国会的权威侵犯这种豁免权，也会遭到英国宪政精神本身装备的武器反驳。英国宪制最宝贵的箴言就是：未经英国人自己的代表议决，不得强迫任何英国人纳税。下议院的全部宪法权力都建立在这条箴言上。在任何一种意义上，殖民地居民都是英国人，无人质疑。国会即使承认他们是同辈公民，仍然自以为有权威向他们征税。不过他们在国会没有代表，归因于距离，并不能构成充分合理的借口。因此，在殖民地的问题上，如果贯彻宪法原则，他们的捐输只能由殖民地会议确定。不列颠国会对他们的征税权并不多于对爱尔兰人民的征税权。
但如果这种权利本身就有疑问，在任何情况下讨论它都是虚伪和冒险的行动。如果没有最紧急的必要性，掀起邦国最高权力界限的论战，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违背了邦国政策的最简单规则。此处的争论涉及宪法，宪法的性质和边界从来没有清楚的界定，或许原本就不宜明确界定，因此这种论战就有双倍的危险性。许多问题经不起认真分析，殖民地和母邦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主权者极其特殊非凡的权利，经常在那些剖析者的手下消失。既然母邦有英国这样的宪制，宗藩关系就很难同时满足理解力和权利观念，彼此和谐。国会涉及殖民地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范围内享有权威，从未经过验证。不过殖民地承认而且愿意继续长期承认，国会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有充分权力指导和约束他们的贸易。只有这一点是明确的，但只有这一点对英格兰是必要的。显然，再进一步就会陷入巨大的风险。
印花税在美洲出现，释放了全面骚乱的信号。反对走私贸易的新法律已经触犯众怒，因为它公然暴露了英国人竭尽全力坚持贸易垄断的意图。但美洲人在沉默中接受了这些法律，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反对的正当理由。现在，迄今尚无前例的新体制以殖民地居民深恶痛绝的形式建立起来，为英格兰国库的利益向北美课税。殖民地居民反感的原因是，在各种地方性理由当中，印花税在北美一直是压迫性的征敛。短短几天内，反感在所有各阶级人民当中蔓延开来。下层阶级以种种逾分的行径发泄愤怒。上层阶级坚定而周详地抵抗，尤其是一致同意，印花税撤销以前，不再从大不列颠进口商品。敌意从殖民地一端传到另一端，策划者众所周知的坚定近乎顽固，若非当时英格兰政府更迭，第一次斗争可能就会以彻底分离为结局。
1765年夏天接管国务的大臣拒绝立刻向美洲全面征税的新体制。罗金汉侯爵14的准则是温和、亲民，因此他反对仅仅依靠武力实现目标的方法。问题首次提交到国会时，国务秘书康威将军曾经是格兰维尔最有力、最热忱的反对者。1766年国会第一次会议撤销了印花税，但为了保护国会颜面，撤销法案与《确保殖民地依赖法案》一起宣布。后者庄严坚持，殖民地事无巨细，大不列颠都有权立法。
美洲人对这最后一步不可能漠不关心，但他们沉浸于印花税撤销的狂喜中，没有考虑补偿撤销的法案可能有什么后果。若非英国大臣在一个不幸的时刻，重新提出征敛美洲的致命计划，殖民地的和平与和谐大概会长期恢复和巩固。罗金汉侯爵的政府撤销印花税不久就解散了，继任首相确实有查塔姆伯爵15的名号，却没有他的天才。财政大臣查理·汤森德（Charles Townsend）天赋卓绝，但为人轻佻无恒，他图谋邦国影响力的顶峰，但1767年英年早逝，壮志成空。对殖民地进口玻璃、纸张、绘画颜料和茶叶征税的提案虽然受到几位大臣包括财政部首脑格拉夫顿公爵的暗中反对，却还是在国会通过，成为法律。新计划的辩护者以虚弱的论证自圆其说：国会虽然撤销印花税，从而放弃直接向殖民地征税，但从未放弃以后间接征税的权利，间接征税权与贸易管制权关系密切。
这种论证即使能让国会反对派闭口，却丝毫没有考虑到安抚殖民地。最目光短浅的人也能看出新法案的敌意。规定的税负仅仅宣布为进口关税，字面上确实符合殖民地念念不忘的豁免权，但新税暗中的意图不过是用权术实现武力无法实现的目的而已。税额不过两万镑左右，英格兰获益甚微，却有力地坐实了殖民地的怀疑。新章程的特殊性，勒索国民的不义，母国任意强加其需要的一切条款，整个举措因此完全臭名昭著。1767年进口税实施的方式与印花税完全相同。所有殖民地再度一致抵制进口。殖民地议会和王室总督展开痛苦的争论。各地市民与军队兵戎相见，一方抵抗，另一方威胁，预示动摇大英帝国根基的打击已经迫在眉睫。
大臣似乎无论如何，准备再度悬崖勒马。1769年，大臣对殖民地问题的传阅信件递交殖民地议会，信中提出了令人欣慰的前景——迅速撤销臭名昭著的关税。格拉夫顿公爵坚决反对向美洲征税，似乎鼓励了信中唤起的希望。但公爵于1770年初辞职，事态急转直下。他的继承人诺斯勋爵16刚上任时确实打算撤销美洲关税，却为了表明国会的合法权威，保留一个特例——继续征收茶叶税。罗金汉和格兰维尔两派激烈反对，极力渲染放弃利益后却偏要继续争执的愚蠢，竭尽全力抨击这个可鄙的计划。(4)从这时起，显然大臣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殖民地感受他们的枷锁。这个如履薄冰的事业第一步就建立在虚假的陈述和偏私的判断上。现在，危险的激情取代了这些谬误，邦国的和平与福利就要为谬误的野心和毁灭性的嫉妒而牺牲。
在此期间，所有殖民地已经做好了根深蒂固的抵抗准备。母邦的举措越来越远离初衷，美洲人的抵抗越来越面目全非。他们一开始只否认国会对殖民地的征税权，反对的范围渐渐扩大，他们开始连国会的权威一并质疑。他们一旦奠定了这个基础，就再也不会离开。他们的恒心，他们与英格兰的距离，他们对英国人祖传法律的自豪感，他们列祖列宗出亡美洲的回忆，他们在150年间化荒野为盛地的见证，不以怀柔减轻依赖和压迫反而与日俱增的不义与苛政——他们的观念和希望产生的新冲动受到所有这些因素的鼓励。大不列颠愚不可及，为了可疑权利的无益讨论，抛弃太平无忧的宗藩关系。殖民关系即使模糊不清，仍然利莫大焉，一向未曾经历分析和解剖，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晰。宗邦非但不能怀柔远人，治愈危险的创伤，反而变本加厉、火上浇油。政府在这段不幸的时期内，采取了种种步骤，涉及殖民地内政、法庭、地方议会、民政与军政当局的关系。这些举措似乎处心积虑，都以立刻激怒和鼓舞不满分子为目的。人人思乱，为时已久。在大臣的新政挑动下，最激烈的冲突刹那爆发。
只要1767年法案规定的茶叶税在1770年故意保留并不予撤销，美洲人就坚持抵制茶叶输入殖民地。东印度公司17因此大受损失。大批茶叶在仓库中腐烂，无人消费。茶叶进口税不过每磅区区三便士，在殖民地却如此臭名昭著。他们向大臣提议加倍支付出口税。这个有益的提议开辟了解决危机的体面出路，却遭到大臣的厌恶和拒斥，因为它不符合迫使美洲人无条件臣服的计划。但东印度公司的窘迫日益恶化，因此提出另一项自救计划：用公司的船只为美洲人运茶，美国人自己付账，自己派代理人付进口税，然后自己发售。同时，国会法案免除了美洲海运出口税。进口税虽然保留，但比以前更低廉。他们希望，美洲人不再犹豫，对商品附加的税款不再有切肤之感，放弃一切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