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个时期，新的目标确实取代了他们当时的目标。不列颠国会迫使大陆会议宣布殖民地独立，但甚至这个决定性的举措都没有将美洲推下法律荡然的悬崖绝壁，陷入过渡时期的弥天巨祸或是狂乱和妄诞理论的可疑事业。政制依然如故，一切井井有条。革命夺走了国王的立法否决权，这几乎是国王对殖民地直接行使的唯一统治权。但所有各区都特意将这项重要职能移交给立法机构以外的其他权威，只有佐治亚和宾夕法尼亚将立法权委托给单一的议院。王室总督当时仍然是行政首脑，由各区选出的人选代替。原先的王室总督由于母邦距离遥远，施政一向具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和独立，因此这一变化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社会生活重大和亟需的紧急事务、地方行政、治安、司法诉讼程序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只有美洲和英格兰的纽带断裂，内部关系并没有解体。所有法律继续执行。除了革命自身带来的必要，人身和财产没有遭遇任何其他剧变！博闻强记的美国史家拉姆塞博士35说：“人民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政治宪制已经革故鼎新。”
美国革命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一开始就确切地知道他们要走多远，止步于何处。新邦的肇造、几个地区的宪制，甚至联邦政府的组织，至少原则上已有明确规划。他们的目的不是创造，只是保存；不是树立新建筑，而是拆除旧建筑外面沉重累赘、碍手碍脚的脚手架。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严格意义上的改革，即使仅限于本国而不是全世界。他们逃过了威胁当代任何大革命奠基者的最危险的悬崖峭壁：根据抽象概括的理论和未经实验的体制进行政治实验的致命激情。最重要的是，评判美国革命，绝不能忽略这一点。法国革命第一批领导人特别经常地诉诸大陆会议早期的决议和个别作家的准则，由此推波助澜，将这些观点传播到海外，并开辟了革命思辨和系统性无政府混乱的广阔领域。确实，大陆会议以殖民地的名义发布了《独立宣言》。《独立宣言》的绪论将天赋和不可让渡的人权视为一切政府的基础。这种宣示极其含混，极易遭到最严重的歪曲。接下来是几项特定原则，同样含混、易受滥用。从人民的无限权力可以推出改变政体形式的权力，革命术语称之为人民主权。同样确实，空洞无物的《权利宣言》先于合众国大部分宪制。这些辞令应用起来极其危险，后来在法兰西和整个文明世界造成了众多的不幸。36不过，不出所料，美洲立法者鄙弃这种空洞浮华的辞令，明确将他们的抵抗理据局限在清楚、合法的范围内。他们的抵抗一开始是合宪的，后来是必要的，仅限于他们无可争议的权利范围内。然而，留心革命的观察者不可能看不到：他们不允许这些思辨观念对实际举措和决策产生可见的影响。他们错误地相信，有必要为他们最初步骤的正当性辩护，(10)但这里永远抛弃了空洞思辨的统治。美国革命全程从未诉诸人权、破坏公民权；从未借口人民主权，侵蚀法律应得的尊重或社会安定的基础；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个人、全阶级乃至一个等级或其代表，援引《权利宣言》逃避明确的义务或是拒绝服从共同的统治者。最后，美国立法者或政治家从未考虑打击外邦宪制的合法性并将美国革命确立为文明社会普遍关系的新纪元。
一方面是个别作家在各处留下的片言只句，另一方面是美洲元宿，尤其是新政府参与者考虑事务的原则和方式。这些人作为典范和权威，受到普遍认可和尊重。确实，美洲有一位托马斯·潘恩37，他的名著影响了某些阶级的人民，以致有促成革命之功。(11)但根据这部著作判断美国革命的精神和原则，并不公正，正如讽刺斯图亚特王室的通俗作者、反对查塔姆伯爵的威尔克斯先生38都不能跟1688年英国革命最敏锐活跃的头脑相提并论。1776年，潘恩的著作问世。这时，美国革命早已设定了全部形式、内容和原则，永远确立了牢不可破的特征。政治决议、政治争论、大陆会议官方文件都没有丝毫迹象正式或默示同意系统的革命原则。潘恩的雄辩充满放纵、浮华、狂想，华盛顿39的言论和文字语气温和、节制、体贴，二者形成鲜明对照。
目标明确、手段一致、原则温和，一直是美国革命所有阶段的突出特征。由此，产生和完成美国革命的战争同样具有明确、有限、不太可怕的特征。一般的战争，尤其是内战，通常确实牵涉到林林总总的邪恶。但美国革命只有一个目的，众所周知且边界明确，在任何情况下，可能的结局、后果、延续时间都不出人们预料。美洲不是维护就是放弃它的独立；在冲突中，只有这一点仍然悬而未决。无论遥远未来的事态如何发展，胜利属于不列颠国会（一开始这种可能性更大）还是大陆会议，都不会动摇欧洲均衡，威胁和平。我们东半球的政府可以严守中立、心平气和，观察遥远冲突的发展结果。冲突不会危害我们的内外政治关系，它为欧洲贸易开辟了有利可图的前景。大陆会议甚至可能跟欧洲最大君主国之一结成联盟，因为他们只希望保存明确而有限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生存有赖于外力强加于殖民地的革命，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没有办法，同样没有质疑，更不用说攻击其他邦国的宪制，因为他们并没有对君主制原则宣战，战争仅仅针对不列颠大臣的压迫性举措。法兰西和他们40签订盟约，本身并不违反自然，并不叛逆可憎，并不彰明昭著地不容于万国公法和自我保存的法则。(12)
美洲战争达成的和议保证了殖民地脱离英格兰独立并建立新的联邦共和国，这是美洲人唯一和仅有的斗争目的。此后，共和国立刻跟所有其他邦国甚至英格兰本身建立了和平相处、互惠互利的关系，各文明国家有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万国公法。确实，后来美国革命对欧洲此刻怨声载道的浩劫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41但我们若不承认这种影响纯属偶然，那就是最大的不公正。这场革命的起源不能证明另一场革命的正当性，甚至不能证明一般性革命的正当性。有些人以美洲为例，论证类似做法的正当性，接受美洲人首先提出的原则。他们理应考虑：因缘巧合，殖民地同时具备种种不寻常的条件，而其他各邦无一能够重演。美洲人的目标明确而合法，拒绝为实现目标而将这些原则用于革命的所有做法。革命不可能展示同样有限的目标和同样清晰的权利。美国革命领袖将明智的温和注入他们所有的宣言和每一个步骤。他们光荣地憎恶一切逾分行径，即使这些做法源于最情有可原的热忱。他们始终不渝，跟一切可以称为传教、改宗的宣传劝诱活动保持距离。从合法的观点看，美国革命事业具备所有这些可喜的特征，可以永远确保人道，反对这场革命的一切恶果。只有从这个伟大民族日益繁荣昌盛的前景，才能探寻到这些美德的草蛇灰线。归根结底，美洲人给全世界所有权力提供了健全的教训，反对基于野心或革新精神并攻击各邦权利和宪制的一切行径。误解、误用美国革命的先例，产生了后来法国革命的邪恶，以此归咎于美国革命，仅此就是最苛刻的不公。这是魔鬼恶意的产物，仿佛给18世纪的尾声定罪。最慈悲的善行义举生出了毁灭性的胚芽，最美丽的希望之花结出了最恶毒的果实。42
对照法、美革命的目标，结果跟对照二者的起源和发展一样惊人。美国革命全过程的突出特点就是：目标极为明确，因此原则和方法同样如此。法国革命最顽强、最基本、肯定也是最可怕的特点之一就是：极其缺乏明确的目的，因此选择方法、修正原则永远动摇不定、反复无常。法国革命史不外乎一系列这种异常现象长期、连续的发展。在一切革命当中，这种情况可能是独一无二、没有先例的。人们如果思考过革命的起源和性质，就不会有多少惊奇。只要大业当中有一个步骤逾越了权利的明确边界，虚构的必要、脱缰的激情全部宣布为合法；只要武断意志施加于无法测度的领域，这样一场革命除了攻击既成宪制，别无其他原则，势必一发而不可收拾，将空想和罪恶推到极端。
由于政府的无能与罪恶，由于初次进犯得手，敌人的大胆受到了鼓励，法兰西旧宪制瓦解了。许多人的利益系于赞助革命。（他们人数众多，原因恰好就是：谁都不知道他所指的革命是什么意思。）这些人全都同意邦国的整个政治体制必须进行必要和广泛的变革。但变革的范围应该有多大，旧秩序应该保存多少，新体制应该如何组织，自诩受命从政的各路人马多如牛毛，却没有任何两个人对这些问题意见一致。在这个纲常解纽的无政府间歇期，这些人马公开鼓唇摇舌。如果我们只限于考虑这些人的观点，那很快就会确定：当时的法兰西不是仅有三个、四个、十个党派，而是有成千上万个政党和派别。个别差异、独特性、次级独特性、种种深浅色调为数众多，数不胜数。同时代人不得不用几个主要标签给无穷无尽的观点分类，那些对宏大场面有直接兴趣的人尤其如此。这些就此泯灭的标签包括：各种程度的纯粹保王党、全君主派和半君主派、斐扬派43、雅各宾派44，诸如此类。不过，这些党派几乎全都是党内有派，差不多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派。
在众多政体当中，有些以不列颠意义上的有限君主制为基础，另一些将宪法修改了一千次，君主制仅存虚名。有些人一开始就仅仅以革命为过渡，最终目的是彻底废除君主制。这些人将所有较高等级的特权判处死刑，另一些人希望保存他们的等级特权。一个人想要改革教会体制，另一个人想要消灭宗教。一个人想在分崩离析的残局中表现宽厚，至少保存财产权，另一个人想要挥舞平等的镰刀，横扫一切确定的权利。1791年宪法企图通过普遍的协议，调和所有这些相互冲突的理论及其无限复杂的动机，牵涉到利益、野心、虚荣。这次尝试竭尽全力，然而力不从心。宪法由于绝对和完全的模糊不清，自然归于失败。我还可以补充一项失败的原因：无法确定革命的最终目的。法兰西人人深信不疑，自己有充分权利跻身制宪委员会之列，坚持己见，奉行己见。甚至直接制宪者是否将这部不切实际的宪法视为最终结果，都是极其可疑的。
在一片难以形容的混乱庇护下，第一次论战的风暴席卷全国。论战一开始还比较犹疑，但从1791年最后一个月开始，不断产生更大胆、更强有力、一心一德的党派。他们始终坚持的观点是：无论给法国革命划定什么边界，都是愚不可及。确实，这个党派跟其他党派一样，党内有派，多如牛毛。他们特别频繁地修改体制，彼此经常激烈斗争。但他们所有成员都公开拥护和赞成至关紧要的伟大观点：革命不应视为地方性事务，而应视为文明社会革旧鼎新的动力之一，必然将全人类卷入漩涡。这个党派的野心或热忱永不餍足，法兰西的舞台不够大，满足不了他们的破坏欲。他们想要将全世界翻个底朝天，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45法国革命一开始，甚至开始以前，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我们无须了解这些先知的传道改宗故事和虚构的阴谋集团。他们已经在著述中用简明的措辞展开自己的原则，提出了全面的证明和反驳。
他们为了进一步施行如此庞大的计划，首先就要毁灭法国君主制政体的一切遗迹。毕竟，1789年诸事件发生以后，很难继续坚持——既然所谓君主派已经引入王室民主，他们为什么没有差不多相同的权利建立共和国。【中译者按：所谓君主派不是保王党，也不是泛指的保守派，而是法国革命初期的君主立宪派。他们推翻了旧制度，而后又被更激进的共和派推翻。在根茨这样的保守派看来，他们是革命的始作俑者，自作自受。他们首先践踏别人的权利，才导致自己的权利随即遭到更激进派别的践踏。1917年11月的俄国革命后，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用同样的论据指责临时政府首脑、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为布尔什维克扫清了道路。根茨的文字很容易让比较粗心的读者误以为，他主张国民公会的共和国跟制宪会议的君主立宪制（王室民主）差不多一样好。其实他的意思是：制宪会议的君主立宪制（王室民主）跟国民公会的共和国差不多一样坏，而且还是恶例的开创者。】从权利的观点看，他们似乎只有一点可以指责：他们曾经跟其他人一起，宣誓支持1791年宪法。可是这么多纽带已经横遭践踏，只有低能的头脑才会欺骗自己相信宪法的空洞形式能够约束革命的湍流。“宪法已死！”哀音乍起之时，他们只须压制寥寥无几的轻信者，并继续永不安宁地挖掘，为时未久就破坏了整个结构。
然而，法国革命本性难移，完全没有明确的目标。恰好在这个伟大和重要的时刻，产生了可怕的新表现。他们宣布成立共和国，46但这个共和国只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词。人人将自己的倾向和奇想称为自己的原则，都认为以此为依据，可以随意解释共和国的涵义。各式各样的共和制层出不穷，互争雄长，跟君主派各党原先的情况一模一样。法兰西浸透了鲜血，为的是决定国本大计：共和国宪制应该由布里索还是马拉、联邦派还是统一派、吉伦特党还是山岳党、丹东派还是赫伯特派来规定。47这场可怕斗争的结局只能由暴力来决定。国家腹心四分五裂，以后将近一年，无法就共和国的政体形式达成一致。一个大胆的党派终于出奇制胜，建立和组织革命国家，革命政权本身就构成临时政体。他们以革命政权的名义，带来了所谓的恐怖时期48。这是人类谬误和疯狂的纪念碑，荒谬绝伦、史无前例，子孙后代很可能会因此将我们时代的历史贬为无稽之谈。这种弥天大罪的发明者推翻和谋害了不那么残暴的党派。不久后，号称共和三年宪法的新一部无政府法典编撰完成。49众所周知，这部宪法经过连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同样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灾难性毁灭。
就在共和党执掌最高权力的时期，他们和欧洲大部分邦国爆发了血腥的冲突。50他们公然宣布废除一切政府，革命与其反抗者就此势不两立，不再有交涉余地。他们严肃地解除了所有臣民服从本国政府的义务。51革命准备反对欧洲，欧洲准备反对革命。只有曾经蹂躏世界的宗教战争，才能与此相提并论。52同盟一方无疑有正当的战争目的，即使不幸常有可疑之处，至少并非始终如此。但在法兰西一方，战争目的和革命目的一样无限。有些人，如罗伯斯庇尔，目前仅仅希望维持不受惩罚地将法兰西化为屠场，减少其半数居民的权利。另一些人提出大规模征服的计划，希望为法兰西共和国实现路易十四一切雄心勃勃的计划。53其他人发誓，绝不放下武器，直到革命的原则征服整个文明世界，或是至少要从里斯本到北冰洋和达达尼尔，到处播下自由之树的种子。
这场战争涂炭大地，迄今已有8年之久。其间有过几度短暂的局部停火，和平既不稳定，也不可靠。无疑，革命战争历时既久，原有的特征和强度颇有损失，几乎衰减为寻常的战争。但它什么时候结束、如何结束，仍然是一个问题。全人类的洞察力都会为之汗颜。法国革命的命运与这场战争息息相关，但最终结局还有赖于其他无穷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或许，甚至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晰地想象结局会怎样。在物理世界中，大质量物体离开安静的重力中心并突然以惊人的冲击力量投入空旷的大气，推断它运动的延续性容易，推断它运动的终点难。事实上，一个严肃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谁有权开始一场革命？没有什么能比同样严肃的问题更难回答了：结束这场革命的权利属于谁？
4．美国革命有大量的抵抗，相对而言，战斗少得多。因此，它形成、巩固自身的方式更容易、更单纯。法国革命几乎向所有的人类感情和激情挑战，遭遇了最激烈的抵抗，因此只能借助暴力和犯罪开辟道路。
美洲殖民地早在革命前已经达到了高度的稳定性。不列颠政府对美洲的主权是一种上级保护者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统治。因此，美国革命更多地具有对外战争而非内战的外表。
共同的正义感支持他们的事业，共同的利益随后激发了压倒多数的北美居民。王室总督跟他们有更直接的联系，寥寥无几的王室军队构成唯一永久性的反对党。即使某些独立公民基于原则或倾向，站在大臣一边，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是势单力孤，不足以威胁其他人。他们的软弱地位本身就保护了他们，免遭国人的仇恨和不宽容之害。
殖民地内部除了行使公共职务相关的权利，没有各种信仰或个人的特权，没有其他等级区别。那里的市民社会刚刚出现，因此财产分布比古老的国家更平等。富人和劳动阶级的关系更单纯，因而更慈惠。革命几乎没有改变殖民地内部组织，只取消了一种外邦联系。美洲人一直认为这种联系是负担，而不是利益。行政首脑的职务寥寥无几，因此没有多少人对保存旧政体有直接和重要的利益。旧政体的优点和益处得以保存，革命仅仅取消了压迫性的部分。
在这方面，法兰西的形势真是天差地别！即使法国革命满足于仅仅摧毁旧宪制的暴政工具，没有攻击个人权利和财产，54它无论如何都会跟重要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这些人为数众多，在各方面地位显要。旧政体突然瓦解，他们因此丧失了官职、收入、尊重和一切社会地位，自身就构成强有力的反对派。然而，革命进一步发展，不再放过任何个人权利。这时，革命公开宣布：一切政治特权都是篡夺。革命不仅剥夺了贵族真正的特权，还同样夺走了他们的等级和爵位。革命抢劫教士的产业、社会声望甚至尊严的外表。革命通过武断的法律，夺走了业主一半收入。革命不断践踏财产权，将财产变成模糊、可疑、极其狭窄的乐趣。革命公然认可最危险的原则。凡是有东西可以失去的人，无不人人自危。革命到处嘲弄和侮辱一切号称财产或特权的事物，加重了必然的邪恶。于是，革命确实积累了大量针对自己的抵抗，通常的手段不可能征服。
法国革命的朋友宣称：这样重要的因素纯属偶然。他们仅仅归因于美国国民的好运和法国人的噩运。美国的新宪制没有遭遇国内的障碍，法国人必须跟许多顽固的对手斗争。他们认为，前者仅仅值得羡慕，后者仅仅值得同情。但不偏不倚的观察者从来不会忘记，多少功德牵涉到善良，多少罪恶栖身于噩运。一方面有权利的界限，另一方面有围绕事物本性的界限。美洲人足够明智，谨守分际。法国人轻浮成性，不再承认最明确权利和事物本性的规范。他们如此骄狂，自以为仗着暴力，就能扭曲不可能性本身。55他们如此蛮勇，自以为最明确的权利都必须屈从于武断意志的准则。他们抱怨的抵抗，本可以清楚地预见到。人类感情和激情的法则不可改变，早已注定抵抗会发生。抵抗是正义的、必要的，没有抵抗才会难以置信。这些抵抗源于最残酷的伤害，成千上万受害者唯一的罪行就是拒绝庆祝自己的毁灭。革命宣称可以惩罚、也确实惩罚了他们。但双重的不义准备了新的抵抗，只能以新的暴力来压制。因此最后，在野蛮的革命法典中，受害本身就构成不能饶恕的冒犯。这些压迫者恐惧正义的反动，因此以变本加厉的残酷对待他们最初犯罪的受害者。不出所料，这些罪行到处都唤起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仇恨。在压迫者看来，这就构成了充分的依据：任何人只要没有立刻积极地跟他们结盟，就被视为罪该万死的冒犯。
美国革命从未陷入这种可怕的迷宫：只有必要的罪行才能掩盖自愿的邪恶，只有接下来的上百项罪行才能使每一项早期的罪行合法化。但它并没有完全避免不幸。大凡政治和民间的社会关系发生突然和激烈的变革，似乎总是少不了这种不幸。美国革命遭遇的抵抗小，手段温和，防止了大规模残酷、极端、可耻的举措，这些做法玷污了其他革命。但美国革命最热心的朋友也不会冒险断言它完全避免了不义与暴行。反对英国政府的怨恨经常堕落为迫害的精神，在反对暴政的公开驱逐当中，牵连了有罪的冷漠和秘密的通谋嫌疑。独立的朋友和大臣的党羽借用了古老英国党派辉格和托利56的名义。两派往往爆发暴力冲突，在战争的危险中尤其如此。乡邻起衅，甚至家庭反目。双方都时常对俘虏施暴。可想而知，从来没有完全抛弃内战的特殊性格。个别邦和个别社区同样经常践踏财产权，在极少数事例中，甚至获得了最高权力的合作。伟大仁慈的宾家后人就遭到了这种命运，被逐出先人首创的乐园，不得不跟其他保王党一样，依靠英格兰的慷慨和宽宏避难。这段历史给北美编年史留下了不光荣的一页。
然而，所有这些不义和压迫只是个别事例。法国革命给法兰西及其所有邻国带来了悲惨和毁灭，全世界鲜血长流。二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在美国，即使私人恩怨或地方性因素威胁财产或人身安全，即使各地当局沦为不义、报复、迫害精神的工具，毒药也绝不会流入社会机体的每一根脉管，绝没有像法国一样蔑视一切权利和人性最基本的规律，制定最普遍的立法准则，推行系统的恶劣暴政。在美国，即使短暂的混乱、必然的冲动、激情的爆发有时会给无辜者带来不幸，至少不会像法国革命的乱局一样，把自己合理化，滥用理性、侮辱理性，登上悲剧的舞台，严肃地运用原则和义务为冷血的罪行辩护。在美国，即使个别家庭和地区惨遭革命和战争的打击，绝没有如法国一样，出现大规模的没收、流放、监禁和死亡。
美国革命一结束，就迅速步入幸福、繁荣的新宪制，而法国革命只留下深仇大恨。公共秩序的纽带在长期的浴血斗争中多多少少松弛了。和平的记忆一再遭到暴力打断。财产关系是文明的土壤，和国内外贸易、公私信贷一起，遭到革命风暴、外务动荡，尤其是纸币灾难的沉重打击。(13)甚至人民的道德和性格都受到革命并非处处有益的影响。我们虽然不能对未来下结论，但史册理应注意并仔细保存一份记录。作者是真心诚意、不偏不倚的见证人，美国革命迄今的最佳作者（拉姆塞）57：“经过这场革命，合众国人民的政治、军事和文学天才得以发展，但他们的道德素质恶化了。”
革命给法兰西留下的图景远为重大、复杂、可畏，即使在此刻也不便触及。这样一场革命最终的后果就是革命观念本身。观念本身仍然肯定没有明确的边界，很可能意味着难以把握的风险。因此，无论任何信誓旦旦，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后果在这方面无从比较。
我本来可以继续对照其他各方面，或许深入某个具体的细节，但我相信，前面提出的四项要点已经足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了。这些要点是：起源的合法性、手段的特征、目标的性质、抵抗的范围。至少在我看来，显而易见：两场革命的每一项对照都更多地暴露了它们的差异，而不是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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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这篇文章里，星号代表作者注释，阿拉伯数字代表编者注释。
(2) 例如，所有发言或写作、支持或反对美国革命的政治家和文人中，只有两个人甚至在那时就预见到，丧失殖民地对英格兰未始非福。一位是亚当·斯密，当时几乎无人阅读他的著作，能够理解的人大概更少。另一位是塔克教务长，他有先知的奇特洞见。
(3) 只要殖民者以开化大陆为首要利益，他们就能够忍受依附状态。但随着社会的自然发展，大都市的重要部分用于制造业，转折时期就会来临——英国的垄断就会不受欢迎。
(4) 诺斯勋爵正式向国会宣布，在事情已经发生后不可能完全撤销所有新税，除非美洲人首先向大不列颠屈膝。
(5) 这位伟人忠于古代政治的原则，对祖国的光荣和福利怀有无限的热忱。在他治下，英国的伟大登峰造极。他认为，最大的邪恶莫过于殖民地与英格兰分离。1775年1月20日，他发表了一次最震撼的演讲。他在其中提出动议：从波士顿撤军。“诸位爵爷，我正告诸君，有朝一日，我们会被迫撤销这些压迫性的规章。它们一定会撤销，你们自己就会撤销它们。我发誓，我就会这么做，我以名誉保证。如果无法撤销，我自己都会走上街头。”
此外，值得注意：针对美洲的举措不仅受到当时反对党的非议，几位重要大臣同样不以为然。1766—1770年，格拉夫顿公爵（Grafton）任财政部第一大臣。接下来的1771—1775年，他任掌玺大臣。格拉夫顿一直反对当时盛行的体制。国务秘书达特茅茨伯爵对美洲的态度相同。据说，1770年以后公认的首辅诺斯勋爵（North）在阁议中表达的原则经常跟他对国会的发言不同。不过，最惊人的发言莫过于1775年2月的国会辩论。曼斯菲尔德勋爵（Mansfield）深孚众望、天资卓绝，在辉格党内以极端王权派和美洲最坚决的敌人著称。甚至连他都为热烈的辩论所动，公然宣称，1767年引入的进口税是有史以来设计的最荒谬、最有害举措，是此后一切不幸的真正原因。
(6) 大部分殖民地奠基于17世纪中叶以前，全都建立于1688年革命以前。殖民地最南端的佐治亚地区原先是南卡罗莱纳的一部分，只有它从18世纪开始（1732年）就有单独的宪法。佐治亚也是不列颠政府曾经支付过成本的唯一殖民地。
(7) 无疑，这是混合政体最大的弱点。不过，幸运的是，政体接近完美状态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解体的可能性。宪法权威的一部分由于自身有适当的分量，能够抵抗另一部分的侵凌，这种可能性更大。某一部分迫于无奈，拿起武器，可能性更小。在这方面，人们有正当理由断定：英国宪制相对于任何其他曾经存在过或可能设计出的复合政体，享有决定性的优势。
(8) 在许多地方，奉命征收印花税的政府官员被绞死或斩首，但受刑的只是他们的模拟像。
(9) 不久前，据说大陆会议已经决定根据殖民地的授权宣布：“如果殖民地获准自由贸易，他们不仅愿意将来承担战时特别税，而且愿意缴纳年赋100年、足以偿清不列颠此间的全部国债。”他们只是因为国会采取了新的敌对行动，才没有最后批准发布宣言。这个事实非常值得注意，但我只有一位作者的孤证。他是大臣严厉的反对者，不过在其他方面消息灵通。参见Belsham's Memoirs of George III. Vol．2．p．166．(58)
(10) 我相信：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充分展示了，美国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合法原则的基础上。然而，由此处的分析可见，不可让渡的人权、人民主权和类似原则的范围一次都没有触及。
(11) 所有论述美国事务的著名作者普遍认为并一致证明：虽然我为了美洲人的荣誉愿意质疑，但以下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潘恩的《常识》不过是一部无足轻重的小册子，几乎从头到尾都远离人类的健全常识。后来他多次以这个名字称呼的所有其他著作也是这样。此书一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判和充分的定论：它仅仅策划打动乌合大众，尤其是在美洲分布甚广的几个教派。读者为了领会此书的特征和倾向，只需要注意作者论证和推理的精神即可。他偏爱的论证全都来自《旧约》。他荒谬的推理并不是攻击英格兰国王，而是普遍攻击君主制，他视君主制为忤逆神明的发明。如果美国革命居然由这样一部书造就，明达之士就犯不着费心关注这一事件了。不过可以肯定，更明智、更优秀的人士重视、忍受甚至鼓励此书，无非为共同事业争取更软弱的心灵。
这位作者不同于美国革命的伟大权威，如迪金森、约翰·亚当斯、约翰·杰伊、本杰明·富兰克林59等人。如果我们参照英格兰两党类似的不同，这种差异就尤为显著。英格兰两党正好关注同样的对象，但他们选择的论证和方法彼此天差地别。例如，任何人只要比较普莱斯博士60的著作（他虽然犯下了无数的错误，无论如何还不至于划入潘恩同样的层次）和柏克在美国革命期间的言论和著作，就会经常感到难以置信：两个人为之辩护的对象居然会是同一事物。确实，他们论证维护的对象仅仅在名义上、而不是实质上相同。
这里有必要指出，这种差异还有另一项间接但并非不重要的证据。毋庸置疑，大多数伟大的美国政治家憎恶法国革命和1789年以后称为革命原则的一切。布里索先生（Brissot）见证过一件值得注意的奇闻轶事；他日后声名卓著，这方面的证词不会受到质疑。轶闻证明，这种敌意起源甚早。法国革命前不久，他跟现任合众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先生一起出席社交场所。这位绅士言之凿凿，他确信法兰西日益接近革命，甚至得不到英格兰享有的政治自由。最重要的是，亚当斯否认法国人有权利 鱼目混珠——假装他们倾向的革命完全符合亚当斯自己纯洁而严格的原则。布里索援引原始契约、无文默喻的人权和诸如此类的革命咆哮反驳他，然而徒劳无益。参见P．Nouveau Voyage dans les Etats Unis de l'Amérique，par Brissot．Vol．I．p．147．61
(12) 我有意强调，法美联盟本身并无非法之处。因为法兰西和美洲人结盟时，发现殖民地独立已经是既成事实，无须为合法性疑问而退缩。联盟本身并无违反自然、自我毁灭的性质，因为美洲人的原则对法兰西君主国并无直接危险。法兰西君主国的贸易利益似乎以某种方式支持它参与美国革命。
虽然有这一切因素，我还是笃信不疑：德·维吉尼伯爵62老谋深算，无人可及。他的深谋远虑原本有可能阻止法兰西缔结这份盟约。更不用说，谋国不臧：为了给对手造成难以确定的损害，借助最有利的偶然机遇；原已相当紊乱的财政新增国债高达10亿里弗。庙算全局始末，对结盟的远期后果没有真正的政治谋略。如果一个人能够判断美国革命的起源并赞赏其基础，就会始终明了这场革命的合法性。如果不考虑殖民地的特殊形势，就会仅仅以他们的革命为依据，推论出无限和普遍的叛乱原则，藉此将最危险的犯罪合法化。美洲人一直非常谨慎，严守分际，从未主张或刻意将他们的原则用于其他邦国。大动乱一开始，法兰西内阁派往共和学校的人员和经美洲祝圣的政体形式将欧洲所有政府送上了审判席，宣布仅仅在特定情况下可行的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合法、甚至有效的。法兰西经营可能造成的这些后果并没有逃过真正伟大政治家的洞察。世界忽视了他们的忠言，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3) 美、法两国革命领袖的举措当中，最引人注目的类似莫过于此。但不要忘记，美洲人的败笔部分源于缺乏经验，部分源于真正的必须。而法国人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却刻意自投罗网、雪上加霜。
美国指券63符合字面意义，只用于小额货币，没有伴随着法国指券历史上惊人的残酷。第一批指券一开始享有它不配享有的信用，突然从200万美元增加到2亿美元。然后，它们迅速贬值。因此，指券相对于正币的价值在1777年已经降至1∶3，1778年降至1∶6，1779年降至1∶28，1780年初降至1∶60，随后立刻降至1∶150，最后一文不值。当局为了替换磨损的旧指券，试图发行新券，最终不得不正式贬值。当局通过苛法维持纸币价值，规定征发和食品的（最高）价格。财产受到普遍的损害，民间交易陷入全面混乱。民生困苦和道德败坏接踵而来。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幅图景，法国革命领袖似乎以此为模板。值得注意，他们只在两方面近乎精确地模仿了美洲人的榜样：在革命全程中最空洞无物的《人权宣言》和最遭人反感的纸币。
编者注释
● 引言注释 ●
1．尤金·罗森斯托克-胡塞（Eugen Rosenstock-Huessy），《革命之外：西方人的传记》（Out of Revolution：Autobiography of Western Man，Providence and Oxford：Berg Publishers，1993）。德文原本Die Europäischen Revolutionen und der Charakter der Nationen（1931）（Stuttgart：W．Kohlhammer，3rd ed.，1961）。
● 前言注释 ●
1．日后出任总统的美国博雅人士翻译欧洲作者的著作，颇为罕见，甚至仅此一例。1825年3月4日至1829年3月4日，约翰·昆西·亚当斯出任美国第六任总统。大约1800年前后，他担任美国驻普鲁士公使并在柏林遇见根茨。1794年，乔治·华盛顿派亚当斯（当时26岁）出使荷兰。1796年，亚当斯出使葡萄牙。以后，亚当斯升到驻柏林公使馆。约翰·亚当斯出任总统时，在华盛顿的敦促下，于1797年派儿子出使普鲁士。亚当斯在那里和普鲁士外交大臣卡尔-威廉·芬克·冯·芬肯施泰因伯爵（Karl-Wilhelm Finck von Finckenstein）谈判，然后续订了慷慨的《普鲁士—美国友好通商条约》。他继续担任公使，直到1801年。
从亚当斯写给根茨的一封信看，他尊重根茨，对其作品高度评价。这封信涉及本书的翻译，全文如下。（约翰·昆西·亚当斯，“致弗雷德里克·根茨书”，柏林，1800年6月16日。载于《约翰·昆西·亚当斯文集》ed．Worthington Chauncey Ford［New York：Macmillan，1913］，vol．2，1796—1801，pp．463—464）
先生：
我已经收到你好心送来的前两个月《历史杂志》抄本，怀着巨大的喜悦之情，细心研读大作《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源和原则》。每一个爱护国家荣誉的美国人看到本国革命得以洗脱原来蒙受的诬蔑，唯有心满意足。这种诬蔑声称：美国革命来自法国革命同样的原则，甚至造成了同样的举措。我身为美国公民，对你感激不尽，因为你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因为你光荣地证明了我国革命建立在纯正的基本原则上。我恳求你，先生，为了你尽善尽美的礼物，接受我最衷心的谢意。我向美国有识之士传播、介绍这篇论文，不亦乐乎。
1800年6月，亚当斯致信根茨。同年，他的译文在费城出版。1800年夏天，亚当斯全速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工作。他写信给弟弟托马斯·博伊斯敦·亚当斯（Thomas Boylston Adams），提到这部译作。
我亲爱的兄弟：
根茨文章的译作出版了，一丝不苟，井井有条。我不能更加满意了。我们精心简选字体和纸张，即使外国人的眼睛也不至于迷惑。我唯一的遗憾是，出版时你不在场，没有改掉那些德国式表述法和修正风格错误。鉴于种种条件限制，我现在才麻烦你。我根据你在修正本和许多其他抄本上所作的标记，亲自校订了送往英格兰出版的抄本。（约翰·昆西·亚当斯，“致托马斯·博伊斯敦·亚当斯书”，柏林，1801年3月21日。载于《约翰·昆西·亚当斯文集》，loc．cit.，p．520.）
2．亚当斯感到遗憾，因为英国书商发现英国公众兴趣不大。他们不乐意回忆失败，不足为奇。无论如何，美国人最初的反应是有利的。亚当斯给弟弟的信接着说：
书商认为本书有许多显著的优点，但他们觉得题材不大对英国公众的胃口。小册子的语言和倾向确实不怎么顺英国人的心，原因显而易见。我宁愿书商以其精敏对付公众，但无意责备他们的谨慎。你听到的声音是一致的赞赏，我深感欣慰。译文没有什么优点，甚至更糟。我们虽然捧场推荐，其实大部分不过劳役堆砌而成，照例不值一哂。但原作者的优点众所周知，在全欧洲各地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声誉。因此，设若吾国书商出版这部小册子居然得不偿失，我对吾辈公民的品味乃至爱国心都不免顾而绝望……因此，我为国家荣誉计，希望你的书商朋友不会懊悔自己参加这篇论文的出版。（Ibid.，520—521.）
● 正文注释 ●
1．美国革命是指18世纪末叶的政治进程：大不列颠王国在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形成了主权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他们首先抵制大不列颠国会的统治，继而抵制不列颠君主自身。殖民地驱逐了所有王室官员。1774年，十三个地区成立国会或相当于国会的会议，组成独立自治政府。1775年，他们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联合起来，保卫各自的自治政府并以武力对抗不列颠，通常称为美国革命战争（1775—1783年，也称美国独立战争）。各邦集体决定：不列颠君主国施行暴政，不再有合法的资格要求他们效忠。1776年7月，会议发布《独立宣言》，否定君主国对美洲联盟各邦的统治。这时，他们合众为一，完全脱离不列颠帝国。1781年10月，战争以美国的实际胜利结束。英国在1783年《巴黎和约》中放弃了对合众国的所有要求。1788年，各邦一致批准合众国宪法（撰写于1787年），奠定了邦国政体的基本规则。因此，美国宪法的制定完成了美国独立或美国革命。一年后的1789年，法国革命开始。由此可见，美国革命的结束差不多正巧赶上法国革命的开始。
2．一些重要的法国历史人物活跃在美、法两场革命中，其中包括法国贵族和军官德·拉法耶特侯爵马利-约瑟·保罗·伊夫·洛赫·吉尔伯特·杜·莫蒂埃【Marie-Joseph Paul Yves Roch Gilbert du Motier，Marquis de La Fayette，或称拉法耶特（Lafayette），1757—1834年】。拉法耶特是美国革命的将领和法国革命期间的国民卫队（Garde Nationale）首脑。由于他对美国革命的贡献，美国到处都有以他命名的城市和纪念碑，如北卡罗莱纳的拉法耶特，只有这座城市是拉法耶特本人真正去过的地方。他第一个获得美国荣誉公民资格。在拿破仑时代以后的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中，拉法耶特拒绝了出任法国独裁者的建议，相反，他支持争取做立宪君主。
几位法国制宪会议（l'Assemblée Constituante）代表或是参加过美国革命，如拉法耶特，或是极其仰慕美国革命，如孔多塞。孔多塞侯爵马利·让·安东尼·尼古拉·德·卡里塔（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年）通称尼古拉·德·孔多塞，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早期政治学家和政治家，在法国革命中属于自由派。
1776年《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给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of August 1789）提供了灵感。1788年11月，拉法耶特为法国编撰人权宣言并向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求教。
在美国一方，两位国父的名字不能不提。第一位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他在美国革命当中积极活动，在法国革命前几年对法国影响很大。他在美国革命期间担任外交官，1776—1785年出使法国，确保帮助美国独立的法美联盟。1778年，他巩固了至关紧要的军事同盟，从而非常成功地处置了法美事务。1783年，他参加《巴黎和约》的谈判。1785年，富兰克林最终返回美国。在美国独立斗士当中，他的地位仅次于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美国国父当中，只有他签署了所有四份主要建国文献：《独立宣言》《巴黎和约》《美法联盟条约》《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