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罗德岛（Rhode Island，governance of）
权利，见国家“物权”（rights．See also“real right”of States）
违反权利的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 as violation of）
人权（of man）
财产权（property）
革命/抵抗的权利（of resistance/revolution）
人民主权（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人权论》（潘恩，1791）（Rights of Man［Paine，1791］）
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马利·伊西多尔·德·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Maximilien François Marie Isidore de）
罗金汉（Rockingham，marquess of）
罗兰夫人（Roland，Madame）
尤金·罗森斯托克-胡塞（Rosenstock-Huessy，Eugen）
皇权，见君主制（royal authority．See monarchy）
俄国（Russia）
瓜分波兰（Poland，division of）
1917年俄国革命（Revolution of 1917）
S
半革命（semirevolutions［Halbrevolutionen］）
七年战争（法印之战）（Seven Years' War［French and Indian War］）
谢尔本勋爵（Shelburne，Lord）
普鲁士占领西里西亚（Silesia，Prussian seizure of）
单一形式的政府（simple forms of government）
亚当·斯密（Smith，Adam）
美洲的走私和违禁贸易（smuggling and contraband trade in America）
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
美国革命（in American Revolution）
法国革命（in French Revolution）
南卡罗莱纳（South Carolina）
原属南卡的佐治亚（Georgia formerly part of）
统治（governance of）
根茨对人民主权的看法（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Gentz's views on）
美洲西属殖民地（Spanish colonies in America）
西属荷兰（比利时）（Spanish Netherlands［Belgium］），法国征服西属荷兰（French conquests in）
正币（硬通货）（specie［hard currency］）
印花税法案（Stamp Act）
T
美国革命中的税收问题（taxation issues in American Revolution）
茶叶案（tea party）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托利党（Tories）
查理·汤森德（Townsend，Charles）
贸易，垄断和美国革命（trade，monopolistic，and American Revolution）
小亚当斯翻译出版此文（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essay by John Quincy Adams）
1763年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1763］）
1783年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1783］）
约书亚·塔克（塔克教务长）（Tucker，Josiah［Dean Tucker］）
U
《论美洲发现对人类财富与文明的影响》（根茨，1795）（Ueber den Einfuβder Entdeckung von Amerika auf den Wohlstand und die Cultur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Gentz，1795］）
美国，见美国革命；美洲殖民地（United States．See also American Revolution；colonial America）
《联邦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宪法（Constitution）
美国政治家厌恶法国革命（French revolution，aversion of American statesmen to）
根茨预见美国的重要性（Gentz's prescience regarding importance of）
小亚当斯反对常备军（permanent army，John Quincy Adam's opposition to）
1785年普美友好通商条约（Prussian-American Treaty of Amity and Commerce［1785］）
联合主义者（Unitists）
V
1989年捷克共和国的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 in Czech Republic［1989］）
德·维吉尼伯爵查理·格雷夫伯爵（Vergennes，Charles Gravier，comte de）
1815年维也纳会议（Vienna Congress［1815］）
暴力和战争（violence and warfare）
在美国革命中，见美国革命中的暴力与战争条目（inAmerican Revolution．SeeAmerican Revolution，violence and warfare in）
在法国革命中（in French Revolution）
路易十四大征服（Louis XIV，conquests of）
七年战争（法印之战）（Seven Years' War［French and Indian War］）
1776年弗吉尼亚权利宣言（Virginia Declaration of Rights［1776］）
统治弗吉尼亚（Virginia，governance of）
W
战争，见暴力与战争条目（warfare．See violence and warfare）
乔治·华盛顿（Washington，George）
《国富论》（斯密，1776）（Wealth of Nations［Smith，1776］）
理查德·威斯利（Wellesley，Richard Marquis）
辉格党（Whigs）
约翰·威尔克斯（Wilkes，John）
威廉·奥兰治（后来的英王威廉三世）（William of Orange［later William III，king of England］）
作为法国革命目标的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 as aim of French Revolution）
附录一
反对法国革命的斗争(1)
保罗·F．雷夫
一、斗争之前：1780—1792
1787和1788年间，莱茵河右岸到处草木皆兵，担心欧洲已经处在动乱的前夜。但法国革命当真爆发时，甚至那些预见到革命的人都感到惊讶。1789年以后，事态愈演愈烈。大幕早已拉开，惊异和坚持仍然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甚至在1793年，埃兴霍尔茨（Archenholz）在他的《米涅瓦》（Minerva）中写道：“法国革命雷霆万钧，排挤了所有其他事物。最好的诗歌无人阅读。”21794年，根茨同样评论说：“在那些属于全人类的事件当中，法国革命占据了一席之地。革命如此重要，以至于革命期间的次要事件不太可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3
一开始，革命热情在德国广泛传播。不过，这种热情并非到处相同。即使在革命热情盛行的地方，差异仍然甚大。4西部和南部——也就是说，最接近法国的地方——似乎受到的影响最大。今天，这些地方仍然是德国民主势力的大本营，帕拉丁、黑森、莱茵河左岸的教会领地和许多帝国城市尤其如此。从1789年底到1790年春，德国这些地方爆发了许多小型叛乱，但当局没有费多少力气就通过谈判或武力予以平息。到1791年春，第一波热情已经消退。然后，闻所未闻的事件接踵而来。结果是，1792至1795年，对革命的同情迅速减弱。1791年6月20日（国王逃亡失败）已经促使许多人摇摆不定，而1792年8月13日（国王停职）、9月2日至9月7日（大屠杀）、9月21日（废除君主制）、最后的整个恐怖时期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印象。罗伯斯庇尔倒台后，同情革命的情绪又一次增长。随着波拿巴在意大利连战皆捷，这种同情进一步增长。
德国知识阶级似乎比其他阶级更执着于革命事业。他们从革命中看到了人类进步运动的必然性，倾向于忽视革命的逾分行径，或是寻找环境因素为其开脱。根茨晚至1794年恐怖期间，还在抱怨这一点。5贵族大体上反对革命，对普鲁士乡村地区意义重大。当然，牧师和政府很快就坚定地敌视一切革命倾向。农民的态度千变万化。在北方，他们大致保持平静，原因在于他们天然的保守主义、当地土地贵族和牧师的影响、普鲁士古老纪律的本能和远离法兰西的地理位置。不过，西部和南部一开始就动摇不安。法定劳役和打猎造成的损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不出以前所料。斯瓦比亚（Swabia）农民直到1796年仍然忠于革命事业，只有在法军进驻德国以后，他们的感情才发生变化。6法军入侵德国边境，也冷却了其他地区的革命热情。例如，库斯蒂（Custine）掠劫帝国城市法兰克福，给几乎所有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富裕商业中心的德国人尤其如此。我们为了展示当时德国流行的观点，不妨引用两位同时代人的意见。他们一个是南德人，一个是北德人。1798年，斯瓦比亚人Z．L.胡贝尔（Z．L．Huber）写道，他的国家和德国其他各地都有3个党派：一派敌视革命，另一派同情革命，最后是中间派。他解释说：敌人除了在炼狱以外，不愿意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革命及其原则和影响。他首先把所有统治者、政府和贵族纳入这一派。另一方面，同情者对革命及其许多手段感到满意。中间派赞同革命的原则，却惋惜革命的手段。7汉诺威人（Hanoverian）E.布兰德斯（E．Brandes）认为，贵族和许多官吏不仅厌恶，甚至相当恐惧革命。另一方面，少数官吏和大多数政治理论家同情革命。8就普鲁士特殊情况而言，现代历史学家设想：贵族和军队多多少少敌视革命，而一些高级官员和许多低级官员至少相信改革有其必要。9
支持和反对革命的冲突中心在北德的汉堡、柏林和哥廷根，南德的图宾根，中德的耶拿。在哥廷根，布兰德斯、舒伦泽和吉坦纳自1791年以来一直在撰文反对革命。同时在图宾根，不知疲倦的波塞特（Posselt）自1795年以来一直为革命效力。1793年，革命唤起了新的反对者——年轻的弗雷德里希·根茨。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根茨自始对革命的态度，就要设身处地体会他的心理状态。如前所述，他对人类文化进步，至少对笼统意义上的公正、自由和平等极有兴趣。他以后始终相信：革命前的法兰西确实不足为训，需要改革。10他听得到法国国民的怨言，但也看得到，或是自以为看得到国王和政府不仅准备改革，甚至采取了实现改革的步骤。11而且他即使在斗争当中，对法兰西民族性仍然评价颇高。那他除了改革完成，还能期望什么？完成改革可能免不了动荡，但血流成河、颠覆法律并非无法避免。根茨期望改革，循西塞罗建议的路线前进，并非全无可能。1793年，他引证了西塞罗这篇文章。12当然，我们不可能确切证明他是否抱有这种希望。13确实，如果根茨更有经验，他甚至当时就能看出：事态经历的时间如此之长，涉及群众及其心理学，预见未来根本不可能。
因此，我们有鉴于此，不会对根茨一开始欢迎革命感到惊讶。根据亨利埃塔·赫茨（Henrietta Herz）的叙述，14他甚至早在1787年就热衷于自由的事业。我们可以依据他在1791年4月19日以前写给卡弗（Garve）的信件，追踪他同情革命的历程。15他表示，他会把革命失败视为人类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大不幸之一。他将革命定义为“哲学的第一次实际胜利，政体第一次真正地建立在原则和始终如一、符合逻辑的体系之上”。他称革命为“在大尺度上改善人性的尝试”、“历史能够展现的最伟大作品”。他真诚地哀悼米拉波之死。但他的表达很快就沾染了悲观的色彩。1791年4月，他开始担心革命可能最终会失败。16
从1791年4月中旬到1792年底，根茨对革命是什么态度，我们没有直接材料。原因在于，从这时起，他写给卡弗的信件没有保存下来，其他材料又没有。不过我们知道，他的慧眼一直在追踪法兰西的事态发展。1790年初，他正在读马勒·杜·潘（Mallet du Pan）的《法兰西墨丘利》（Mercure de France）、米拉波的《普罗旺斯通讯》（Courier de Provence）和国民会议召集的报道。17他赞美《墨丘利》的风格，但不可能同意杂志的倾向。不过，3年后，他称这份刊物为伏尔泰去世后最出色的法国出版物。18他高度评价国民会议报道，视之为研究革命的第一流材料。19他还提到其他著作和报刊，包括柏克的《法国革命论》、《箴言报》（Moniteur）、《巴黎纪事》（Journal de Paris），然后泛泛提及布兰德斯和吉坦纳（Girtanner）。他对最后这两位并不喜欢。他对柏克的喜爱仅仅源于陈述性介绍。20他对1788年8月至1789年6月法国政治文献的评论发表在1799年《历史研究》（Historisches Journal）上。无论如何，除了上面提到的书刊以外，他的革命研究还借助了许多其他出版物。1796年，他向魏玛图书馆要求特权——使用他们的革命文献。1798年，他定期研读许多报纸和摘要，其中包括许多德国报刊、5种法国报刊、3种英国报刊。21显然，他心中时刻不忘关注法兰西的事态发展。1790年和1798年，他自己两次承认这一点。22
无论如何，根茨对革命的同情态度没有持续多久。他早在1793年初就翻译了柏克的《法国革命论》，自己还写了5篇政治论文，证明他是革命的敌人。23这些论文包括：《论法兰西政情》（Über politische Freihcit）、《论邦国革命的道德》（Über die Moralität inden Staats revolutionen）、《论人权宣言》（Über die Deklaration der Rechte）、《试驳麦金托什先生的辩护》（Versuch einer Widerlegung der Apologie des Herra Malcintosh）、《论法兰西国民教育》（Über die Nationalerzichung in Frankreich）。据我们所知，他在1791年4月以后就不再有同情革命的表达。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设想：他从1792年底开始翻译柏克，撰写论文。他改变态度，一定发生在这两者之间。确切的时间和原因难以判断，也并不重要。阅读柏克著作无疑有一定影响。不过，我们无从判断柏克的理论在许多要点上有多大的重要性。这些要点明确倾向于政治保守主义，体现在他们强调普遍正义，尤其是财产权；他们的平等观；他们对所有的理论漠不关心；他们对智慧和经验赞不绝口。这些特质正相当于根茨早已在西塞罗和卡弗著作中熟悉的概念。不过，柏克对根茨的影响大概非同小可。根茨估量法兰西事态，决心挺身战斗，都与此有关。马勒·杜·潘大概也发挥了同样的影响。当然，在这方面，法国革命自身进程的作用最为重要。根茨不久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革命运动不仅没有实现他的理想，反而使现状更加恶化。他开始怀疑革命诠释的自由平等价值。反感日积月累，终于急转直下。转折点什么时候出现，难以准确界定。不过，一切迹象都显示，1792年8月10日至13日的事件促成了这种转变。1792年剩下的日子，9月2日至7日的屠杀和“恐怖巅峰”，只是促使根茨的态度永久化而已。241794年，他说：“8月10日的恐怖开启了法国革命最后、最可怖的时期”。这种看法完全正确。这些日子确实标志着根茨所谓“系统颠覆一切社会条件”的开端。25莱茵河外有许多德国观察者从同情革命转向反对革命，他们的看法多多少少也是这样。根茨自己的证词说，德国人民公开赞成民主的时期结束于1789年10月5日立法会议召开、1792年8月10日国王处决之类事件。26不过，对大多数德国民主派而言，8月10日标志着他们对革命态度的转折点。27
二、1793—1801
根茨这时已经是革命的敌人，以后10年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无所作为，不合他的天性。他随即披挂上阵。
很难说他反对革命的言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在这方面缺乏材料来源。幸而他根本没有必要用言论反对革命。这场斗争期间，他一直在柏林担任普鲁士文官。他远不是重要人物，但他依靠开始的关系和自己的才智，在柏林迅速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到1797年，他的信中特别提及来往的中等阶级家庭。例如，昂西雍（Ancillon）、斯波尔丁（Spalding）、恩格尔（Engel）、吉利（Gilly）、海因彻林（Hainchelin）、梅里安（Merian）、赫茨（Herz）和其他人。不过，信中也提到贵族的名字。例如，W.冯·洪堡德（W．von Humboldt）。根茨的社会地位渐渐上升，进入最上层的圈子。这时，他熟识普鲁士的路易·裴迪南（Prince Louis Ferdinand）王子、不伦瑞克公爵（Braunschweig-Öls，）和许多外邦使臣。例如，英格兰的卡里斯福德（Carisford）勋爵、奥地利的罗伊斯（Reuss）亲王和斯塔迪（Stadion）伯爵、俄罗斯的帕林（Panin）伯爵、瑞典的布林克曼（Brinckmann）、日后的普鲁士驻巴黎代表卢凯西尼（Lucchesini）、豪格维茨（Haugwitz）28。根茨将毋庸置疑的成功归因于有利的环境。1779年以后，他父亲担任王家铸币局长，一位昂西雍家的叔叔在柏林担任监督法庭参事。此外，一批恩主和朋友提携他升迁。例如，冯·沙克上校（Captain von Schack）、瑞典全权公使布林克曼、卢凯西尼侯爵夫人。29最后，我们理应考虑到根茨本人的社交天赋、他日益增长的名气和慷慨大方的支付。这些钱来自英国外交部金库和善意的资助者。不过，无论根茨在这些社交圈内如何反对革命，他的反革命活动中心肯定还是在别处——他出版的反革命著作中。如前所述，第一批反革命书籍是柏克的《法国革命论》译本和自己的5篇论文。1794年，他发表了马勒·杜·潘论法国革命著作的译本。1795年，他又发表了穆尼埃（Mounier）《阻碍法兰西获得自由的因素》部分译文。1797年，他翻译并补充了迪夫诺斯（d'lvernois）《1796年期间的法兰西财务史》。他自己的著作有：1794年的《法兰西宪制原则》（Über die Grundpricipien der jetzigen französiehen Verfassung，nach Robespierre's und St．Just's Darstellung derselben）；1801年的《法兰西革命的爆发和特征》（Über den Ursprung und Charakter des Krieges gegen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欧洲政情与法兰西革命》（Von dem politischen Zustande von Europa vor und nach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最后，《新德月刊》（Neue teutsche Monatsschrift）和《历史杂志》（Historisches Journal）的大部分文章都出自根茨自己的手笔。《历史杂志》更重要，从1799年到1800年，内容完全是政治和财政问题。根茨1790年代关于法国革命史的著作从未发表，但已经集结成准备出版的5卷本。30这些著作包括《历史杂志》发表的系列文章《法兰西革命残破欧洲的历程》（Über den Gany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in Europa in Rücksicht auf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和《反思法兰西革命的爆发》（Betrachtungen über die Entstchung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清楚地展示了根茨对法国革命第一阶段原因的看法。
同样在1790年代，根茨开始跟外邦政府和外邦人交往。后者在他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已经知道，他跟各邦驻柏林宫廷的使臣越来越熟悉。他将柏克著作的译文赠给弗朗西斯皇帝，后来获准在奥地利境内发售《历史杂志》，从此开始奥地利方面的交往。311800年5月，他的日记提到沙皇馈赠的礼物，说明他必定已经结识了俄罗斯帝国的要人。32
1795年，根茨第一次跟英格兰建立关系。他在《新德月刊》上发表了迪夫诺斯研究共和国财务的部分论文，引起了庇特首相的兴趣。庇特敦促他再接再厉。331799年，根茨向英国国务秘书格兰维尔（Granville）勋爵递交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杂志》上，探讨庇特的财政政策。他还请求将文章呈递给国王。格兰维尔写了回信，还寄了一张支票。341800年11月，根茨将两份记录送往伦敦。第一份描绘了欧洲大陆对英格兰的普遍看法。第二份建议由他本人向英国政府提供通讯报道。英国政府似乎接受了这项建议。351802年10月，根茨亲自前往英格兰，在那里逗留了3个月。他个人特别适应英国当时的社交生活，自然大获成功。36他是才华横溢的保守主义者，有大庄园主的本能，寻欢作乐一概不在话下。他自己欣喜若狂，因为他第一次尝到了雄心壮志如愿以偿的滋味。他在短时期内，跟公卿显贵平起平坐。同时，他跟英国政府达成了协议。他接到什么指令，无从考查，但一般性内容应该是：他担任英国政府在欧洲大陆的代理人。37这一步骤后来使他蒙受嫌疑。但他即使在极大的压力下，也从来没有出卖过自己的判断。毕竟，英国的政策针对法国，大体上符合他自己的观点。他真心相信，为英格兰效力就是为欧洲效力。他论功取酬不仅完全合理，甚至非常必要，因为他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就不能进入塑造外交政策的圈子。
于是，根茨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渐渐形成了多面人格。我们已经知道，他天生就对政治感兴趣，这种兴趣日益增长。他食普鲁士俸禄，不能随心所欲，因此只有用笔才能发泄自己的感情。何况，他雄心勃勃、所欲甚奢。他对亚当·穆勒（Adam Müller）解释说，无论他为普鲁士邦效力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这些倾向，他至多希望官至财政参事，俸禄2000塔勒。38笔耕乐在其中，他永远不会放弃。他勤奋地编织一张大网，跟自己的前途纠结在一起，但肯定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甚至不是为了原则。归根结底，他在各方面的活动都是为了同一个反革命目的。他认为，无论个人倾向如何，反革命是他必须完成的神圣义务。39亲革命的作品洪水滔天，是非不分、真伪莫辨；因此他并不指望自己的努力能有确定的成果。40但他仍然希望进一步奉行善功，或许能有某些用途，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很难说根茨受到柏克多大的影响，但后者的范例几乎不可能毫无影响。似乎根茨本人就指出了这种影响的存在，因为他的柏克译文有这样一段话：“在当时的重要议程中，柏克是大臣的反对派，因为宫廷的影响逾越了适当的均衡界限，威胁要毁灭或削弱国民代表的权力。柏克不负盛名，热诚地接受了美洲人的理由。原因在于：虽然他们是英国人，却否认英国宪法。他根据英国政体的真正准则，断定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他预见到反对的力量、强加给他们的不幸战争可能有什么后果，比盲目的内阁更准确。”41根茨对柏克的赞美同样适用于他自己。人们不妨回顾他严峻的正义感。他最初同情宪法，后来反对柯本泽（Cobenzl），也丢下一句“盲目”的评价。确实，他不是反对而是争取宫廷的主导地位。因此，柏克很可能就是根茨反对革命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因为柏克的范例告诉根茨，维护权利的事业可望博取盛名。从他的观点看，反革命就是维护权利的斗争。
马勒·杜·潘对根茨的影响更难确定。1793年以后，根茨和马勒的政见非常接近。他们都抵制人民主权的原则，捍卫更强的政府。另一方面，他们对后者的特定形式漠不关心。两人都跟大臣和君主交往，都出版杂志，都跟英格兰关系密切。相似性甚至延伸到两人的性格：他们在一切事务中都偏好秩序和节制，强烈地喜爱独立，断然反对一切喧哗与暴力。还有，根茨在书信中42不断提到他翻译、评论马勒的某些著作。43根据他自己的证词，他办《历史杂志》，有马勒《不列颠墨丘利》（Mercure Brittannique）的启发和建议之功。44最后，根茨在1799年跟这位当时流亡的政治作家通信。45马勒对根茨有影响，可能性甚大。确实，这种影响的确切范围难以判断。或许，只有以下几点能为我们提供坚实的依据。1793以后的几年，马勒是深受多国政府信任的顾问。这些国家都对革命的法国开战。他一直向柏林和维也纳宫廷提交政治报告，直到1798年。1800年，马勒去世，同年，根茨明确向英国政府提议担任他们的政治作家，报道欧洲大陆的政情。因此，根茨并非不希望接手已故马勒的衣钵。
好吧，我们不妨提问：根茨心目中的法国革命是什么样？他反对革命的哪些东西？
如果我们从革命的起源开始，首先就会遇见他对近因和远因的界别。根茨称前者为“可能的条件”，称后者为“现实的条件”。46这种界别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形成根茨对革命一般性态度的基础。他确信，法国绝对需要改革；但另一方面，实际发生的革命可以、而且应该避免。47他当时似乎认为，解决困难的适当方法应该是他后来表达的“温和革命”。48
根茨描述革命前的法兰西，体现了坚持客观的史家本能，将真理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将文明的欧洲视为整体，断定文明在革命前夜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完美境界，而且有充分理由更上一层楼。49他认为，法兰西是欧洲文明的中心。50因此，欧洲文明的卓越造诣，法兰西必然与有力焉。任何事物未能恰如其分，都逃不过根茨的慧眼卓识。他特别指出，法兰西的税收体系不足为训。而且，他提到法国农业从属于工业的利益。他似乎认为，法国农业人口肯定已经过多。51无论如何，他只赋予“逮捕密令”相当次要的意义。52他认为，路易十六终究是有道明君。不过，他忍不住要责备这位君主软弱无能、不能应对时局。53他特别强调，国王和政府有推动根本性改革的诚意。他解释说，杜尔哥（Turgot）提议的改革“为人君闻所未闻者”。54
以根茨之见，革命应该归咎于他所谓的“现实条件”。他探究各方面造成的严重错误，包括国王、政府、国民代表，最后还有国民自身。他认为，国民及其代表理应承担最大的责任。政府的失职在于：没有压制普遍的不满情绪并以明智的建议引导舆论走向适当的渠道；55但归根结底，这都是软弱无能和目光短浅的结果。56当时的情况是，政府面临永久性反对。他们有义务打开局面，结果却无所作为，更不用说成功了。57召集王国各等级共议，是个好主意，从财政和其他方面考虑，都有其必要。然而，不幸的是，政府没有深思熟虑、预先规划。于是，混乱几乎立刻产生。58我们如果转向另一方面就会发现，根茨特别强调革命文学的影响、国民会议的态度、革命领袖的活动。59他倾向于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革命领袖，但国民也难辞其咎。他在1799年写道：“1789年革命来临时，这个国家（法国）的友善和蔼大为减色……根深蒂固的不满、破坏性革新的焦躁渴望取代了过去平静的醇厚性情……举国民情日益倾向于仇恨、沮丧、冥想和悲痛。革命的来临、爆发与全过程都浸染这些情绪。肤浅的观察者会以为这种情绪是重大事件的后果。但情绪先于事件，可以说是造成事件的原因之一。”60确实，根茨并未忽视以下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为反叛而反叛本身就是革命的原因。反叛一浪接一浪，越走越远。
根茨对革命领袖特别反感，当然因为他们是叛乱的精华所系。对他而言，西耶士（Sieyès）是革命早期的主要人物。61另一方面，马拉（Marat）大概是整个革命时期最可怕的产物。62根茨对卢梭的判断并不总是一致。我们知道，他一度对这位名士很感兴趣，在作家的深情中提神养气。年轻时，他多愁善感的心灵仍然能够毫无保留地向友谊与自然祥和之乐敞开。1792年，他对卢梭的敬重渐渐衰退。根茨仍然认为，卢梭体现了简朴、纯洁和真实自然人的福佑，真心倾向于他的所有观点。63不过，他在1794年的观点就大相径庭了。这时，他纯粹从政治角度考虑卢梭。因此，他现在对自己原先非常尊重的人颇为反感，甚至深恶痛绝。但还能怎样呢？旧制度的所有敌人言必称卢梭。卢梭是人民无限主权论之父，出身平民。他思想深邃、感情丰富，但在一般意义上仍然是粗人。不足为奇，根茨这时憎恶这种人，指控他流毒无穷。从西耶士和马拉开始，法国革命家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他手指上沾满了革命受害者的鲜血。64
革命的近因不同于远因，因此根茨难以确定革命从何时开始。他认为，转折点位于1792年下半年。这个血腥的秋季使他永远敌视新纪元。但革命的起点呢？很难找到确定的时间点，因此根茨在不同时间分别强调1789年多事之夏的不同事件：6月17日，7月14日，6月至10月期间，10月5日至6日。他在1793年宣布，第三等级僭取代表权是革命真正的起点。他指内克尔为始作俑者，65因为内克尔在1788年12月17日向枢密院提出了这种观念。由此，法国革命的真正起点应该定在这一天。同年，根茨在评论苏格兰作家麦金托什（Makintosh）的陈述时，提出了这个日期。这种方式多多少少与众不同。他在这里特别提及5月5日、6月17日（他认为是6月15日）和7月14日，设想革命完成于国民会议对巴士底风暴的认可。661794年，他看到了国民会议从1789年7月到国民公会的一切逾分举措。671799年，他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认定了6月17日（不再是6月15日）。他宣称，这一天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可怕的新纪元”。68
根茨从未真正试图确定革命结束的时间。1794年，他还相信革命就要结束，69但很快放弃了这种推测。1798年，他甚至担忧革命可能蔓延到东欧。70政变再次唤起了他的希望，但不久又再次让他大失所望。71毕竟，他不能永远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波拿巴不仅是革命的征服者，而且是革命的继承者。
根茨未曾有片刻怀疑，革命具有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我们可以引证他的马勒·杜·潘译文序。同时，这篇序言从特殊角度阐明了他对此事的整体态度。72他在序言里写道：“法国革命是属于全人类的大事之一。兹事体大，几乎不容琐细的利益分庭抗礼。因此，18世纪末所有各国国民的想法、感受、推论和举措会引起子孙后代极大的好奇心。即使革命没有直接影响其他国家，仍然值得全世界给予全面、始终和热忱的注意。因为革命击中了最著名的文明国家和欧洲真正的心脏。法兰西引导我们半球所有外在的文明和大部分内在的文化。因为革命为2500万最活跃、文明、开明、天才、聪慧、和蔼的人民许诺了宪政。大凡有思考能力的生灵最向往的目标莫过于此。因为法兰西虽然从古至今远离这一光荣的目标，至少还拥有最广泛的经验。这些经验源于业已发展、矫正、确定的政治理论。”73
根茨有时强调，法兰西的事态发展极其复杂。但他似乎并不觉得混乱局面已经毫无希望。他鉴别基本和必需的现象，从大量材料中筛选出“革命的首要原则”。74他的攻击主要针对这些原则。
那么，在根茨看来，革命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1793年，他还没有真正地全面阐述观点。不过，他对革命的怨言已经多如牛毛。他强调，欧洲面临来自西部的重大威胁。75他进而指责革命狂热的不宽容，蔑视财产权，虚荣和伪善，嗜好破坏，普遍无法无天，不信宗教，对一切崇高事物根深蒂固的仇恨，甚至敌视精神贵族。76当然，他特别反感人民主权的原则。他1793年的论文几乎每一页都在尖刻攻击“自由”和“平等”。根茨认为，他已经找到了一切邪恶的根源。这时，他说：“没有绝对的不治之症，除非病人喜爱病痛。然而，法兰西人民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只要他们能梦想自治政府，一切苦难对他们都是甜蜜的。他们的幸福是疯子的幸福。他们幻想自己是王中王，因此感觉不到狱卒的鞭子。如果有人在这种政治梦想中走火入魔，那么支离破碎的高调修辞就会消失，只剩下虚荣的狂热。”77
根茨在1793年和1780年两次评论《人权宣言》，态度如出一辙。78他做出了极其负面的判断。《宣言》的主要理念使他大为不悦，因为他认为：逐一列举和分类单项的人权，不仅窒碍难行，而且付诸实施就会造成极大的危险。他认为，称这些基本权利为“人权与公民权”，是彻头彻尾的错误。照他的意见，这种综合不外乎荒谬而已。《宣言》各项条款几乎无一能免受攻击。他特别强调，“天赋人权”只是大量妥协的结果。根茨并非不承认《宣言》整体具有极大的历史重要性，但不难想象，他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哪一种。事实上，他毫不犹豫地断定：《宣言》是随后无政府状态的罪魁祸首。
1794年，根茨对革命做出了这个极端严厉的判断。他在马勒·杜·潘译文的序言和注释中列举了革命的种种罪恶。这时，革命已经罪恶昭彰、罄竹难书。根茨无法克制他对革命领袖的痛恨。他提到：每天都在处决犯人；王室成员遇害；无神论庙宇建立；马拉的邪祟祭典；革命的世俗化倾向；旺代和里昂的毁灭；人民领袖思维肤浅、自以为是；掠夺富人而且愈演愈烈；蔑视一切道德原则；践踏一切崇高事物。根茨最后补充说，他会亲眼看到“乱民肆无忌惮的疯狂与邪恶”将会导致什么结果。这话并非没有尖刻的满足感。79事实上，到处的革命运动及其领袖都残酷、空谈、虚荣、无法无天、普遍粗鄙。80碰巧，根茨时而将这些革命特征概括为“暴民专制”或“系统地颠倒社会形态”。81
根茨的1799年《历史杂志》相当自信满满。自信源于事态发展证实了他原先的预见。他在这里也提到革命的不义与暴政、早期反对上层阶级、敌视有产者，尤其是革命的基本原则——人民主权论。82他批评革命文件完全没有考虑到个人权利，倾向于走极端，求新求异，不相信节制和经验的价值，缺乏历史感。不出所料，他又批评了人民主权论。83根茨重申，革命相当于倒退回野蛮状态。1792年同盟国宣言已经表达了这种理念，后来马勒再度提出。84无论如何，他格外满意地提到特派员弗朗索瓦（François）1798年6月21日的报告。报告指责督政府压制法兰西一切形式的自由：政治自由、民事自由、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和财产安全。85他还提到特派员特雷夫（Trouvé）1798年8月30日的报道，报道描绘了阿尔卑斯共和国的状况。从他的观点看，他认为不可能指望更好的情况了。特雷夫认为，该国的现状是：“政府无财无力，既不能行善，又不能止恶。当局蒙昧无知，完全有害无益。军事机器虽然靡费甚重，仍然百无一用。财政完全解体。没有共和体制。没有公共教育。民事法律支离破碎。四面八方都在反叛。浪费公款无人关心，不受惩罚。一派彻头彻尾、惨不忍睹的无政府状态。”86革命造福人类，原来不过如此！
根茨长期没有注意革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只担心革命理论侵入欧洲。1792年以后，战争已经断断续续地展开。根茨直到1794年，仍然觉得总体上意义不大。同盟国还没有获得任何成功，战争也不大可能更有力地打下去。因此，根茨断定：最好让法兰西自生自灭。87不过，西面的火山还没有燃尽。恰恰相反，欧洲面临的危险越来越严重。1792年，儒尔丹（Jourdan）和莫罗（Moreau）入侵德国中部和南部；波拿巴在意大利所向披靡。1797年，坎波-福米奥（Campo Formio）条约签订；拉施塔特（Rastadt）会议召开。1798年，法国人占领罗马、干涉瑞士；法国大军准备在英格兰登陆；波拿巴远征埃及。最后（1798年战局逆转后），法国人在1800年两战两捷。根茨认为，这是革命军最出色的战役。881800年底，法国人征服的欧洲土地比上一次更多。这时，法国为首的联盟占据了欧洲南部的半壁江山。共和国的边界已经推进到莱茵河，波拿巴领袖群伦。根茨认为，此人是第一个真正重要的革命人物。89此外，《吕内维尔和约》使德国面临重划边界的重任。德国亟需喘息；法国插手其间，无须片刻怀疑。深谋远虑的警觉已经刻不容缓，因为革命不再仅仅是理论上的威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