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1798年3月和4月写给卡弗（Garve）的两封信显示，根茨已经有所警觉。90这位收信的法国政治家仍然是他非常敬重的朋友。卡弗这时已经“飞黄腾达”，他不可避免地需要加倍关注形势。1798年甚至在这时就是革命全程最重要的一年，预期还有更重大的事件将会接踵而来：针对英格兰的远征将会决定欧洲的命运。如果远征成功，接下来6个月内没有爆发新的大陆战争，那么18世纪结束以前，三色旗就会飘扬在维斯杜拉（Vistula）河上。欧洲似乎在劫难逃，要在当前这一年内遭遇新的风暴和更多的破坏。革命的结束似乎仍然遥遥无期。根茨加倍关注西方形势，不仅是一时的想法，他卷入欧洲日益复杂的国际事务，确实越来越深。1799年《历史杂志》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几篇文章。以后几年，根茨几乎改弦易辙，转而研究这些新问题。他觉得，这场伟大戏剧的第一幕已经结束了。如果他以前希望革命自己把自己消耗殆尽，现在肯定不再抱有这种想法了。
因此，他笔下的1800年下半年欧洲形势不可避免地笼罩着阴郁色彩。91这时，战争已经持续了8年。他自己为正当理由而战，然而，收效不过如此而已！革命仍然没有结束。相反，它已经在欧洲大家庭内站稳了脚跟，比以往更危险。确实，根茨一度相信，政变已经正式终结了革命，92但他很快就抛弃了这种希望。他甚至在尚未绝望的时候，也主要是寄希望于法兰西内政而非欧洲列强对法关系，因为他即使在1799年以后，仍然对列强持怀疑和担忧的态度。未来将会怎样发展？他认为，法兰西迄今为止是欧洲的中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情况仍将如此。只要法兰西仍然保有永不安宁的精神和军事侵略性，欧洲就会继续战栗。由此，流血的日子还没有走到尽头。法兰西的宝剑刚刚靠在剑鞘上，随时可以将剑鞘抛开。一个武士之邦已经在欧洲大陆西部站稳脚跟，其财政资源确已无法挽救，而实力扩张方兴未艾。这个国家的贸易就是战争，没有战争它就无法存在。至于现状？已经够糟了。根茨在1800年底描述说：革命已经破坏了欧洲原有的政治体系——各邦精妙绝伦的势力均衡，使强权压倒权利，使战争普世化，使世界习惯于篡夺和暴力。和平之路势必穿过许多斗争。他得出结论：“18世纪末年给目前的世代留下了恶劣的遗产，或许还有更多的灾难接踵而来。”
解开共和国成功的秘密有极为现实的必要性。对根茨这样的人物，这种任务有极大的吸引力。他的著作不止一次地涉及这个问题。1801年，他出版了《法兰西革命的爆发与特征》（Über den Ursprung und Charakter des Krieges gegen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书中的表述如下。93他开宗明义就指出：法兰西位居形胜之地，土地肥沃，民富且庶。他认为，答案部分在此。不过，事实上这种解释并不充分。他在最后的分析中发现，共和国的成功只能用两个因素解释：革命自身的精神和敌人的错误。那么，革命自身发挥了多大作用？或许，革命还没有真正发挥法国原有天赋的巨大效力。根茨最多准备承认，革命产生了军事天赋。革命的军事业绩出自一群资质平庸的暴发户，波拿巴以前没有出现真正伟大的人物。法国原有的军事天才得以充分利用，构成胜利的一大原因。法国以全新的方式进行战争，欧洲其他列强不得不适应。法兰西的资源面临最严酷的考验，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濒临山穷水尽；但它不顾损失惨重，支撑自己的局面，顶住了各方面的攻击。原因在于：它及时学到了进行战争甚至无须金钱的课程。革命军走到哪里，就能在哪里找到适于播种的土地。他们到处都能遇见自己的党羽。革命军的第一击落在四分五裂的德国头上，恐怖随即降临到其他各邦。毕竟，革命确实唤起了法兰西国民的热忱。这种热忱虽然起伏不定，却从未完全消失。他们的热忱至少足以满足当时条件的需要，因为同盟国军队的热忱非常有限。拯救国家，解放世界，报仇雪恨。前进吧，以自由的名义！谁能抵制这样的号召？革命军就这样出师迎敌。他们的训练和装备都很差，但革命信仰的魔力充满了他们内心和四周。最后，他们渐渐产生了同样强有力的制胜新法宝：战无不胜的雄心。不过，根茨推断，即使有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同盟各邦没有犯下严重错误，革命军仍然不可能胜利。残酷的命运给欧洲带来了重大的危机，不是屈服，就是全力抗争。同盟各邦选择了抵抗，却没有竭尽全力。同盟国选择公开迎战的时机，铸成大错；低估了敌人的资源；没有真正出色的将帅；没有协调一致的行动。结果自然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可是现在怎么办？毕竟，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继续作战，还是听其自然？根茨主张前者。但只要墨守成规，他就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改弦易辙，势在必行。他相信，自己能另辟蹊径。94革命战争的进程已经向他展示了，如果一个国家准备不惜任何牺牲能够做到什么。因此，他要求各邦在此如法炮制。要唤醒公众的热情，让关于革命的论战印成布道文和通俗小册子。淘汰不合格的，支持有天赋的。要改变战争方式！不过，他认为这还不够。最重要的是同盟国应该以共和国的精力进行战争，足够坚强，以便保证成功。但各邦应该形成怎样的同盟呢？在根茨的心目中，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联盟格外重要。这个联盟一旦形成，不仅自身坚不可摧，而且能吸引除法国以外的全欧洲加入。普鲁士必须放弃中立政策。这就是根茨当时提出的建议，完全不同于他以前的倾向。1797年，95甚至1799年初，96他仍然建议普鲁士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然而，到1799年5月，他似乎多少希望普鲁士采取更果断、更好战的行动。971800年，他责难普鲁士前一年的举措。981801年，他最终公开赞成普奥联盟。他甚至准备暂停帝国宪法，只要这样可以更有效地运用德国的力量。革命战争爆发时，至少在革命战争期间，他认为皇帝应该获得正式授权，在“帝国”南半部行使临时独裁权。普鲁士国王应该获得同样的授权，在北半部行使临时独裁权。99他考虑，将来不应允许瑞士保持中立。至少，他本人不会赞成这种政策。他宣称任何人如不能自愿加入正义事业一方，就可以而且应该受到强制；因为在当前形势下，只有一种权利才能获得承认：必要性。
在根茨看来，英格兰当然是最优先考虑的求援对象。他谋求英国尽快跟大陆同盟国联合。这甚至是他衷心的愿望，因为他只有在说起英格兰的时候，才会应用夸张的修辞：正义的磐石、宗教的家园、敬畏先人遗俗的故乡、一切善行的源泉、四海大业的真正起点、工商业的中心、善解自身利益的所有各邦天然和永久的盟友。在他心目中，英格兰体现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100根茨不可能不知道，同一个英格兰也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但他特意指出，这些不过是愚蠢和恶意的诽谤而已。101英格兰当时受到什么指控？垄断工商业，让欧洲大陆挨饿，毁灭海洋自由？根茨并不否认，英格兰在这个世纪末垄断工商业，统治大洋；但他强调，英格兰的力量不会威胁法兰西以外的任何欧洲国家，特别指出这种力量只是革命本身造成的结果。他支持这种论点的推理过程如下：
1．英国的工商业垄断和海上霸权主要是法国内政山穷水尽的结果，英国自身力量只是次要的原因。
2．英格兰为自身利益着想，并不希望欧洲大陆贫困，因为穷邻居也是穷客户。
3．英格兰由于高度发展和高尚原则，不可能真正威胁任何国家。
4．法兰西取代英格兰，对欧洲并不有利。英国倒台只会带来灾难，不会同时提供任何补偿。
5．理想状况是：英、法、荷兰3个商业大国分享海上贸易，二流国家分享转口贸易。革命前存在这种均衡，真正的和平实现后，这种均衡可望恢复。因此，英格兰目前是全世界的福佑和最后希望。
“因此，”根茨宣称，“任何人只要有思想，衷心希望人类幸福，即使迄今为止的个人利益跟英国毫无关系，都会对这个国家产生活跃的兴趣。每一个开明的欧洲人想到英格兰的繁荣昌盛，都不可能不像那位爱国者临终时一样叫道：‘愿它永远如此！’”102
根茨对英国及其国民的评价确实很高，但并不因此有损真诚。我们对此应该如何解释呢？根茨当时跟英国政府的关系更为紧密，为英国政府效力。这肯定不是原因。这一点可能有些重要性，但肯定不是根本原因。不，赞美是真心实意的。作者只有在自己确实心悦诚服的情况下才会说出溢美之词。归根结底，钦佩不列颠的伟大，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许多人都有这种感受，为什么根茨不可以有？为什么他跟其他所有人不一样？他法眼无差，英格兰确实是抵御法兰西洪水的最后壁垒，永远保卫着他珍爱的欧洲势力的均衡。英格兰有协调良好的政体，不断给反革命斗争提供补助金，使之保持活力，并保存了旧制度贵族政治的浓厚气息。根茨怎么可能不钦佩这样的国家！事实上，他对英格兰的爱慕超出了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晚至1819年，他还为英格兰的政策辩护，反驳普拉达修道院长。103再后来，他的偏爱有所减退。
当然，根茨的判断是否公正无私、明察秋毫，由此可能受到怀疑。他早已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后不可能轻易改变。何况，他仅仅大略了解内阁机要，直到官方报告公布。然而，以此为依据，不可能准确地预见形势。最后，我们可以称根茨为大陆派。他的目光总是转向西方，因为他在那里看到德国和欧洲大陆的潜在危险。但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同一个西方，就是法兰西，可能反过来注视北方，并感到来自那个方向的威胁和挑战。
从1792年到1801年的大约10年时间内，根茨怀着仇恨和恐惧，以笔为武器，跟法兰西共和国作斗争。然后，他暂时沉默了。他相信，自己有理由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了，而且，他的政务也暂时陷于混乱。然而，1803年，他又拿起阔别的笔，投入新的斗争。归根结底，看来他欺骗了自己，革命显然还没有结束。因此他重新投入战斗。不过，他这一次的敌人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法国的继承人拿破仑·波拿巴。
注释：
1．为了更好地理解后面的内容，我们最好在此回顾法国革命的主要事件：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
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成立国民会议。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风暴。
1789年8月27日，《人权宣言》发表。
1789年10月5日至6日，暴民进军凡尔赛，将王室和国民议会迁往巴黎。
1791年6月20日，国王逃往瓦雷纳，然后返回巴黎。
1791年10月至1792年9月，立法议会。
1792年4月20日，向奥地利宣战。
1792年5月，真正的革命战争开始。
1792年8月10日，杜伊勒里宫风暴。
1792年8月13日，国王停职、监禁。雅各宾党掌权。
1792年9月2日至7日，巴黎和其他大城市屠杀保王党和立宪派囚犯。
1792年9月至1795年10月，国民公会。
1792年9月21日，废除君主制。
1793年1月21日，处决国王。（中译者注：原文作1792年，显然有误。）
1793年2月1日，向荷兰、英国、西班牙宣战。（中译者注：原文作1792年，显然有误。）
1793年3月至1794年7月，恐怖时期。
1795年10月至1799年11月，督政府。
1799年10月9日（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政变。
2．八月号，199页
3．译自Mallet du Pan，pref.，xvi.
4．Cf．for the following：Wenck，Deutschland vor hundert Jahren.
5．译自Mallet du Pan，pref.，v.
6．Lang，Von und aus Schwaben，III，88.
7．Ibid.，III，67.
8．Wenck，Deutschland vor hundert Jahren，II，4.
9．Wittichen，Forschungen zur brand，und preuss．Geschichte，XIX，6 ff.
10．Cf．p．67.
11．Cf．p．67 f.
12．Weick，I，258 f.，note.
13．Ibid，II，45，note.
14．Guglia，Friedrich von Gentz，98.
15．Briefe v．u．a．Fr．v．Gentz，I，178 ff.，203 ff.
16．Briefe v．u．a．Fr．v．Gentz，I，205.
17．Ibid.，I，178 ff.
18．Ibid.，II，40.
19．译自Mallet du Pan，pref.，xxvii.
20．Briefe v．u．a．Fr．v．Gentz，I，203 ff.
21．H．J.，1709，II，176 ff．Briefe v．u．a．Fr，v．Gentz，I，206 f.，220 f.，223，note，224.
22．Briefe v．u．a．fr．v．Gentz，I．180，207.
23．这两部著作实际上完成于1792年底，但日期标注为1793年。
24．Weick，II，301，159．译自Mallet du Pan，45，note，74，note，97，note，142，note.
25．译自 Mallet du Pan，75，note.
26．Ibid.，pref.，xxi.
27．Lang，Von und aus Schwaben，III，69.
28．Schlesier，V，24 ff.
29．根茨本人的说法是，侯爵夫人将他介绍给柏林上流社会（Festschrift zu Gustav Schmollers 70．Geburtstag，249）；不过他也许只想奉承一下。
30．Briefe v．u．a．Fr．v．Gentz，I，245，246，note 1.
31．Guglia，Friedrich von Gentz. 137.
32．Togebücher I．1.
33．Schmidt-Weissenfels，Friedrich Gentz，I，84.
34．Preuss．Jahrb.，CX．466.
35．Ibid.，CX，467.
36．Schlesier．V，28.
37．Preuss．Jahrb.，CX，468.
38．Briefe v．u．a．Fr．v．Gents，II．369.
39．Weick，I．2，14，18．译自Mallet du Pan，pref.，xiv ff．xix.
40．Weick，I，7–14.
41．Ibid.，I，22.
42．Briefe v．u．a．Fr．v．Gentz. I．179 f.，255.
43．H．J.，1799 and 1800.
44．Briefe v．u．a．Fr．v．Gentz. I．327.
45．Ibid.，326 ff.
46．H．J. 1799，I，38，196.
47．Ibid.，I．198 ff.．229 ff.
48．译自Mallet du Pan，33，note.
49．H．J.，1799，I，18.
50．译自Mallet du Pan，pref.，xvii.
51．H．J.，1799．I．208 ff.
52．Ibid.，I，215 f.
53．Ibid.，I，272ff.
54．Ibid.，I．229，235 ff.，293，304 f.
55．Ibid.，I，31 ff.
56．Ibid.，I，298，321；II，30，55 ff.，245.
57．Ibid. I．301.
58．Ibid，II，15 ff.，25 ff.，56 ff.
59．Ibid.，II，138 ff.，172 ff．译自Mallet du Pan，pref.，xxiv.
60．H．J.，1799，II，160 ff.
61．Ibid.．II，297，306 ff．译自Mallet du Pan，66 ff．note.
62．译自Mallet du Pan，92，note.
63．Weick，I，138 ff.，note.
64．译自Mallet du Pan，20 ff.，note.
65．Weick，I，84．note.
66．Ibid.，II，116–128.
67．译自 Mallet du Pan，pref.，xxiv ff.
68．H．J.，1799，II，308.
69．译自Mallet du Pan，pref.，xxxiii f.
70．Briefe v．u．a．Fr．v．Gentz，I，210.
71．Cf．p．86 f.
72．Of 1794.
73．译自Mallet du Pan，pref.，xvi ff.
74．Ibid.，pref．xxiii f．H．J.，1799，II，335 ff.
75． Weick，I，20.
76．Ibid.，I．15 ff.，186 ff.，note，257 f.，note，312，note，281，note；II，34.
77．Ibid.，I，257 f.，note.
78．Ibid.，II．61 ff.，H．J.，1800，I，58．ff.
79．译自Mallet du Pan，pref.，vi f.，x.
80．Ibid.，25 f.，note，56，note，94 ff.，note，150 f.，note.
81．Ibid.，pref.，xii，74 f.，note.
82．H．J.，1799，I，57 ff.，343，note．II，145 ff.，464 f.
83．Ibid.，II，138 ff.
84．Ibid.，I，29 f.，note.
85．Ibid.，II，431 ff.
86．Ibid.，I，338 ff.
87．译自Mallet du Pan，pref.，xxxiii ff.
88．Weick，II，333.
89．Ibid.，II，372，note.
90．Briefe v．u．a．Fr．v．Gentz，I，206，210.
91．H．J.，1800，II，394 ff.，III，788 ff.
92．Cf．p 86f.
93．Weick，II，306 ff.，371 ff
94．Weick，II，355 ff.，367 ff.，373 ff.，von dem politischen Zustande von Europa Vor und nach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cf．Guglia．Friedrich von Gentz，168 f.
95．Weick，V，7，9.
96．Briefe v．u．a．Fr．v．Gentz，I，323.
97．Ibid.，I，332.
98．Histor．Zeitschr.，LXXXIX，245 ff.
99．Weick，II．369 f.
100．H．J.，1800，III，492 ff.
101．Ibid.，1799，I，395–439；III，380 f.；1800，III，496 f.
102．H．J.，1799，III，381.
103．Weick，V，289 ff.，298 ff.
(1) 此文是历史学者保罗·F.雷夫（Paul F．Reiff）博士所著《弗雷德里希·根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反对者》（Friedrich Gentz：an Oppone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的第二章，整本书于1912年12月由伊利诺伊大学出版，被列为其社会科学研究资料第一卷第四号。
附录二 弗雷德里希·根茨论革命
罗素·柯克
根茨的小书《美法革命比较》经历了150年的遗忘，最近在美国重版(1)。20世纪革命频仍，赋予此书全新意义的19 世纪第一年，年仅33岁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美国驻普鲁士全权公使。亚当斯毕生致力于自我教育，他驻节柏林期间，一面完善德语学习，一面翻译根茨的著作。弗雷德里希·根茨是普鲁士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新秀，比大器早成的亚当斯大3岁，他论美法革命的长文发表在《柏林历史杂志》（1800年4月和5月）上。亚当斯翻译的作品就是这篇文章。根茨是《历史杂志》创始人、编者和杂志卓越理念的唯一贡献者。他们都是人中龙凤：亚当斯是未来的美国总统；根茨辅佐梅特涅，是欧洲保守主义的建筑师。“每一个爱护国家荣誉的美国人看到本国革命得以洗脱原来蒙受的诬蔑，唯有心满意足。”亚当斯写信给根茨说：“这种诬蔑声称，美国革命来自法国革命同样的原则，甚至造成了同样的举措。”
根茨一度受教于康德，但柏克的《法国革命论》改变了年轻人的思想，使他憎恶法国革命的理论和后果。根茨将《法国革命论》译为德文，由此第一次影响了欧洲政治，奠定了自己的名望。年轻的亚当斯像根茨一样，深受柏克影响。他虽然试图在柏克和潘恩之间扮演仲裁人，其实已经对柏克的主要论证心悦诚服。1791年，亚当斯发表《国事传信录》（Letters of Publicola），驳斥潘恩的《人权论》并痛击法国革命党人，因而激怒了杰斐逊。年轻的亚当斯写道：美国人没有落入激进抽象原则的陷阱。“美洲人民有幸，三倍地有幸。他们举措温和，循例守德，足以保证邦家太平安宁，自己安享自然权利之福。他们的宗教自由原则并非源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蔑视一切宗教。他们立法机构的平等代表权以国民之间真正存在的平等为基础，而不以空想政治家的形而上学推测为基础。后者跟事物的永恒进程和自然的既定秩序作斗争，可怜无补费精神。”
由此，亚当斯和根茨同气相求。他在根茨的论文中看到了最简洁有力的对照。一方是美洲殖民地的温和政治，以尊重原有的权利和习俗为基础；另一方是法国激进主义的平等化理论。亚当斯觉得，两个新政权只有一个词共通——“共和”。法兰西共和国已经不再有任何真正的代议制政体成分。同年，亚当斯翻译的根茨著作在费城匿名出版。此书直到1955年才再版。这部小书的译文有强烈的亚当斯风格，但柏克《法国革命论》和席勒《三十年战争史》给根茨著作的思想和结构留下了印迹。无巧不成书，根茨和目前的编者早年都受这些著作的影响。根茨从1791年到生命的终点，一切思想和活动都围绕着一项重大主旨：真正和彻底的革命愚不可及，美国独立战争不在此列。1827年，他受到情人的非难。这时，他为自己辩护，极其诚实地总结了自己信服的原则：
我25岁时就已做出选择。当时，我对德国新哲学如痴如醉；无疑，也对政治学领域某些新见解心驰神往。不过，我那时对政治学还不是非常熟悉。法国革命爆发后，我立刻清楚明确地认出了自己的使命。我一开始只是感觉到，后来才认清楚，自然授予我的天赋和才干是什么性质。天降大任于我，卫护成规、抵制革新。我的选择不是因为当时的地位、环境和前途，不是因为我的生活方式，不是因为任何天生和习得的偏见，也不是因为任何世俗利益。在那以前，我的政治论文都没有逾越阅读和研究的范围。我跟国内外任何政界要人都没有丝毫联系。只不过因为我写了某些文章，高层人士的圈子自然熟知我的名字。
根茨藉笔墨之力平步青云，结交各国君侯和欧洲协调设计者。最后，他未能胜过革命的提坦之力。但他像加图在乌提卡一样，做出选择：为了维护真理，公然蔑视命运。
我一直明白，虽然君长威势赫赫、实力雄厚，我军一再赢得孤立的胜利；最后，时代精神比我们都更强。我无限鄙视媒体的铺张夸大，但媒体仍然不会丧失优势，凌驾于我们的一切智慧之上。你的文笔同时体现了真与美，但无论你的技巧还是力量，都留不住时间的巨轮。但我一旦受命，就不能以此为理由，不再恪尽职守、始终不渝。只有不称职的军人才会在机运似乎不利时抛弃军旗。即使在更黑暗的时刻，我都可以自豪地说：“胜利者的事业虽有诸神青睐，失败者的斗争自有加图惠顾。”
不过，战斗的胜利并不总是属于强者。在某种意义上，加图以其死亡征服了恺撒。根茨的理念就是这样，在20世纪证明了自身。19 世纪主流自由派史家接受的观念是：法国革命形成了高贵而不可逆的潮流，终将导向普遍的和平、启蒙和兄弟情谊。他们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混为一谈，视为同一个进步运动，表现几乎相同。甚至格莱斯顿把柏克的著作读得滚瓜烂熟，也断定柏克及其学派完全误解了法国革命的性质。自由派认为，法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体现为仁慈和开明，拿破仑的插曲仅仅是短暂的反动。只有经历了20世纪的浩劫，自由派才会相信，法国革新家的最初原则可能有误。塔尔蒙（Talmon）教授将这种卷土重来的暴政称为“极权主义民主”，纽卡斯尔的佩尔西勋爵（Lord Percy of Newcastle）称之为“全能主义民主”。
根茨、柏克和亚当斯总统都意识到：从杜尔戈、孔多塞、卢梭和潘恩的谬论出发，灾难不可避免。这部小册子包含了根茨毕生论战的精华。他极力主张，美国革命“不是人为的、而是防范性的革命”——柏克对1688年光荣革命也是这样评价的。美洲殖民者维护他们原有的特权，他们的要求和期望温和节制，基于人性和自然权利的正确理解。他们有保守的宪制，而法国革命家希望重新改造人性和社会，跟过去决裂。他们蔑视历史，拥护武断的教条，因此落入宏大意识形态的暴政之下。美洲人的举措受到审慎和惯例的指引，只是保存和延续了英国代议制政体和个人权利的传统。法国人在狂热和虚荣的期望引导下，走向自我毁灭。美国革命一开始，柏克就公开宣称：殖民地的意图是守成，而非破坏；他们期望保全在整个历史经验中赢得的自由权利，而非索取哲学家向壁虚造的自由权利。他们“致力于自由，而且他们的自由符合英国理念和英国原则。这里没有抽象的自由，正如没有其他的纯粹抽象概念。自由存在于某些可以感知的客体。”
根茨一再触及美法两国革命原则的深刻差异，20世纪学者从1776年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差异。例如，他对比美法两国的权利观。一方面，美洲人对自然权利有健全的理解。另一方面，法国人幻想抽象的“人权”——“一种符咒，不知不觉地解除了所有邦国和人性的纽带”。纽卡斯尔的佩尔西勋爵最近在《民主邪教》（Heresy of Democracy）中分析了法国人的异端邪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根茨断定，虚假的“人民”权利自诩可以为所欲为，势必吞没所有古老、宝贵、辛苦赢得的团体和个人权利。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美洲人追求自身安全。法国人武力传教，追求不负责任的权力。“美国革命是防御性革命，因此一旦击退了曾经受到的攻击，自然就会即刻停止。法国革命的性质肯定是最激烈的侵略性革命，只要还有攻击目标存在，自己还有攻击力量，就只能继续进行。”
现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史家都已经得出了根茨同样的结论。“1776年的美洲人，”克林顿· 罗思达（Clinton Rossiter）先生写道，“开辟了现代史的先例。他们不是追求而是守卫开放社会和宪政自由。因此，他们诉诸武力支持的信念惊人地清醒……或许，这种政治理论最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它深深根植于保守主义。无论在世界其他地方看来美国革命的原则多么激进，但在美洲殖民地人民心目中，革命纯属守成、尊重过去……美国革命的政治理论跟法国革命相反，不以改造世界为目的。”路易斯·哈兹（Louis Hartz）先生在许多地方都跟罗思达教授有分歧，在这一点上却所见略同：“美国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象征，自己却并不是真正的革命……美洲人受惠于过去，他们心里有数。美国革命没有点燃边沁和伏尔泰的怒火，却经常产生天意指引的神秘意义，酷似梅斯特（Maistre）(2)的学说。”
法国人对历史、延续性和社会永恒契约的整个态度跟美洲人有天壤之别。“于是，法兰西受够了君主制的斋戒，”泰涅说，“狂饮社会契约的劣药和无数掺假烈酒，酩酊大醉。刹那，他们的大脑瘫痪了。同时，法兰西器官紊乱、四肢颤抖，行动互不协调，抽搐来回颠倒。这时，它在疯狂的极乐中翻滚，即将陷于阴郁的谵妄。它肆无忌惮，受苦受难，无恶不作；成就不可思议的壮举，施展十恶不赦的暴行。它的向导和它自己一样颠倒错乱，时时为自己的狂暴寻找敌人或障碍。”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先生在《美国政治精神》（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中得出结论：“美国革命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孕育于英国的过去，保证了美国的未来。英国的过去保存在古老的活宪法当中，而不是保存在教条当中。美国的未来绝不能由一种理论涵盖。因此，革命源于有原则人士的审慎决定，而非某种理论的断言。”而法国人正如托克维尔著作所说：才下了一半楼梯，就从窗口跳出去，以便更快落地。
法国革命似乎不仅想要改造法兰西，还想将全人类推倒重来。革命唤起了原本不会产生的最激烈政治革命。革命激发传道改宗活动，产生布道宣传活动，由此具有半宗教特征，见者无不骇怪。或者不如说，革命变成了一种新宗教。确实，这种宗教不完整。它没有上帝、祭拜或来世，却仍然将它的士兵、使徒、殉道者遍布大地。
根茨对照审慎和狂想的不同原则和观念，一方是自古相传的历史权利，另一方是逾分的野心；一方是历史的智慧，另一方是乌托邦主义；一方是自由政体，另一方是民众专制。这两种对抗的力量仍然在全世界交战。英美政治墨守成例的权威，狂热的雅各宾党穷凶极恶，掀起了平等化理念的风暴。二者短兵相接。
罗素·柯克（Russell Kirk，1918—1994年）出身于密歇根州普利茅茨一个工程师家庭，1953年毕业于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Andrews），是该校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唯一美国人。柯克是美国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对20世纪的美国保守主义有深刻的影响。1953年，他出版了《保守主义的心灵：从柏克到桑塔亚纳》（The Conservative Mind：From Burke to Santayana），梳理盎格鲁保守主义的草蛇灰线，格外尊崇埃德蒙·柏克。1955年，他协助创立了美国右派的核心刊物《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1957年，他又参加了《现代》（Modern Age）的创办，并担任该刊的编辑，直到195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散漫的保守主义得以成型，柯克居功至伟。1963年，柯克改宗天主教。1989年，罗纳德·里根授予他总统公民奖章（the Presidential Citizens Medal）。
柯克的主要政治学和历史学著作有：
《洛诺克的约翰·伦道夫： 美国政治研究》（John Randolph of Roanoke：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1951
《保守主义的心灵：从柏克到桑塔亚纳》（The Conservative Mind：From Burke to Santayana），1953
《保守主义的前景》（Prospects for Conservatives），1954
《论学术自由的定义》（Academic Freedom：An Essay inDefinition），1955
《美国的事业》（The American Cause），1957
《一位波西米亚托利党人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Bohemian Tory），1963
《罗伯特·A．塔夫脱及詹姆斯·麦克莱伦的政治原则》（The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Robert A．Taft，with James McClellan），1967
《埃德蒙·柏克：一位天才的再认识》（Edmund Burke：A Genius Reconsidered），1967
《永恒事物的敌人：文学和政治的异常现象》（Enemies of the Permanent Things：Observations of Abnormity i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1969
《美国秩序的根源》（The Roots of American Order），1974
《保守主义便携式读本》（The Portable Conservative Reader），1982
《英国文化在美洲》（America's British Culture），1993
《审慎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udence），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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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发表于1956年11月的《当代评论》（Contemperary Review），190卷，283—287 页。译者注
(2) 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年），伯爵，法语裁判官，山麓撒丁岛王国的参议员，也是哲学家、作家、律师和外交官，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梅斯特捍卫旧制度下的等级社会和君主国，反对启蒙，激烈抨击卢梭和弗兰西斯·培根。他将君主制视为神圣和唯一稳定的政府形式，认为革命是天意，虽然恐怖，但却是国王回归必不可少的前奏——后来波旁王朝果然复辟，他也得了个“政治预言家”的头衔。梅斯特相信教皇应拥有对世俗事务的终极权威，声称由于理性主义者抛弃了基督教，才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混乱和血腥。译者注
附录三 弗雷德里希·根茨与亚当斯家族：日耳曼自由主义与盎格鲁保守主义
刘仲敬
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和世界制造了许多奇观：家族反目成仇，路人同仇敌忾。老辉格党俱乐部再也无法同时包容保守派和激进派。老庇特在他的极盛时期，以人民之友和最伟大的下议员著称。小庇特在他临终前，却履行了摩西的使命：为伟大的保守党和全欧洲的反动奠定了基础（自己却没能活到目睹胜利的那一天）。请勿误会：即将在威廉和维多利亚王朝诞生的新保守党跟安妮和乔治王朝的托利党鲜有共同之处；后者主要由不忠诚的反对派（斯图亚特正统派和主教制拥护者）组成，更乐于干杯祝愿查理·爱德华国王归来而非汉诺威的乔治选侯健康。事实上，新保守党的班底（考虑到英格兰贵族政治的家族性质）和政策大体相当于上个世纪（18世纪）的辉格党。西马库斯家族不曾改变，世风变了。庇特家族也是这样。
在大西洋彼岸，亚当斯家族和民主共和党人拷贝了英国辉格党故事，分别演化为美国式保守和激进传统。陈寅恪先生论证中古门第与政治，提出家世门风对政治立场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论断是否可以解释牛李党争，姑且不论；用于封建贵族将亡未亡、大众民主将兴未兴之际，颇有启发性。亚当斯家族对杰斐逊、汉密尔顿对艾伦·伯尔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对“门风不正”、“浮薄浪荡”的反感。早在1800年大选之际，阿比盖尔夫人就给老亚当斯写信，把丈夫比作寒霜不改劲节的苍松，把杰斐逊比作随风俯仰腰肢的蒲柳。
无疑，这种反感很有“赵老太爷鄙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气息，日后注定会引起中西一切开明人士的嘲讽，当时也挽回不了联邦党的败局。但我们不应该忘记：阿比盖尔·亚当斯是基督徒妇女懿德的化身，从来不出妄语。她眼中的杰斐逊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后世宣传性传记读者眼中的堂皇雕像。
这位血肉之躯的行径足以招致任何时代“社会体面人士”的反感。他在独立战争爆发前留下了煽情的斗争言论，以此获得了不小的政治资本；在英军来犯时正好担任州长，却弃城而逃。英军一撤退，他就不顾弗吉尼亚议会的抗议，匆匆辞去原本就只有两年任期的州长职务，将支撑危局的责任推卸给别人。他在邦联初期的政治实验期间，为佛蒙特的“人民直接司法”鼓起双掌。这种激进尝试在几年之内就声誉扫地；他又忽然做180度的急转弯，赞美杰伊和纽约州制宪的保守主义。他声情并茂地谴责黑奴制度的罪恶，哀叹弗吉尼亚子孙难逃上帝的正义裁决，自己却背弃种植园主的家长责任，（奴隶制正当性的主要论据在于：黑人没有能力在自由竞争中生存，只有在家长式保护下才能安居乐业。）非但出售黑奴，而且使他们母子分离。他跟女黑奴的奸情纵然纯属虚构，在巴黎沾花惹草的行径却是铁证如山——这些情书是杰斐逊文学天才的最好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