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确定这本书是否具有权威性——就像高卢教会最近声称的那样，又或者只是虚构的。此处也仅将其作为虚构来理解。但我相信这本书里依然包含了很多道理和事实。——原注
3 批判现代自然权利观
英国的制度
维护我们家族财产的权力，对于这些财产来讲是最有价值也最令人关注的事情了，对整个社会的维系亦如此。这种权力让我们的脆弱可以听命于我们的德性，它甚至将慈善植入贪婪者心中。家族财富的拥有者和那些将承袭这些财产的显赫人士，都是这一过程中的天然保障。在我们的国家，贵族院的创建拥有固定的原则，它的全部成员都是世袭遗产的继承者和拥有荣耀头衔的人，因此成为议会中的第三部分，同时，它也是对所有财产进行再分配的唯一审判官。下议院虽然并非必需，其绝大部分席位却亦是以同样方式构成。让那些大的产业主按其意愿行事，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做到最好；即使最糟的情况下，他们也是国家这艘巨轮的压舱之石。丰厚产业和与之并行的高贵头衔的继承者经常会被卑躬屈膝的谄媚者或盲目低贱的权力崇拜者当作偶像膜拜，正因如此，人们才会轻率地将他们推断为短视的纨绔膏粱。事实上，有时某些体面而有节制的高贵地位或对某些出身的偏好，并非是不自然、不公正抑或不恰当的。
有种说法认为，2400万理应压倒20万。是的，如果一个王国的宪法能够和算术题等同的话。这样的推理只适合“灯刑”这样的事件（大革命时期，经常会有暴徒将路灯柱作为绞刑架施行私刑）。对于可以冷静推理的人来说，这种说法就太荒谬了。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必然千差万别；尤其是要进行一个邪恶的决定时，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便会更大。一个由500个乡村律师和籍籍无名的郊区牧师组成的政府，不会给2400万人民带来什么好处，虽然这些人是被840万人选出来的；然而即使政府的引领者是为权力而背叛了信仰的十几个素质高超者，后果也不会好过前一种情况。此刻，贵国的情况看上去已经偏离了自然的轨道。法国的资产并未驾驭国家的步伐。财产已被摧毁，理性的自由荡然无存。你们眼前所有的只是那些流通的纸币和一部玩弄股票的宪法；放眼未来，您真的认为法国的疆界——这包含了83个市政辖区的共和国——能够被一个单一的实体统治吗？或是在协同一致的头脑冲动下行事吗？当国民议会完成其工作后，便会迎来自己灭亡的时刻。这些独立的辖区不再会甘愿臣服于“巴黎共和国”。他们将不会再忍受让这个统治实体来独霸对国王的禁锢，掌控所谓“国民”议会。每个辖区都会紧握自己从教会掠夺来的那一份赃物；他们无法忍受这些掠夺成果或他们自己生产出的果实、又或是他们的土地里的产物被送到巴黎，无法纵容傲慢者的傲慢以及娇惯奢靡者的奢靡。他们会看到，自己在诱骗下抛弃了对祖国及其历史悠久的宪法的忠诚，却并没有换来丝毫平等。曾经的宪法不可能允许他们近来制造的这座首都存在。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构建民主政府的同时，却肢解了自己的国家。而那个被他们继续称为国王的人，则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力，那权利的百分之一足以把这些共和国的碎片维系在一起。巴黎共和国会继续完成军队的沉沦，并延续议会的存在，却不会求助于其成员以便继续他们的专制统治。他们会努力成为无界限的纸币流通中心，以便包揽一切利益；只不过一切都是徒劳。所有的政策此刻有何等狂暴，最终便会变得同等虚弱无力。
“革命协会”想要根据抽象人权摧毁英国政体
如果这才是贵国的实际情况，而非上帝和人类期待的那样，那么我便无法发自内心地恭贺你们所作的选择，或庆祝你们竭尽全力获得的成功。我很难向任何其他国家推荐基于这样的理由，并带来了如此后果的行为。我必须把处理问题的自由留给那些比我更能洞察贵国事宜的人，那些知道贵国的行动怎样能更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人。革命协会的绅士们已经过早地表达了自己的恭贺之情，他们非常执着地认定贵国存在某种政治阴谋，那么你们所进行的行动应该会对此有所帮助。而普莱斯博士对这个主题也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并向他礼堂中的听众说出了以下不同凡响的言语：“我需要特别地提醒你们回忆一下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暗示过的、也很可能是你们一直在期待的一种考虑，这种考虑为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远非我所能描述。我指的就是对追求自由的努力最有利的那种思考。”
很明显，这位政治传道士心中正酝酿着某种非凡的计划；而且在他反思的问题上，以及在这种反思带来的所有后果中，那些比我更了解他的观众们很可能比他行进得还要超前。
在读这份布道之前，我真的认为自己曾居于一个自由的国度；而我珍视这个谬误，因为它给了我更爱我所在国家的理由。事实上我已经觉察到，我们最为高超的智慧，也是我们首要的责任，就是用一种不眠不休的戒备心理，去守卫自由这一伟大的财产不受侵袭、不会腐朽或堕落。无论如何，我都认为这种财富是一种要守护的财产，而不是去争夺的奖赏。我不能了解，目前如何变成了有利于所有追求自由的行为的良机。此刻与他时之不同，只在于在法国所发生的事项而已。如果法国的事例对我们的国家产生了如此影响，那么我可以很容易想象到，为什么他们的行为包含了某些不愉快的内容，并且与人性、慷慨、善良和公正无法协调。而在演员们眼中，这一切负面的因素都化解为柔弱的善良本性；在受难者心里，这些行为更蕴含着英雄式的刚毅情怀。当然，败坏我们应该追随的典范的名誉是不谨慎的。但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会面对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自由的缘由是什么？这份唯独法国才擅长的自由事业需要怎样的努力？而我们的国家，这个拥有着一切法律、法庭和所有古老部门的王国会不会被此种努力颠覆？这个国家的每一处地标难道就因为一部基于几何和算术的宪法而被废弃吗？上议院已经被投票为无用了吗？主教制度已经被废除了吗？教堂的土地要被卖给犹太人和股票经纪人，还是要行贿给那些被新发明出来的市政共和国以亵渎圣贤？所有的税收都被表决为牢骚抱怨，财政收入也都化简为爱国主义的贡献，甚至是赠礼了吗？难道为了支持王国的海军力量，所有的银鞋扣就要代替土地税和麦芽税吗？难道所有的等级、层级和头衔都要被打乱，从一种普世的无政府状态里投入到全国性破产中，3000或4000个民主政府就应该变为83个，然后再在一种莫名的诱人权力的作用下化为唯一的一个？为了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军队是否应该先因为放荡淫逸、再由于被捐赠的高额收入引诱而放弃他们的戒律和忠诚？教区牧师会不会因为期盼跳出自己的层级而背弃他们的主教？伦敦的公民们是否会不惜牺牲自己同伴的利益以养活自己，叛离自己效忠的一切？那种强制性的纸币能否代替王国合法流通的硬币？难道掠夺来的公共税收要被用来让两支军队相互监视和相互讨伐？如果这便是革命协会的目的和手段，那么我承认他们与之非常相称；而法兰西则可以用她的前例为他们供应装备。
我了解，提出贵国的例子是为了让我们感到羞耻。我知道，我们被定位成了一个沉闷而无精打采的民族，只因为能够容忍现状而甘愿被动，因为享有平庸的自由所以从不会去追求它的完美境界。法兰西的领袖们首先假装崇拜甚至热爱英国的宪法，但随着事态发展，他们开始展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态度。贵国国民议会在我们这里的朋友们对他们国家之前被赞许的荣光有着完整而鄙俗的见解。革命协会发现英国并不自由。他们已被说服，相信我们的代表中存在的不平等是“我们宪法巨大而明显的缺陷，使它无法做到形式和理论上的杰出”。(1)王国议会中的代表不仅是所有宪法自由的基础，也是“独具合法性的政府；没有这一代表群体，政府便只是篡权者而已”；“如果代表是片面的，那么王国也只拥有片面的自由；如果这一群体是非常片面的，那么它所呈现的不过是假象而已；而倘若它不仅极其片面，而且其选举的过程还是腐败的，那么这一代表群体便会成为灾难”。普莱斯博士认为，我们国家最根本的灾难就是议会代表的不恰当；他期待这一败坏了的代表假象不要发展到完全堕落的地步。他恐惧“不到某种权利的滥施激起我们的憎恨的那一日，或是某些巨大的灾祸惊醒了我们的恐惧那一刻，又或者他国已经获得了纯粹且公平的代表，而我们却在阴影里被嘲笑，任凭对方的光芒点亮我们的耻辱的那天，我们都会一直坐以待毙，不求庇佑”。讲到这里他又补充了一句：“这些只是被财政部和几千个收了钱才去投票的人民中的糟粕选出的代表。”
看到这些民主主义者富有“一致性”的逻辑，您必是忍俊不禁了。没有戒备的时候，他们会马上表现出对那些更加卑微的民众最为严酷的歧视，而同时，却又装成要把所有权力都交给这些可怜人一样。如果要为您细数“不恰当的代表”这一概念的笼统概括和模糊本质中存在着多少的谬误，恐怕需要花上很长时间。我在这里只能说，在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尊崇的古老宪法中，我们的代议群体一直被认为是我们可以期待并获得的最为恰当的代表。对于我们国家宪法的敌人们所提出的相反观点，我要公然表示抗议。如果要罗列这一群体中的具体事例，以证明为何这个群体最终得以达到其目标，那恐怕需要一部对我们实际的宪法的研究专著。我在这里只谈革命者的原则，您和其他人可能会看到这些绅士对他们国家的宪法有着怎样的见解，以及为什么在他们眼中，某些对权力的滥施或某些真正的灾难却变成了对宪法的庇佑，因此反而显得无伤大雅了；你们可以看到，他们为什么如此贪恋平等且平均的代议制度，认为这样的制度一经达成，诸事便皆可获得同样效果。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将我们的下议院视为“一个假象”、“一种形式”、“一条理论”、“一个影子”、“一个笑柄”，或许还是“一场灾难”。
这些绅士自视非常系统化；他们并非无理取闹之辈，因此，他们一定是看到了这一代表群体巨大而明显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最根本的灾难”。在他们看来，这个群体不仅本身是有害的，而且还让我们整个政府陷入不合法的境地，甚至还不如一个彻底的篡权者。从而可以得出，如果有一场革命可以除去这个非法的篡权政府，那么这即使并非绝对必要，也是完全合理的。事实上，您只要留意观察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原理远非止步于下议院的选举；如果民众代表或者选举是政府合法性的必要前提的话，那么上议院在顷刻之间便可被捣毁，倾塌于血泊中。上议院绝不是人民的代表，无论是“假象还是形式上的”。将这一理论推及王位问题，结果也是一样。国王若希望借助革命建立起来的权威在这些先生面前掩饰自己，只会是徒劳一场。在他们的体系里，这场能赋予人们头衔的革命亦希望得到一个头衔。根据他们的理论，他们构想的革命的基础并不比我们目前拥有的任何程序更加坚固，因为它也发自于像我们的上议院一样的上议院，不代表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以及一个像我们的下议院一样的下议院——用他们的话来说，也不过是一个“影子与笑柄”般的代议实体而已。
他们必须要摧毁一些东西，否则自己的存在便了无目的了。一方面是要通过教会摧毁政权，另一方面要通过政权消灭教会。他们了解，如果完成了对教会和国家双方面的毁灭，那么有可能会带来最可怕的结果；但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太过热衷，已经暗示，这场毁灭及其可能带来的一切灾难——对他们来说这结果已经相当肯定了——在他们看来不仅并非是不可接受的，且和他们的希冀相距并不遥远。这些权重位高且智慧过人者中有一位在谈到教会和国家结盟的可能性时曾这样说过：“或许我们必须要等到统治权力倾塌，才会看到这一最不自然的联盟解体。那个时刻无疑是悲惨的。但如果能够得到如此令人期待的结果，政治世界的震动又有什么令人悲叹的呢？”(2)您可以看到，这些绅士们是用怎样镇静自若的心态等候他们的国家将遭受的灾难。
既然在他们眼中，自己故乡的宪法和政府都是这副模样，无论教会还是国家都是非法机构甚至篡位者，至多也只不过是一个徒劳的笑柄而已，那么这些人自然而然会带着期盼而激昂的心情放眼海外了。当他们脑海里充满这些想法时，和他们谈论祖先的实践或祖国的基本法律，讲述宪法的固定形式及其长久以来经受住的时间考验，或是大谈公众力量的增进和国家的繁荣，恐怕都是徒劳的。他们将经验视为白丁的智慧；他们已经掘好了地下的矿藏会将一切传统、前例、公约和议会的法令炸为灰烬。他们拥有“人的权利”。没有任何训令法规能够与这些权利相对抗；没有任何协议对其具有约束作用；这些权利不会妥协，任何不能满足它们全部需求的事物都是欺诈和不公的。不满足“人的权利”，任何政府都别妄想长治久安，也难以实施公正与慈悲。这些演说家们的抗议言辞，即使在形式上没有同他们的理论保持一致，在内容上也表达了对这个悠久而仁慈的政府、这个“最暴力的独裁体制”与“最青涩的篡位者”的严正批驳。他们一直对政府抱有微词，但这并非指责其滥施权威，而是认为它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并且质疑它的头衔。我对他们在政治玄学上的拙劣伎俩无话可说。让他们自娱自乐吧——“Illa jactat in aula-Æolus，et clauso ventorum carcere regnet．”(3)但不要让他们像躲债人一样逃出监狱，用他们的飓风席卷地球，最终让我们错愕于天崩地裂之中。
政府的基础不可能是自然权利
我完全没有想过在理论或者实践中阻挠（即便我有足够的力量给予或阻挡）真正的人权的实现。我否认他们提出的对权利的虚假概念，并不意味着我希望伤害那些真实的权利。事实上他们声张的虚假权利会将真正的人权彻底毁灭。如果公民社会的崛起是为了人类的幸福，那么这些幸福就已经成为了人类的权利。这是一种仁慈的制度，而法律只有在依照规则行事时才是慈善的。人有依照规则生活的权利，他们有维持和同伴之间的公平公正的权利——无论他们的同伴拥有公职或只从事普通工作。他们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生产所得，同时有权让自己的生产硕果累累。他们有权获得家长留下的财产，有权让后代的生活得到提高；有权得到生的指引，死的悼念。如果人们可以力所能及地独自完成某事，且不会侵扰他人，那么他们就有权去做；他有权从社会通过技能和力量所获得的收益中分得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在这样一种合作关系中，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到同等的事物。在这种关系中有5先令的人可以得到其对等的所得，就如同有500英镑的人也可以得到与之对等的所得一样；但他无权均分这些财产，同样也无权均分权力、权威以及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人们所拥有的指示权——我必须声明，这一权利并非人们在公民社会中所拥有的原始权利；我认为这种权利只属于公民社会之内的人。它需要由惯例来做出安排。
如果公民社会是惯例的产物，那么惯例就必须是公民社会的法律。这一惯例必须限制和修正依照它所制定的宪法中的所有描述。所有关于立法、司法和执行的权力都经由这一惯例创造而成。在其他任何情境下，它们都不可能存在。人们怎么可能在公民社会的惯例下去要求一些本来并不存在的权利？况且这些权利本身就是和惯例相矛盾的！公民社会最原始的主旨之一，同时也是它最根本的规则，就是没有人可以裁决自己的事务。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即刻失去了那些未立契约的人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为自己作判断，断定自己的事务。他放弃了成为自己主人的权利。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我防卫的权利——也就是自然的第一法则。人们不能同时享受未开化状态和文明国家的权利。他放弃了自我抉择的权利，却获得了公正。他可以保留一些自由，但需要将自由这一整体交托出去。
政府并非在自然权利的精神上建立起来的。自然权利可以也确实独立存在，它存在于更加清澈的环境下，存在于更抽象的完美情境里；然而它们在抽象意义上的完美也正是它们在实际上的弱点。因为有了得到一切的权利，他们才想要得到一切。政府是人类智慧的发明物，为人们提供所需。人们有权让这些智慧满足他们的需求。在人类的所需中，存在着一种对公民社会里人们的热情进行限制的需求。社会要求制约人们的热情，无论是对群众、团体还是个人来说，爱好需要被挫败，意愿需要被管控，激情需要被降服。这一任务只能由他们之外的权力来完成，而不能在履行职责时屈从于人们的意愿和热情，因为这种权力的责任就是约束和征服。这样看来，对人类的限制同他们享有的自由一样，都属于他们的权利范畴。但由于自由与限制在不同的时间及情境下会有所不同，再加上无止境的修改调整，因此它们不能建基于某种抽象的规则；而且什么东西会如此愚蠢，以至要根据某个抽象规则来进行讨论呢？
政治制度的安排是微妙而复杂的技术
自您从人的完整权利中废除掉任意元素，让每个人自我管理，并忍受着加诸那些权利之上的正面而人为的限制的那一刻起，整个政府组织就变成了权宜之计。正因如此，国家的宪法以及权力的分配才成为微妙而复杂的技术。它需要对人类本性和需求的深刻理解，需要明白哪些事物可以协助或阻碍政治制度所追求的各种目标。国家将为增大力量而征兵买马，为治愈疾患而寻医问药。既然如此，又何必去讨论一个人在获得食物与药物方面所拥有的抽象权利呢？问题围绕的是获得并管理它们的方法路径。在这一讨论中，我总会建议求助于农民和医生，而非形而上学的教授们。
建构、修缮或改革共和国的学问就如同其他实验科学一样，并非是演绎的。而短暂的实验过程也不可能指引我们习得实际的科学知识，因为道德原因带来的实际后果有时很难即刻显示出来；而最初的“偏见”很可能在之后的运作过程中显现出完美的特质，它的杰出之处往往正是来自它开始时产生的糟糕效果。相反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开端完美的可行性计划最终却以令人惋惜的结果收场。很多国家都存在着一些朦胧或潜在的诱因，它们最初毫不起眼，然而其之后带来的伟大效果或恐怖灾难恰恰就是建基于最初的渺小萌芽。因此，政府运作的科学本身就是一种实际的科学，指向一些实际的目标。这一科学甚至需要多于任何人一生能够获得的经验，无论他进行了多么精明而仔细的观察；因此，任何人若想冒险推倒一栋长久以来尚可满足社会存在的普遍目的的大厦，或想要在眼前没有任何已经通过使用认可的模型或范式就想将其重建起来，恐怕要做到无限谨慎了。
这些形而上的权利走入了普通生活，就如同光线刺进一种高密度的介质，根据物理法则，经过折射后偏离了自己本来的方向。事实上，在人类繁多而复杂的激情和焦虑中，最原始的人的权利已经经历了各类折射与反射，因此如果再将他们当作最初的那条直线来讨论，便会显得奇怪了。人类本性复杂，社会的目标也有着最大可能的复杂性；因而没有任何一种简单的权力性质或方向可以适合人类的天性，或是人类事务的本质。当我听到有人意欲在任何新的政治体制内轻而易举地做出如是发明时，我都会十分确定这些能工巧匠显然对自己眼前的任务一无所知，或者完全忽视了自己的责任。简单的政府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有缺陷的，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的情况。如果贵国希望依从一种观点来建构一个社会，那么所有简单形式的国家政体都将具有无限的吸引力。诚然，每一种简单政体解决单一目标的效果，都要比那些复杂的政体解决复杂目标的效果更加完美。然而让社会的整体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哪怕是不够完美或不够恰当，也好过一部分得到了确切的处理，而另一部分却完全被忽略，甚至由于某个成员的过度关心而遭到了实质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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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对我们祖国的爱》，第三版，第39页。——原注
(2) 约瑟夫•普雷斯利：《基督教堕落史》，伯明翰，1782年，第2卷，第484页。——编者注
(3) “让风神埃俄罗斯在大堂中逞他的威风，在大风呼啸的监狱中实施他的统治吧。”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1卷，第140—141节。——编者注
4 古代文明和现代野蛮
理论家们好走极端
那些理论家们伪装出的权利都是十分极端的：在某些程度上，它们拥有形而上的正确性，但在道德和政治上却是错误的。人类的权利是一种中庸的权利，很难定义，但并非不能理解。政府中的人的权利是他们的优势所在；这些权利有时候要在不同的“善”之间求得平衡，有时候在善与恶之间妥协，有时候又要在恶与恶之间权衡利弊。政治推理是一种计算性的原则；这些加、减、乘、除是道德上的，而非形而上的，也不是数学上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运算。
那些理论家们几乎总是将人民的权利与他们的权力诡辩式地混为一谈。当团体展开行动时，很难会碰到真正有效的抵抗；但在权利与权力归为一体之前，他们从来没拥有过任何与美德以及美德中居于首位的“谨慎”相统一的权利。人们没有不合逻辑的权利，这样的权利也不会为他们带来裨益；虽然一位令人愉悦的作家曾经说过，Liceat perire poetis，当他们中的一员冷血地跳入革命火山的火焰中时，Ardentem frigidus Ætnam insiluit，我情愿将这样一场儿戏视为毫无道理的破格，而非诗坛上的特权；无论这个选择行使那种权力的人是一个诗人，或是教士，又或是政客，我想，更慈善且明智的想法将会敦促我去解救这个人，而不是留下他硬邦邦的拖鞋来纪念他的愚蠢。(1)
即便人们不会因为眼前的一切而感到羞耻，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的那些周年布道也会用人们所纪念的这场革命的原则来欺骗他们，剥夺他们在这场革命中的利益。我向您忏悔，先生，我从来都不喜欢此类关于反叛、革命或是把宪法的极端药物当作日常面包的行为的讨论。它让社会染了危险而脆弱的习惯：整个社会都在定期服用汞的升华物，不停地吞咽着斑蛰之类的刺激药品，以激发我们对自由的热爱。
这种几乎已成习惯的寻找治疗良方的瘟疫鄙俗地泛滥着，让本该发挥在重大事件中的精神源泉变得散漫疲惫，最终被消耗殆尽。在罗马对奴役表现出最大耐性的时期，诛弑暴君的理论却是学校里的男孩们的日常作业——cum perimit sævos classis numerosa tyrannos．(2)在正常状态下，即便是打着那些人用冠冕堂皇的设想大肆鼓吹的追求自由的旗号，这样的瘟疫依然会为我们的国家带来最糟糕的结果。在我所处的时代，几乎所有身份显赫的共和主义者不久后都会变成坚决且心思缜密的侍臣；他们很快会将那份沉闷、中庸却切实可行的抵抗事业交由我们当中一些在他们眼中不比托利党人（英国保守党党员）高超多少的人来接管。当然，在最为庄重的畅想中，伪善总是惹人喜欢的；这些从来就只是纸上谈兵的空想，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将自己装扮得冠冕堂皇。但即使有时候这些假设并非欺诈而只是轻率言辞，其带来的后果基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教授们如果发现他们的极端原则无法适用于某些只需要恰当、文明且合法的抵制行为便可解决的事务，便会选择不作为。对他们来说，若非战争或革命，便是一无所有。在看到自己的政治策略与自己生活的国家和世界不相匹配之后，他们经常会开始蔑视所有的公共原则，并且为了满足自己心中那种价值渺小的微茫利益而随时准备将其丢弃。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拥有沉着而坚韧的品质，但这些人皆是国会之外的充满热望的政治家，他们并没有什么资本去引诱这些人抛弃他们向往已久的计划。在他们眼中，自己已经让教会或国家里的一些人做出了改变。即使真是这样的话，那些改变者通常也是不良公民，或是一些不可靠的关系。如果谁认为这些假想性设计价值无穷，将国家的实际安排看作一无是处，那么这样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冷漠之辈。在公共事务的运作中，他们分不清“善”中的精华和“恶”中的糟粕；他们情愿为后者欢欣喜悦，因为它更适合革命的爆发。若非与他们施展或延迟自己的变革计划相关，否则他们在任何人身上、任何行为或政治原则中都看不到优点或缺点；因此，他们有时会接受最为暴力且漫无止境的君权，有时又会接受那些最为疯狂的关于自由的民主想法，在两个极端之间举棋不定，从不考虑其因由、牵涉人群或派别。
法国国王之暴死
在法国，你们正深陷于一场政权交替的革命之中——您无法看到我们在这里所见的处于同等状态下的此种性格特质。这种特质在我们看来是激进好战的，而在贵国看来却是鼓舞人心的；而您知道，这种特质在如愿得到对应的权力时，会引来怎样的行动。我不应该将这样的观察限制在属于某个社会领域的人身上，又或者让所有领域的人都蒙上这样的阴影——不！绝非如此。我不会那样不公，而正因如此我才一直将讨论限定在那些教授极端理论、以宗教之名传播野蛮而危险的政治的人身上。最糟糕的革命政治就是：他们对人们的胸怀软硬兼施，以使其准备好面对极端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的歇斯底里的攻击。但这些情况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人们的思想却遭受了毫无必要的败坏；道德情感被严重伤害，却没有因为这种堕落而达到任何政治目标。此类人是那样坚守着自己关于人权的理论，以至于几乎忘记了本性。他们没有开辟出通向知识的大道，却成功地封闭了引向心灵的路径。他们胸怀中的同情心已经堕落，同时还导致了追随者的沉沦。
老犹太的著名布道中所有关于政治的部分都只充斥着这样的精神。阴谋、屠杀、行刺，在某些人看来仅仅是为了掀起革命而付出的渺小代价。一次代价低廉而没有流血的改革、一种没有罪责的自由，对他们的品味来讲太过平庸而乏味了。他们所要的必须是大场景的变革，必须目睹戏剧性的效果，必须有一场奇观来引发想象，让人们对60年安宁生活和缺乏动荡的社会繁荣感到麻痹厌倦。这位牧师在法国大革命中发现了综上所述的一切。这场大革命让一股青春期式的萌动流过了他的构想框架。每讲完一段，他的热情便燃亮一分；当他完成这篇冗长的演说后，心中的激情便彻底爆发了。站在讲坛中的毗斯迦山上，他看到了一个自由、道德、愉悦、繁荣而光芒万丈的法兰西，就如同鸟瞰一方神圣的土地，他极度狂喜地发表了如下感慨：
“这真是一个充满了变数的时代！我对自己生于此刻充满了感激之情；我几乎可以这样说，主啊，请让您的仆人平静地离去吧，因为我的眼中已看到了您的救赎。在有生之年，我得以目睹知识的传播，它摇撼了迷信与谬误；我得以目睹人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解，以及本已忘却了自由的国家开始为之喘息律动；我得以目睹3000万愤慨而刚毅的民众用不可抵挡的声音拒绝奴役，要求自由。他们的国王引领着胜利的队伍，一个独裁的君王向他的臣民投了降。”(3)
继续随后的讨论之前，我希望强调一下，普莱斯博士实在是过度地夸张了他在这个年代所获得并传播的启迪之光。17世纪人类得到的启蒙在我看来与此刻并无差距。虽然情境不同，但它拥有的胜利和普莱斯博士所述一样让人记忆犹新。而那个时代的一些尊贵的牧师也抱着他对法国的胜利一样的热情参与到属于他们的事件中。在审判休•彼得斯牧师叛国罪的法庭上，有人宣誓证明当查理国王被带上自己的法庭时，那位自由的使徒可谓趾高气昂。“我看到了，”目击者说道，“陛下坐在六匹马拉的马车上，而彼得斯则骑着马走在国王前面，炫耀着胜利。”普莱斯博士的话仿佛在宣布自己的新发现，而他事实上也只不过是历史的追随者而已；因为在国王的审判开始后，同样是这位先驱彼得斯牧师，在白厅的皇家教堂进行了一次漫长的祷告（他带着胜利者的喜悦选择了这个地点）。他在祷告中说：“20年来，我一直在祷告与布道，而现在我可以和老西缅一起说，主啊，请让您的仆人平静地离去吧，因为我的眼中已看到了您的救赎。”(4)彼得斯没能得到他的布道所期待的结果；他没有像自己期望的那样迅速离去，离去时也并不平静。他变成了自己引领的胜利征程的牺牲品（我真心希望他在这个国家中的跟随者都不会步他的后尘）。或许后来的复辟时期对这个可怜的老好人过于残酷了。但我们需要记住他的故事和不幸遭遇，要承认他同样带来了启迪，同样投入了热情，同样打击了所有的迷信与谬误——或许正是这些迷信与谬误让他参与的那次宏大的历史事件最终落败。而这个时代的那些自诩对人权及其光辉意义有着独一无二的见解的人，不过是彼得斯牧师的追随者和重复者而已。
在老犹太牧师完成了这场虽时过境迁、却与1648年的庆功演讲有着完全匹配的精神和措辞的奇妙宣讲后，那些政府的伪造者、王国的出纳员、政权的选举者还有王国趾高气昂的领导者，将会带着骄傲的忠诚炫耀自己得到的这份贵重的赠礼，迫不及待地希望无偿传播自己刚刚收获的信息。为了方便信息更大范围的传播，他们离开了老犹太的教堂，来到了伦敦旅店；而就在那里，同一位普莱斯博士没等自己那张尊贵的三角凳上的余温散尽，便已将解决方案连同对对方的恭贺之词通过斯坦诺普伯爵传给了法国的国民议会。
我发现一位福音传播者竟如此玷污了那声我们的救世主第一次出现在神殿时所高喊的美丽而充满预示的“西缅之颂”（nunc dimittis）(5)，带着极不自然且脱离人性的狂喜，将它应用于向人类的悲悯和愤怒展现的或许是最恐怖、最残暴且最令人痛苦的场面中。所谓“凯旋领袖”至佳也只能是个毫无气魄且亵渎信仰的位置，却让我们的布道者充满了污渎的狂喜。对于每一个拥有高尚的道德品味的人来说，这都是令人震惊的。有几个英国人成为了这场胜利的讶然而愤怒的观众。那场胜利游行更像是美国的野人在几场被他们称作“胜利”的谋杀后，进入了奥内达加，一路走到周围挂着战利品、吊着战俘的小茅屋里，被成群的和他们一样未开化的女人围得透不过气来，而非一场文明的军事国度中的凯旋仪式——不过一个文明国家，或任何了解慷慨一词含义的人，恐怕很难会向倒台或备受折磨的那一方耀武扬威吧。
我敬爱的先生，这绝非法兰西的胜利。我必须相信，它让耻辱和恐惧压倒了你们的国家。我必须相信，国民议会的代表们因为不能严惩这场胜利的编剧和演员而感到了最大的屈辱；然而他们此刻可以选择的对这一事件进行探究的方式，哪怕是以自由或公正之名的调查，也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在那个议会的处境中看到了他们的歉意；但当我们承认他们不得不承受的压力时，我们的头脑已遭到损害，选择亦变了质。
带着表面上的审慎，他们在严峻的情势下进行了选举。他们仿佛正处于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共和国的心脏位置——他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其宪法既非来源于国王的纲领，又不是来源于他们自己的立法权力。在那里，他们身边不是国王的军队，那些士兵完全不受国王的命令掌控；而如果他们命令它解散，自己反而会遭受被解散的命运。就在他们所坐之处，一伙亡命徒刚刚带走了几百个成员；而那些秉承温和的原则、富有更多耐心和希望的人们，则日复一日遭受着恶劣的侵犯和谋杀的威胁。在那里，大多数人皆是亦真亦幻的俘虏，却逼迫一位被俘虏的国王处理皇室的法令，同时在那些淫乱轻佻的咖啡馆里制造垃圾。他们的措施在辩论前就已内定，这一事实早已臭名远扬。无疑，在刺刀、灯柱以及房子里的火把的威胁下，他们当然会听取俱乐部的建议，采纳那些歇斯底里的粗陋措施以及掺入了各种身份、方言、民族特质的丑陋的混杂品。与他们中的有些人相比，喀提林（Catiline）(6)都可以变成谨慎小心的典范，而西第古斯（Cethegus）(7)则也可被称作清醒与镇定的代表人物。这些措施并非单单被这些俱乐部扭曲成了魔鬼。它们早已在那些在公共场所为这些俱乐部设立的学院里经历了一场折磨。在各式各样的会议中，每条建议都会根据它的勇猛、暴力及背信弃义的程度被标上天才的标签。人性与同情心在这些会议中被嘲弄为迷信和物质的果实。在已经实施或正在谋划的行刺、屠杀和充公行为中，他们为未来社会的优良秩序建构了各类计划。他们用双手怀抱着那些低级罪犯的尸体，宣扬着他们与这些罪行之间的关系；他们强迫人们用乞讨或犯罪的方式维持生计，将成百上千正直的人引向同一个终点。
这些人的傀儡机构，也就是那个国民议会，既不顾体面也毫无自由地在这些人面前上演了一出审慎评议的滑稽戏。他们如同集市上的喜剧演员，面对狂暴骚乱的观众，在强盗歹徒和无耻妇女的吵闹中倾力表演；而这些观众则根据自己的张狂怪想，对着台上的演员指手画脚、呼来喝去、鼓掌吆喝或粗暴驳斥，有时还会混乱地抢占了他们的位置，用一种任性、傲慢又专横的权威压制着他们。由于他们已经颠倒了所有事物的顺序，从而观众席也霸占了议会的地位。这个国民议会虽推翻了国王和王国，却完全不具备一个立法实体的庄重面貌——nec color imperii，nec frons ulla senatús（既无皇帝的姿态，又无元老的风度）。(8)他们被赋予了某种颠覆和摧毁的权力——如同一种魔鬼的法则，却没有建设的权力，除非建设那些有利于随后的颠覆和摧毁行为的机器。
即使发自内心地赞美、崇敬这些国民议会代表们的人民，在看到他们对这个神圣体制的不敬的模仿与可憎的曲解后，还有谁不会对其充满恐惧与厌恶呢？无论是王国的热爱者，还是共和国的热爱者，都会厌恶这样的行为。贵国议会中身受令他们所不齿的暴政的成员们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益。我确定其中很多成员——甚至绝大多数成员——都会和我有相同的感受，虽然我们的革命协会一直在拍手称快。悲惨的国王！悲惨的议会！整个议会对那些可以在阴天里大赞“天色可真好！”（un beau jour！）(9)的成员将感到多么恼怒而无语！他们在听到别人自以为得体地向他们宣称“祖国的导航船将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向着她的新生前行”时，内心将会感到怎样地义愤填膺！这所谓的新生正是来自我们那位布道者高歌行进之前的那场背叛与谋杀的血雨腥风！在听到那些无知的先生们在他们的议院中对时事大肆抨击，喊叫着“流淌的鲜血可算不上纯洁”的时候，他们隐忍的外表下将会隐藏着怎样的怒火！当他们目睹人民对眼前这场摇撼国家根基的混乱怨声载道，却不得不冷静地告诉那些控诉者他们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议会将请求国王（被俘虏的国王）监督这些，保护他们的法律得以实施的时候，心中又将作何感想？而在被俘虏的国王的那些受到胁迫的大臣们最终宣布，再没有任何法律、权威或权力可以保护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又是如何呢？当他们不得不在庆贺新年之时，要求那位被俘虏的国王忘记去年的狂暴场面，着眼于他可以成就的善事——他们之前正是为了这等善事才终止了自己的忠诚，并向他保证自己将听命于他时——虽然他已不再拥有任何发号施令的权威，内心又将是怎样一番境况？
当然，这样一番说辞是出于善良的本意和情感。但在法国的各种革命中，必是存在着一场对“礼仪”的革命。英国人的礼仪被认为是从贵国那里学就的，对贵国而言，我们的行为可谓邯郸学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恐怕是不得教化，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跟上新巴黎的良好教养，无法想象要用最为优雅的语调向那位世界上最受屈辱的生灵述说，最大的公共利益竟是来自对他的臣民的杀戮、对他和他夫人的谋杀以及他本人所经受的各种窘迫、耻辱和潦倒。我们纽盖特监狱(10)的法官恐怕都不忍心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绞刑架下的囚徒。我在想巴黎的那位绞刑吏在因为国民议会的投票而得到自由，在人权的先驱队伍中拥有了属于他的等级和军队之后，或许也会变得慷慨高尚，充满了尊严，以至没办法砍下因为“叛国罪”(11)而交由他处置的人们的头颅了吧。
一个人在受到这般奉承时，事实上已经崩塌了。他在昏迷中服用的止痛剂事实上是一副毒药，药量经过了悉心计算，让他保持暴躁的状态，让这个活着的败坏者得到一段富有侵蚀性的记忆。这剂大赦的鸦片，再撒上一切讽刺和轻蔑的粉末，就这样被端到了他的唇边，代替了“创伤心灵的慰藉”(12)；他就这样被迫喝下了这杯满盈盈的人类的悲伤，连一点渣滓都不许剩。
带着和那些在新年时被迫献上颂词的人一样的无奈，这位法国国王因为种种原因屈服妥协了，他很可能真的会尝试忘记这些故事及那段赞颂。但记载了我们所有行为的历史，监控着所有国家统治者所有行动的历史，不会轻易将那些事遗忘。历史将记得1789年10月6日早晨，法国国王和王后在经历了一整日的困惑、警惕、惊愕、残杀之后，在公开允诺的安全中躺了下来，希望得到几个小时的歇息，哪怕是心惊而忧郁地睡上一会儿也好。然而门外的哨兵叫醒了她，让她赶快逃命。这位哨兵最后一次表现了自己的忠诚，结果成了他们的靶子，死于血泊中，瞬间被大卸八块。一伙散发着那位哨兵的鲜血味道的残忍的暴徒和杀手冲进了王后的卧室，用刺刀和短剑在她的床上无数次地猛刺。而那位险遭杀害的女子已经衣不遮体地从一条他们不知道的路逃离，去寻求丈夫即国王的救助。然而后者事实上也没有一分钟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国王——对他我就不再过多地评价了——和王后以及他们的孩子（本来应该是伟大而慷慨的人民的骄傲与希望）被迫放弃了这个世界上最华丽的王宫里的避难所，任它被淹没在血泊中，受到屠杀的玷污，到处散落着残缺不全的尸首。他们从那里被押解到自己王国的首都。同时，在一场没有缘由的、没有受到抵抗的、漫无目的的屠杀中，为了炫耀司法公正，暴徒从国王出身高贵的侍卫队里选了两名侍卫，将他们残忍地杀害，并将这两位先生当众拖到皇宫的广场上，在那里砍下了他们的头颅。有人把他们的头颅挑在长矛尖上，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而王室的俘虏就跟在这支游行大军的后面缓慢前行；周围满是恐怖的吵嚷、尖锐的嘶喊、发疯似的舞动、无耻的凌辱行为，还有那些形骸可怖、令人嫌恶的妇女所表现出的令人难以言喻的地狱般的怒火。在经历了历时6小时、路程长达12英里的缓慢煎熬后，在一点一点品尝过比死亡还要可怕的苦楚后，王室一家在那些主导了这次游行的士兵们的“引导”下，走进了巴黎一处老旧的皇宫——它已被改造成了国王的巴士底狱。
这是一场应该被奉上神坛的胜利吗？应该受到人们满怀感恩的纪念吗？应该在人们赤诚的祷告和热烈的欢呼中祭献给神圣的人道吗？我可以向您保证，法兰西上演的这场底比斯（古希腊城邦）与色雷斯（古希腊的野蛮国家）的狂欢节，除了得到老犹太的鼓掌庆贺之外，很难在我们这个王国点燃人们预言未来的激情；虽然一个本身可能得到天启的圣徒及使徒，一个已经战胜了内心所有卑鄙迷信的圣徒及使徒，或许会认为这场胜利可以与圣人先在圣殿中宣布、再由天使向安静无辜的牧羊人宣告的“和平王子”的降临相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