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暴动有些恍惚而不知所措。事实上，我明白君主的受难对某些口味来讲算得上一场盛宴。而一些反思可以让这种食欲被限制在有节制的程度内。但当我仔细考虑这一情形后，我便不得不承认应该给予这个社会更多的帮助，而眼前的引诱对于公众判断力来讲有些过于强烈了；我想说的是这艾奥•培安（Io Pæan）式的胜利、人们要“把所有主教都吊在灯柱上绞死”(13)的呼喊声——眼前这欢乐的一天会将众人的热情带到它所造成的可以预见的后果中。我允许人们在如此热情中些微地偏离严谨。我允许这位先知将教会的崩塌视为千禧年王国(14)的先兆，以至高唱赞美诗。然而（就像在所有的人类事务中一样），在这场欢娱中，有一些东西会考验这些位高权重的先生们的耐心，且会让他们的信仰受到漫长的煎熬。若想让那个“美好的日子”成为现实，需要的是对国王、王后和他们孩子的杀戮，对那些主教的杀戮——显然对这一点已经存在很多呼声了。一群弑君者和犯了渎圣罪的凶手，事实上已经大胆地绘制了计划，不过那只是粗略的计划。这一事业在经过这场对无辜人群的屠杀事件后依然没有完成。究竟是什么样的、从人权学院走出来的勇猛无敌的伟大人物可以完成这一使命，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这个时代传播的知识还不足以消除所有迷信和谬误，而考虑到法兰西国王本人所受灾难带来的一切裨益，以及这个启蒙时代萌生的爱国罪行，恐怕国王还需要再完成一两个目标才能被完全遗忘。(15)
虽然我们这场崭新的光明与启蒙并没有依照最初计划的那样发展下去，但我必须要说，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任何生命都会让除了为这场革命而生的人之外的每个人感到惊愕不已。我不能就此停止。我完全是受自己天性的驱使，全然没有感受过一丝这崭新的现代之光投射的光亮，因此我可以向您坦陈，先生，地位高贵的人们正在承受痛苦，多少个相貌美丽、性格可人的国王统领的男女后裔以及王室中稚嫩的孩童们，因为年龄尚浅而对自己的父母所经历的残忍暴行一无所知，而他们也不再是民众狂喜的理由，这一切让我对眼前这令人犹豫的情境感到更加难过。
我听说那位伟大的人物——他可是我们那位布道者所述的凯旋的主要目标——虽然一直坚强地支撑着自己，却承认自己对那个场面感到羞愧难当。作为一个男人，他为他的妻儿感到难过，为他那两位被冷血地杀害的忠诚侍卫感到难过；作为国君，他对自己原本文明的臣民所经历的变化感到奇怪和恐惧，他为他们感到的悲切，事实上甚至高于对自己的忧虑。这一事件并没有减少他的勇敢，却增加了他人性中无尽的荣耀。我非常遗憾地说——真的是非常遗憾，这样的伟人却被置于我们无法赞颂其伟大精神的情境之中。
我听到了，我开心地听到那位伟大的女性，也就是这场凯旋的另一个主要目标，也已经挺过了那一天（注定要受难的人们应好好地受难）。她用一种适合她身份与门第的沉静的耐力忍耐着随后的每一个日子，忍耐着自己的丈夫被囚禁——她自己也被囚禁，忍耐着她的朋友被流放，忍耐着那些演说中的阿谀谄媚，忍耐着自己长久以来积聚的过失的重负。就在这一过程中，她真正地彰显了作为那位以虔诚和勇敢著称的君主的后代之本色：和她的母亲一样，她有着高尚的情感和那位罗马女王的尊严；在最极端的时刻，她都可以让自己远离耻辱，而如果她真的要落败，也绝不会以卑贱的方式落败。
我在十六七年前见过那位法国王后，那时她还是身居凡尔赛宫的太子妃；而在那个属于王权的宝球上——她恐怕碰都没碰触过那个宝球，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令人赏心悦目的人。我看到她从地平线上升起，瞬时为她刚刚走进的这个空间带来了美妙和欢乐，如同晨星般闪耀，充满了生机、光芒和愉悦。哦！这是怎样的一场革命啊！我需要有一颗怎样的心，才可以不动感情地沉思它的起落！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她为那些对她充满热情和爱戴的人们授予可敬的头衔时，居然不得不为他们胸中隐藏的耻辱带上解毒的良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有生之年居然要看到这样一名女子在那个充满了勇士、绅士与骑士的国家里，经受那样的灾难。我以为哪怕只是有人向她投去威胁的目光，便会有成千上万支利剑出鞘为她报仇。但骑士气概当道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诡辩家、经济学家、算术家才是这个时代的主人。欧洲的荣光已经永远消褪了。我们再不会向头衔和性别表示忠诚，那些即使处于卑微地位时也让高贵的自由精神得以永生的有尊严的顺驯以及真心的服从，已经销声匿迹了。生命中天生的高贵，对国家不计代价的捍卫，那种对勇敢情操和英雄事业的呵护，再也没有了！一切都消逝了，对原则的感知，荣誉的纯洁，那种将一点瑕疵都视为伤口的精神，那种启迪勇气且能击退暴行的让一切都变得高尚、让罪恶都因为不再粗鄙而少了一半过错的情操，都消逝了。
这套理性和情感混杂的系统源自古老的骑士时代；其原则虽然因事物的不同状态而异，但长期以来得到了数代人的承袭，形成了深远的影响，甚至一直遗留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如果这种精神真的绝迹了，那么我相信这将是很大的损失。正是骑士精神将它的特质赠予了现代的欧洲，是它让欧洲无论在何种政府之下，都可以一直保持属于它的优势，不同于亚洲国家，以及那些曾经在古典世界里达到了繁荣昌盛顶峰的国家。正是这种精神，在不混淆等级的条件下创造了高贵的平等，并将它一代代传承下去。正是这样一种思想让国王成为人民的伙伴，让人民变成了君主的朋友。没有强迫、没有反抗，骑士精神征服了骄傲和权力的凶猛，它让国君顺服于社会尊严温柔的束缚，让严正的权威值得屈从于优雅，并让威风的法律征服者拜在风范仪表的麾下。
当代的野蛮哲学
但现在一切都变了。所有那些带来温柔的权力、自由而服从的美好幻境，那种可以协调不同人生轨迹、用一种温和的同化作用让政治与情感和谐共融、从而让世界变得美丽而温柔的力量，终将消逝于这场所谓带来光明和理性的、试图征服一切的崭新王国里。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修饰将被粗鲁地掀去。人心中拥有的用道德想象力的衣橱装点的新想法，以及那些能够遮盖我们赤裸而颤抖的身体上的瑕疵、将它引向尊严的理解力，将在这场奇怪、滑稽而过时的大潮中土崩瓦解。
在这样的格局里，国王只不过是一个男人，而王后也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女人只不过是一种动物，且并非最高级的动物。所有对女性所表达的敬意将一概被视为浪漫小说或是愚蠢行为。弑君、杀亲和渎圣反而成为了迷信杜撰，因为破坏了法理的简单性，便成了违反法理的概念。谋害国王、王后、主教或是父亲的人，只不过是普通的杀人者而已；而人民恰巧是这场谋杀的受益者，那么这罪行恐怕便是最可原谅的了。对此，我们实在不能太过谨慎地深究。
这种野蛮哲学是冷硬心肠和糊涂的理解力的产物，它是完全无用的智慧，不拥有任何品味和高贵。法律只能靠其自身的恐怖来支撑，每个人只会根据对自己的假想或对私人利益的担忧给法律以支持。在他们学院的小树林中，在每次展望后，你所见的除恐吓外再无他物。再没有什么可以激起这个共和国的情感了。在这种机械的哲学原则下，我们的制度没有办法在个人身上得到具体化（假如我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的话），同时也不可能在我们心中创造出爱、尊敬、钦佩或依恋。但驱除这些情感的原因并不能满足他们所需。那些公众的情感和礼仪，有时是一种补充，有时起到修正作用，但归根结底都是法律的助手。一个智者针对诗歌创作问题进行的训诫和伟大的批判对国家而言同等真实：Non satis est pulchra esse poemata，dulcia sunto．(16)每个国家都应该建立一套礼仪体系，以便思想健康的人可以去品味欣赏。欲使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那么我们的国家首先应该可爱。
但各种各样的权力将延续这场让礼仪和思想消亡的震惊事件，它将找到更糟糕的方法来支持自己。旨在推翻古典制度的夺权篡位已经摧毁了古典的原则，而他们掌控权力的方式将与他们获得它的手段无异。属于封建时代的具有骑士风度的忠诚精神让国王可以免于恐惧，提高了君主与臣民对暴行的警惕，然而这种精神或许已经从人们的脑海中绝迹了，防卫性的杀戮与防卫性的没收充公将催生密谋和暗杀；还有那一系列催生了权力中政治密码的冷酷血腥的箴言警句，再不会立足于权力的荣誉，或是那些遵从权力者的荣誉。政策让国王成为暴君，而臣民将被那些原则塑造成反叛者。
欧洲文明依赖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
摧毁古老的思想和人生规则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从它们坍塌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失去了帮助我们自我治理的罗盘，同时也不再了解我们应该驶向哪一个港口。无疑，在贵国的革命完结的那一天，一团混乱的欧洲将重新面临欣欣向荣的前景。很难评价这片土地的繁荣在多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旧时的礼仪和见解，但既然这些元素不可能不对它们的运作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必须假设，它们的运作在整体上是有益的。
我们不能在没有充分注意到导致事情发展到目前状态并有可能会维持这一状态的原因时，便就事论事地对它的这一状态进行思考。我们可以确定，在我们的欧洲世界，我们的礼仪、文明以及与这两者相关的事物长久以来皆依赖于两个原则，且事实上是这两个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我指的是绅士精神和宗教精神。贵族与教士，前者通过专业、后者承蒙恩惠一直在学习这两种原则——即便在喧嚣与困顿中，哪怕政府正是引起这些喧嚣困顿的原因，而非其造成的结果。学习为他们带来了贵族身份和神职，同时通过丰富他们的知识、充实他们的头脑而为他们自己带来了利益。如果他们能够继续了解他们之间不可分解的同盟以及他们恰当的位置，那么便万事大吉了！如果学术不会因野心而堕落，可以继续担当导师而非主人的角色，那么便万事大吉了！然而，与它的天然保护者、守卫者一起，学术将陷入泥沼，将被一群野猪践踏在脚下。(17)
现代学术和古代传统
假若正如我怀疑的一样，旧时的礼仪风范对现代学者的贡献大于他们希望从中得到的帮助，那么就连商业、贸易、制造业以及我们政治经济学家的神明本身，都很可能是这些礼仪风范的产物。它们本只是成果，但我们却选择将它们作为原因来崇拜祭献。它们当然会依照与学术相同的繁盛过程，在同样的阴影下发展。它们同样会在它们自然的保护原则下腐朽。至少到目前为止，贵族与宗教精神将随着贵国的洪流一起消失。在人民需要贸易和制造业的地方，贵族与宗教精神若得以保留，那么情感将会在大部分时间为它们提供位置；但如果在一次尝试国家在没有古老的基本原则的状态下如何运转的试验中，商业和艺术消失，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将是多么粗鄙、愚蠢而残忍；而同时，那些穷困肮脏，缺乏宗教、荣誉或气概的骄傲的野蛮人，现在会如何地一无所有，而对未来又将如何地茫然失措！
我希望贵国不会再通过最短的捷径而快速抵达那个恐怖而令人唾弃的情形。在国民议会的议事过程中，在他们的主导者的行为中，已经出现了构想的缺失，出现了粗劣和庸俗。他们的自由是不自由的。他们的科学是自以为是的无知。他们的人性是凶猛而野蛮的。
很难说是我们英国人从贵国那里学到了那些至今依然可以找到一些痕迹的伟大而庄重的原则与风尚呢，还是贵国从我们这里习得了这些原则与风尚。但我个人认为，在贵国我们可以寻到它的最多踪迹。对我来讲，贵国可以算是“gentis incunabula nostræ”。(18)一直以来，法兰西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英格兰的礼仪风尚；而当你们的泉水遭到堵塞和污染后，我们这边的或是任何国家的溪流便再也无法长久流淌，或者不再清澈。在我看来，法国发生的一切对整个欧洲来讲都太过于切近相关了。因此，请原谅我对1789年10月6日那场残暴的景观如此喋喋不休、念念不忘，又或者对这场从那日开始的最重要革命作出了如此冗长的反思——我指的革命是一场情感上、礼数上和道德观念上的革命。此刻，贵国值得尊重的一切都已被摧毁，而摧毁属于我们值得尊重的原则的尝试也已经开始，人们几乎要被迫为自己拥有人类的正常情感而道歉了。
为什么我和牧师先生普莱斯博士以及那群选择跟随他的演说所表现出的情感的群众拥有如此不同的感受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应该和他们不同；因为我的天性让我会对这样的场景产生忧郁的情感，为它展现出的动荡而致命的“繁荣”以及可怕又无常的人类力量感到悲哀；因为在这样的自然情感中，我们得到了教训；因为在这样的事件中，我们的激情控制了我们的理性；因为在这场最高超的导演执导的戏剧中，国王被推下了他的王位，变成了被贬低侮辱的对象，让善良的人们感到悲伤同情。我们要在道德秩序的框架下深思这一事件，正如我们要在自然秩序的框架下审视奇迹一样。我们警觉地反思，我们的思想（就长期对它的观察来看）在恐怖和同情中得以净化，我们脆弱而不经思考的骄傲在神秘智慧的传播中变得谦卑。如果这一场景是在舞台上出演的话，我可能会洒下些泪水。我会为自己居然拥有这样做作而戏剧化的悲苦情感感到浅薄而羞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已为之狂喜雀跃。人民将认为那只是加里克（Garrick）（大卫•加里克：自然表演法创始人）或是西登斯（Siddons）（萨拉•西登斯：18世纪英国著名悲剧演员）的眼泪，是虚伪的泪水；我应该知道，那是愚蠢的泪水。
事实上，剧院是比教堂更好的教授道德情感的学校，在那里，人类的情感会被触犯。那些必须面对还没有从人权学校毕业的观众的诗人们，那些必须将心中的道德宪法应用在自己身上的诗人们，不会敢于将这样一场胜利演绎成一件惊天喜事。当人跟随自己自然的冲动时，他将无法承受马基雅维利政策中令人憎恶的格言准则，无论这些准则将应用于君主制抑或民主制的政体。在这个现代舞台上，他们将如同在古典舞台上一样，拒绝出演这样的剧目；因为哪怕那个假扮的暴君口中说的只是一些假设性的邪恶提议，哪怕这些言语恰如其分地符合了角色的性格，他们都是无法忍受的。雅典剧场里的观众不会接受那个凯旋日子里发生的那场真实的悲剧；最重要的演员操纵着天平，仿佛置身于一间贩售恐怖的商店——一边是实实在在的罪行，另一边则是可能带来的好处，在反复测量之后，他宣称好处胜过了罪行。雅典的观众们不会容忍眼睁睁看到新民主与旧专制统治在账簿中记下了同等的罪恶，而政治记账员会发现民主已欠下了太多债务，却没有办法也不愿意偿还。在剧场里，不用任何审慎的推理，只需凭直觉瞥上一眼，便可看到这种政治的称量方法将为每一种罪恶找到合适的理由。他们将看到，在这样的原则下，就算没有犯下最糟糕的罪行，这样的方法也将更愿意鼓吹阴谋者应得的财富，而吝于承认这一切带来的叛国与流血的代价。他们即刻将看到，曾经被容忍的罪恶的方式逐渐为人们所偏爱。他们喜欢这些方式呈现出的通向目标的捷径，因为这条路远比道德情操之路切近得多。为了公众利益将背信弃义和谋杀通通合理化，公共利益将很快成为借口与托词，而背信弃义和谋杀才是真正的目的，直到贪婪、怨恨、复仇以及比复仇还可怕的恐惧充分满足他们难调的胃口。在人权光辉的凯旋中失去对正确与错误最天然的判断力，必将导致如上后果。
然而，那位可尊敬的牧师却因这场凯旋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路易十六（Louis the Sixteenth）确实是一位“独断的君主”。换句话说，因为他是路易十六，因为他不幸成为法国的国王，享受了祖先交给他的特权，并长久以来得到了人民的许可，而非因为他本人进行了某些行为，以致身陷于此。生为法国的国君，他确实不幸。但不幸并非罪责，言行不慎也并非最严重的过失。我从来都没有想象过一位国君的整个统治都需要求得他的臣民首肯，而后者则一直希望削弱他的权威，免除他的君权，以求分享他们的祖先从不知晓或许也从没有期待过的自由。这样的君主，虽然得到了普通人和君主共通的脆弱的限制，虽然他应该想到在必要时动用武力来反抗这些针对他个人及其残存的统治权威的阴谋，虽然所有这一切都应该纳入他的考量，但我依然很难认同他应该经历如此残忍无礼的巴黎的凯旋、普莱斯博士的凯旋。看到如此一位君王的范例，我为自由的动机颤抖；看到最邪恶的人类所表现出的不受惩治的暴行，我为人性的动机颤抖。但有些人的思想却卑下而堕落，他们只会踌躇满志且充满敬佩地仰视那些稳坐江山、牢牢用君权掌控着臣民、警惕清醒地维护着自己的专制统治、防卫着任何一丝一毫有关自由的说法的国王们。而面对那些从来不会高声呵斥的君主，他们便会揭竿而起。背叛原则又喜得幸运，这些人从来不会看到隐忍者的美德，亦不明白夺权篡位罪在何处。
如果我看到法国的国王与王后（我的意思是在这场凯旋之前的国王与王后）真的是残忍无情的暴君，他们真的密谋要屠杀国民议会议员（我想我应该在某份出版物中看到有人暗示他们想要这样做），那么我会认为他们的被俘是公正的。如果这真的是事实，那么确实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过我认为，应该选择其他方法。对真正暴君的惩罚是为了维护公正而采取的高尚却也糟糕的行为，而且诚实地讲，这也是对人类心灵的慰藉。但如果要我去惩罚一位邪恶的国王，我会给予惩治罪行这一庄严行为应有的尊重。公正严肃而庄重，而它的刑罚是一种必需，而非一项选择。倘若尼禄（Nero）、阿格丽品娜（Agrippina）(19)、路易十一（Louis the Eleventh）又或者查理九世（Charles the Ninth）是要受到惩罚的君主；如果瑞典的卡尔十二世（Charles the Twelfth）在谋杀了帕特库尔（Patkul）之后，或是他的前辈克里斯蒂娜女王（Christina）在杀害了莫纳尔代斯基（Monaldeschi）之后，落到了您的手中，先生，或者落在了我的手上，我确定我们的行为会有所不同。
如果法国国王或说法国人民的国王（不管贵国的宪法用什么样的新词汇来称呼他）以及他的王后确实应该经受这些未经公开或彻查的谋杀行为——何况这些无耻行为比真正的谋杀还要残忍，那么这样的人将很难再被托付以行政方面的信任；然而据我了解，这位国王将被授予这方面的责任，同时他也不适合成为一个被他自己激怒且压迫的国家的领袖。这样一个崭新的共和国政府不可能作出比一个被罢黜的独裁者更加糟糕的决定。首先将一个人侮辱为最邪恶的罪犯，再将他作为忠贞、诚实、热情的人民公仆而委以信任，这样的政策既无逻辑，又轻率莽撞，且在实践中会充满危险。那些作出这等安排的人定会为自己如此骇人听闻地辜负了人民的信任而感到内疚万分，这次背信弃义可谓长久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既然这是贵国顶尖的政治家们犯下的唯一一起前后矛盾的罪行，那么我的结论是：他们这般令人厌恶的谄媚求宠是找不到立足点的。而对他们其他的污蔑中伤，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嫌恶。
在英国，我们对这些人毫无信任可言。我们是慷慨的敌人，我们是虔诚的同盟。对他们以自己肩上的百合纹章为证为我们创造的奇闻轶事，我们只会反感和愤慨。我们曾快速将乔治高登勋爵（Lord George Gordon）送进纽盖特监狱；无论是公然宣称要改革犹太教，还是利用自己对天主教神父和所有其他教士的热情教唆暴民（请原谅我使用这样的词汇，在英国我们依然这样称呼他们）推倒监狱，都没能帮他保住自己不加善用的自由。我们重建了纽盖特监狱，并租赁了那栋房子。对于那些胆敢诋毁法国王后的人，我们有着如巴士底狱一样坚固的监狱。那位身份高贵的诋毁者可以在这座精神的静居所里颐养天年了。就让他去修行他的犹太法典吧，直到有一天他习得一些更适合自己的出身与职责的行为，而不会再为他传宗的这一古老宗教带来耻辱；又或者直到有一天海水对岸贵国的某些人士为了讨好那些希伯来同胞，想赎他回去。那个时候，他便可以用犹太会堂的密窖再加上30个银币的利息中的九牛一毛（普莱斯博士在1790年曾向我们展现过复利可以产生怎样的奇迹(20)）买下那片最近发现被高卢教会篡夺的土地了。将巴黎的大主教派遣过来吧，我们会将我们的新教牧师派过去。我们以对待绅士和诚实之人的方式来对待贵国交换给我们的人，但请转告他带足可以换取热情、慷慨与慈善的资本；而我们也绝不会没收他那尊贵而虔诚的资本中哪怕一个先令，也不希望用贫瘠的募捐箱里的银子来充斥我们的国库。
我亲爱的先生，坦率地讲，我认为否认老犹太的协会和伦敦酒店的行为会对我们国家的荣誉带来影响。我并非任何人的代理人。我用尽一切可能否认自己与这些凯旋的演员或崇拜者有任何关系，我仅仅是代表我自己而已。当我因为担忧英格兰人民而作出任何断言时，我的依据来源于自己的观察，而非任何权威，我的判断基于从年轻时起长达四十余年的个人经历——这些年我曾经与这个王国的居民有过非常频密而复杂的沟通交流，包括来自各个阶层的人士。每每想到我们两国之间仅隔着24英里宽的狭长海峡，且近年来两国之间有着如此频繁的往来，我便会对贵国对我们知之甚少感到震惊不已。我怀疑这是因为你们只是通过阅读某些充满谬误——甚至有可能对英国普遍流行的想法和意向一无所知——的出版物，便对我们下了判断。几个虚荣、焦躁、任性、热爱阴谋的小集团，希望将他们的算计隐藏在喧闹和噪声背后，相互吹捧，彼此引证，只是为了让你们将我们对他们的蔑视当作对他们行为的默许。我向您保证，这是子虚乌有。因为虽有半打蚂蚱在植物的荫蔽下抱团取暖、长鸣叫嚣，但还有成千上万头壮硕的牲畜正在英国橡树下沉默地咀嚼着食物，所以不要以为那些聒噪吵闹者是这片田野里唯一的居住者；当然，他们为数不少，但无论多么吵闹和惹人厌烦，他们也只不过是瘦小、贫弱的秋后蚂蚱而已。
我几乎要冒险地肯定，我们之中参加过这场革命协会所谓的“凯旋”的人恐怕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假若法国的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在任何一场战争中落到我们手中的话——即使当时我们之间存在着最强烈的敌意（我反对这样的事件，也反对这样的敌意），伦敦人民对待他们的方法也会是非常不同的。我们确实曾掌控过一位法国国王，您应该听说过那场战争的胜利者对待那位国王的方式，亦应对他之后在英格兰得到了怎样的礼遇有所知晓。距离那时已经400年了，但我相信与那时相比，我们并没有经历任何本质上的变化。幸好我们对革新具有悲观的抗拒心理，幸好这个国家的性格是这样迟缓滞后，我们才会一直保留着祖先的烙印。我们尚未（在我看来）丢失14世纪的那份慷慨而富有尊严的思维方式，也没有将我们自己退化为蛮夷之辈。我们不是卢梭（Rousseau）的皈依者，也非伏尔泰（Voltaire）的使徒，爱尔维修（Helvetius）的观点没有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无神论者不能成为我们的布道士，疯子更不能担任我们的立法者。我们知道，在道德方面，我们并没有获得任何新发现，也不认为有什么新鲜事物需要被发现，在政府的伟大原则和关于自由的想法上亦是如此。这一切早在我们出生前就已深入人心，且会流芳百世，待到我们坟墓上的泥土掩盖掉我们虚妄的傲慢，沉默的墓穴会用它的法则埋葬我们唐突而聒噪的言语。在英格兰，我们并没有完全被天然的五脏六腑掌控，我们依然遵循着内心的感受，依然珍视同时也在培养那些天然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正是我们忠诚的守卫者，我们责任的积极监控者，我们所有自由而阳刚的德行真正的支持者。我们还没有被淹没或捆绑，我们不想被填充成博物馆里的鸟雀标本，包裹着关于人权的破衣烂衫。我们保留着自己淳朴的、没有被迂腐和不忠世故化的完整情感。我们的胸腔里跳动的是一颗由血肉组成的真心。我们畏惧上帝，我们崇敬国王；我们热爱议会，也服从大臣的决定；我们敬畏牧师，也尊重贵族。(21)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想法早于我们的思想而存在，它们拥有先天的感染力；因为所有其他的感受都是错误而虚假的，会摧毁我们的头脑，败坏我们最原始的道德，让我们无法适应理性的自由；这些感受会教给我们缺乏独立性的、放荡且淫乱的傲慢态度，让我们得意忘形，最终变成理所当然的奴隶。
先生，您可以看到，在这个启蒙的年代，我可以大胆地承认，我们依然是保留着最原始情感的人类，我们没有丢弃旧有的“偏见”，反而非常珍惜；而且我想大言不惭地告诉您，事实上我们之所以珍视它们，恰恰因为它们是偏见。我们不敢让人类依据自己的原因生存和交易往来，因为我们怀疑人类自己的思想太过渺小，而国家的经验与时间的流逝会带给他们利益和机会。我们中很多善于思考的人并不会去摧毁那些普遍的偏见，用他们的卓越见解去发现在他们中盛行的观点里潜在的智慧。如果他们发现了自己搜寻的东西——事实上他们很少失败，他们通常会认为继续那些包含着合理原因的现存偏见，远好过脱去“偏见”的外衣，而空留下赤裸裸的原因；因为蕴含着原因的偏见是朝着它背后的原因这一目标采取行动的驱动力，它为这些原因提供了永恒的热情。偏见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得到及时的应用；它提早地将头脑注入了智慧与德行，让人们不至于在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刻彷徨犹豫、困惑不解。偏见让人们形成了依德行而作为的习惯，不会做出一系列不互相联系的行为。通过偏见，人们的责任转换成天性中的一部分。
贵国的智者和政客，再加上我们中那一伙受到了启蒙的人，在这一点上显得十分不同。他们并不尊重他人的智慧，但对自己抱有充分的自信。这些自信让他们拥有足够的动机去摧毁古老的事物格局，因为它们太过古老了。而面对新鲜的事物，他们可谓无所畏惧，可以瞬间平地起高楼；因为对那些将自己之前的一切皆视为粪土、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奇发现上的人来说，时间的长短根本不是问题。他们非常系统化地认为，世间恒长的万物都是有害的，因此必须要与眼前已经建构起的一切作战。他们认为政府可以和服装一样多种多样，且这种不同不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同时，对于一个国家的宪法来说，也不需要建立什么附带的原则，只要方便即可。从他们平常说话的腔调判断，他们应该认为自己和执政者间只可能有一种协议，这协议约束了执政者，却没有对他们设置任何限制；同时拥有统治权的人民可以无缘无故单凭自己的意愿便结束这一协议。他们同国家之间的联系只基于他们现在制定的那些稍纵即逝的计划；而由于整个政体框架随着他们日益变换的意见起起落落，这种关系亦是时隐时现、若有若无。
这样的信条，或者说情感，在贵国的新政治家中显得颇为流行。但它们显然和我们国家普遍的行为方式十分不同。
我听说法国人民有时会认为，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是依照了英国的范例。我希望再次声明，贵国发生的事情和盛行的想法中，鲜有哪些元素真正源自这里人民的行为与思想。恳请让我再补充一句，正如我们无意向贵国传授这样的行为一样，我们很确定自己无意从贵国学习这些行为。在这里，那些分享着贵国风云变幻的小政治集团，人数非常有限。如果不幸他们通过自己的阴谋、布道、出版物以及与法国的律师和权力部门的联合给予他们的信心，最终得以让一些人加入了他们的组织，因此效仿了贵国发生的一切，那么我敢预言，他们虽然会为自己的国家带来些麻烦，却会很快完成对自我的摧毁。这里的人民出于对一贯无误的教皇的尊重而反对改变他们恒久的法律，如今也不会因为虔诚信仰一些哲学家的教条就去改变它们；虽然前者掌握着开除教籍和十字军这两种武器，而后者则以诽谤和路灯柱行事。
在此之前，贵国的事故只是你们自己的担忧，对此我们只拥有正常人类的情感；我们更愿意保持距离，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法国公民。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模型，我们必须要以英国人的身份去体会，也感到我们应以英国人的身份予以支持。不论我们作何感想，贵国的事件已经成为我们利益的一部分，至少在远离你们的灵药或是瘟疫时是如此。哪怕它是一剂灵药，我们也不需要它。我们知道它提供的毫无必要的医术。如果它是瘟疫，那么也一定是需要做好最充足的准备以应付其危害的那种瘟疫。
法国人信哲学，英国人信宗教
我听说一个小阴谋集团自称贤明，获得了眼前最新事件带来的所有荣耀，他们的意见和体系是激励每个成员的斗志的原动力。然而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英国有任何团体——无论学术团体还是政治团体——在任何时候符合这样的描述。贵国的那些团体并非是由这样的人组成吧？那些庸人会用迟钝而平庸的方式称自己为无神论者或是异教徒的人？如果真的是，那么我承认我们这边也有一些符合这些特点的写手们，他们每天都要制造一些噪音。而此刻，他们正在进行最后的休憩。最近40年出生的人中，有谁曾读过柯林斯（Collins）、托兰（Toland）、廷德尔（Tindal）、查布（Chubb）或是摩尔根（Morgan）以及自称为自由思想家的人的只言片语呢？现在又有谁会愿意阅读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22)的著作呢？谁曾真正了解他的思想？请询问那些伦敦的书商们，如今世界启蒙的光亮又在哪里？几年之内，他们的后代将走入“凯普莱特”家族的墓穴。但无论他们曾经是谁、如今是谁，对我们来讲，他们曾经和现在都是与我们毫无牵连的独立个体。对我们来说，他们保存着他们的共同本性，却并不成群结伙。他们从来不会集结起来做事，也不会结党营私；不会以小团体的名义或性质制造影响，也不会以此为目的建立团伙，来左右我们的公共事务。这些团体是否应该存在，或者是否应该被允许存在，是另一个问题。正因为英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团体，因此他们的精神也不会对我们宪法原始的架构或目前正在进行的修订和改良造成任何影响。我们的宪法及其改良都获得了宗教信仰的吉兆的指引，并得到了司法体系的支持。整个宪法来自我们的国家性格中的简单特质，来自我们理解力中的原初的坦率与直接，正是这样的性格长久以来一直在约束那些成功获得权力的人们。这些性情依然存在，至少存在于大多数人的身上。
我们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内心深深地感受到了，宗教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也是一切善与慰藉的源泉。(23)在英国，我们非常确定，世界上没有任何积聚了怪异思想的迷信的锈斑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将人类的头脑包裹起来，而每100个英国人中，有99个人都不会选择不敬。我们不该愚蠢到邀请敌人侵入任何体系去移除它的腐败，供给它的不足，或完善它的构造。如果宗教原则确实需要进一步阐明，我们也不该请无神论者来提供这样的解释。我们不该用污渎的火种来点燃圣殿。它完全可以选择别的光源。我们可以通过焚烧其他香料让这里馨香氤氲，而非采用那些贩售虚假的形而上学的走私贩们运来的污物。即使我们教会的建设需要调整，我们要的也绝不是来自公众或私人的贪婪和劫掠，我们会雇用专业人士进行审计、出示收据，或申请使用其神圣的收入。我们并不会激烈谴责希腊或亚美尼亚的教会，而随着激情的平静，我们也不会再谴责罗马的宗教体系，不过我们依然选择新教；这样做并非因为我们认为其中少有基督教精神，而是因为正相反，根据我们的判断，它拥有更多的基督教精神。我们是新教徒，这并非出于冷漠，而是出于热忱。
我们知道——并且骄傲地了解到，人类从构成来讲就是宗教的动物；无神论者反对的，不仅是我们的理性，而且是我们的本能，因此它不可能长久盛行下去。但如果在这个骚动的年代，在这个人类精神坠入地狱中的蒸馏器中的年代——法国的精神此刻便正在愤怒地沸腾着，倘若我们真的需要露出赤裸的躯体，扔掉基督教给予我们的自豪和安慰，扔掉属于我们自己与外国同胞的文明之源头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十分担心（因为了解人类的思想不会忍受完全的空白），某些粗野、险恶且有辱人格的迷信将取而代之。
正因如此，在抛弃自然的符合人本性的评估方式后，我们转而像贵国一样选择对其采取蔑视的态度，以致遭受贵国现在正在也应该遭受的惩罚之前，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其他的方法，以代替这样的选择。我们那时才能作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决心维护现有的社会体制
我们不会将自己对制度的敌意发展为哲学和宗教，并与现存体制一决高下；正相反，我们对其深为依恋。我们希望保存一个建构完备的教会、一个建构完备的王朝、一个建构完备的贵族制度、一个建构完备的民族体系，并让它们都停留在目前的程度上，不想肆意加深扩大。我现在就可以向您展现我们拥有的一切。
这个年代的不幸（不是那些绅士认为的“荣耀”）就在于所有的事都需要讨论，如我们的宪法变成了一个需要被改变的目标，而不是我们的享受。正因为这个原因，同时也为了能让贵国一些人满意（如果真有这样的人的话）——诸如一些希望获得利益的人，我冒昧希望能够谈一谈我关于这类体制的观点。我并不反对古罗马人因为需要新的法律模型，便派遣专员在职权范围内对这个被最完美地建构而成的共和国进行检验。我不认为这是不明智的做法。
英国的国教体制
首先，请允许我谈一谈我们的教会体制，这应该算是我们的第一个偏好；它绝非一种缺乏理性思考的偏见，而且恰恰相反，它包含了深刻且丰富的智慧。我先来谈它。它贯穿了我们思维的始末。因为我们一直站在我们拥有的宗教体系的基础之上，持续不断地遵照我们早期接受且一直秉承的人类思维来行事。这样的思维不仅如一个聪明的建筑师，构架了一个庄严国家的整体架构，还像一位具有丰富远见的产业拥有者，维护这座建筑免于崩塌，让它远离欺诈、暴力、不公与暴虐，永远献身于民众和管理者的幸福安康。而所有掌控着政府管控权力的人们——那些代表上帝行使权力的人们，应该对自己的功能和使命秉持高尚而富有价值的想法。他们的愿望中应该充满了关于不朽的情怀；他们不应该只关注眼前微不足道的利益钱财，或者平庸者稍纵即逝的称赞，而应该专注于自己本性中那个永恒的部分里坚固而永恒的物质，专注于那些持久的名誉和荣光，将它们作为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丰富遗产。
应该将此类崇高的原则灌输给那些意气风发的人们，并且用宗教制度帮助这些原则延续下去，并得以实现。每一种道德的、文明的政治制度都只是帮助搭建了连接人类对神圣事物的理解力和情感的纽带，以便构建精良的社会结构的必需品而已，那些拥有特权的人，那些在自己创造的体系中居于高位的人，在整个创造物中注定不会渺小平凡。但无论这个人何时被安置在众生之上的位置，他都应该无限接近自己的完美状态，因为优秀的天性应一直主导（个体的行为），而在这一事例中便更是如此。
国家通过其宗教体制的神圣化管理一群自由且充满敬畏的公民，更是非常必要；因为为了捍卫他们的自由，他们必须拥有一部分决定性的权力。因此对人民来说，比起一个每人都被禁锢在自己私人情感之中、“各家自扫门前雪”的社会来说，他们更需要一个自己对之负有义务且与宗教紧密相连的国家。每一个拥有不同比例权力的人都应该深深铭记他们深信的理念：他们应该秉承对那位唯一的管理者、创作者和建设者的信任行事。
那些构成了集体主权的人们应该比某个单独的君主更深谙这一原则。没有了工具，君主们什么也做不了。使用工具寻求帮助的人们也会遇到障碍，因此他们的权力从来都不是完整的，且对权力极端的滥施会让权力本身变得岌岌可危。这样的人无论受到怎样的奉承，表现出多么固执的傲慢，或是拥有多么强势的自我见解，都应该了解到，无论实证法律有无提及，他们都应该为自己对信任的妄用负责。即使他们没有因为人民的反叛而身首异处，恐怕也会被那些保卫他们安全的禁卫军绞死。我们已经见证了法国国王因为士兵们想要增加薪饷的贪婪而惨遭出卖。但在那些公众权威不受限制的地方，人们变成了更伟大的一方，因为他们自己建立的权力存在着无穷大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工具。他们更接近自己的目标。同时，他们对这个世界上拥有最伟大的统治权力、享有最高荣誉感与尊严的国度，并不需要负什么责任。每个人的公共行为所分得的糟糕的名声，事实上也甚为微小；舆论的作用和滥用权力者的数目成反比。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欣赏让他们得到了看似利于自己的公共评判。因此，一个完美的民主政体就这样变成了世界上最无耻的事物。正因为它最无耻，因而也就最无畏。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可能变成惩罚的对象，居于大多数的人民当然就更不会了；因为所有的惩罚都是为了保护大多数人民而设置，所以大多数人民也就理所当然不会变成任何人施行惩罚的目标。(24)因此他们一定不能肆意想象自己的意愿比任何国王的意愿都更能作为标准来判断正确和错误。应该让他们理解到，他们不具备权利或资格进行独裁，这也是出于对他们自身安全考虑；也就是说表面上他们在展现自己的自由，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实施一种从掌管国家者手中强行掠夺而来的不自然的、本末倒置的控制权力，而这些权力的实施并非彻底维护了他们的利益（事实上那才是他们的权利），而只是偶尔的对他们意愿的卑微屈从。在摒弃了那些真正服务于他们的人身上所具备的道德原则、尊严、判断力和自始而终的性格的同时，他们还让自己变成了那些谄媚讨好者最卑下的俘虏。
当人们清空了内心所有自私的欲望时——除了宗教之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人们这样做；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行使的是一种更高层级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必须源自让意愿与逻辑和谐归一的永恒且不可变更的法律时，他们将会在把这份权力交由低下且无能者时表现出更多的审慎。他们在提名执行机构时，也不会再将这份权力仅仅视为一份可怜的工作，而是一项神圣的功能；不会只关注自己肮脏而自私的利益或是荒唐善变的性情，更不是控制一切的欲望；他们只会将这份权力（任何人都会因为被授予这样的权力而颤抖）交托给那些让他们看到了其德性和智慧的人们，那些适合在一起掌控大局的人们。在充满了缺陷与疾患的人群中，这样的人终将被发现。
当他们习惯性地确信，对于一个本质优良的人来说，任何邪恶的事物——无论是行为或是允诺——都不可被接受的时候，他将能够更好地把那些哪怕有一点点傲慢且目无法律的想法从司法、神职和军务人员的头脑中清除掉。
但国家和法律需要为社会奉献的第一项也是居于引领地位的原则，即是避免那些临时拥有者或终身租用者不去考虑自己从祖先那里得到了什么、以及应该为后人留下些什么，而仅仅将自己当作全能的掌管者。他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有权利取消继承权，或者以随意摧毁整个社会架构的方式来浪费自己继承的财富；不能肆意将一片废墟而非安乐的居所留给后人，不能教给继承者藐视自己的生产发明——就像他们不尊重祖先留下的制度一样。如果改变一个国家变成了如此无原则且方便随意的事情——事实上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梦幻或时尚，那么国家的整个链条和延续性都会被切断。代际之间不再有任何关联，人类也就退化成为了夏日的蚊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