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法理的科学、人类智慧中的骄傲，虽拥有各种瑕疵、繁冗和谬误，却是长久以来将最原初的司法原理与无限的人类忧虑结合在一起的逻辑。然而人们将不再学习这些科学与智慧了。个人的自我满足和傲慢（那些从来都没有见识过高于自己的智慧的侍从们）将侵占法庭上的高位。当然，没有任何法律能够通过为希望和恐惧搭建基础，以将人们的行为约束在某个轨道之内，或者指引他们走向某一个终点。没有任何可以稳固地维护财产、执行职能的模式能够提供给父母以教育他们的后代，也没法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去建造未来的世界。没有任何原则可以提早融入他们的习惯中。最具才能的教导者在完成他关于制度的课程后，还没来得及让那些接受了德性训练并获得了他的关注和尊重的学生们直接投入实践，却发现一切都变了；他突然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受尽蔑视和嘲弄的可怜虫。在一个没有人知晓检验荣誉的标准为何物、且不停更改着货币标准的国度，谁能保证心脏最冲动的跳动会伴随着哪些娇柔、脆弱的荣誉感呢？人们不会再保留他们的收获。科学与文学的蛮荒、艺术与制造业的粗鄙将绝对无误地战胜对扎实的知识和固定的原则的渴求，因此在几代人之内，国家本身亦会隐退，陷入个人主义的阴霾里，消散于来自天堂的风中。
因此，为了避免断层与多变带来的灾难——这种灾难比顽固和盲目的偏见造成的恶果要严重千倍万倍，我们捍卫国家，阻止任何人鲁莽地对待它的缺点与腐败；他没有任何机会可以通过颠覆的方式发起改革，他只能如看待父亲的伤口一般看待国家的缺漏，满怀虔诚的敬畏和揪心的挂念。通过明智的“偏好”，我们了解如何带着恐惧审视那个国度的孩子们，他们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要将自己年迈的祖国父亲撕成碎片，将他放入一伙巫师的釜里，希望他们那些有毒的种子和狂野的诅咒可以更新父亲的血肉，让自己的父亲得以重生。
社会事实上是一部契约。附属于这部契约的其他条约可以因个人为了满足某些临时的利益而被解除，然而国家的契约却不能等同于胡椒、咖啡、棉布或烟草商的合作协议，或是处于同等低下地位的合约，为了一点点暂时性的利益、为了某些党派的幻想就可以被抛弃。它应该得到人们满怀崇敬的对待，因为这不是针对属于粗野动物的随时会灰飞烟灭的事宜达成的合作，而是一项包含了一切德性和完美的契约。这一契约关系会一代代延续下去。它并非仅是生者之间的协议，也是在世的、过世的以及尚未降生的人们之间的约定。每一个国家的契约都只是整个永恒社会契约中的一个条款，在让所有的身体和精神特质都各归其位的不可违反的誓言所允可的契约下，将天性高低不一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贯通于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世界。法律不会屈从于将个人期望强加于法律之人的意志。这个普世王国所拥有的市政机构并不拥有道德上的自由，也不可能随自己的意愿发起任何改良运动，不能将其下属的社区撕为碎片，让国家的契约消失于非社会的、不文明的、分裂而混乱的稚嫩原则中。国家的契约是首要也是至高的必要存在，必要的存在不是选择出来的，而是要作出选择；它需要人们审慎对待，它不认可任何讨论，也不需要任何证据——证据只能将寻求无政府状态的行为合理化。这种必要的存在并非规则的例外，因为它本身就是事物的道德与身体特质的一部分，人们必须自愿或被迫遵从——除非选择的最终目标只是服从于这个必要性。法律被破坏，自然被违犯，背叛者会得到宣判，被驱逐、被流放，离开这个理性、秩序、和平、德性、悔过组成的世界，被抛入疯狂、混乱、邪恶、迷惑、徒劳无用的悲惨的敌对世界中。
我亲爱的先生，以上所述曾是、现在是、而我相信也将一直是这个王国中除了那些无知且不知反思者之外的人民的情感。符合这种描述的人们根据自己应该形成意见的方式而形成了自己的见解。而那些不太肯探索的人们则是从掌控权威者那里习得意见和想法。当然，注定需要依赖他人而生存的人们，并不需要因为自己依靠权威而感到羞愧。这两种人虽然处于不同地位，却都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都跟随着宇宙的秩序而运动。他们都能了解或能感受到一个伟大而古老的真理：“Quod illi principi et præpotenti Deo qui omnem hunc mundum regit，nihil eorum quæ quidem fiant in terris acceptius quam concilia et cætus hominum jure sociati quæ civitates appellantur．”(25)他们接受了这条关于头脑和心灵的准则，并非因为它包含的伟大名字，也不是出于它更加伟大的出处，而是因为它传授给他们的真知灼见，可以作为判断人类的任何想法、共性和关系的依据。他们已确信一切行为都应该有所参照，并习惯于在任何时刻都寻找参考物来跟从。他们无论是单独一人还是集体聚合时，都会认为自己不仅应时时铭记自己的出身和地位，更要向公民社会的缔造者、创立者和保护者奉献自己的爱国敬意；没有这样的敬意，公民社会中的人们不可能达到本来可以达到的完美境界，甚至连接近那个境界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了解，赐予我们本性并希望我们用德行来完善自己本性的上帝，对我们让这一本性变得完美的手段也有所希冀——他期待国家的建立，他期待国家与所有完美的来源和原型紧密相连。而了解他的意愿，也就是万法之法、万权之权的人们，绝不会谴责我们拥有的这份忠诚与敬意，绝不会非难我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承认。我甚至要说，对国家的奉献确实值得登上高高的祭坛受到赞颂，用公共的、庄严的形式进行，无论是楼宇、音乐、装饰、演讲，都应肃穆庄重，而参与者应具备符合人类习俗定义的、从天性中习得的尊严；对一个谦逊而低调的国家，应给予其温和、尊贵而冷静的盛况。出于这些原因，他们认为在刺激个人的奢侈心方面，国家的某部分财富已经派上了用场。这是公共的装饰。这是公众的慰藉。这是人民的期望。最贫穷的人在其中也可以找到重要性和尊严，而个人的财富与骄傲每一时刻都会让层级较低、财富较少的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卑下身份，令他所处的境况受到更大的贬损。这一切对生活卑微者是有益的，它会培养他们的性情，将他们置于一个没有特权的状态中。他们将因为本性而获得平等，因为德行而获得高于平等的地位，而他的国家所花费的这一部分财富便也得到了神圣的洗礼。
我向您保证，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的人。我表达的都是在我们的国度里已经得到了认可的观点——从很早以前一直到现在，经过了持续且普遍的考验。事实上这种理念对我的影响已十分深刻，以至于我很难辨别其中有哪几点是我从他人那里习得的，又有哪几点是我自己冥思的结果。
正是根据这样的理念，英格兰的绝大部分人民不但不认为国家性的宗教体系是非法的，甚至怀疑如果一个国家不拥有这一体系，便是违犯了法律。如果居于法国的你们不相信我们对宗教体系的依恋高于一切，且这种情感超越了任何其他国家，那么就真是大错特错了。尽管有些人会不明智且不公正地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比如最近他们做出的一些行为），但在这些错误中你们至少还可以发现他们对这一理念的热诚。
他们的整个政体都贯穿着这一原则。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教会系统仅是一种方便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作国家的必需品；它不是一种外在的可以分离的附属品，不是补充物，不是他们可以根据偶然的想法保留或扔掉的东西。他们将其看作整个宪法的基础，有了这一系统，有了这一系统的每个部分，才能让这个联合体更加牢不可破。在他们脑海里，教会与国家是不可分割的，很难做到提起其中一个而忽略另一个。
我们的教育系统就是为了巩固和维护这样的想法。我们的教育事实上完全掌握在教会手中，从婴幼儿的教育一直到成人教育。即便在我们的年轻人离开中学和大学，走入他们人生最重要的将学习和经验相连接的阶段时，当他们带着这样的想法拜访其他国家时，陪伴在他们身边的不是年迈的家仆或管家，事实上陪伴我们的年轻贵族及绅士出国的人中，有四分之三都是神职人员；他们并非扮演着严肃的牧师或恭顺的随从的角色，而是作为这些年轻人的朋友，或是性格严谨的旅伴。这些神职人员中，有很多人本身就出身高贵。他们与这些家庭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贵族和教会紧密相连；而同时，教会与国家领袖人物之间的交往又让教会能够获得更多自由。
我们非常执着地坚持着自己古老的教会模式和体制，自14到15世纪起，这一制度几乎没有怎么变过：与对待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我们坚持古老的已经建构完善的信条，从不会完全或突然背离传统。我们发现这些古老制度整体上更有利于社会的道德和纪律；我们认为只要不改变根基，适度的修订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认为，这些制度可以接受新鲜元素或改良，并且最重要的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科学和文化遗产，正如上天相继将它们创造出来一样。这样的哥特式及教士式的教育（这就是这种教育体制的根基）让我们有机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宣布我们在为这个现代世界带来光明的科学、艺术、文学方面的发明与进步。我们认为这种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轻视自己的祖先遗留下来的知识遗产。
英国不认为将属于全体人民的巨大的根本性利益交托给他们并不信任的民事或军事服务系统——也就是交给那些来自个体的不稳定且不可靠的贡献——是明智之举，这种想法也是来自我们对教会制度的依赖。事实上，他们的想法不只这些。他们当然没有经历过——也永远不会经历——教会的不动产被转化为依赖国库的津贴，因为国家的财政危机而被延迟、被停付甚至被取消这样的灾难：事实上有些时候出于政治目的，人们会伪造困境，而且这些所谓的困境都是由政客的挥霍、渎职和贪婪造成的。英国的人民认为他们拥有基于宪法的动机，也有基于宗教的理由，来反对任何将他们独立的教士等级转化为接受国家津贴者的计划。如果教士依附于君王，他们将会为自己岌岌可危的自由而战栗；如果教士依附于君王之外的任何势力，他们则会因为恐惧社会安宁遭到宗教派系倾轧的叨扰而颤抖。因此，他们希望教会可以和他们的国王与贵族一样独立。
通过综合考虑宗教和宪法政策，秉承着要向弱小者提供慰藉、向无知者提供指引的想法，他们将教会的产业定义为私人财产，也就是说国家不是教会的业主，不能使用或掌控教会，而只是其捍卫者或监督者。他们希望这一制度能够和整个地球一样永恒持久，不会随着国库存储的损益与行为的激流而跌宕起伏。
英国的人民——我指的是这个国家里的那些接受过启蒙的领袖人物，那些拥有开放而率直的智慧（如果他们确实拥有智慧的话）的人——会不耻于这样愚蠢的骗人把戏，不耻于名义上信奉任何宗教，却在行为上表现出藐视。如果他们的行为（身体语言很少会撒谎）显示出他们将道德与自然世界的伟大统治原则只视为让世俗者遵从的发明物，那么他们将担心这样的行为会挫败他们视野中的那个政治目标。他们会发现很难让别人信服这个连他们自己都不信任的体系。这片土地上的基督教政治家首先为大众服务，因为他们也是大众；因此，这也是基督教制度和其他所有制度的第一目标。他们已经习得，向贫穷者传授真理是对其使命的最伟大的考验之一。因此，他们认为，那些不认为应该向贫穷者传授真理的人，事实上也并不相信这一真理。然而，他们了解，慈善不应只针对某一类人，而应布施于所有拥有愿望的人，不应该剥夺那些悲惨的大人物应得且急需的悲悯。在这一事业中，他们不会在一连串的挑剔讲究中被击败，不会因为傲慢而放肆的恶臭而退缩，不会放弃对那些拥有愿望的人精神上的斑块或痛楚进行诊疗。他们也了解，对那些大人物来说，宗教的指引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有效；它可以将他们从眼前的巨大诱惑中解救出来，帮助他们面对自己的失误带来的重大后果，抵抗负面事例的感染，让他们在谦逊与德行的车辇前弯下骄傲和野心的颈项，让他们明白如今在法院、军队、议会甚至厂房或田野间都已遍布了对人类必须了解的事物的愚蠢和无知。
令英国人满意的是，对于大人物来说，宗教带来的慰藉与指引同等重要。他们同样生活在不快中。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痛苦，有源自家庭的悲伤。在这些方面，他们没有特权。他们必须支付道德所征收的全额赋税。他们需要更好的良药来排解这种折磨人的关心和焦虑，解救他们的良药与那些诊疗动物的需要有限的药方不同，前者范围广阔，在无边际的领域里拥有多种多样的形态及组合形式。我们不开心的兄弟们恰恰缺少某些慈善救济品，以填补自己无所希冀无所恐惧的头脑中留有的阴郁的空白。这些无事可做的人们需要用这些救济品来排解自己无精打采的情绪，用它们带来的欢愉刺激自己生存的欲望、击退心中的厌腻麻木；因为他们的本性里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欢愉，连欲望本身都变成了值得期待的事物，成就感被早已悉心设计好的一切所摧毁，而希望与成就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间隔或障碍。
英国人民知道，宗教的教师们在与那些长期以来位高权重的人交往时，其礼仪习惯需要与对方协调一致，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要拥有可以控制对方的权威，否则很难对其产生影响；对那些新贵们就更是如此了。如果这些精神上的教师与家仆地位无异，那么这些位高权重者又将对他们抱有怎样的印象呢？如果有人甘愿贫穷，那么情况或许有所不同。克己的案例可以在我们头脑中留下清晰的印象；没有欲望的人可以得到伟大的自由，得到坚韧果断，甚至得到尊严。因此，我们远见卓识的宪法非常关怀那些愿意指引自以为是的无知者的人们，那些愿意去搜寻傲慢恶习的人们，让这些人不会招致轻蔑，也无需从事体力劳动。正因如此，我们在帮助穷人的同时，还要带着家长式的关切心态来防止宗教被归入混乱模糊的市政机构或者穷乡僻壤的管辖范围。不！我们要让她在法庭或议会中昂首挺胸。我们要让她融入人民的生活，深入到社会的全部等级中。英国的人民将向世界上所有傲慢的君主和那些多言的诡辩家展示，一个自由、慷慨、见多识广的国家会尊重自己教会的崇高地位；不会让他们的教会遭受财富和权贵阶层或任何装腔作势者的傲慢对待，不会污蔑嘲讽他们本该尊敬地仰视的事物，同时也不会践踏获得了尊贵地位的阶层，因为这样的尊贵地位是学识、虔诚与美德的果实，而非给予他们的赏赐。他们看得到，大主教拥有高于公爵的地位，而这样的差距却完全不会引起痛苦或嫉恨；他们看得到，达拉谟(26)或是温切斯特(27)的主教每年可以得到1万英镑的收入。他们不明白的是，主教拥有这样的收入与伯爵或地主乡绅拥有同等数量的财产有什么差别——虽然前者确实不拥有那么多的犬只或马匹，而这些动物的食物恐怕好过很多人家的儿童的食物。诚然，教会的收入里，并非每一个先令都投到了慈善中——事实上也不该如此，但有一部分收入确实被用在了慈善事业上。如果想珍惜德性和人性，最好是留给它们自由的意志，即便不能百分之百达到目的，也好过将人彻底变成政治慈善里的机器和工具。自由会让世界在整体上有所收获；没有自由，德性便不可能存在。
国家一旦确认了教会对其不动产的所有权，就不会再接受其他任何看法。财产过多或过少都是对所有权的背离。当最高权威对此拥有完全且最高的监督权力——正如对其他所有财产一样——以防止任何类别的滥用、为它指引一个符合其制度目标的方向时，那么无论财产多寡，恐怕也不会带来什么恶果了。
在英国，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那些对地位、荣誉和收入（并非来源于他人，是为实现美德而留出的）投以白眼的人，本质上是出于对新贵的嫉妒与恶意，而非对克己的热爱和对古典教会的耻辱感。英国人的耳朵是不同的，他们听到了那些人的粗俗言语。那些人的舌头背叛了他们，他们的语言是谬误的patois(28)，是虚伪的黑话与胡话：当这些空谈者要让教士阶层陷入最原初的传福音的穷困状态时，英国人一定会这样认为。事实上，在精神上，他们会一直铭记那种贫穷状态（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无论我们是否希望如此），然而在物质层面上，当这一阶层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时，当行为、礼仪、生活模式以及整个人类事务秩序都经历了完全的革命时，他们的财产状态也会有所不同。当我们看到那时的改革者将个人的财产奉献给了公众利益，恪守着传统教会的简朴理念时，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是诚实的热心者，而非此刻我们眼中的骗子。
大不列颠下议院拥有了这样的观念，便绝不会通过没收充公教会和穷人的财产来寻求资源。亵渎神圣和剥夺权利绝不是我们的委员惯于采取的方式和策略。哪怕是交易巷（Change Alley）里的老犹太们也没有胆大到敢用坎特伯雷大主教教区的财产来作抵押的地步。我不怕受到非难，可以向您保证，在这个王国里的任何派别或任何职业中，没有一个您可以引证的公众人物会不责怪国民议会在胁迫下做出的不诚实且残忍的没收行为，事实上他们没收的财产正是他们最先应该保护的东西。
我带着民族自豪感带来的欣喜告诉您，我们之中的那些希望用满杯子的可憎污物向巴黎的团体祝酒的人们已经遭到了打击。对贵国教会的抢掠恰恰证明了我们拥有的财产的安全。这一行为唤醒了我们的人民。他们恐惧而警醒地发现了大量无耻的剥夺权利的行为。贵国的事件打开了他们的双眼，且会让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那些阴险人物自私想法的膨胀，看到他们关于自由的狭隘情感，开始只是虚伪和谬误，而最终则变成了公开的暴力和劫掠。在这里我们拥有类似的起点。然而我们会杜绝走向类似的结局。
我希望我们不会失去社会法律赋予我们的所有责任感，不会以公共服务为借口，没收任何一个无害公民的财产。除了暴君（这是一个可以代表一切损害且贬低人类本性的名称）之外，又有谁会任成千上万来自各个阶层和职业的人获取他人财产，不指责、不过问、不审判？又有哪个还存留着些许人性遗迹的人，会让拥有高贵身份和神圣职责、用自己的土地财产维持着在国家中至高地位的人们——其中有一些人会即刻得到感激和同情——降格到贫穷、压抑、遭人蔑视的地位？
————————————————————
(1) “让诗人获得许可，然后再去杀戮，”就像是恩培多克勒那样，“冷酷地冲入了埃特纳的火焰中。”出自贺拉斯《诗艺》，第465—466节；选自《诗歌翻译》，第4章，第325节。——编者注
(2) “当你的阶级要推翻暴君时，会需要什么样的坚韧精神呢？”出自朱文纳尔《讽刺诗》，第7卷，第151节。选自朱文纳尔的《讽刺诗》，第97节。——编者注
(3) 这些绅士中另一位值得尊敬的牧师在见证了巴黎近期展示出的一些奇观后发表了如下感慨：“一个国王被打败他的臣民们押解在胜利的队伍中，这是人类社会中少有的壮观场景，也是我生命里鲜有的需要带着钦佩和满足来记忆的场面。”剩下的那些先生们非常赞同他的感受。（理查德•普莱斯后来称柏克引用的这段话事实上指的是1789年7月攻占巴士底狱后路易十六到访巴黎，并非1789年10月时被迫回到巴黎时的情境。）——原注
(4) 《国家审判》，第2卷，第360和363页。——原注
(5) 出自《圣路加福音》第2章，第29—30节，西缅之颂，通常在一个人允许自己离开时被引用。——编者注
(6) 罗马的阴谋反叛者，欲刺杀执政官西塞罗，却被发现。柏克将此人作为莽撞大意的代表。——译注
(7) 喀提林阴谋的参与者，最终被绞死。——译注
(8) “以后，再没有独裁者需要感到羞愧了，再没有军事命令的借口，而议会也不再会被作为屏障而遭受控诉。”出自卢肯《内战记》，第9卷，第206—207节。——编者注
(9) 1789年10月6日。——原注
(10) 伦敦的一间因残酷而臭名昭著的监狱。——译注
(11) 原文为“leze nation”：国民公会定义的背叛国家的罪行。——编者注
(12) 出自《麦克白》，第二场，第22幕。这里的“慰藉”暗示着睡眠。——编者注
(13) 原文中的口号为“Tous les Evêques à la lanterne．”——原注
(14) 大灾难后，撒旦被捆绑锁入无底坑，然后耶稣基督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王国，并亲自统治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无比美好，是天国在地球上的缩影。参阅《以赛亚书》。——译注
(15) 在这里可以提一下一位亲眼见证了这一事件的人所写的一封信。这位见证者是国民议会中最诚实、最有智慧也最有口才的代表，也是这个国家最活跃最热情的改革者之一。他自觉有义务退出国民议会。而且在亲历了虔诚凯旋的恐怖，看到整个国家位置错乱、从罪行中获得利益的人——或是引起这些罪行的人——掌握了引领公共事务的权力后，他主动成为了流亡者。
以下是德•拉利•拖勒达勒先生（M．de Lally Tollendal）写给一位朋友的第二封信函的摘录：
“让我们谈一谈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吧：以我的良心判断，我的角色是绝对正义的。这个罪恶的城市或这个更罪恶的国民议会都不值得我向他们自辩，但我真心希望能让您和那些与您想法相同的人们不会谴责我。我向您保证，我的健康状况让我没有办法再履行我的职责；但即使不去考虑这个问题，我也已经无力再让眼前这些恐怖的情境流淌过我的血液，那些人群、险些遭到杀害的王后、如奴隶般的国王在杀手狂徒的推搡中走入了巴黎，前面便是可怜的侍卫被砍下的脑袋。满街尽是反叛的士兵、刺客、吃人的妇女、还有在国王和两个主教坐在马车上进入巴黎时人们‘将所有主教都吊在灯柱上绞死’的呼喊声。我看到有人向王后的某一辆马车射击。巴伊先生将这一天称为‘伟大的日子’。一早，国民议会就冷静地宣布，如果为了陪伴国王而休会，议会将会丧失它的尊严。而之后，米拉波又堂而皇之地说，国家这艘大船不会停止航行，而是会加速驶向它的新生。再接着，巴纳夫先生便与米拉波一起大笑起来。就在那时，我们身边已血流成河，善良的穆尼埃从20多个希望取他首级来炫耀另一场胜利的杀手的围困下奇迹般逃了出来。从这一刻开始，我便发誓绝不会再踏入那个食人兽的窑洞半步，因为在那里我早已失去了发声的权力，而事实上这6个星期的一切本也是徒劳。
“穆尼埃、所有诚实的人们还有我自己都必须利用所有的资源离开这里。没有任何恐惧可以压倒我。任何在这件事情上的自我辩解都会让我脸红。在那条路上，我看到了一些比那群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狂徒要少些罪恶的人向我鼓掌庆贺，这可能会让有些人感到骄傲，却令我浑身震颤。那满目的鲜血给我带来的愤慨、恐惧和身体的抽搐让我最终决定放弃。人们会冒生命之险，这种冒险是为了让人变成有用之才。然而普天之下没有任何权力，没有任何公众或私人意见有权宣判让我在每一分钟都要经历这场我完全无法阻挡的罪恶的胜利所带来的上千次折磨，让内心的绝望和愤怒将我毁灭。他们将排斥我；他们将没收我的财产。我在入土之前不应再见到这些人。这就是我的自辩书。您可以阅读，可以展示，可以将它复制传播。不能理解它的人实在是太可悲了。让他们得到它并不是我的错。”
这位军人没有老犹太先生们那么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参阅穆尼埃先生对这段变故的叙述；这位先生充满了荣耀、美德与智慧，因此只能走上逃亡的道路。）
请注意：穆尼埃先生当时是国民议会的发言人。这位本是最坚定的自由维护者从那时起决定流亡。——原注
(16) 这并不够，你们书写，你们诱惑，用自在与优雅；一出戏剧要用温柔的关怀温暖人心。出自贺拉斯《诗艺》，第99节，选自《诗歌翻译》，第4章，第273节。——编者注
(17) 这里应该是特指巴伊和孔多塞的命运。对比之前的审判和执行与此处的预言。——原注
(18) “我们种族的摇篮。”出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第3卷，第105节。——编者注
(19) 尼禄的母亲。——译注
(20) 理查德•普莱斯还是一位经济学家，曾经撰写过很多关于利息的著作。——编者注
(21) 据我所知，一封被认为是某持异议的大臣曾发表的信中对英国人的说法有所误传——他在向普莱斯博士提到巴黎现在盛行的思想时曾这样说：“这个地方的人们已经摒弃了他们的国王和贵族塞入他们头脑中的那些骄傲的等级区别；当他们谈论到国王、贵族或神职人员时，他们整个的语言体系都显现出英国人最为先进和自由的思想。”如果这位绅士所说的先进和自由只是特指英国人中的某个团体的话，那么他有可能是对的，但绝非普遍如此。——原注
(22) 英国政治家和政治作家，英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代表。——译注
(23) “所以公民首先应该信服，上帝是一切的主人和掌管者，应该完成的事已经在他的授意与权威下完成；同时，他还是人类的施予者，观察每个人所属的类别——他的行为与轻罪、态度以及对宗教的忠诚——并记下他们的虔诚和不虔诚。被这些事实影响的精神绝不会远离正确且健全的思想。”出自西塞罗《法律》，第2章，第15—16节。——原注
(24) Quicquid multis peccatur inultem．“成千上万人的罪恶不会被惩罚。”出自卢肯《内战记》第5卷，第260节。——原注
(25) “对于统治着宇宙万物的至高无上的上帝而言，没有什么（或没有什么发生在地上的）比那个被称为国家的通过公正将人们联合在一起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群体更受他的欢迎了。”出自西塞罗《论共和国》，第5卷，第13页。——编者注
(26) 英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译注
(27) 英国的城市，曾经是英格兰的首都。——译注
(28) 方言的意思。——编者注
5 批判法国对教会财产的剥夺
法国剥夺教会财产
没收命令的执行者在将这些受害者从属于他们自己的餐桌旁赶走后，在饱览了眼前的饕餮盛宴后，确实会赏赐给那些受害者们一些本属于他们的餐桌上的残羹剩饭。但让本来经济独立的人们重新靠劳作生活实在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对于处于某种生活状态的人来讲，这也许可以容忍，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却是无法习惯的。环境发生改变后，这种情况有可能发展为可怕的革命；有德行者或许不愿意对罪责作出谴责，然而其他人则会想让冒犯者血债血还。从教育体制以及他们在行政机构肩负的职责中获得了双重“偏见”的人们，如今却要从那些毫无敬意和虔诚的掠夺者手中拿回自己财产的残渣。他们从此接受的（如果真的可以收到任何东西的话）不再是虔诚的信仰者的捐赠，而是已经公开声明了立场的无神论者带着傲慢的温和态度作出的施舍，以延续遭受到无限轻蔑和歧视的宗教；而这种安排只是为了让接受这份邪恶施舍的人们失去在大众眼中的一切地位。这无疑是不尽痛苦的累加。
但这种没收财产的行为，看上去仿佛是法律的裁决，而非充公行为。皇宫学会或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人们发现，上千年来那些依法拥有某些财产及其使用权和传承而来的职业的人们，事实上根本无权拥有这一切。他们说神职人员完全是国家虚构出来的产物，因此他们可以随意将其摧毁，更不用说限制和调整他们本不该拥有的、原属于这个虚构故事的创造者——也就是国家——的财产。因此我们也就毫无必要考虑这些有着自然人格的人们在其建设性的品格遭到如此回报之后，心中会产生怎样的自然情感了。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你们是以何种名义去伤害这些人，掠夺他们经过国家的允可甚至鼓励而从事某一职业所获得的报酬。更何况他们正是基于这份财产的稳定性来计划自己的生活、债务，并且让大众完全依赖于他们。
先生，您不用担心我会过于冗长地赞美这个可怜的阶层。关于暴政的辩论和它所施展的暴力一样可鄙。如果你们的充公执行者们在犯下最初的一系列罪责时，没有获得一种可以保障他们之后犯下或可以犯下的所有罪过不受惩罚的权力，那么此刻这些诡辩家将因为成为偷窃和谋杀的同谋而面对刽子手的皮鞭，而非逻辑学家的三段论。巴黎满口诡辩的独裁者大声驳斥着那些曾让全世界头疼的过往的皇室暴君们。他们这样勇敢，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会被曾经的统治者关入地牢或铁笼。而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独裁者在我们眼皮底下上演着更糟糕的悲剧时，是否也应该对他们温柔一些呢？如果诚实的代价是对那些行为可憎的人的观点表示轻蔑，我们是否应该放弃使用那些我们本可以使用的自由呢？
财产权利引发的愤怒最初被他们的行为体系中一些最令人震惊的借口托辞所掩盖，也就是关于国家信仰的托辞。财产的敌人们首先假惺惺地对国王和公共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温柔的、纤弱的、富有良心的焦虑。这些人权的教授们如此忙碌地教育着他人，反复强调他们没有自学的能力；否则他们将了解到，公民社会最初的信仰是对人民财产的承诺，而非听从国家债权人的命令。公民的需求拥有优先的权利和崇高的名誉，在任何裁决中都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个人的财产——无论是自己获得的，或者从家族里继承的，又或是因为在一些社区中从事善举而得到的——都不能成为债权人表面上或潜在的抵押品。他在任何讨价还价的时刻都不应该将这些财产纳入他的考虑之内。他非常清楚，无论由君主还是由议会代表的公权力，都只能抵押公共财产，而公权力拥有的所有公共财产也只能来自通过公平且强制性的方式向大众收取的税收。债权人可以参与运作的只是这些财产，再无其他。没有人可以将自己的不公作为抵押品以换取忠诚。
新的公共信仰中所共存的极端的严酷与极端的散漫之间的矛盾实在太过明显，以至于让人很难视而不见。这种矛盾影响到了这一交易的过程；同时它产生的影响不是基于义务的性质，而是基于参与交易的人的职业。在国民议会的议员们看来，法国国王的旧政府除了有关钱财的法案之外，没有一项法案是有效的，甚至是否合法都是模糊不清的。在他们眼中，那些法案是如此令人厌恶，以至于在那个时代提出索取薪金的需求都是一种罪恶。为国家服务而得到的报酬当然属于正当的财产来源，绝不会比借钱给国家而获得的任何抵押品缺乏正当性。事实上，这样的财产更具合法性，因为国家付出的钱财确实换来了服务。然而，我们已经见证了法国那些哪怕在最残酷的年代也没有被最暴戾的大臣们剥夺掉津贴的神职人员们，如今却遭到高举人权的议会最为无情地掠夺。而当他们要求拿回自己的血汗钱时，那些人却告诉他们，眼前的这个国家并不打算报答他们提供的服务。
公众信仰的散漫不仅只针对这些不幸的人们。国民议会为了维护其行为的前后一致，正在开展一场值得尊重的讨论，商榷前政府和其他国家建立的各项条约还拥有多大的约束力，而议会的委员会也将报告他们批准哪些条约，以及不批准哪些。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维护了这个刚刚成立的国家对外与对内同等程度的真实性。
很难想象，什么样的理性原则规定王室政府不拥有对服务进行报偿、或运用凭借君权签定条约的权力，反而要向债权人抵押国家实际的和可能的财产。在任何情况下，国家的财产都是法国国王乃至整个欧洲的任何国王都不能轻易施用君权而随意触及的。抵押公共收入则意味着国王的统治完全控制了公共财政。这远远超越了征收任何一种临时性或偶然性的赋税的委托权。然而这些蕴含着危险的权利法案（标志着没有界限的专制）已成为唯一被奉若神祉的原则。一个民主的议会怎么会将他们的偏好给予所有的君权中最该受到批判与谴责的权威？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调和这样的前后矛盾，也不可以用片面的偏好来代表公平的原则。而那些不承认任何正当理由的矛盾和以偏概全不会因为没有充分理由就显得合理而公正，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的理由并不难找到。
这种剥夺背后的动力
法国的巨额债务推动了庞大的金融利益的滋长，也让利益者的受惠方拥有了巨大的权威。那个王国曾经盛行的传统习惯，是土地和货币之间的相互转换，而这一交换方式总会造成困难。法国的家庭分授财产的协定比英国要普遍而严格很多。Jus retractus(1)、国王拥有的被法国的法律规定不可转让的大量不动产以及教士等级的大量产业，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得法国的土地和货币分离开来，且很难混合在一起，而分别拥有这两种类别的财产中任何一种的人们也不似在英国那样相互友好。
长久以来，人民一直都在用一种颇为邪恶的目光来审视金融财产。他们认为这些财产就是造成他们的生活压力的原因，并会不断加深他们的不幸。而同时，古老的地产拥有者们也同样对其抱有妒意，一方面是出于和人民同样的缘由，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财产奢华和炫目的光芒使得他们算不上得天独厚的血统和头顶上空泛的头衔顿时显得更加黯然失色了。即便代表了更为恒久的不动产利益的贵族通过婚姻与其他行业联合在一起，依靠对方的财富拯救这条血脉于水火，这些财富恐怕还是会污染和降低家族的身份。因此，平时那些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和解良方，反而会加深两者之间的仇恨与嫉妒。同时，并非贵族或新贵族的富人们内心的骄傲随着他们财富的积聚日益升腾。他们气愤地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而其中的理由是他们根本无法接受的。为了报复对方的傲慢带给他们的屈辱，为了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外界的评判提升到与其财富相匹配的地位，他们愿意采取任何手段。他们通过国王和教会来打击贵族。他们找到对方最脆弱的地方——国王的赏赐基本上会成为贵族头上的教会财产，予以重击。除了少数例外，绝大部分的主教职位和大修道院的圣职都是由贵族担任的。
在法国发生的这场旧有的贵族土地利益与新兴的金融利益之间不易察觉却真实存在的战争中，后者掌握着最实用因此也最大的力量。金融利益在本质上更适合任何冒险，而这一利益的持有者也更乐于接受经营各类新型的企业和生意。由于他们的财富都是新近积累而成的，因此它们可以很自然地适应任何新鲜事物。正因为这样，此类财富将被那些希望改变的人所利用。
因为这一财富的积聚，一种新型的人诞生了。这些财富与这些人很快结成了一个紧密且引人注目的联盟，我指的是文人政客。文人喜欢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因此从来都不会反对创新。从路易十四的生命和光环走向黯然开始，路易十四本人、摄政者或是王位继承者都没有对文人们进行足够的栽培；同时这些文人也没有像在之前讲究排场且政策昌明的辉煌时代那样，能够系统化地效力于宫廷以获得恩宠和薪水。在失去了旧宫廷的荫蔽后，他们便希望通过加入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以作弥补；在这方面，法国的两个学院及之后由这些学院里的先生组织经营的一个百科全书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个文学小集团在几年前策划了一个摧毁基督教的计划。他们追求这一目标时的热情迄今为止只能在一些信仰体系的传播者身上才能发现。拥有这种热情的人，都狂热地沉浸在改宗精神中；而怀抱着这样的热情，改宗精神很快就发展成了迫害精神。(2)他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行为来促成自己目标的实现，而他们那些还在进行中的行为，最终也会通过比较温和中庸的方式在之后较长的时间段内如愿以偿。他们用高超的手段和坚定的毅力丰富自己，以获得文学大道上的全部殊荣。事实上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在文学与科学界占据了相当高的位置。世界赋予了他们公正，因为他们的天才而原谅了其原则中的邪恶倾向。这是真正的慷慨，他们的回报却是将对理性、学识与品位的声明全部聚集在了自己或其跟从者身上。我将冒险断言，这种狭隘而排他的精神对文学和品位造成的偏颇影响远小于其对道德与真正的哲学造成的影响。这些无神论的奠基者本身就拥有偏执的个性，他们学会了用教士的精神去驳斥教士。但在有些事务上，他们又是俗人。这些阴谋的资源会被用来支持辩论和智慧所蕴含的缺陷。这个文学垄断体系坚持不懈地诋毁及败坏那些不支持他们小集团的人的名声。在那些观察了他们行为所体现的精神的人们看来，很明显他们一直想要的除了用口头和笔头的权力来摧毁财产、自由及生命之外，再无其他。
针对他们的零散而脆弱的打击行为大部分是形式上和礼仪上的姿态，而并非出于憎恨，因此也没能削弱他们的力量，或是松懈他们的努力。事实上无论他们遇到的是反对还是成功，一种迄今为止举世未知的暴烈而恶毒的热情占据了他们的头脑，充斥了他们的整个谈话，让他们本应情趣盎然、颇有指导性的谈话变得十足可厌。小集团观念、阴谋、改宗的精神弥漫在他们的思想、言语和行动中。这种富有争议的热情很快将他们的想法转化为武力。他们开始逐渐和外国的统治势力建立联络，极尽奉承之能事，希望对方的权威能够带来他们希望的变化。对他们来说，这些变化是通过专制统治的雷电还是通过人民暴动的震荡来完成，都不重要。然而小集团与前普鲁士国王之间的联络将为他们的行动精神投下巨大的光芒。(3)抱着与密谋联络他国统治者相同的目的，他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开发同法国金融势力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通过那些占据高位、拥有最频繁而确定的宣传机会的人，来小心地占据意见传播的路径。
作家们，尤其是以团体的形式行动、并指向同一个方向时，就会对公众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作家们和金融势力的联盟(4)在去除公众对财富拥有者的憎恨与嫉妒方面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和所有新奇事物的宣传者一样，这些作家假装表现出对穷人和下层的伟大同情，同时在自己的讽刺文章中夸张地宣扬着对法院的错误、对贵族、对神职人员的仇恨。他们变成了人民的煽动者。他们扮演着纽带的角色，将怀着同一目标的令人反感的财富实例与歇斯底里的贫民联合在一起。
由于这两种人成为了最近这些事件的领导人物，所以他们的切入点与政治纲领不会建基于任何法律或政策的原则，而是作为一种引发群众对教士等级不动产的仇恨与愤怒的导火线，从而导致这些财产遭到群众的攻击；同时，与他们谎称的原则相反，这些政策还要照顾到最初来自王室权威的金融利益。所有对财产和权力的憎恨都被特意导向了除了金融势力之外的其他富裕群体。除了我陈述的这样的原则之外，还有些什么原则可能带来这样超乎寻常且不自然的变故，让多年来经历了无数内忧外患都依然稳固地承袭下来的教士阶层的所有物在顷刻间受到了法律和偏见的制约，只能被作为一个饱受攻击和颠覆的政府借债的抵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