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剥夺是过分的
公共产业足够偿还公共债务吗？如果不够的话，则一定会导致某一方群体的损失——当合约双方在合约签署时就已经纳入计算的、唯一合法所有的产业突然不够支付债务时，根据自然法则和法律公平，谁该来承担这一后果呢？答案只可能有三种：不是轻信的那一方，就是劝说对方信任自己的那一方，再不然就是两者都要负责任。不可能要与这项交易没有任何关系的第三方来负责。在任何破产事件中，那些不明智的进行不良贷款的人，或者那些提供无效抵押物的人，最终都应付出代价。法律不会承认任何其他的决定规则。但在这个鼓吹人权的新制度下，唯一理所当然应该承受这一后果的人，却是唯一被毫发无伤地拯救于危难的人：那些真正偿还债务者，既非借债者，也非债主；既非抵押人，也非承受抵押人。
神职人员和这些交易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和这些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债务问题的公共事务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他们自己的债务，他们不免要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责任。在这个崭新的公平和道德环境下，对于国民议会来说，再没什么能像他们针对教士债务的处理方式一样，能显示出他们真正的精神了，而这种精神与公共的没收行为达成了和谐一致。执行充公没收行为的机构对金融势力可谓忠于职守，而对其他所有利益体则极尽欺骗之能事。他们发现教士有能力负担一项法律债务。当然，他们会声明教士等级确实合法拥有他们可以用来抵押以偿还这笔债务的财产，用法案承认这些实际上遭到严重迫害的公民的权利。
假若如我所说，除了社会大众之外，还有什么人应该对国家的债权人作出补偿的话，那也应是那些作出这一交易安排的人。为什么没收那些财政监督官员的财产呢？(5)为什么不没收那些随着国家走向破产反而赚得盆满钵满的大臣、财政官员、银行家的财产呢？为什么与公共基金毫无关系的巴黎大主教的地产惨遭充公，而拉博德（Laborde）先生的产业却毫发无伤呢？或者如果贵国为了保护金融势力的利益而没收旧有地产的话，那么为何只针对教士等级呢？我不知道舒瓦瑟尔公爵（Duke de Choiseul）(6)在大肆挥霍后是否留下了任何国王曾经给予的赏赐，以偿还那个光辉时代的每一笔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庞大开支为法国所带来的债务。如果真的还有这样的遗留，那么为什么不没收这些财产？我在旧政府当政时曾经到过巴黎，当时艾吉永公爵（Duke d'Aiguillon）刚刚被保皇派从断头台上抢夺下来（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他曾任大臣，并且与那个铺张浪费的年代不无牵连。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他的地产直接被交给其所属的市政机构呢？诺阿耶（Noailles）家族一直都效命于法国国王（我承认他们算得上国王的优秀仆人），因此当然也得到过赏赐。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关将他们的产业没收充公以偿还债务的消息呢？为什么罗什富科公爵的产业就比罗什富科红衣大主教（Cardinal de Rochefoucault）的产业更加神圣呢？当然，我并不怀疑前者是一位可敬的人物，而且（如果我们谈论财富的使用并不会玷污这些产业的名声的话）他确实合理利用了他的收入；但如果这并未对他太过不敬的话，我想说——我所掌握的信息保证了我有权这样说——他的兄弟(7)，鲁昂的红衣大主教对自己财富的运用远比他更加值得赞许且富有公共精神。有没有谁在听说对教士等级的剥削之后，会不感到气愤和厌恶？他们不是对此类情境不会产生任何情感的人。如果他无权表达这样的情绪，就不能称为一个自由的人了。
哪怕野蛮的征服者，也很少会制造出这样一场财产上的革命。罗马小集团的头领们在他们的每一场抢掠之后将“crudelem illam hastam”(8)插入土地时，都从未对被征服的公民的财产进行过如此巨额的出售。相比之下，古代那些暴君的所作所为实在称不上冷血。只是他们的激情燃烧了，脾气暴戾了，思想困惑了；他们心中升腾着报复的怒火，要在眼前无尽的你争我夺的血腥战役中发起反击。他们害怕随着将财产归还给那些遭到他们不可原谅的伤害的家庭后，权力也会遭到剥夺，因此才会做出残暴的行为。
这些罗马的掠夺者只能算最早期阶段的暴君，况且也没有受到“人权”理念的指引——有了这一理念的指引，他们将可以不带任何冲动地向彼此施展一切最残酷的行为，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给这些不公正的举动涂抹些色彩。他们只是将被征服者看成装备了武器的卖国贼，或是对国家充满敌意的背叛者。在贵国已经得到改良的思想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形式。你们会紧紧抓住那500万英镑年租，把四五万人从自己的房子里赶出来，因为“这是你们的幸福”。英国的亨利八世（Henry the Eighth）不比罗马的马略（Mariuses）和苏拉（Sullas）更有眼界学识，也没有在贵国的新学校受过教育，因此不能在那本关于威力巨大的武器的杂志中找到“人权”这样有效的专制统治工具。但他决定掠夺修道院时——正如现在的雅各宾派掠夺一切教会财产一样，他还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专门审查这些区域里的犯罪和渎职的情况。和料想的一样，委员会的汇报有真实，有夸张，亦有谎言。但无论真假，它确实报告了犯罪和渎职的案件。不过，因为渎职行为可以被改正，因为并非每次犯罪都需要用没收财产来进行制裁，因为就算在那样的黑暗年代，财产也没有被视为一种偏颇的产物，所以所有汇报出的案件（其数量已经足够多了）都不能构成他希望的没收行为的充分理由。因此，他只能设法让他们在形式上让出这些财产。一个被视为历史上最残暴的独裁者之一的暴君，都需要以这一系列艰难举措作为必要前提，再加上用土地贿赂其肮脏的两院议员，并保证让他们得到永久的免税权，最终才敢冒险要求议会通过他的法案。如果他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四个技术名词就可以救他于水火；他只需念出这一咒语：“哲学，光明，慷慨，人权。”
我实在不能赞颂独裁者的行为，至今也没有任何声音曾赞颂过他们掩盖在虚假保护色之下的行为；但在这些保护色下，对裁决权力的专制却得到了敬意。凌驾于一切恐惧和悔恨之上的权力，却不能抛却羞愧。在羞耻心的监督下，心中的德性便不会完全灭绝，同时谦逊也不可能被彻底驱逐出暴君的头颅。
我相信任何一个诚实的人在反思了我们的政治诗人的行为后，都会心生同情，每每这些专制主义的行为勾当出现在他的眼前或脑海里时，都会祷告能够摆脱这样的征兆：
但愿不会有狂风暴雨
降临在我们的时代，在这里损伤便要改革。
告诉我（我的缪斯），
基督徒国王犯下了
怎样巨大的罪过，
奢侈？欲望？
他是有节制的、单纯的、公平的吗？
这是他们的罪行吗？相比来说更应算是他自己的罪行。
但如果财富对他来说都是罪行的话，
那么实在是太可悲了。(9)
这种剥夺在财政上并不必要
同样的财富——在所有时代、所有政体下，无论对于贫穷还是贪婪的专制权力来说，它都是忤逆和叛国——引诱你们顷刻间摧毁了所有权、法律和宗教。然而法兰西是否真的如此悲惨绝望，以至除了劫掠他人财产之外，便再不能维持生息？在这一方面，我确实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信息。三级会议召开时，法国的财政状况是否真的到了哪怕各个部门都依照原则节省开支，也不可能让各个等级分摊支出，以帮助国家恢复元气的地步？如果这样的平等税收就足以解决问题，那么你们应该清楚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内克先生（M．Necker）在向凡尔赛的三个等级提交预算案时，已经向整个法兰西阐明了个中细节。(10)
如果我们相信他，那么就没有必要为了维持法国的收支平衡而征收任何新的税赋了。他解释道，法国各种名目的常规性开支——包括新增的4亿贷款的利息——为531444000利弗尔；而固定收入则为475294000利弗尔，因此赤字为56150000利弗尔，大约等于220万英镑。为了平衡收支，他提出了节约开支并提高收入的计划（该计划被认为完全可以实现），得出的数目居然还高过了赤字的数目；之后他果断总结道（第39页）：“Quel pays，Messieurs，que celui，où，sans impçts et avec de simples objets inapperçus，on peut faire disparoître un deficit qui a fait tant de brui ten Europe．”(11)内克的演说中提到的偿还债务、消除赤字和其他公共债务及政治安排的伟大目标是不容怀疑的，只需对公民一视同仁地进行适度的按比例的评估，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如果内克先生的这种说法是虚假的，那么国民议会迫使国王接受内克作为其大臣的行为恐怕应该遭到最大的谴责了，况且废黜国王正是由于他雇用了一位在关键时刻、关键位置上居然滥用了君主以及议会代表们对自己的信任的人作为他们的大臣。但如果他所述属实（和你们一样，我一直都对内克先生甚为尊重，因此我并不怀疑他说的话），那么我们又怎能赞同那些置温和的、有理有据的全民贡献的方式于不顾，却偏偏要进行冷血且全无必要的偏颇而残忍的没收行为的人们呢？
难道是教士等级或贵族等级基于自己的特权而拒绝了这样的提案吗？当然不是。关于教士，他们的想法比第三等级的希冀更为超前。三级会议召开前，他们就已经委托代表们表达了放弃自己的一切豁免权的愿望。事实上在放弃豁免权的问题上，他们表现出了比贵族更明显的积极性。
但让我们假设赤字依然保持在内克先生所说的5600万利弗尔（220万英镑）的水平上，让我们假设他提出的所有偿还方式都是粗略而毫无证据的，让我们假设国民议会（或者他们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契约主宰者(12)）完全有理由将整个赤字负担加诸教士等级的身上。即便如此，220万英镑的赤字并不能将这价值500万利弗尔的没收款项合理化。虽然针对全民的220万英镑的强迫性征款对于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教士等级来讲确实有些沉重而不公，但至少不至于为被征收者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因此显然，这一方案并没有满足那些国家管控者的真正需求。
或许对法兰西不熟悉的人们当听到教士和贵族在赋税方面享有的特权时，会想象这些人在大革命前恐怕对这个国家毫无贡献。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诚然，这两个等级内部做出的贡献并不是均等的，而同时他们与平民的贡献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无论如何，这两个等级的付出都是可观的。事实上，无论贵族还是教士都不能豁免消费税、关税或者任何形式的间接性征税，而这些税务在法国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公共费用。此外，贵族要缴纳人头税，还有一种被称为“20便士”的土地税——以英镑来计算的话，这项赋税有时候可以高达3—4先令。这些税务负担并不轻，且起到了重要作用。被法国兼并的各省（从领土上计算，这些省占法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然而在财富上所占比例却远高于此）的教士亦需要缴付人头税及“20便士”土地税，其税额比例与贵族相同。原有省份的教士不需要缴纳人头税，但他们已经付出了2400万（利弗尔）——相当于超过100万英镑——的代价。他们被豁免了“20便士”税，但他们提供了免费的礼物作为报偿；他们为国家还了债，同时还要缴付一些其他的费用，算起来要占掉他们整个收入的十三分之一。他们每年的支出可能要超过4万镑，以使自己与贵族的贡献持平。
当教士遭到了这一恐怖的剥削之后，他们通过爱克斯的大主教捐赠了大笔款项，事实上这样大额的款项是不该被接受的。但对于那些公共债权人来说，这笔款项比没收政策所作出的任何符合逻辑的承诺都更具理据优势。那么为什么他们最终还是没有接受呢？原因很简单——他们并不需要教会的服务。为国家服务只是摧毁教会的借口。为了摧毁教会，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地摧毁他们的国家；事实上他们已经将它摧毁了。如果这个敲诈方案取代了没收充公的阴谋，那么全盘计划中的一个伟大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了。那样的话，便无法为新的共和国创造出新的利益。这便是为什么那笔巨额捐款没有被接受的原因。
这种剥夺有利于一小部分人
没收计划出离了最初的伪装，越来越显露出疯狂的本质。为了尽快把这笔笨重的土地财产投入市场——在没收了本属于国王的领土之后，这笔财产便更为可观了——显然要否认没收所得的真正利润，贬低这些土地的价值，事实上应该说是贬低整个法国的不动产的价值。这种突然之间将货币的流通从交易引向土地的做法必然会带来更大的祸患。应该如何执行呢？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计划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国民议会，会不会重新考虑教士等级的出价呢？恐怕没有任何压力能够迫使他们选择那条已经遭到司法系统羞辱的路径。在放弃了寄托于面向全民的紧急销售的希望后，他们看似成功地设计了另一项计划。他们提议用股票交换教会的土地。在这个计划中，如何均摊被交换的目标物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障碍，这使他们不得不再回到销售项目中去。此时，各市镇开始发出警告。他们不会再将全部王国的掠夺物拱手让予巴黎的公债持有者。很多市镇事实上已经沦入贫困状态，完全得不到任何资金。它们被推至了（谋划者）期待已久的状态：渴望得到一种可以重新振兴那些已经奄奄一息的生产的货币，什么样的货币都无所谓。这样，市镇分到了一部分掠夺品，这显然让最初的计划（内克先生的计划）变得完全不可能实现了（如果国民议会真的认真考虑过这个计划的话）。此时的公共开支可谓捉襟见肘。财政大臣发出了最紧急而焦虑的警告，希望得到支援。在种种压力下，他们没有将银行家转化为主教或修道院院长，也没有打算偿还旧债，而是进行了利息为3％的新借债，并以教会土地的最终销售为基础，创造出一种新的纸币。他们相信这种新纸币是为了满足贴现银行（bank of discount）对他们的要求——这个银行可谓是为他们制造虚幻财富的大机器，或者说是造币厂。
对教会的剥削变成了他们资本运作的唯一途径，是他们所有政治运作的终极原则，同时也是他们维持自己权力的核心保障。对于他们来说，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用尽一切手段将所有人拉入同一战壕，用这种充满罪恶的利益将整个国家集结在一起；他们支持这一行为，并支持进行这一行为的权力机构。为了强迫那些最不情愿的人加入他们的掠夺计划，他们强制性地让新的纸币在所有支付行为中流通。如果有谁看出这一目标在他们全盘计划中的核心地位，而他们之后的行为也是围绕这个核心进行，便不会认为我对国民议会的决策这一问题的论述实在冗长了。
为了撇清国王与公共司法系统表面上的所有关联，同时让司法体系完全听命于巴黎的独裁机构，他们废除了高等法院旧有的司法职能，它们的功过是非一并成了过眼云烟——当高等法院存在时，人民至少有可能会在某时求助于它们，从而诉诸古老的法律标准。此刻另一个问题又呈现在眼前：这些旧有法院中的治安官和职员曾花费了很高的价钱购买他们的位置，虽然他们因为提供了公共服务而得到一些回报，但这些回报却非常低微。简单的没收行为只是对教士等级的“恩惠”，但对律师来说，还是要显示出一种公平的表象的；他们将得到大额的补偿。他们的补偿成为国家的债务，而偿还这一债务的资金是取之不尽的。律师的补偿将以新教会纸币的形式发放，这些新纸币将与新的司法和立法原则同步前行。被遣散的治安官将从教会的殉难中分得自己的一杯羹，或者从这笔用于还债的资金中收到补偿。而这样的遣散方式对于那些习惯于古老的司法原则并发誓捍卫财产权利的人来说，可谓触目惊心。而教士阶层也将收到这些毫无价值的纸币作为他们可悲的津贴——纸币上烙着渎圣的印痕，代表了他们的毁灭；然而如果没有这笔津贴，他们必会饿死。任何时候，或者任何国家，都没有出现过像这种强迫性纸币这样充满了对信贷、财产和自由的暴力盘剥，在同一时刻显现出破产与独裁歇斯底里的纠葛的制度产物。
在这一操作过程中，伟大的“arcanum”（奥妙）出现了——现实中，公正地讲，教会的土地（根据他们可以被确定的行动来推断）完全没有被出售。根据国民议会的最新解决方案，它们被交托给了出价最高者。不过据观察，目前出价者只交付了一部分钱款，而剩下的款项会在12年内交付。而那些英明的购买者等于在交付了所谓的押金后就可以即刻拥有这些地产。这样，从某些程度上来看，这些地产等于是赠予他们的礼物，是封建制度为新制度准备的献礼。这一计划很明显让一些没有钱的人获得了购买的资格。结果是：这些买家——或许“受让人”这个称呼更加合适——可以用他们得到的地租（国家也会有所收益）、盘剥来的建筑材料、滥伐的木材或者从那些可怜的农民那里剥削来的任何钱财来偿还这笔款项。农民被置于这些人逐利而独断的决策之下。这些人将无止境地期待新的政治体系能让这份地产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而这种无止境的欲望将促使他们竭尽敲诈勒索之能事。
当这一切欺诈、行骗、暴力、劫掠、烧杀、没收、强制性货币及所有形式的独裁暴政都被应用于这场大革命，并自然而然震慑了所有善良而清醒者的道德情感时，这一政治体系的教唆犯们便即刻放开了声线，开始大肆反对法兰西旧有的君主政府。在完成了对旧政权的抹黑诋毁之后，他们开始设计这样一种辩论逻辑：仿佛所有不认可他们滥施权力的人都是旧政权的卫道士，所有反对他们的残忍和暴行的人都可以被视为奴役制度的拥趸。我承认，他们确实必须强迫这些人屈从于这样卑劣而可鄙的骗局。除了迫使大众相信这世上只存在两种选择——他们，或是被那些历史记录或诗人的发明描述得丑陋不堪的暴政——之外，再没什么方法能够让人们屈从于他们的计划了。这样的空谈闲扯真的连“诡辩”都算不上。那只是纯粹的无耻谰言。在世界的理论与实践的循环中，这些先生们难道真的不曾听说过在君主专制统治与群众专制统治之间，还存在着其他选项吗？他们真的没听说过那种受到法律指引并伟大地传承下来的财富与伟大的传承下来的国家尊严——而这两者又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理智和情感的检验，并由合适且恒久性的机构来执行——所控制的王国吗？难道就不存在一个没有任何犯罪意图或卑鄙的荒谬行为的人，会更期待一种集各家之长的温和政府，而非这两种极端情况吗？难道就真的没有人认为一个本可以平静地获得这样一个政府的国家——更确切地说是在拥有了这个政府后确认它的存在，一个为了避免这样的政府而不惜犯下无数罪行的国家，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智慧与德行吗？难道在这个国家中，所有人都已经认为纯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唯一可以容忍的形式吗？认为人类不能怀疑这种制度的优势，不能去考虑自己是否已成为独裁的朋友——或者说是人类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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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封建领主买回曾经属于自己的封地的权利。——编者注
(2) 这句话（直到下一段话的第一句末为止）和其他地方的一些句子是我去世的儿子阅读我的手稿时添加的。——原注
(3) 我并不想引用他们任何粗俗、卑下和不敬的言语来让道德高尚的读者感到震惊。——原注
(4) 他们与图尔格之间的联系以及与所有金融界人士的联络。——原注
(5) 他们后来也确实遭到了没收。——原注
(6) 法国军官，政治家、外交官。1758至1770年，他任国务大臣期间，极大的影响着法国的政策。——译注
(7) 并不是他的兄弟，也非任何亲戚；不过此处错误并不影响整个论述的逻辑。——原注
(8) 残忍的长矛。罗马习俗里，每次在拍卖从敌方掠夺来的战利品时，都会将长矛插在地上。——编者注
(9) 这段话的其他内容是：
谁花掉了国王的钱？
却谴责他人的奢侈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用奉献粉饰渎圣的罪行。
没有一种罪过可以如此无畏，却依然得到理解，
被视为真实的或至少是表面上的美德；
不怕做出恶行，却只怕落得恶名，
抛掉良心，却成为名望的仆从。
因此教会当然会即刻反抗，反抗这样的掠夺行为；
然而君主的宝剑比他们手上的武器锋利得多。
所以他作出修订。
他们用慈善歼敌，他们用信仰防卫。
接着宗教便住进懒散的囚牢，
陷入空洞的沉思；
如同一块永不会挪动的岩石；然而我们的思想，
却过于活跃，就像不停啄食的鹳鸟。
难道在他们的冷漠和我们的热情之间，
就再没有温和的区域了吗？
难道我们从昏睡中苏醒后，
就必须进入另一个亢奋无休的极端？
对昏沉来说难道就没有治愈的良方，
而只能将它变为热病？
知识难道如此没有疆界，
一定要前行到让我们渴求蒙昧的地步？
让我们希望自己依然在黑暗中摸索道路，
而非在白天受到错误的指引而迷失方向？
看到这一片阴沉灰暗的人们都会询问，
什么样的野蛮侵略者来洗劫这片土地？
但当他听到并非哥特人和土耳其人
带来了眼前的荒凉，而是一位基督教国王；
在我们最好的行为和他们最糟的行动之间，
铭刻的只是热情的名字，
当我们的虔诚奉献带来如此结果时，
他是否会宽恕我们渎圣的罪行？
——出自约翰·德纳姆爵士《库珀山》——原注
(10) 参阅财政总监先生于1789年5月5日作的报告。——原注
(11) “先生们，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做到不增加任何税赋，而只采用一些简单的方法，执行几项之前没有被关注到的任务，就让整个欧洲都知晓的严重赤字即刻消失呢？”——编者注
(12) 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的苏格兰设立了一个专门准备法案的委员会，没有这个委员会的批准，法案就不能通过。这个委员会被称为“契约主宰者”。——原注
6 法国并非必须革命
法国政体正在变成一种有害的寡头制
我不知道该如何将法国目前的统治权威进行归类。它假扮成为纯粹的民主制度，但我认为它正在向可悲亦可耻的寡头政治行进。就目前来讲，我承认它正躲藏在其意欲伪装的本质与效果中。有时候纯粹的民主形式可能确有必要性。或许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这种情况非常少，而且非常特殊），纯粹的民主是必要的。但我并不认为法兰西或任何其他伟大的国家属于这种特殊的情况。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见过关于这种民主体制的实例。事实上，古人对这样的制度更为熟悉。我也曾读过一些关于这类宪法的评述。我不禁和那些作者达成了共识：绝对的民主制度并不优于绝对的君主专制，这两者都不能被算作合法的政府形式。他们认为，这样的民主制度是共和国的腐朽和退化，而不是健康的构成方式。如果我的记忆没错，据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观察，民主和独裁拥有很多惊人的互通之处。(1)对此我很确定，在民主制中，当强大的群体占上风时——事实上他们通常都会如此，居于大多数的公民便有可能对少数群体施行最残酷的压迫；而对少数人的压迫会逐渐蔓延到更大范围的群体中去，且其中的怒火会越来越盛，远远超越了我们异常恐惧的单一王权。在这样的群体性暴政下，个体遭受的痛苦将远高于任何政体所带来的伤害。在暴君的统治下，遭受灾难的人们至少可以赢得人们的安慰和同情来缓解伤痛，他们得到了人们的称赞，以激励他们在苦难中持之以恒的精神，但那些遭到大多数人残忍对待的人们却被剥夺了所有外界的慰藉。他们仿佛遭到了人类的抛弃，被一场由他们所属的物种所制造的阴谋彻底压垮了。
但假设民主并不是不可避免地与独裁为伍——事实上我认为它确实具有这样的倾向性，同时假设它在混合了其他形式后所拥有的优点与没有被混淆前所拥有的优点是同等的，那么君主制难道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吗？我并不经常引用博林布鲁克的话，他的作品也没给我留下什么恒久而深刻的印象。他不过是一个肤浅而自以为是的写作者。但在我看来，他有一项观察确实显得颇为深入确凿。他说，与其他形式的政府相比，他更喜欢君主制；因为您可以将任何形式的对共和制的描述灌输到君主政体中，却不可能将君主制的任何特征灌输到共和制里。我想，在这一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这个事实已经经过了历史验证，而他的论述也是与之相符的。
我知道一个话题很容易会偏离开始的伟大初衷而走向谬误。经过这样一场国家的革命，那些曾经的乞怜谄媚者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今天义正言辞的批评家。而那些将政府的目标与全人类的目标一并严正思考的思想坚定者，绝不会屑于承袭这些讽刺作家或演说家的角色。他们将用评判人类性格的方法来评判人类的制度。他们会在这终将灭亡的万恶制度中寻到良善，就如在那些终将灭亡的人群中找到忠贤一样。
改良法国旧制度而非革命是可能的
公平地判断，法兰西政府虽然在那些无资格或不够资格的君主制中被称作是最好的，但依然充满了滥施权威的行为。这些不端行为可谓积存已久，就像在任何一个没有人民代表监督的君主制国家一样。对已经被颠覆了的法国政府存在的这些问题和瑕疵我并不陌生，而且我也并不希望颂扬那些确实应该受到公正而自然的指责的政府属性或政策。但眼前的问题并不是君主制拥有的问题，而是它的存在本身。难道法国政府就真的无药可救或不值得进行改良了吗？因此必须要扯断它的每一根纤维，以便为一个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的、试验性的架构的崛起腾出空间？自1789年年初，整个法国便开始出现各种意见。来自这个王国各个地区的三级会议代表，带来了无数的改革蓝图，然而并没有任何提案是希望摧毁这个政府的。我猜想哪怕有人胆敢暗示这样的想法，反对的声音便会不绝于耳，而且这样的声音会充满了批判与恐惧。人们有时会受到一些事情的影响或逼迫，而如果他们当初可以一览这些事项的全貌，便绝不会允许它哪怕一丝一毫的进展。当最初的命令下达时，他们只是感到政府有滥施权力的行为，希望进行改革；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在命令下达和大革命发生之间，事态改变了形状；正是因为这一改变，如今的问题则变成了：改革者与毁灭者，究竟谁是对的？
听到有些人谈起曾经的法兰西王朝，您可能会以为他们在谈论波斯在达赫玛斯·库里可汗（Tahmas Kouli Khan）(2)凶狠的刀剑下血流成河的故事，或者至少是在形容土耳其蛮荒的专制统治让一个世界上最美丽、气候最温和的国度在和平中凋零——甚至比其他在战火中销毁的国家更加凄凉，让艺术灭亡、生产衰败、科学绝迹、农作物枯萎，让人民竞相消失于旁观者的视野中。法国真是如此吗？我无法确定问题的答案，只能用事实作为依据。而事实并不支持这样的描述。即便这个国度确有诸多弊端，但毕竟存在一些好处，而且宗教、法律、习俗和见解会对弊端进行修正；因此，法国的政体（它不是自由的，所以也不会是一个优秀的体制）虽从表面上看是专制的，然而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
在所有衡量一个国家的政府效率的标准里，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口状况应该是其中比较确定的标准之一。一个国家如果人口繁盛，并在不断增长，那么其政府恐怕很难被评价为非常有害。大约60年前，法国各财政区的总督（法国的每个财政区都设有一个总督）均提交了一份有关他们所负责地区的人口报告，当然报告中还提及了一些其他的事宜。我手头上并没有这些大部头的文件，也不清楚到哪里可以获得（我不得不凭记忆来论述，因此也不能过于肯定），但我记得他们报告：在那个时候，法国的人口就已达到了2200万。17世纪末，法国的人口粗略估算应该是1800万左右。凭这两个数据就可以证明，法国的人口状况算不上糟糕。内克先生在他的任期内拥有的权力至少不逊于那些总督，而他也曾通过确凿的方式进行过估算：1780年，法国的人口大约为2467万。但这是旧政权下的最终数字吗？普莱斯博士认为，那一年法国的人口增长并没有达到acmé（顶峰）。我对普莱斯博士在这样的估算上的权威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他的政策规划的信任。这位绅士以内克先生的数据为基础，非常自信地认定，自那次估算后，法国的人口又有了快速增长；增长的速度之快让他认为截至1789年，法国的人口数量不会低于3000万。即便对普莱斯博士的乐观估计作出一些削减（我认为应该这样做），我也不怀疑法国人口在这段时间确实有了大幅度增长，但让我们假设它只是从之前的2467万增长到了2500万整，而不断增长的人口哪怕是平均到2.7万平方里格（旧时的长度单位，1里格大约为3英里或4.8公里）的土地上，也是甚为可观的。拿英国来比较，它已经高过了这里人口最多的地方的人口密度。
并不能说法国是一个土地肥沃的国家。事实上，法国的很多土地都是荒芜的不毛之地，而在自然条件方面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过据我观察，在那些条件最优越的区域里，人口的分布和自然条件之间是吻合的(3)。比如，占地面积为404.5平方里格的利勒地区（我承认这应该是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在10年前拥有734600人口，也就相当于每平方里格有1 772人。法国其他地区的中间值大概是每平方里格900人左右。
我不能把人口增长归功于已被罢免的政府，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省的贡献。但那个遭受了无尽的抨击和谴责的旧政府至少不可能阻止促成人口增长的成因（无论这些原因是什么）——无论是因为土地的自然属性，还是人民的勤劳传统，都为法兰西带来了繁盛的人口，在某些个别的区域甚至带来了人口奇迹。我从来没有设想过，这样一个有利于人类生存繁衍的国家的政治脉络居然可以被称为是已有实践中最糟糕的。
如果我们要评价一个政府从总体上来说具有保护性还是毁灭性，那么这个国家的财富则是另外一项不可忽视的标准。法国在人口上远远超越了英国，然而在财富上却远逊于我们；在分配上贵国并没有我们平均，而在流通上也没有我们那么便利得当。我相信这两个政府形式的区别是带来英法两国之间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这里我指的仅仅是英格兰，而不是整个不列颠领土；如果用整个不列颠来与法国对比的话，那么我们在财富上的优势也就没那么明显了。虽然逊于英国，但法国依然拥有不容小觑的财富。内克先生出版于1785年的著作(4)中罗列了大量关于公共经济和政治算术的准确而有趣的事实，他对这一问题的陈述亦是开明而充满智慧的。他在书中描述的法兰西，绝非一个政府邪恶破败、除了用革命推翻之外再无药可救的国度。他肯定了从1726年到1784年间，法国铸币厂铸造的金银货币总价值达到了约1亿英镑。(5)
对于铸币厂的铸币数量，内克先生应该是不会出错的。这是有官方记录可循的。不过在1785年撰写那本书时——也就是在法国国王惨遭废黜和囚禁的4年前，这位能力卓绝的财政家关于依然流通的金银钱币数量的推断就没有官方记录那么肯定确凿了。不过他的计算依然是基于坚实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很难否认他展现出的结果。他计算了numeraire（硬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specie——的数量：当时的法国存在的硬币约等于8800万英镑的价值。这是多大一笔财富啊，就如同这个国家一样伟大！在撰写那本著作时，内克先生从来没想过这一财富聚积的过程会就此终止。基于他进行计算的那段时间流入法国的货币量，他预设未来的年增长率应该可达到2％。
钱币流入法国这一现象背后肯定存在着充分的理由；而同样地，内克也一定是基于切实的原因才作出了这样的计算，从而得出了如此巨大的货币流通量。即使我们对内克先生的计算作出一些合理的削减，削减后余下的部分也依然相当可观。而如果法国拥有如此强大的能力，可以获得或保留它的财富，那么这个国家将不可能如形容的那样工业衰落、财产岌岌可危，而它的政府也不可能像描述的那样具有摧毁性。事实上，当我想到法兰西王国的样貌、想到它各个城市的广袤和富庶、想到它宽广的道路和壮观的桥梁、想到它为贯通那片广阔陆地的水上交通提供了便利的人工运河与航道；当我将目光投向它建造卓越的港口与海湾，饱览了那些无论军用还是商用的海军设备时；当我放眼它设计大胆而巧妙、不惜巨额维护的防御工事，看到这堵为防御各方敌人而建造的坚不可摧、毫无罅隙的军事壁垒时；当我回想到在这片广博无边的土地上，几乎没什么地方是未经开垦的，事实上法国通过其完美的农艺已经培育出最完美的果实时；当我想到它只在英国一国之下却屹立于万国之上的优秀制造业与纺织业时；当我注视着它无论属于公共还是私人的伟大的慈善根基时；当我查阅了它让人民的生活变得美好而精致的卓绝的艺术成就时；当我历数它曾培养出的战争英雄、政治家、无数律师及神学家、哲人、评论家、历史学家、古文化研究者、诗人和演说家——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之时：我看到了一种令人敬畏、令人萌生无限遐想的东西，这些东西会阻挡住那些轻率而鲁莽的苛责，让我们再作进一步严格的审视——它的恶行究竟是如何地巨大，以至于我们一定要把这样宏伟的巨物夷为平地？在我眼前的法兰西，完全没有土耳其专制主义的影子。而且我也没有发现，这个政府真的腐败渎职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任何改革都是枉费力气。相反我必须承认，这个政府完全值得推行自己的优势，接受对弊端的改革；其体制完全有能力改进成为英国的体制。
无论是谁，只要审阅了这个被废黜的政府几年前的作为，就不难发现：虽然王室经历了自然的起起落落，但这个国家却一直朝着繁荣和进步不懈努力着。他必须承认，它一直在尝试消除——在一些方面已经彻底清除了——国家运作过程中滥用职权的行为，甚至君主本来拥有的那些与法律和自由不相一致的对其臣民的无限权威，都已经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变得缓和了。政府从来也没有抗拒过改革，不仅如此，它对任何有关改革的计划和计划者都抱着开明的态度——它提供的便利程度已经到了会引来指责的地步。事实上，它确实对改革精神给予了过多支持，直至其倒戈相向，终将最初的支持者彻底毁灭。公正地说——虽然有些冷酷无情，多年以来，这个旧政体并非缺乏勤奋或公德心，而是在某些计划中显得过于轻率，缺乏自己的判断力。用十五六年前的法国政府与这段时期或任何时候的某个更为明智完善的政府相比较，是不公平的。但如果是在奢靡浪费、权力的实施方面与之前的统治者相比的话，那么我相信，凡是公正的人，绝不会相信，那些不断纠缠于路易十六时期对宠臣的赏赐、王室的巨大开销以及巴士底狱的恐怖的人有什么善意可言吧。(6)
新体制大有缺点
眼下这个建立在旧君主制的废墟上的体制——如果它能配得上“体制”这个称呼的话——是否可以为它管理的这个国家带来更繁盛的人口和更庞大的财富，是一件非常值得怀疑的事。在我看来，在这场变革带来任何进步之前，法国至少首先要花上漫长的时间从这场贤明的革命中恢复元气，站回它之前所在的位置。如果普莱斯博士愿意对几年内法国的人口数量作个估算，那么恐怕无论如何他也很难放言，按目前情况推算，法兰西的人口数量可以达到1789年预估的3000万，或是国民议会同年估算的2600万，甚至内克先生在1780年估测的2500万。我听说有很多人已经离开了法国；很多人甘愿放弃那里舒适的气候，放弃那种“喀尔客”(7)式的自由，情愿成为不列颠或加拿大管辖的高寒地区的逃难者。
看到眼前法国钱币消失殆尽的情景，谁也无法想象就在几年前，就在这个国家，财政大臣曾计算出这里拥有价值等同于8000万英镑的铸币。从一般的层面来看，人们可以总结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法国必是受到了勒普泰或巴尔尼巴比那些博学多才的院士们的指引。(8)巴黎的人口已经开始急剧减少，因此内克先生告知国民议会：如今只需向巴黎提供其之前生活需要的五分之四的资源即可。(9)据说（我至少没有听到过与之相反的说法）城中的失业人口已经达到了10万，虽然那里成为了被囚禁的王室和国民议会的所在地。我得到了可靠的消息：再没有什么可以比首都的行乞场面更让人震惊而厌恶的了。事实上，国民议会的投票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事实的存在。他们最近刚刚任命了一个针对行乞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会即刻为这一事项策划了警务行动，并为维持穷人的生活而征收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济贫税——这些穷人暂时的释怀在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公共开支在账面上的数字。(10)同时，立法俱乐部和咖啡馆的领导者正沉浸于对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的钦佩之中。他们每一次开口发言，都会显示出对除他们自己之外的整个世界的轻蔑与不屑。为了安抚那些拜他们所赐落得衣不蔽体的民众，他们声称法兰西是一个哲学家的国度；有时候，他们会使尽浑身解数地游行、表演、骚动、叫嚣等，甚至利用阴谋和外敌入侵的警告或民众贫苦的呼喊声，将旁观者的目光从眼前的废墟和破败中引开。勇敢的人民当然愿意选择德行与自由，哪怕要遭受贫困，也不希望在被奴役的富庶中过活。然而在抛弃了舒适和富裕的生活后，人们当然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已经购买到了真正的自由，再无须付出任何额外的代价。然而，我总是认为，没有智慧与正义相伴的自由是值得怀疑的，很难真正带来繁荣和富足。
法国贵族的旧时状况
这场大革命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夸大了旧政府的弊端就感到满足。他们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诋毁着自己国家的声誉，恨不能绘制出所有可以吸引陌生人——我指的是他们的贵族和教士——注意力的东西，这就是他们恐怖行为的目标。如果他们仅仅停留在诽谤上，那么还算不上严重。但事实上这一切已经带来了实际的后果。倘若贵国的贵族和绅士阶层——他们实际上在地产所有者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以及军队可以像德国的上层人士和军队在汉萨诸城为保卫自己的财产联合反对贵族时所表现的一样，如果他们像意大利的奥尔西尼（Orsini）和维泰利（Vitelli）的雇佣军那样——他们在自己的城堡里伏击以抢劫过往的商人和游客，如果他们如同埃及的马穆鲁克（Mamelukes）(11)或是印度马拉巴尔海岸上的的奈瑞斯（Nayres）(12)，那么我承认，如果去质疑他们从灾难中解救人民的义举就显得太过苛责了。人们会暂时蒙上公正女神和慈善女神的眼睛。哪怕是最温和的人，在面临需要暂时停止遵循道德规条的危机关头，恐怕也要转过头去，任由夹杂了欺骗和暴力的洪流摧毁那个辱没并残害了人类天性的虚假的贵族阶层。即便是最恐惧流血、背叛和随意没收行为的人，在充满这种罪恶的内战面前，也会选择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