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九年，当洛芮·阿诺德在西弗吉尼亚州的阿德森坐牢时，嘉吉公司和泰森、阿彻丹尼斯米德兰、斯威夫特以及康尼格拉这些公司兼并了越来越多的肉类加工企业——以及整个食品行业。跟那些医药巨头一样，不断增加的赢利加强了食品行业的游说能力，也为其手上的政治杠杆增加了筹码。肉类加工厂开始公开招聘墨西哥移民——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非法移民，没有身份证明而且行踪不定，几乎无法予以监控。（根据二〇〇一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一项政府研究表明，有百分之四十的美国农业从业人员为非法移民，而根据移民及归化局的估计，在中西部的肉类加工厂里，每四名工人当中就有一名是非法移民。）鉴于肉类加工厂以极其低廉的工资雇佣非法劳工，像奥塔姆瓦这样的地方的经济遭受的损失更大了。与此同时，在医药企业强有力的游说下，美国缉毒署始终无法对冰毒予以成功的打击。
约两千五百英里长的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基本上被墨西哥贩毒组织分成了好几段，每段五百英里，每个组织控制一段，随着非法移民辗转进入美国各地的包装厂打工，移民路线不断被开辟出来，这些组织可以对此加以利用。五大贩毒组织在这些非法移民中建立了一个零售和分销体系，因为非法移民本身很难被追踪，执法部门对此也无计可施。二〇〇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星期三六十分钟》(60 Minutes Wednesday)节目中有一则新闻报道，明确指出，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斯凯勒(Schuyler)的嘉吉公司工厂里，百分之八十的工人都是西班牙裔，而且百分之四十都是非法劳工。只需花上一千三百美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两名记者就能买到被盗的社会保障卡和出生证明。
这就是洛芮·阿诺德所说的，她在一九九九年出狱时意识到自己要面对的环境。她的丈夫弗洛伊德在莱文沃思服刑，不久在那里死于心脏病。她的儿子乔什已经十八岁了，高中毕业后在Foot Locker鞋店找了份工作。八年来，奥塔姆瓦的墨西哥人口从零增长到全美的最高水平，据洛芮说，这主要归功于嘉吉-艾克赛工厂，那里的工资固定在每小时五美元。她和父母住一起，并在厂里找了份切火腿的活。穿着五十磅重的钢丝网防护工作服的洛芮要在十秒钟之内将二十五磅重的猪后腿的脚圈或后臀肉切掉；剔除脂肪；将火腿抛到她头顶上方的传送带上；然后在下一个火腿过来之前把刀重新磨好。厂房里的温度控制在刚过冰点，她那双脚在钢质靴子里冻得不行。洛芮不停地将热水倒在靴子上，想尽量让自己的脚指头恢复知觉。每个八小时的班，她在中间可以休息两次：一次在早上，十五分钟；还有一次是午餐时，三十分钟。为了保证工厂能继续开下去，厂里的工会很早就被解散了，因此她没有保险，万一受了伤也拿不到什么赔偿。洛芮刚刚结束了七年的牢狱生活，当年还曾因为要躲避拿着点四四口径马格南左轮手枪的弗洛伊德的射杀而抱着刚出生的儿子藏在自己的车里，但她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到生活如此艰难。
洛芮到嘉吉-艾克赛工厂上班后不久，就开始评估起当地冰毒市场的情况。自洛芮进监狱后，就不再有上等的毒品从加州——以及她的超级实验室流入奥塔姆瓦了。没了洛芮，很多蓝领白人瘾君子只能依赖那些自制“纳粹冷”的本地毒贩，因为这些人每次只能制几克或几盎司的量，供不应求也是家常便饭。与此同时，来自艾奥瓦州得梅因和南达科他州苏瀑市的墨西哥毒贩们早就跃跃欲试，想要接管相对无法无天的奥塔姆瓦，作为自己的一个能赚大钱的分销点，源源不断地将红磷和伪麻黄碱合成的甲基苯丙胺带进市场。红磷和伪麻黄碱合成的毒品，或者说晶体冰毒，是在墨西哥人经营的毒品实验室制造出来的。这些实验室有些位于加州的中央山谷，有些位于墨西哥中西部的米却肯州，后者会通过像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这样的入境点运进美国，分销至美国西部和大平原地区，而且越来越多地销往美国东南地区。
想当年洛芮的毒品帝国尚处于鼎盛期的时候，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墨西哥人经营的超级实验室每两天就可以生产十至二十五磅的冰毒。到了一九九九年，得益于美国缉毒署针对红磷和伪麻黄碱的立法失败，这些超级实验室每天生产的晶体冰毒可达一百磅，且纯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因而比之前洛芮卖的那些纯度更高、效果更强。这样的纯度会让吸毒者在彻底的狂欢——出现妄想症、类似帕金森症的颤抖以及精神分裂症的幻觉——之后逐渐平静下来，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它要比麻黄碱制成的冰毒容易对付。由于其半透明的晶体外观看上去像石英一样，一改冰毒过去给人留下的“看着显脏”的印象，因此美国缉毒署的很多人认为它也让更多的人被冰毒吸引。（最终，这款人称“克丽斯”[chrissy]的毒品成为纽约和洛杉矶的都市同性恋人群的首选。）正如洛芮所言：“晶体冰毒是瘾君子和毒贩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尽管如此，墨西哥毒贩想要完全控制冰毒的零售市场还是相当困难的。不管是否吸食冰毒成瘾，奥塔姆瓦的许多白人非常讨厌那些只为了赚那么点儿工钱而在肉类包装厂打工的墨西哥人；人们说，艾克赛工厂给的薪水之所以一落千丈——奥塔姆瓦镇的希望也随之变得渺茫——都是这些墨西哥人一手造成的。在人们眼里，墨西哥人就是入侵者，因而对他们的不信任甚至公开歧视相当普遍。再加上语言沟通上存在的障碍，所以尽管墨西哥毒贩采取了免费赠送少量高纯度冰毒让人上瘾的策略，就跟洛芮早在一九八四年第一次贩卖冰毒时一样，但他们还是很难找到顾客。
按照洛芮和一个曾经在艾克赛工厂工作过的墨西哥人的说法，到一九九九年时，奥塔姆瓦的艾克赛工厂已经成为非法移民的集散中心。就在那一年，嘉吉-艾克赛工厂在华雷斯和蒂华纳这些贫困的边境工业小镇的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招募那些能够从墨西哥前往奥塔姆瓦的工人，并承诺可以免掉两个月的房租。对于嘉吉公司以及其他那些肉类包装企业集团而言，雇佣非法移民显然是所有选项之中的上上策，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些工人没有合法身份，因此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他们根本不存在，因此也毫无权利可言。尽管迄今为止，这个行业的员工受伤率在美国依然保持各行业之首，他们也还是不会对恶劣的工作条件提出异议。二〇〇一年，对位于田纳西州谢尔比维尔的泰森工厂提起的联邦刑事诉讼失败了，这表明公司基本上不用对雇用或招募非法移民到工厂务工承担责任。尽管联邦调查人员查到两名谢尔比维尔的管理人员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从人贩子那里要了五百名无身份证明的黑工，而且还有录像为证，但泰森公司的辩护律师团队成功地让法庭判定，泰森的员工实在难以确定这些人当中哪些是合法移民哪些是非法移民。这项裁决也促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即非法移民的雇主不必向其他公司那样必须给工人以同等的权利，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知道——而且也无需知道——谁在为他们工作。话说回来，对那些掩饰自己身份的人执法怎么可能会有希望呢？根据在奥塔姆瓦当地的嘉吉-艾克赛工厂工作过的两名雇员（他们都是非法滞留美国的人员）的说法，二〇〇五年时，花一千美元就可以在厂里搞到一张被盗的社会保障卡，如果你要的不止一张的话，那些手上资源丰富的证件贩子会给个打包价，不多收任何费用。
一方面，洛芮被自己在一九九九年的所见所闻气得不行。她心想，这些墨西哥人以为自己是谁啊，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不说，还要再卖毒品给他们？但另一方面，洛芮也清楚地看到，整个价值链的中间环节，即任何经济体当中最具活力的那个部分，根本没有人在做：因为白人瘾君子不喜欢跟墨西哥毒贩打交道，所以这一块完全空白。就等着够胆量、有关系的人去接近被洛芮称为墨西哥黑帮的那些人，着手帮他们把质优价廉的毒品运出来。
但那个人不该是洛芮·阿诺德。洛芮还在缓刑察看期内，看样子她的余生都将如此了。每隔几个星期她就得小便在一个杯子里，让她的假释官将她的尿样送到位于艾奥瓦城的州实验室进行毒品检测。而且在监狱里待了八年后，她得花时间好好去了解自己的儿子。洛芮需要调整的地方还不少，要参加匿名的戒毒互助会，要长时间处于神志清醒的状态，让人们重新建立起对她的信任。而且她还要认识些新朋友——过去跟她一起混的那些人不是进了监狱就是还在吸食冰毒，她很清楚自己绝不可以再跟他们沾上一丁点关系。她得努力工作，这样才能补缴之前的税，或者搬出父母的家。洛芮心想，假如能住在自己的公寓里，也许就可以弥补那些曾经失去的时光——甚至儿子也可能搬来跟她一起住。因此，有一年半的时间，洛芮在傍晚从嘉吉-艾克赛工厂下班后，都去温迪酒吧上夜班，尽量不去想那些十年前让她成为奥塔姆瓦最有名的女人的生意。
一天晚上，洛芮去了一间酒吧。那天是星期五，洛芮刚在厂里切完火腿，感觉必须来一杯冰啤酒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从她上一次喝啤酒算起，一年一杯的话，其实她得喝八杯冰啤。一个老朋友给了洛芮一点用铝箔纸包得好好的晶体冰毒。洛芮划了根火柴，放在铝箔纸下面，将冰毒烧至液化，然后用玻璃管吸了起来。对于洛芮这样一个在八年前就已经习惯一天吸上八分之一盎司冰毒的女人而言，铝箔纸里包着的这一丁点儿算不了什么。
几天后，有个朋友需要尽快处理掉手上的少量冰毒，于是她一倒手赚了五十块钱，对此她也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那个星期，洛芮才刚开始自己租公寓住，当时她想的是帮儿子还掉些旧债，作为对他的一种补偿。为此，洛芮辞去了在温迪酒吧的夜班工作，开始贩卖少量的冰毒。随后，她实在没法错过如此大好的机会，于是找到了得梅因的一个墨西哥毒贩跟他做起了生意。到了二〇〇一年，也就是她出狱两年后，洛芮正在从许多毒贩那里进大量的墨西哥制造的冰毒，然后她买下了一家夜总会——这跟她在一九八九年的做法如出一辙——来帮她洗钱。
当时，洛芮自己吸毒也很厉害。她说她不记得自己哪个星期睡觉超过一个晚上。因为她还在缓刑期间，每隔几个星期必须提供尿液去做尿检，于是她每次都会给自己手下一名员工的四岁女儿五美元，拿她的尿去应付尿检。她买了房子，还掉了儿子的欠债，又买了一辆捷豹。还跟一位前男友久别重逢，并打算过些日子就跟他结婚。接着，在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那天，她把四分之一磅冰毒卖给了奥塔姆瓦警察局的一位卧底的缉毒警。之后没多久，洛芮便被逮捕、审判、定罪，再次被判入狱，这次是七年半，在伊利诺伊州格林维尔的一座中等安保级别的专门收容女犯人的联邦劳改营里服刑。
这位十五年前在中西部一手创建了冰毒交易网的女人，如今通过跟几大贩毒组织合作打开了毒品的新纪元，而这些贩毒组织就是从洛芮最初与阿米祖加两兄弟建立的生意联系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这位奥塔姆瓦的十年级辍学生，再次成为一股席卷全国的潮流的引领者。等到二〇〇一年时，已是万事俱备。最新一代冰毒的流行就此全面展开。
美国缉毒署把美国分成七个片区。每个片区的行动，都在一位主管特工的统筹协调下进行，这位主管在缉毒署的工作经验需要广泛覆盖从美国境内的外勤任务到赴国外执行作战行动；所有片区的工作都是秘密开展。这些主管特工都是非常宝贵的人才，对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近代缉毒史一清二楚——比如，造成洛芮的斯塔克道尔组织跟几大贩毒组织联手的大环境。二〇〇六年的时候，有一点我一直没搞明白，就是这些贩毒组织究竟是怎么这么快就变得这么强大的。虽然，发现工业化生产的冰毒的市场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仅凭这一点还是无法说明阿米祖加兄弟在一九九六年被捕前建立起的业务是如何演变成这五个大型贩毒组织的。两位缉毒署前主管特工告诉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对位于卡利和麦德林的几个哥伦比亚可卡因卡特尔的冲击，为这五大墨西哥贩毒组织的形成提供了最终也是决胜的条件。
一九八七年，美国缉毒署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开展了一个代号为“白头蜂鸟”(snowcap)的多国控制可卡因行动。该行动的方案分两个方面：一是没收大量可卡因，二是堵截经过危地马拉的哥伦比亚毒品分销路线。从几乎所有方面来看，“白头蜂鸟”行动——加上对经由所谓“加勒比走廊”向迈阿密入境口岸供应毒品的分销路线所采取的行动——都大获全胜，导致进入美国的哥伦比亚可卡因数量急剧下降。但“白头蜂鸟”行动也造成了一个没有预见到的后果：哥伦比亚卡特尔的可卡因分销路线，被当时还是小打小闹的墨西哥毒贩重新启用了。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危地马拉就有“蹦床”之称。从哥伦比亚来的载有可卡因的飞机会在那里停留，加满油后，“弹”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州。从这个角度讲，危地马拉所扮演的角色跟多米尼加共和国、牙买加和巴哈马这些通过加勒比海运送可卡因的国家并无不同。当“白头蜂鸟”行动限制了卡利和麦德林的卡特尔集团向美国输送毒品的两个主要路径之后，哥伦比亚人立马转向墨西哥贩毒集团，后者掌握着长达两千五百英里基本上不设防的美国边境的出入权。哥伦比亚的可卡因和海洛因帝国，多年以来一直依赖与危地马拉和巴哈马的合作，现如今靠上了墨西哥。托尼·洛亚此前是在危地马拉城负责“白头蜂鸟”行动的主管特工，据他说：“到头来问题不在于两个恶魔中较小的那个，而是更大的那个。我们在麦德林和卡利的行动取得的成功，让墨西哥人的生意红火了起来，当时墨西哥人在南加州的冰毒交易正在发展，他们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
从本质上讲，这些墨西哥贩毒组织设立在美墨边境沿线——包括蒂华纳、华雷斯、诺加利斯、新拉雷多和马塔莫罗斯，这当中的每个地方都变成了五大贩毒组织的运营基地——通过控制运进美国境内的可卡因的数量，能够极大地影响可卡因的售价。美国缉毒署的“白头蜂鸟”行动的成功，其实赋予了这些墨西哥贩毒组织收取通往全世界最具价值的毒品市场过路费的权利，与此同时，这些组织还在冰毒交易中建立起了一个既独立又相关的业务。不过，这些组织接下来的动作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五大贩毒组织允许哥伦比亚人将他们的可卡因运入美国市场，但要求以产品而非现金来支付酬劳。每通过他们的边境线一公斤可卡因，墨西哥人就要求一公斤的回报。
一位被派到位于墨西哥城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同时也参与了“白头蜂鸟”行动的美国官员对于这波操作所造成的后果是这样解释的：“通过控制可卡因进入美国的所有入境点，墨西哥人控制了可卡因的价格。哥伦比亚人还能有什么别的方式把他们的产品送到客户那里呢？只能依靠这五大贩毒组织。以可卡因作为支付方式，然后自己来卖，这些贩毒组织靠这个一夜之间就创造了百分之五十的市场占有率。如果你控制了价格，还有一半的零售和分销渠道，这门生意基本上就是你的囊中之物了。”
从哥伦比亚卡特尔到墨西哥毒贩之间的权力交接导致了两个主要后果。首先，这些墨西哥贩毒组织富到足以购买大量的前体用来制作冰毒。其次，美国缉毒署没能适应新的模式。麦德林卡特尔和卡利卡特尔依赖于巴哈马人、多米尼加人和美国人来批发和零售他们的可卡因。按照墨西哥城的美国大使馆官员的说法，那些生意高度集中。他们的行动是可预测的，而且决策都来自大头目——最出名的要数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这位官员说，相比之下，墨西哥贩毒组织则权力分散且变化多端。他们只用墨西哥同胞来批发和零售他们的产品，这让美国缉毒署更难以渗透到这些组织。因为单独行动的分销商有着更多的决定权，整个组织的行动就变得更难以预测。
从一方面来看，正如二〇〇一年泰森公司案的辩护律师所成功描述的那样，贩毒组织是移民劳动力的一种表现——几乎看不见，又难觅其踪。洛芮·阿诺德嘴里所说的很多在艾克赛工厂打工的非法移民的现实生活——使用假身份、在各个小镇和肉类包装厂之间打游击——听上去非常像我在一九九九年跑遍全国试图追踪冰毒的踪迹一样：明明就在那里，但又像雾里看花一样总看不真切。
根据皮尤拉美裔中心(Pew Hispanic Center)在二〇〇五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国境内有一千两百万的非法移民。该报告还发现，除了每年新增非法移民八十五万人，美国所有的农业工作中有百分之二十五都是非法移民完成的。农业、肉类包装和非法移民之间的关联不言而喻。正如密苏里大学社会学家威廉·赫弗南所说的，“打击非法移民就会损害（食品生产）体系”。事实上，墨西哥贩毒组织雇用的非法移民在全美的非法移民中仅占很小的比例。而讽刺的是，在合法移民不断扩大且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么一小部分人反而让警察更难管理。
但在冰毒、移民和食品行业之间还存在着更微妙的联系。有一种自负的观点认为，毒品就像病毒一样攻击那些体弱的宿主。换言之，毒品和贫困——连同克雷·豪贝格所描述的丧失希望和住所——是会互相强化的。
想想艾奥瓦州的奥尔温小镇的过去，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食品生产链上的每个环节几乎都被大规模整合之前的日子。像詹姆斯·莱恩和唐娜·莱恩这样的玉米种植者，会从当地的种子公司购买种子。等到玉米收获了，就会倒进当地带有升运设备的谷仓。之后再被运到位于内布拉斯加州、怀俄明州、佛罗里达州或亚利桑那州的某个小农场去喂牛；或者运去密苏里州北部的乳品场，印第安纳州的某个养鸡场，或者堪萨斯州的养猪场。各种情况都有可能，总之整个市场充满了活力。和那些养着猪、牛、鸡的农场一样，运载粮食的驳船、卡车或火车也极有可能是独立经营。在每一个环节上，随着多个潜在客户之间竞争产品，价格就会在市场环境中保持“真实”或者说公平，这样一来价格也就不得不“出现”了。
最后，用奥尔温产的玉米喂养的母猪，以猪肘子的形式返回奥尔温，由像罗兰德·贾维斯那样的艾奥瓦州火腿厂的工人进行切分、包装，然后运出去。从那里又进入一个同样复杂而多面的全新市场，经过分销后，再进入零售渠道，有可能就到了曾经属于利奥家的杂货店（如今那里属于独立零售商联盟旗下）。詹姆斯和唐娜·莱恩夫妻俩应该是这个充满活力的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系统中，每个阶段的变动成本都会对农村社区所谓的“社会资本”有所贡献。套用血液循环的术语，即使在毛细血管中也有血液流淌。
一九八七年，艾奥瓦牛肉制品公司首开先河，收购了荷美尔公司在奥塔姆瓦的工厂——之后吉列公司收购了艾奥瓦州火腿厂——美国食品行业的大部分企业开始被少数几家公司所控制。时至今日，一些像赫弗南这样的社会学家认为，对市场至关重要的活力早已消失殆尽，因为再也没有了具有多面性的环境。不再有价格发现；价值链也被少数几个实体所控制。种子不拿来卖了；而是由孟山都这样的公司通过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开发制造，孟山都还于一九九八年与嘉吉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嘉吉公司并不是农民，却拥有地里种植的玉米，因为以往为自己的作物挑选买家的农民，已经跟嘉吉公司签订了独家销售合同。在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的河谷，当地配备升运设备的谷仓和其它农作物的储存设施中，有一半都归嘉吉公司所有。嘉吉公司拥有牛肉包装行业百分之八十三点五的市场份额，剩下的比例则由泰森公司、斯威夫特公司以及国家牛肉包装公司瓜分。嘉吉、荷美尔、康尼格拉以及卡莱罗纳火鸡公司这几家拥有火鸡生产和包装行业的百分之五十一的市场份额。嘉吉公司是面粉加工业的龙头老大；其生产的乙醇和动物饲料在业内排第二，年产量达九百万吨；大豆粉碎方面则居业内第三。从宾夕法尼亚州到艾奥瓦州，只要你是种植玉米的农民，无论你身处何地，你都很有可能通过其中某种方式为嘉吉公司工作。在艾奥瓦州费耶特县似乎看不到嘉吉公司的身影，但即使在这样的地方，家庭农场也必须达到巨大的发展规模才能参与竞争。这就把几乎所有的人都挤出局了，剩下的只有像莱恩一家那样积极乐观的人，即使贫穷也坚持到底，绝不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
道格拉斯·康斯坦斯引用卡尔·马克思批判亚当·斯密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那一套理论来描述美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康斯坦斯说，当众多买家和卖家同时并存时，就会有一套相当完美的竞争体系而无需政府的干预。从理论上讲，斯密的“看不见的资本主义的手”会影响到每一个层面，从而产生最大的经济流量。康斯坦斯说，然而事实却是，马克思的那套完全相反的理论在现实中反而被证实更富有洞察力。背负着“不发展就毁灭”的使命，企业一直被鼓励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直到众多买家和众多卖家共存的局面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众多买家面对数量日益减少的卖家这样的新格局。资本流动就此中断。康斯坦斯说，一旦竞争消失殆尽，最终生存下来的公司比如嘉吉，就会发挥它们强大的游说能力开始对政治决定施加影响。政府不会在不受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开展治理工作：而是会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和各大公司唇齿相依。不到一百年前，西奥多·罗斯福因为提出要跟过于强大的信托机构“分道扬镳”而名声大噪。而那些“信托机构”大部分都是二十世纪初的肉类加工企业，这并非巧合。
就其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影响力而言，美国的食品及医药行业跟五大墨西哥贩毒组织并无二致。不管是“指定用途的拨款”(earmarks)，还是“政府在资助地方产品或工程项目上的开销”(pork barrel spending)，这两个被约翰·麦凯恩和巴拉克·奥巴马在二〇〇八年总统大选前夕经常挂在嘴上的流行语，其实跟罗斯福时代所说的“信托机构”一样，暗示了联邦政府与来自食品业、石油业以及国防工业的大公司之间关系之深之不健康。
一位在墨西哥待了八年的美国缉毒署前官员告诉我，这些贩毒组织因为其财富实力、暴力倾向以及直接或间接雇用的人员的绝对数量，所以比该国任何一家合法企业都具有更强的游说能力。所幸的是，墨西哥城试图遏制毒品交易而引发的难以控制的暴力，使得人们不再比较毒贩跟食品行业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的能力。不幸的是，美国的移民政策在为食品行业提供理想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让这些贩毒组织的经营得以持续。换言之，这些贩毒组织对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力。并没有专项拨款给到阿雷拉诺·菲利克斯贩毒组织或海湾卡特尔，但是通过直接对墨西哥政府施加影响，它们连同另外三个贩毒组织，实际上已经在美国政治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因为它们的利益诉求与嘉吉、阿彻丹尼斯米德兰这些公司完全一致。同样，贩毒组织的利益因为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而受惠，至少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后，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两国政府共同关注的重点。当初乔治·W.布什和墨西哥时任总统文森特·福克斯一起亮相，共同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边界时，他对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吸引力成为他在二〇〇〇年首次当选的一个关键因素。从蒂华纳到马塔莫罗斯，五大贩毒之都的街头肯定有人因此而欢呼雀跃。
到二〇〇六年时，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需要两个要素才能发挥作用。首先，墨西哥政府必须加大进口散装伪麻黄碱的难度来打击五大贩毒组织。其次，美国政府必须限制大型农业公司雇用非法移民，同时强制大型医药公司使用伪麻黄碱之外的原料制造感冒药，以此对两者进行反击。
有意思的是，在二〇〇五年和二〇〇六年站在席卷整个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争论中心的那个人，恰巧就是单枪匹马推动《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的那位国会议员：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克·索德尔。与此同时，索德尔也正在参与冰毒立法的相关工作，并直言不讳地支持布什总统所提出的通过对包括眼睛扫描和无人机等技术战略进行大量投资来解决“边境问题”的计划。在索德尔的政治主张中，差不多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冰毒流行所具有的几乎所有的讽刺且复杂的情况。
在二〇〇五年十月，我前往华盛顿特区拜访了索德尔议员。索德尔的选区包括韦恩堡在内，那里位于印第安纳州的东北部，也是泰森公司经营的几家养鸡场的所在地。该地区与奥塔姆瓦和奥尔温一带的情况非常相似：以农业为主，只有一种主要的就业类型，以及不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上一直在苦苦挣扎的小地方。正如索德尔所说，人们对印第安纳州第三国会选区的认知也是“基于冰毒的问题”。
当时正值《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正式通过的前一年，索德尔担任分管刑事司法、毒品政策和人力资源的国会小组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国土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因此，他所关注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冰毒、移民和恐怖主义。关于移民政策的辩论，在共和党内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状态，甚至布什总统都着手拟定了一项政策，并准备在他二〇〇六年一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布什建议通过技术应用和国民警卫队——同时结合修建围栏——来确保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基本无人居住的无形“边境线”的安全。跟两党的很多议员一样，索德尔坚持认为总统的主张是正确的：技术能够阻止非法移民进入这个国家。
索德尔认为，美国对非法劳工的依赖是理所当然的事——也就是说，大公司的支出必须尽可能地少，才能适应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同时，索德尔也非常担心共和党会因为移民问题这个争议性的分歧而内部分裂。我在他办公室的那天，索德尔是这样来形容共和党日益增大的分歧的：在一些共和党人看来，移民不好但也是必需的，而另一些人的观点，用索德尔的话说，就是“我们不要他们在这里”。站在第一阵营里的包括肉类加工厂在内的企业。站在另一边的则是索德尔口中的那些认为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和其他移民抢走了美国人饭碗的人。索德尔说：“这些人并不一定是种族主义者，但就是不希望身边有移民。”
要想问出索德尔个人对于移民问题持有怎样的看法是很难的。他一度说道：“我的立场是移民在这个国家干的一直都是最糟糕的工作。”之后，他讲了他那位从德国移民到印第安纳州的名叫艾丽的姑婆的一个故事来阐述他的观点，即两个不同的人在看待同一事物时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但在我的一再追问下，索德尔通过两步来构建他观点的框架，先是指责美国工人不愿意做艰苦的工作——可他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然后是突出大公司在引入外国劳工方面所具备的实力。他是这么说的：“美国人也许会去干那些工作，也许不会，而我们必须让墨西哥人和非墨西哥人来干这些活。无论是这两者中的哪一种人，都没关系，因为如果我们要求公司支付更高的薪资的话，它们就会将公司搬到海外。就那么简单。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仅会失去六美元时薪的工作，而且还会失去十二美元时薪和二十五万美元年薪的工作。那就是现实。”
当我提出一套老生常谈的解决方案，就是建议对雇用非法移民的公司进行罚款以及对在海外建厂生产的产品大幅增税时，索德尔并未对我的话做出回应。他引用了自己记得的一些统计数据，都是在二〇〇五年全国上下针对移民问题进行辩论时的一些论据：每年穿过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有三十万人；在美国至少有一百万的无证移民（皮尤中心的研究则显示这个数据是一千二百万）；身份盗窃相当猖獗；由于给那些无法支付医疗费的人进行医治而不堪重负走向破产的医院。索德尔说，他——连同共和党，而且还得到许多民主党人的支持——正在倡议通过对眼睛扫描和计算机化的指纹图像的大量投资，从而对进入美国的人进行追踪。他说这将确保雇用外来员工的公司能够更好地追踪他们的雇员。他还重申了对红外传感器和无人机的需求——这些是由艾奥瓦州的时任州长、民主党人汤姆·维尔塞克以及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吉姆·泰伦提出的，最近我也对这两位进行了采访。
二〇〇五年，我在去了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之后更加确信：认为绝望到足以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沙漠的非法入境的外国人会在检查站停下来进行眼部扫描的想法，简直是荒谬至极。考虑到检查站之间的距离以及地势的险峻，就不难理解“边境检查站”这个术语是多么自相矛盾。那种认为有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一路长途跋涉就为了被检查——或者被围栏所阻挡——的想法毫无道理可言。更何况，我跟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特工私下交流后，更加深了对使用无人机向该局特工发送移民的地理坐标的怀疑，因为当时该局的人员配备严重不足。而实际上，在艾奥瓦州花时间跟非法移民打过交道之后让我深信，只要还有地方在招工，人们就一定会穿过边境找上门。这么看来，想要让关于增加边防技术的讨论听上去像那么回事——而且多少还带点愤世嫉俗的意味的话，只有最终去除这个吸引人们穿越沙漠的真正动力才行，那就是奥塔姆瓦的嘉吉-艾克赛工厂一直在源源不断招人。
索德尔议员坦承自己从未去过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但他本人确实是美国缉毒署和执法部门的坚定支持者。在我们交谈的那天，他说自己对五大贩毒组织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也一直在看史蒂夫·索在《俄勒冈人报》上连续发表的文章，那些报道暗示了冰毒的兴起跟墨西哥贩毒组织的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索德尔对史蒂夫大加赞赏，还用他的报道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在国会提出必须对冰毒采取措施，甚至突然采取更广泛的党派路线，公开接受了布什总统任命的“缉毒沙皇”约翰·沃尔特斯的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索德尔跟美国政府的任何成员一样，对冰毒的问题有着相当充分的了解。我想，假如连他都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那还有谁能做到呢？采访快结束时，我拿着一开始问过的问题又问了一遍，即他在印第安纳州的第三国会选区那样的地方是否看到了在移民政策、小城镇的经济、冰毒问题以及大型农业公司之间存在的任何关系。
索德尔停顿良久，开口说道：“我的选民告诉我，印第安纳州北部存在着两个问题：冰毒和移民。至于这两者之间是如何产生关联的，我并不清楚。我只是处理交到我手上的事情。正如我一直在说的那样，我仅仅是一个风向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