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六年圣诞节过后不久，奥尔温的主街像是搭建的电影外景，一副小镇昔日的模样。镇长墨菲的改建计划的第二阶段工作已经结束了。这条街的路面在六个月前被挖开，现在看着既整齐又新鲜。焕然一新的人行道路面平整，覆盖白雪后显得相当洁净。街道两边都种上了树苗，虽然冬天里光秃秃的，但它们一定会在春天绽放新生。在树苗的上方，翻新后的街灯裹着红色的天鹅绒丝带，上面还挂着圣诞花环。人行道沿线空置已久的商铺里至少有九家新店开张，包括秋天就已开业的名叫拉斯-弗洛雷斯的这家墨西哥餐厅。
拉斯-弗洛雷斯的北面是电影院，南面则是“必来客栈”，正对面则是冯·塔克的比耶豪斯酒店。一天晚上，我跟拉里·墨菲、内森·莱恩和克雷·豪贝格一起在拉斯-弗洛雷斯吃饭。他们三个人有好几个月没见过面了；大家都过得忙忙碌碌，然后一转眼到了节日季，又开始为准备过节忙开了。作为改头换面后的奥尔温小镇宣告重出江湖的庆祝活动，小镇刚举办的二〇〇六年度圣诞庆典据说也已经顺利落幕。眼下，在艾奥瓦州漫长而寒冷的冬日里，生活再次放慢了脚步。我们聚餐的那天晚上六点，艾奥瓦州立银行的停车场上的大型数字温度计显示气温为七度，但刮着冷风，让人感觉是零下二十四度。
我是和内森一起去的拉斯-弗洛雷斯餐厅。整个下午，我俩都在香蒲林和小溪的谷底打野鸡，这两块地方把镇上一个大家都叫他“胖子”的农民的土地一分为二。等我俩到餐厅的时候，克雷和墨菲早就在一张卡座上坐下了。在艾奥瓦州北部，冬天把室内温度保持在可以忍受甚至不太舒服的程度，似乎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特点。因此，餐厅里面很冷——不至于冷到能看到自己哈出的气，但足以让墨菲、克雷像其他十几位顾客那样，依然穿着自己的皮大衣，拉链拉到胸口，露出里面厚厚的羊毛衫。
除了偶尔在达乐超市和凯马特超市的货架过道注意到奥尔温镇的墨西哥移民人口不知不觉中在不断增长，拉斯-弗洛雷斯餐厅是唯一一个明显的迹象。根据当地Re/Max房产中介的一个专做租赁业务的经纪人的说法，在一些小区，尤其是内森居住的小镇西南角，几栋两居室的小房子里住了三十或四十个墨西哥人。他们中大部分人在位于滑铁卢的约翰·迪尔工厂打工，不过直到二〇〇六年一月，仍有几十人在奥尔温镇上的泰森肉类包装厂工作，如今这个工厂已经不复存在。自从皮里洛兄弟和利奥一家分别在小镇开了面包房、餐厅后，一个多世纪以来，奥尔温镇上的移民一直以美食作为融入新环境的杠杆。的确，移民带来的美食加上美国人的好奇心是我们文化当中的一种主要社交力量，旧金山的唐人街曾经就是这样，今天美国各地的小城镇也一样，随着墨西哥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人们也越来越爱吃玉米饼(taco)和墨西哥肉菜卷饼(fajiata)了。
拉斯-弗洛雷斯餐厅的菜单上选择很多，仿佛是要想尽办法取悦本地人和墨西哥工人。这里有各种口味正宗的墨西哥菜，包括几道用酸橙汁腌制后以自制酱汁炒制的鱼类菜肴；在得州—墨西哥美食(Tex-Mex)的类别下，菜名都是以gringo一词结尾（比如taco gringo）；还有专门的墨西哥肉菜卷饼区。墨西哥肉菜卷饼区的条目最多，选择也最少，这种广告牌似的菜单设计显然是要大声宣告这样一个事实：用埃德华多的话来说，每做一道蒜香罗非鱼(tilapia al ajillo)，他就会卖出一百份“烤鸡肉”(chicken sizzlers)。
墨菲、内森和克雷一致认为奥尔温镇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好的，至少从餐饮的角度来衡量的话是这么回事。墨菲一边看着酒单上各款不同的玛格丽特鸡尾酒，一边用镇长的口气略带夸张地说：“在本县——甚至整个艾奥瓦州——你哪里还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让你在同一条街上吃遍墨西哥、中国和意大利的美食呢？”
克雷一边抽着万宝路特醇，一边翻看菜单，他的头微微侧着，试图让眼睛跟他那副双焦点眼镜的老花镜片连成一线。他的眼睛从镜框上方看过来，说道：“嗯，老墨，你听说过得梅因吗？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它不也在艾奥瓦州吗？”
“这里甚至还有希腊菜呢。”墨菲说道，又强调了一下自己的观点。他说的希腊菜就是往北一个街口的“两兄弟希腊菜馆”，餐厅窗户的霓虹招牌上打出了牛排和披萨的广告。可翻遍菜单也找不到希腊酸奶黄瓜、红鱼子泥沙拉，甚至连一个希腊卷饼的影子都没有。
“打什么时候开始，索尔兹伯里牛肉饼算作希腊菜了？”内森说道。
尽管他脸上的笑容颇有些讥讽的意思，但墨菲并没有太在意。“对我而言，这个小镇上的种族多元化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了。”
“书记员，”内森冲着我说，“我猜墨菲希望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能在奥尔温保留下来的东西并不是想当然的；在一种以季节变化为基础的农业文化中，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那些必须紧抓不放的东西。然而，那天晚上聚在拉斯-弗洛雷斯的爱尔兰人、德国人和挪威人，却真心实意地庆祝着墨西哥人涌进他们的城镇。也正因如此，拉斯-弗洛雷斯开在奥尔温镇上历史最悠久、最漂亮的建筑之一的底层，似乎再恰当不过了。这栋楼有四层高、手工铺设的石头外墙和拱形入口，也是整条街所有楼里最有意思的一栋，加上沿街墙面上几近黑色的窗户，给这个地方增添了时尚而现代的美感。餐厅本身面积为一千六百平方英尺，足以容纳十四张桌子和九个卡座。吸烟区貌似会随着客户的变化而伸缩。从踢脚线到壁灯之间的内墙是仿砖设计，再往上则是刷了浅黄色的混凝土墙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律，但墙上每隔几英尺就会挂上某种手工制作的纪念品——一件花哨的雨披，一顶大到夸张的阔檐帽，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光着脚的农民在一头小毛驴旁边弹吉他。这样装饰略有做作，但并没有破坏这里的真实性。相反的是，那些让拉斯-弗洛雷斯——在这样一座有年头的美国小镇上的有年头的建筑里——开了这么长时间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反而证明了它的新颖。
我听人们说，墨西哥移民吃苦耐劳的刻板形象在奥尔温被视为最高形式的赞美。他们有着棕色的肌肤，说话语速飞快，就跟二十世纪初刚来的意大利人一样，对镇上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的人们而言，需要花点时间才能习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对他们是尊重的，但这种尊重也有一定的限度。正如房地产经纪人告诉我的那样，“没有多少房东排起队来等着把房子租给墨西哥人”。认为这些新移民抢走了当地人饭碗的想法还有待商榷，而且似乎还没有——反正在我看来——像各地报纸有时候描写的那样，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另一方面，克雷说，移民缺乏医疗保险这一事实对已经不堪重负的当地医院而言也的确难以承受。然后，还有毒品问题，尤其是冰毒。杰里米·洛根说自《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生效以来，墨西哥毒贩们就愈发忙碌了。
尽管如此，不仅没有人对此展开追捕行动，而且知道了也不点破。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上的每一个人——医生、镇长、检察官——都知道拉斯-弗洛雷斯餐厅的老板埃德华多极有可能就是一个非法移民，但他们都觉得没有查明事实的必要。正如内森说的那样，你不必深挖任何人在这些地方的历史，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历史，就能在其他时间找到类似的故事。他本能地抓到了索德尔议员没能捕捉到的一点，那就是如果你鼓励人们到你的国家来，那么他们真的来了你就不能提出反对。作为检察官，内森根本不会去问人们的身份。这样一来，他就不用强迫有些人“从那扇门走出去”，套用他的话说，“那扇门是永远敞开的”。
拉斯-弗洛雷斯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从一个透明的塑料机器中倒出来的六十四盎司玛格丽特鸡尾酒，那个塑料机器中有三个装了大型机械刮刀的桶，分别搅拌着红色、绿色和黄色的雪泥。墨菲点了不加盐的草莓味玛格丽特，内森则要了一杯盐加量的普通玛格丽特。趁着他们点酒的时候，克雷点上了一支烟。他面前放着一瓶二十四盎司的健怡可乐，倒在一个放了碎冰块的棕色塑料杯子里。克雷已经滴酒不沾五个月了，而且还在继续——他车上装的那个检测酒精的联锁装置也早就被拆除了。
作为慈心医院的医务主任，克雷也在医院遇到了些烦心事。点完了玉米饼和莎莎酱、酥炸墨西哥卷(chimichangas)和墨西哥肉菜卷饼后，克雷引用自己最近非常崇拜的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的那些反企业理论，开始抱怨起医院的所有者——惠顿方济会医疗集团，墨菲和内森则在一旁洗耳恭听。克雷是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但他不参加教会，只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敬仰上帝，对教堂——特别是天主教会——更是心存怀疑。用他的话来说，惠顿方济会医疗集团从技术上讲是教会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他们已经“把对人类生活的不尊重系统化”到了一个克雷不是主动辞职就是被炒鱿鱼的地步。让他大为恼火的是，医院设备不到位的原因竟是为了节约成本，病人的检测化验内容通过电脑发到澳大利亚和印度，由那里的医生读取并进行分析后，再通过电子邮件把诊断结果发回来。
“我的意思是这他妈算什么？”克雷说道。“不可以这样，对不对？要不然说我不相信某个身在孟买的人来看我这边乳房的X光检查报告？我不是说他们没有当医生的天分，”他继续说道，“而是因为他们并不在这里。医生的职责还包括让你的同事对他们的工作负责。如果在印度的某个人误读了我病人的活体组织化验，而我的病人最终死于癌症，那么当我在民事听证会上被吊销行医执照，还被告得倾家荡产时，你认为那个印度人也会丢掉饭碗吗？”
克雷两眼盯着内森，内森则目光呆滞地望着他。当周围的事情——比如克雷的脾气——变得高涨起来的时候，内森的心跳似乎明显慢了下来。
“这不可能啊。”克雷自顾自地答道。
“对。”内森说道。
墨菲则激动地说：“这绝对想不到啊。”
正如克雷所看到的那样，医院和保险系统缺乏严格的监督。比如，惠顿方济会医疗集团近期开始派遣医生（大部分来自印度）到美国农村医疗服务欠缺的地区。就像在屠宰场工作的墨西哥人那样，这些印度医生的工资要比美国医生低。克雷说，问题在于很少有轮岗的外国医生会做满整整两年的时间，因为印度的文化环境和奥尔温这个地方格格不入。克雷说，这些医生缩短轮岗时间会导致医疗质量的下降，而且造成员工的不稳定。过去十八个月的时间里，慈心医院已经有三位医生提前结束工作离开，让急诊室完全陷入混乱。雪上加霜的是，保险公司以医务人员高流动性为借口提高了医院保险费的标准。克雷说，在奥尔温行医变得日益困难，而且医生的士气也日渐低落。
墨菲深表同情地点点头。他说：“保险公司都是些垄断企业。你能做什么呢？”
克雷正考虑辞职。用他的话来说，他计划做些“兼职”，在郊区的一些急诊室做小时工。
“我只有在那种地方才能发挥作用，”克雷说，“我是说，谁会比一位星期二下午两点到急症室的没有保险的老太太更需要你呢？”
“那是什么让你还没采取行动呢？”内森问道。
“我父亲，”克雷回答，“这家医院——我父亲在这里行医达半个世纪。我们的诊所就是我们的家。整个小镇差不多就是我们的诊所。我不知怎样才能抛开这些一走了之。”
“这就是问题所在。”内森说。
“没错，”墨菲附和道，“的确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那年十二月还是有不少让这帮男人感到高兴的事。克雷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跟她丈夫住在加州萨克拉门托，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刚刚降生。内森赢了对托尼·巴雷特和佐尼·巴雷特这对双胞胎兄弟的定罪，因为在二〇〇五年杀害玛丽·费雷尔，前者被判一级谋杀罪，后者被判同谋罪。老墨的改建举措在小镇周围获得了不错的反馈。新建的图书馆大获成功，这里的常客很喜欢那二十四台能享受免费高速上网服务的电脑。奥尔温高中非但没有破产，而且还在二〇〇六年实现了过去十年以来学生人数的首次增长——多了三名学生。尽管呼叫中心的谈判陷入僵局，但墨菲和市议会已经说服了艾奥瓦州东北社区大学在工业园区建立一个校区。区域数学与科学学院也打算搬过来，就建在社区大学的西边。墨菲和市议会决定在剩下的那块地上建一个技术中心，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尤为有利的是这里如今建有一个全新的污水处理系统。而艾奥瓦州的第二大乙醇工厂最近也终于在小镇西边七英里的地方落成；这让当地的铁路交通有所恢复，奥尔温的好几家企业也因此大幅节省了运输成本。多亏有了这家工厂，每蒲式耳玉米的价格已经上涨了五美分。大家都希望一切会变得越来越好。
若以被拆除的毒品实验室的数量来衡量的话，或许最令人鼓舞的标准是甲基苯丙胺在奥尔温一带几乎不再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差不多从主街翻建启动的那一周开始到现在的近六个月里，警察局连一个报告制毒实验室的电话都没接到过。而且，奥尔温镇周围的感觉真的跟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很不一样。二〇〇五年六月，我们深夜开车的时候，汽车前灯经常可以照到骑着自行车在小镇外四处乱逛的制毒者，他们的车上绑着单批次的瓶子装置。仅仅一年半之后，这里的街上就不再危险了，或者说，如果你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发生汽车爆胎的话，不会有一种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不确定感。也没有房子会在大白天里爆炸，没有人打电话给警察报告邻居车库飘出强烈的乙醚气味。甚至连必来客栈也让人隐约感到（虽然令人有点遗憾）安全。
事实上，到二〇〇六年圣诞节的时候，奥尔温已经代表了全国数千个小城镇的希望，这些城镇已经见证了被捣毁的制毒实验室的数量下降。《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已经生效六个月了，全国性报纸基本上已经不再有毒品流行的报道了；美国的农村地区也不再像二〇〇四年以来那样被描绘成笼罩在阴郁的林奇主义之光下的画面。而这一切的确都值得坐在拉斯-弗洛雷斯餐厅的卡座上，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好好庆祝一番。
《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的基本功能是：限制消费者在美国所能购买的感冒药数量；对未能阻止伪麻黄碱和麻黄碱进入非法市场的国家，允许美国国务院撤销对其进行的援助；对美国制药公司所能进口的伪麻黄碱和麻黄碱的数量实行配额制。从某种程度上讲，《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实现了早就从美国缉毒署退休的吉恩·海斯利普近二十五年来一直认为的与冰毒斗争的最重要方面：对前体的进口和出口进行监控。
《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规定的配额引发了经济事件的连锁反应，恐怕连海斯利普做梦都无法想象。出于对伪麻黄碱管控的担心，全球最大的感冒药生产商、同时也是“速达菲”的制造商辉瑞公司，开始用一种叫做苯肾上腺素的化学品来制造其百分之五十的感冒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一九七六年批准的苯肾上腺素，是无法被制成甲基苯丙胺的。辉瑞公司的这一调整导致全球九家伪麻黄碱供应商减产，从而减少了毒贩可用来制造冰毒的伪麻黄碱的数量。根据史蒂夫·索为《俄勒冈人报》撰写的最后一批有关冰毒的文章中的一篇，二〇〇六年，美国制药公司的伪麻黄碱进口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从上一年的一千一百三十吨减少到了这一年的二百七十五吨。美国国务院说服了墨西哥政府将伪麻黄碱的进口量减半，并将中间商排除在进口过程之外，这导致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六年间，北美的冰毒主要前体的进口总量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五。史蒂夫·索的报道指出，根据美国缉毒署的统计数据，冰毒的平均纯度从前一年的百分之七十七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一。他写道，质量下降是一个确知的迹象，表明生产出来的冰毒要少得多。不仅奥尔温的夫妻老婆店小作坊的冰毒产量下降了，全国各地都是如此。
还是在二〇〇六年，“缉毒沙皇”约翰·沃尔特斯公布了一项扩大毒品法庭的计划，其中，吸毒者将被司法程序监督十八个月，并获准从事工作。（作为毒品法庭计划的长期支持者，内森·莱恩说毒品法庭计划的存在本身承认了对待吸毒成瘾者的标准程序——把他们关进监狱一小段时间，提供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咨询——不但没有发挥作用，而且还导致了高累犯率。）沃尔特斯拨款在全国各地做了反冰毒的电视广告，它们在许多州都显示出了巨大的希望，特别是蒙大拿州，当地居民在二〇〇五年自掏腰包资助反毒品活动。沃尔特斯还承诺由美国缉毒署对高级别的贩毒活动直接提起诉讼。他正在努力——如今国会也开始对冰毒采取措施——赶上这一趋势的事实，其本身就是一个让人对举国上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高兴的原因。而放眼世界范围：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提议对国家和伪麻黄碱制造商之间进行经纪交易；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则计划从二〇〇七年开始叫停非法获得的前体的运输。
两份报告似乎证实了冰毒的撤退，这使得所有的好消息都受到了进一步的鼓舞。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每四年发布一份报告，名为《全国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旗下的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个部门，也是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的实际研究机构，这个办公室由总统的“缉毒沙皇”直接领导。因此，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隐含在其研究中的建议，跟美国其他政府机构的报告相比，对毒品立法政策更具指导性。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报告发表在二〇〇六年奥尔温的圣诞节庆典来临之前，称二〇〇二年至二〇〇六年间，整个美国的冰毒使用量稳中有降。美国第二份最具影响力的毒品调查报告是由密歇根大学资助的，名为《监测未来》(Monitoring the Future)，其中有一些更令人鼓舞的东西：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五年间，高中生吸食冰毒的比例急剧下降。约翰·沃尔特斯二〇〇六年八月在接受《俄勒冈人报》采访时指出，这些研究结果实时地反映了政府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效果，美国正在“赢得”打击冰毒的战争的胜利。
更让人意外的是，沃尔特斯还暗示了一件迄今为止让人难以想象的事：冰毒流行全面结束了。他在接受史蒂夫·索的采访时说：“冰毒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区是一种流行病吗？没错……那么这是最严重的毒品问题吗？是不是到处都在流行呢？答案是，否。”
但有些问题必须在那个十二月的夜晚、在拉斯-弗洛雷斯搞明白，如果一切看起来都如此大有起色，那么为什么内森·莱恩接手的冰毒案子数量并没有下降呢？为什么克雷·豪贝格那里的病人因为冰毒造成病痛的埋怨并没有减少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药物流行，以及《全国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这类报告是怎么形成的。但最重要的方面是理解为什么奥尔温的冰毒问题会像克雷那晚说的那样，变得似乎“不见踪影”了，这其实是麻醉品市场近来的一个转变。就像从吉恩·海斯利普那个年代起到现在的二十年里发生的事情一样，冰毒并没有远遁或被根除，而是基因重组了。
如果去问任何一个药物流行病学家“什么是药物流行”，答案很有可能是“我不知道”。药物流行病学家无法解释自己的专业名称的具体定义，这似乎有违常理，但考虑到病毒流行病学相关领域的难度，这似乎也情有可原。假如你向医生询问这些基本问题：什么是流感？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到底会对人有什么影响？怎么会产生那样的影响？我该采取什么措施？这种措施的结果会如何？而你的医生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给出一点点对流感已知的确凿无疑的信息；把它和常识、奇闻逸事、理论结合起来；同时推荐一个不保证一定成功的解决方案。而药物流行病学跟这个并无区别；也是绝对不可量化的一个概念。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神经药理学家乔治·科布的观点。作为药物成瘾方面的专家，他所提出的“冰毒是地球上最糟糕的毒品”的观点只有一部分能得到证实。人们可以科学地测量出，像吸烟一样使用毒品——而不是通过进食、鼻吸、注射或者置入肛门——是能最快传递到大脑的方式。人们进一步推测，药物的释放速度会影响药物的成瘾性，尽管这一点尚未经过证实。因此，鉴于冰毒可以被吸入，它（像尼古丁，但不同于酒精）进入“最容易成瘾”之列。在阐明这一点之后，科布的陈述变成了直觉和常识的混合体。科布关于冰毒的“独特危险性”的大部分证据都源于他对药物的社会身份的理论。在科布看来，冰毒的危险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对美国社会所珍视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概念的长期有效性，这些概念中很多都源于通过努力工作来追求财富。
现在拿全国性的毒品研究来说，虽然这个词意味着技术上的精确性，但是要知道有多少人对毒品——包括冰毒——上瘾，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不可能的是有多少人正在吸毒，包括成瘾地、有规律地、偶发地或异常地。更进一步讲，并没有设置吸毒者的人数或百分比来表示一种冰毒“流行”。正是由于缺乏一个可量化的基础，使得任何诚实的药物流行病学家无法界定一种药物的流行。说哪个地方有冰毒流行就跟说哪个地方冰毒流行结束了一样，都是无从证实的。作为对史蒂夫·索的报道以及《新闻周刊》和《前线》(Frontline)上面的报道的回应，一些报纸专栏作家开始以这种怪异的方式在二〇〇六年年中宣称从未出现过冰毒流行（称那是一个发明、一个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问题在于，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利用测试作为手段去理解药物的使用情况，尽管对于通过测试来导出真相心存怀疑。而如果确认的手段容易被质疑，你就无法辨别一些事情的真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全国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是如何每四年给出一次美国的冰毒成瘾者的人数的。首先，调查人员要求雇主向他们的雇员发放有关药物使用的调查问卷。该调查会询问这些雇员一生当中、去年以及/或者过去六个月内是否使用过安非他命（而不是特别指出甲基苯丙胺）。第一，吸毒成瘾者似乎不太可能去做这种非强制性的调查问卷；就算他们做了，也不太可能如实作答；甚至，他们根本就不太可能去上班——反而更有可能在家制毒。进一步地讲，既然甲基苯丙胺只是安非他命大家族这么多的兴奋剂中的一个而已，那么，针对一种安非他命的问题的肯定回答不能拿来套在另一种安非他命的问题上。然而，从调查的角度出发，凡是回答在过去六个月里使用过任何一种形式的安非他命的人都被认为是“安非他命成瘾”，而且他们当中一定比例的人被视为冰毒成瘾者，至于这个比例是怎么得来的却无从得知。正是依据这样一套体系，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宣称冰毒在二〇〇六年消亡，与此同时，约翰·沃尔特斯已在为此庆祝了。
但在科布博士看来，毒品能被买到才是它的厉害所在。无论奥尔温的警察是否在捣毁制毒实验室，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小镇一带依然有大量的冰毒，因为内森发现自己接手的案子数量并没有减少。突击搜查制毒实验室去除了毒品的最显而易见的元素：气味难闻的房子、火灾、病恹恹的孩子。但事实证明，拆除制毒实验室跟消灭毒品或者由毒品造成的那些问题完全是两码事。如今冰毒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进入奥尔温的；为什么《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无法阻止它——这些都是必须回答的新问题。
在拉斯-弗洛雷斯的那个晚上让我想起了一年前跟佐治亚州调查局的特工菲尔·普莱斯的一次交谈，那之后他就退休了。当时，普莱斯在同时调查十一起以处决方式被谋杀的墨西哥人的案件，这些案件全都发生在宁静的亚特兰大郊外空置的座座豪宅里，而且都跟冰毒有关。在谈起这些谋杀案的时候，普莱斯就已经预言了《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最致命的缺陷，那时离该法案通过还早着呢。
他操着一口浓重的佐治亚州北部口音说道：“瞧，我这么说是自找麻烦，但是你看，《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到头来不过是毁了那些用本生灯和百威瓶组成的化学装置制造毒品的蠢蛋们的生意，然后交到了唯一深谙制毒之道的人——墨西哥五大贩毒组织——手上。”
他继续说道：“人们会为政府欢呼喝彩，事情也会变得大有改观，但也就是一段时间而已。记住我说的话：在那之后，一切只会变得更糟。因为这跟毒品毫无关系，而是跟政府体系和经济体系有关。《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只会凸显我们的移民政策有多么狗屁不通。但是没有人会看到这一点。他们看到的只有对冰毒的短期胜利。”普莱斯总结道：“当这些毒品卷土重来的时候，政府和媒体早就对此不再关注了，而我们将陷入比以往更糟的境地。”
第三部分 二〇〇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