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往返于奥尔温的三年半时间里，我告诉自己，我是在寻找冰毒对于美国小城镇的意义。这当然是事实。但我觉得自己同时也在寻找小城镇对我的生命以及我的家族历史所具有的意义。当我跟我父亲说起在艾奥瓦州亲眼所见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他肯定会很想知道他是否还能认出自己的故乡。
美国乡村依然是我们这个民族创造神话的摇篮。但它也变了——变得更险恶、更难定义。冰毒是否改变了我们对美国小城镇的看法，或者仅仅揭示了美国小城镇的很多事情已经大变样了这一事实，从某种角度讲，这些都无关紧要。在我讲述的故事里，与其说冰毒一直都是变革的推动者，倒不如说它更像是变革的征兆。故事说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而毒品就是向整个国家发出的信号，表明终结已然到来。
事实是，在我驾车前往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密苏里州那一带的几个星期里，任何一个小镇就我停留的那一两天的观察来看，都足以写出一本有关冰毒的书——冰毒已经是所有这些小镇生活的一部分。平心而论，我从二〇〇五年开始关注艾奥瓦州，并不是因为这个州有着创纪录的制毒实验室数量，也不是因为我跟克雷和内森迅速建立起来的关系，而是因为艾奥瓦州是我父亲所在的雷丁家族的这个分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一直生活的地方。事实证明，我父亲的生活陷入了甲基苯丙胺与美国乡村之间的关联所造成的复杂难解的问题，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来自艾奥瓦的阿尔戈纳，而且因为我开始认为，在像阿尔戈纳和奥尔温这样的地方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的背后有一股力量，而它正是我父亲从事了四十二年的那个行业：大农业。
我的曾祖父尼古拉斯·雷丁于一八六八年离开普法战争时期的卢森堡大公国，来到阿尔戈纳。跟随他一起过来的，包括他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已经去世）以及他在两次婚姻中生下的十五个孩子。在得知当地的教师用英语授课后，我的曾祖父创办了自己的学校并自任教师，为的是能用德语教育自己的孩子们。
路易斯·雷丁出生于一八九九年，是尼古拉斯最小的孩子。路易斯的一生都在阿尔戈纳度过，并在当地的国际收割机工厂担任拖拉机配件员。他在一九七九年离世。我的祖母爱丽丝出生于艾奥瓦州的卢文市（发音为“Laverne”），那里离阿尔戈纳的南面十二英里。她的母亲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如果跟雷丁家族的生育能力相比的话，还是稍稍逊色些。爱丽丝身高五英尺；在艾奥瓦州州立银行做了五十一年的出纳。她于一九八九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我的父亲跟他的祖父同名，也叫尼古拉斯·雷丁，他出生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姐姐罗茨年纪最长，中间还有一对双胞胎简和乔。我父亲幼时个头瘦小，长着一头金发和一双深棕色的眼睛。在大萧条时期和战争期间，我父亲和他哥哥的任务就是猎野鸡，抓鸽子或松鼠来给大家当晚饭。冬天，他们就打长耳野兔，这意味着他们要在夜里跑到田里去，躲在卡车后面，袭击那些被卡车头灯照得暂时蒙掉的动物。我的父亲和伯伯打下的兔子能把他们带的小木桶装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食品配给时期，苏城的食品罐头工厂和道奇堡的餐厅就是用这种方式搞到肉的。到了夏天，他们在得梅因河的东部支流里钓鲈鱼和鲶鱼，得梅因河绵延三百二十英里，流经洛芮·阿诺德曾经住过的那间位于奥塔姆瓦的小屋。
一九五二年，我父亲去位于埃姆斯的艾奥瓦州立大学上学。那一年他十七岁。当时，他的头发开始逐渐变成黑色；他跟他的母亲一样身材矮小，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体重只有一百一十磅。要不是他获得了三份奖学金，恐怕最多只能读到高中。他用自己的棒球奖学金支付住宿费，用化学工程奖学金支付伙食费，然后用那份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OTC)的奖学金支付书本费。他在大一时拍过一张照片，比起站在一起的艾奥瓦州立大学棒球队的大部分球员，他要矮一个头。那张照片总让我百感交集。一方面，我因为自己的父亲能够最终走出艾奥瓦州的阿尔戈纳而倍感自豪。另一方面，我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滑稽感，因为照片上的父亲站在队伍的末尾，跟身旁一排高大魁梧的年轻人相比是那样的稚气和渺小。让人意外的是，他甚至挨过了残酷的冬天，更别说他挥动的那根三十四英寸长的木质球棒非但没把他撂倒，而且还打出了每小时八十五英里的快球。在这之后，他一步一步走向辉煌的人生，这一点至今仍让人不敢相信。
等到了大二的时候，我父亲已经长到了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也增加了三十磅——这些算不上什么传奇，但足以让他开始成为球队的中外野手，这也是当时大学棒球队的领军位置。艾奥瓦州立大学在那一年的大学世界系列赛中荣获亚军——而我父亲获得了“最佳球员”称号。他还创下了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单场比赛的盗垒纪录——他在一场比赛中盗垒六次，包括一次本垒——该纪录保持了好几年。到那个赛季结束的时候，十九岁的他在首轮选秀中同时被纽约洋基队和圣路易斯红雀队选中，而当时这两支球队为他展开的争夺成为竞技体育运动中历时最久、最富传奇的大战之一。
但是，我父亲坚信体育并不是走出贫穷的康庄大道。尽管在大三的时候他再次被洋基队选中，但他还是留在艾奥瓦州立大学继续他的学业，取得了化学工程学位。一九五五年，他在位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孟山都公司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带着两件衬衣、两双鞋子、两条领带和一套西装，只身去了圣路易斯，住进了一家招待所。在孟山都公司，他认识了我的母亲，她在公司担任秘书。我的外祖母米尔德里德·维奥拉·尼科尔森离开密苏里州的埃博已经有二十年了，在见到我父亲后，立刻心生欢喜。她在这个男孩身上看到了一种与她相似的精神，出生在农村，一路打拼到一个美国大城市，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米尔德里德的第一任丈夫抛弃了她，还有我的母亲和姨妈，因此米尔德里德的大半生一直都扮演着单身母亲的角色，一开始给人帮佣，然后在市中心的一家名叫赫林小姐的自助餐厅做厨师。我的父母在一九五八年结为夫妻。
我父亲在孟山都工作了四十二年后，一九九八年从副董事长职位上退休。在他工作的几十年里，孟山都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农业集团，收购了几家种子公司，申请了除草剂专利，更重要的是，开拓出了农作物转基因工程领域。到一九九六年，孟山都已经强大到跟嘉吉联手创办了合资企业。正是以这种方式，美国农村小城镇兴起的大农业反映了我的家庭和我父亲的生活。同样通过这种方式，事物的复杂性和颠覆人性的一面变得显而易见。一方面，孟山都公司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摧毁美国小镇生活的角色——这些地方正是我父亲和外祖母的老家。另一方面，孟山都的农业工业化并不是毁灭性的，而是利用技术和科学对一个非常困难的职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换言之，孟山都跟嘉吉、阿彻丹尼斯米德兰和康尼格拉一起，让农作物的种植变得简单高效和现代化。
起初，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期间，美国农民效率的提高证明了这对美国小城镇的好处。拥有过剩的所谓“石油美元”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正在为世界各地——主要是中国、苏联、拉丁美洲——的工业提供资金支持，这跟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做法如出一辙。因为迫切需要实现其工业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这些国家将较少的资金用于粮食生产方面，促使美国农民——在如今臭名昭著的农业部长的号召下——去“养活全世界”，“遍地种满庄稼”。美国的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然而，差不多十年之后，石油危机已经缓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减少放贷的资金，那些为了向阿根廷或苏联出售粮食而过度扩大耕种面积的美国农民则不得不失去他们土地的抵押赎回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农场危机由此诞生，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迁。
农村社会学家威廉·赫弗南把他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都集中在一九七〇年至二〇〇〇年这段时期。赫弗南在自己的论著中经常提到“三大食物链集群的形成”对美国农业——以及由此对美国农村地区——造成的影响。其中一个食物链集群，指的就是嘉吉-孟山都公司。根据赫弗南的观点，到一九九六年，也就是我父亲退休前的两年，依靠孟山都公司及其旗下一批种子公司的支持，嘉吉公司控制了几乎所有食品相关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它在牛肉和猪肉加工企业、肉牛饲养场、火鸡养殖以及乙醇生产企业中名列前五。在动物饲料加工以及谷物仓储企业中排名第一，在面粉加工、干玉米制粉、湿玉米制粉以及大豆压榨企业中位居第二。嘉吉公司也野心勃勃地进入了运输业，包括河流驳船、铁路机车以及货运公司，同时还收购了杂货业连锁店。这种集中化的结果，用赫弗南的话来说，就是“大部分农村经济发展专家低估了农业对农村发展所做的贡献”。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在谈论艾奥瓦州的奥尔温、阿尔戈纳，还是奥塔姆瓦，在一九八〇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间，这些城镇的生命之源不再向它们提供同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它们到此时已经提供了超过一百年——差不多就是从我曾祖父从卢森堡来到这里之后算起。
赫弗南的分析显示，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发生了惊人的巨变。他指出，就在二十五年之前，“当家族生意在农村社区占主导地位的时候，研究人员谈到的乘数效应为三或四”。这意味着詹姆斯和唐娜·莱恩在奥尔温所赚的每一块钱都会转手三到四次之后才会离开当地社区。然而今天，赫弗南指出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一。从历史上来看，农业社区是农村经济健康的典范，而那些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采矿社区则是行将瘫痪的集权化体系的一个标志。如今，农业社区和采矿社区已经没什么区别，奥尔温和阿尔戈纳跟西弗吉尼亚州的埃尔克加登市却被统计数据联系到了一起。
从奥尔温开车到阿尔戈纳，大部分时间是行驶在十八号公路上的。在到处都是州际公路的时代，十八号公路让人有一种穿越到过去的感觉，它以威斯康星州的霍雷布山为起点，穿过艾奥瓦州和南达科他州的大草原，直到怀俄明州的穆尔溪交汇处，整条公路跟保养得不错的乡村公路相比并没有好太多。十八号公路沿途经过的印第安保留地（两个）和国家级大草原（也是两个），面积是人口超过一万的小镇的两倍大。事实上，从艾奥瓦州的梅森市往西，加油站之间通常相距二十或三十英里，而当地有高中的小镇之间的距离开车的话也要一个小时或更久。这的确是美国道路中更具怀旧色彩的一段——时光似乎在此定格，但显然这一切已不再如此。
我去阿尔戈纳主要是为了找我父亲住过的老房子，还有他跟我伯伯乔曾经一起打球的临时棒球场。当时的高中没有自己的棒球场，因此，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期间，阿尔戈纳斗牛犬棒球队都在外面打比赛。我父亲说临时棒球场在沿着铁轨向东的某个地方，天冷的时候附近会有野鸡晒太阳，顺便啄食从途经奥尔温和滑铁卢开往芝加哥的货车上掉落下来的谷物。
我一边听着父亲在电话里给我指路，一边开着车在小镇上转了起来，我去了他小时候住过的家，一栋建于一九一九年的三居室木屋。他想知道每一个细枝末节：木外墙和屋顶的颜色；门廊是否还在；那棵桑树是否还在前院。在我向他汇报完毕之后，很显然，近六十年来唯一改变的只是门廊的颜色——从绿色变成了灰色。作为阿尔戈纳的门脸担当，国道街基本上还是他记忆中的模样，除了艾奥瓦州州立银行早已不复存在，银行所在的那栋红砖楼依然屹立。还有一点没有改变的，那就是早在第一个尼古拉斯·雷丁就开始的雷丁家族人口兴旺的传统。在镇上的咖啡馆，给我端来一份法式三明治和一杯咖啡的女招待告诉我，她妹妹和表妹都嫁给了姓雷丁的人。“等到春暖花开时，”她说，“小镇上满大街都是叫雷丁的人了。”
吃过午饭后，我又打电话给我父亲，让他帮忙一起找那个老棒球场。这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因为放眼望去，整个草原都被八英寸厚的积雪所覆盖，积雪下面还结了一层坚冰。但是，短期内我不会马上再回阿尔戈纳，我想要靠近那块我父亲曾经分外珍视的场地，在那里，他跟我的伯伯乔一起学会了击球、防守以及盗垒。
我沿着十八号公路旁边的铁路轨道步行向东，经过连续一周的暴风雪，这里的天空清澈、湛蓝而又冷峭。我目光所及之处，山峦起伏间，看着似乎全被皑皑白雪所覆盖。在我眼里，山脉的美无处不在。但我怎样都无法被它们感动。大海、沙滩以及河川也是如此。哈得孙河以及密西西比河是大自然的奇迹；蔚然壮观，丝毫没有谦卑之意。大草原则低调谦卑。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因为隔了数百甚至数千英亩土地才会见到一栋农舍可能带给你的一种错觉——让人既兴奋又害怕。那天一眼看到如此开阔的乡村，我的整个胃就像被什么东西啃噬了一样难受。从艾奥瓦州到蒙大拿州，这些零星散落在平原上的小镇都以哈维、梅尔文、莫里斯、达娜、博蒂和布里特等名字来命名——都是些再普通不过的人名——没有比这更富有人情味的表达方式了，它反映出了人们为了在一个地方生存所付出的努力，而这个地方从未打算维持我们对永恒的宿命和最终不可能实现的渴望。然而，我们依然在阿尔戈纳和塞林德出生和老去，在查尔斯堡和道奇堡盘坐，吃着法式三明治，沿铁轨散步，期待晚上跟内森·莱恩和他的女朋友洁米·波特一起围坐在柴火炉边。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我们应该打包走人，说直白一点，与其拿农业补贴人为地资助他们，不如把平原上的这些小镇都清理掉，把这些土地归入国家公园，让水牛重返此地：这种观点从某种程度上讲完全讲得通。内森·莱恩的父母每晚都在为如何度过下一个冬天而焦虑不安。然而，我们还能去哪里呢？如果不做这个，我们自己到底还能做什么呢？
即使我能对我父亲遗留下来的东西评头论足，我也没法不对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他的故事完全跟社会学背道而驰。一个坚持以一己之力实现个人伟大成就的典范：是美国梦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这么做不是没有后果的。有时候，美好的初衷不一定会得到应有的结果——就好比甲基苯丙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神奇药物，今天却成了梦魇。当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不再尊重依赖其产品改善自己生活的人，拒绝向工人支付体面的工资或提供健康保险。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还像从前一样努力隐忍。为了坚持下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谎称能让他们坚持到底的毒品寻求帮助。
那天，我沿着铁轨一路走着，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找到了三只野公鸡在寒冽的正午日头下，啄着掉在地上的谷粒。再往东去一点的地方，覆盖在白雪下面的正是那个棒球场。一切都如我父亲说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