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二〇〇七年年初，《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已经正式实施有半年的时间了。曾经负责佐治亚州调查局的前特工菲尔·普莱斯在两年前就预言，该法案增加了购买感冒药的难度，也确实减少了美国各地那些制毒散户的实验室的数量。但是，瘾君子的人数并没有变化。这就意味着那些依赖家庭制毒作坊制作的毒品的吸毒者——根据二〇〇五年美国缉毒署的预估，占吸毒者人数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五——现在开始跟五大贩毒组织打交道，也就是说美国人消费的冰毒，有百分之九十五甚至百分之百都来自墨西哥人经营的制毒实验室。针对往墨西哥进口大量伪麻黄碱的难度，这些贩毒组织也很快做出调整，转而通过日益增加的中间商进行采购——这些中间商大部分来自中国，但来自非洲的也越来越多了。这反过来导致了毒品产量的增加。
还有一点也恰如菲尔·普莱斯所预言的那样，到二〇〇七年中期的时候，美国媒体已经完成了对这场毒品流行的剖析，按照“缉毒沙皇”约翰·沃尔特斯的说法，毒品现在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了。除了史蒂夫·索以及另外几个人的报道之外，媒体在二〇〇五年和二〇〇六年期间对冰毒的狂热报道将这种药物视为一种制毒小作坊现象。如今，从亚利桑那州到新泽西州，这种小型实验室的数量已不断减少，州政府官员、杂志、报纸以及晚间新闻主播将此视为毒品流行得到控制或彻底结束的唯一标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旦冰毒不再是在全国各地的拖车、厨房水槽和浴缸里上演的美国道德剧，媒体就失去了报道它的兴趣。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事件结束后的余波往往变成了秋后算账，博主和报纸专栏作家们首先会质疑冰毒流行是否真的存在过。作为《俄勒冈人报》的主要竞争对手，波特兰的《威拉米特周报》(Willamette Week)在二〇〇六年三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这种怀疑。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冰毒的癫狂：俄勒冈人如何炮制了这场疫情，政客买账却让你买单》，它针对史蒂夫·索和《俄勒冈人报》的诚信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威拉米特周报》甚至指责州政府官员和联邦政府官员利用冰毒故事来捞取政治利益。
正如《威拉米特周报》的那篇文章总结的那样，批评的要点在于冰毒是由看起来存在疑问——如果不说是似是而非——的数字和统计数据支撑起来的媒体现象。比如，《威拉米特周报》点名批评了一份题为《马尔特诺马县的冰毒税》的报告，该报告是由一家名为ECONorthwest的经济研究公司撰写的。这份报告经常被史蒂夫·索、俄勒冈州乃至全国的政治家拿来引用，而且最终被诸如阿肯色州的本顿县这类社区的类似公司所效仿，它声称马尔特诺马县的每户家庭每年要支付相当于三百五十美元的金额来抵偿由冰毒造成的社区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包括波特兰在内的地区，每户家庭要拿出相当于他们一年所付的州税的金额，来支付因为吸食冰毒者激增所造成的寄养费用、警察加班、财产损失以及误工时间等成本的增加。
《威拉米特周报》的那篇文章认为，这份报告采用的数据是由事实与逸事混合得来，因而该研究本身就相当荒唐可笑。比如，波特兰的一位警察局长说他所在地区被捕的人员有百分之八十跟冰毒有关，但他无法解释自己是如何得出这个数据的。这篇文章还说，“冰毒税”这个提法也不严谨，因为在统计“冰毒造成的财产损失”的成本时并不能证明这些真的可以跟毒品联系起来。根据《威拉米特周报》的说法，《俄勒冈人报》采信了“不实数据和危言耸听的言论……扭曲了真相（并且）或许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重新调整了政府开支的优先排序”。
对此，《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迈阿密先驱报》上的专栏作家们表示认同。《纽约时报》的约翰·蒂尔尼哀叹道，拜冰毒所赐，政治家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所在”。《迈阿密先驱报》的格兰·加文称《俄勒冈人报》的报道为“无稽之谈”。克雷格·瑞纳曼在其所著的《美国的裂缝》(Crack in America)一书中，对里根政府应对“快克”这种可卡因流行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在接受《威拉米特周报》的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认为《俄勒冈人报》这类报纸对冰毒的大肆报道导致政府进一步将资金引向执法和监狱，反而“远离了造成人们所处之困境的潜在根源”。对全国各地的冰毒报道批评得最厉害的要数Slate.com的杰克·谢弗，他在每周发布的专栏里竭尽所能地反驳每一项支持冰毒流行论点的研究。谢弗最喜欢反驳的数据和观点包括，每年印第安纳州因为冰毒造成的成本预计达上亿美元；全国县级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unties)的一项调查显示，二〇〇五年因为吸食冰毒而被送进各地急诊室的人比其它任何一种毒品都要多。
一家报纸如此高调且戏剧性地指责另一家报纸装腔作势，这么做要多讽刺有多讽刺。抛开这个不说，《威拉米特周报》还提出了一个极其有理有据的论点：药物研究和数据统计本质上是有缺陷的，只要所谓的定量数据主要基于道听途说、观察和常识，尤其是常识取决于个人立场，这些可能看似有共性，也可能没什么共性，还可能全都解释不通。但不幸的是，《威拉米特周报》——以及其他包括Slate.com的杰克·谢弗在内的大多数评论家——同样以说不通的理由作为他们的论据。该周报和谢弗引用的由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与密歇根大学出具的报告本身也是漏洞百出，这些报告声称，在二〇〇四年到二〇〇六年间，美国的冰毒使用量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本质上，这样一个定量分析可被证明跟其它的报告一样站不住脚。
与此同时，鉴于《威拉米特周报》试图通过引用密歇根大学的报告来反驳ECONorthwest公司的报告的发现，看来很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打击甲基苯丙胺泛滥法案》通过后冰毒市场近期变化的真正影响到底如何。这部法律——以及缺席的媒体——对洛芮·阿诺德的老家奥塔姆瓦镇到底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得说一下前一年两次到那里去的经历。
二〇〇五年万圣节的那个夜晚，我在奥塔姆瓦镇郊外一座废弃的小机场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跟一个前墨西哥毒贩和他的顾问会了面。这位现年二十四岁的前毒贩让我称呼他“鲁迪”。他出生在墨西哥的华雷斯城，后来跟他的母亲和哥哥一起跨越边境，去了华雷斯城的姐妹城市——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在埃尔帕索一起加入黑帮，开始贩卖可卡因，那年他十三岁，他哥哥十五岁。十六岁的时候，鲁迪每次从华雷斯城回埃尔帕索，双肩包里都会背上重达十五公斤的可卡因。鲁迪说，这两座城市之间的格兰德河常年干涸，而且在那些远离繁忙的跨国大桥的地方几乎无人防守。鲁迪跟他哥哥会选一个安全可靠的地点，下到河床里，然后爬上对岸。一旦被人发现，鲁迪和他哥哥就回到墨西哥那一边，喝上一罐可乐打发一下时间，然后走上几百码或者几英里另外找个地方想办法到对岸去；他说这样的办法他们屡试不爽。
最终，鲁迪和他哥哥开始为墨西哥联邦警察的一位长官工作，主要是运送大麻。后来有一天，他哥哥在墨西哥出了车祸，搞丢了很多毒品，因而遭人谋杀。鲁迪只能靠着小腿上的文身认出了哥哥的尸体——他哥哥被子弹打成了筛子，整张脸都没了。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鲁迪答应从墨西哥边境带一百磅的甲基苯丙胺到欧扎克山去。那是一九九九年的事了。据鲁迪说，他不知道冰毒是什么东西，甚至不知道自己在阿肯色州罗杰斯市郊外的密林遍布的小山里交到那几个留着长胡子的白人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从那里出发，鲁迪开始在几家肉类加工厂打工，先是在密苏里州，然后去了艾奥瓦州。这期间他一直都在贩卖冰毒，有时候这些毒品会邮寄给他，每次一磅到五磅不等，有时候则是毒贩把大批量的一次性交到他那里，分装后再拿到包装厂去卖。
鲁迪称墨西哥贩毒组织对肉类加工厂的渗透是基于一个“完美的体系”。他说越境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去偷别人的驾照。或者在肉类加工厂买一个被偷的驾照也可以。（当鲁迪说到这里时，他的顾问——来自奥塔姆瓦警察局的一位名叫汤姆·麦克安德鲁的警官——笑出声来，他补充说奥塔姆瓦的警察每个月至少接到一个从加州、得克萨斯州或亚利桑那州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第一代墨西哥裔美国人往往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搞不清为什么会收到一份随着自己被捕而来的搜查令，它由艾奥瓦州发出但尚未执行，可艾奥瓦州这个地方他从来就没有去过。）鲁迪还说，毒贩们为了掩人耳目，也会像其他工人一样在工厂里长时间地工作。就像他说的那样，美国的执法人员习惯了毒贩们打扮显眼还不工作的形象。墨西哥毒贩们采取了融入移民工人当中去的策略，在北至密歇根州、东至宾夕法尼亚州的区域迅速拓展市场。事实上，墨西哥贩毒组织对冰毒市场的控制和扩张已经达到了如鱼得水的地步，在他第一次送货到阿肯色州的两年后，鲁迪重新回到埃尔帕索，快克和可卡因已不再是毒贩们的首选了；冰毒才是。
后来，因为一张驾车超速罚单招致的移民调查，使得鲁迪被迫成为当时的移民归化局的线人，该部门二〇〇一年之后改称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隶属于国土安全局。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特工告诉鲁迪，如果能帮他们拿下足够多的“土狼”——即那些将大批非法移民带过边境的人贩子——对他们提起诉讼并定罪，他将会得到一张绿卡作为奖励。鲁迪答应了，但他在边境两边都捞好处：许多土狼也会走私毒品，因此，鲁迪利用他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关系来打击他在埃尔帕索毒品市场的竞争对手。当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没有兑现给他绿卡的承诺时，鲁迪离开了得克萨斯州，再次前往艾奥瓦州。他听说奥塔姆瓦的嘉吉-艾克赛工厂在招人，觉得当地的警察和治安部门没有埃尔帕索的美国缉毒署那么有经验。
二〇〇二年，鲁迪来到了奥塔姆瓦。至于他究竟怎么会成为线人的，他不肯明说，尽管可以肯定是因为某些违法行为——要么是因为贩卖冰毒，要么是因为非法移民身份——而达成的交易。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艾奥瓦州非常迫切地需要鲁迪。汤姆·麦克安德鲁是艾奥瓦州东南区缉毒联合行动小组的主任，该小组囊括了来自州内、当地以及联邦政府反麻醉品部门的特工。而麦克安德鲁正是二〇〇一年一举端掉洛芮·阿诺德的毒品帝国的那名卧底警察。如今，麦克安德鲁称鲁迪是艾奥瓦州被用得最频繁的线人，事实是，除了为美国缉毒署工作之外，鲁迪还“被本州的每个警察部门和治安部门借用，甚至还要在其它几个州有需要时过去帮忙”。这么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据美国缉毒署的人说，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毒贩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哥伦比亚人只能依靠美国人运送和贩卖他们的产品。墨西哥贩毒组织则不尽然，他们所依靠的是行踪不定的墨西哥走私团伙和毒贩建立起来的庞大网络。单单是语言的障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那里可能有大量移民，但是会说英语的几乎没有人愿意跟自己的同胞对着干——让美国缉毒署的特工们很难渗透到贩毒组织中去。而且，根据鲁迪的说法，即使是母语为西班牙语的特工，也依然需要跟华雷斯城或埃尔帕索、马塔莫罗斯有正当的联系才能获取信息。通过与鲁迪交谈，不难看出墨西哥贩毒组织的狭隘独断——通过对手下毒贩留守在墨西哥的家人采取暴力来威胁其就范——让他们变得如此强大而可畏。
麦克安德鲁说，鲁迪是本州仅有的三位能讲西班牙语的线人之一，其工作是跟当地众多的墨西哥贩毒组织的成员接头。我们谈话的那天晚上，麦克安德鲁时不时地走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机场房间里唯一的一扇窗户边，从窗帘后面窥视窗外的夜色。据麦克安德鲁说，他之所以最终答应让我和鲁迪交谈，是想让大家知道他和他的手下——以及艾奥瓦州的其他执法部门，不管是得梅因的美国缉毒署特工，还是锡达福尔斯的麻醉品执法局的特工，或是奥尔温镇的警察——是在跟什么打交道，他们的资源在面对贩毒组织时是多么捉襟见肘，而对方在组织能力、效率并且日益在武器装备上都达到了军事单位的级别。正如麦克安德鲁说的那样，鲁迪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有能力处理的小打小闹的毒品交易他都能帮我们拿下”。但他永远渗透不进那些组织当中。他们对外人防备太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让麦克安德鲁对墨西哥贩毒组织接手之前、洛芮·阿诺德当道的那些日子心生向往。在洛芮那里，麦克安德鲁混得可是相当地游刃有余。
麦克安德鲁指着鲁迪说道：“伙计，就这么着了。并不是我不爱你，哥们儿。但你我联手对付他们——这才好玩。”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文中表示，那些改变世界的想法往往更多是出现在相似的集群中，而远非每次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格拉德威尔指出，尽管贝尔是公认的电话发明者，但伊莱沙·格雷在同一天也申请了同一项电话发明专利。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发现了微积分；而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则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构思出了进化论理论。对格拉德威尔来说，“所有这些都不是单一事件，这只能说明一点：在某种意义上，发现一定是不可避免的”。
洛芮·阿诺德在其鼎盛时期确实对奥塔姆瓦乃至大中西部的广大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谁知道除了她之外，还有多少人——能或不能借助于一座隐藏在马场里的超级制毒实验室——在全国其它地区率先开辟出了贩毒渠道。来自奥尔温的杰弗瑞·威廉·海耶斯虽然没有洛芮的格局，但他基本上也在尝试做同样的事。要不是因为一些事情的走势不尽相同，他很有可能在他的鼎盛时期成为洛芮·阿诺德那样的人物。如果是那样的话，在冰毒的“太阳系”中，奥尔温和奥塔姆瓦就会互换角色，前者如同行星，后者则变成了卫星。冰毒的故事肯定还有数不胜数的版本，不仅对艾奥瓦州的洛芮·阿诺德和加州的阿米祖加兄弟而言是如此，对与他们同时代却不为人知的人们而言亦是如此。
格拉德威尔总结道：“那些既有头脑又有意志力的人总会有好点子。”一旦有了，好点子之间会彼此促进。这个道理也可以拿来形容鲁迪以及其他许多人来到奥塔姆瓦并在那里做冰毒生意的事：洛芮开创，其他人跟进。
因为奥塔姆瓦的现状，尽管汤姆·麦克安德鲁已经在奥塔姆瓦工作了十五年，但他从没想过要把他的家人从七十英里以外的密苏里州卡霍卡搬过来。他解释说，他会担心妻子和女儿们的安危。我们在机场见面的那个晚上，鲁迪也是这么说的：“以前我认为埃尔帕索是世界上最糟糕透顶的地方。现在我认为这里才是。”
说卧底警察和毒贩根本是一丘之貉之类的话，早已是陈词滥调。然而，在麦克安德鲁和鲁迪这两个人身上——一个是乡村男孩，一个是街头恶棍，后者被麦克安德鲁形容为“不过是个上了年纪的软蛋”——你完全可以看到这种刻板印象的基础。鲁迪爱极了把墨西哥小毒贩送到麦克安德鲁和美国缉毒署手上的那种快感。他说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艾奥瓦州四处转悠，跟人搭个讪、搞个关系什么的”。对他而言，深入虎穴就跟吸毒一样。而对麦克安德鲁来说，跟那些毒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也跟吸毒一样让他上瘾；他太喜欢突袭那些毒贩了，就这么简单。
这两个人对彼此的需要是相当显而易见的：麦克安德鲁需要鲁迪的人脉和西班牙语；鲁迪需要麦克安德鲁的监管，这样才能抵消他的违法行为，不用去坐牢。万圣节那晚，在我们交谈的两个小时里，他俩都心知肚明地点着头，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在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极少有人能渗透到毒品圈子里，而他们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两个。所以，虽然他俩是互相警惕、互不信任的朋友，但对彼此也有一种令人好奇的尊重。麦克安德鲁显然不喜欢墨西哥人，鲁迪也从不掩饰自己不喜欢白人。即便如此，他俩还是像眼镜蛇和猫鼬一样，离开了对方又能去哪里呢？那天晚上在我们开车返回小镇的路上，麦克安德鲁的话一语道破了他们俩之间的这种动态关系：他想知道，一旦鲁迪帮麦克安德鲁和美国缉毒署抓到足够多的小毒贩之后，鲁迪最终是否会调转方向干回老本行，去做冰毒生意。“要是我就会这么做。”麦克安德鲁说。
在机场的时候，鲁迪详尽地描述了奥塔姆瓦的本地人和不断增加的移民之间互不信任的现状。麦克安德鲁说这些他都明白，接着又冷冰冰地补充道，因为镇上有那么多的墨西哥人，他感觉自己不受待见。麦克安德鲁和鲁迪同时笑了。随后，麦克安德鲁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墨西哥的冰毒贩子最近开始跟踪他的手下。就在几个星期前，艾奥瓦州缉毒局的两位特工进了主街上的一家药房，并被两个年轻的毒贩盯上了。这两位特工被警告要停止调查某一宗案件。如果不听话，就要了他们妻儿的命。为了证明这话不是随便吓唬人的，毒贩们把这两位特工各自家人的日常进进出出的各种生活细节报了出来，言下之意：他们一直都盯着呢。（并不只有墨西哥毒贩才使用暴力。几个月前，一位冰毒瘾君子带着猎枪来到主街，朝着商店橱窗、灯和路人扫射了十分钟，直到麦克安德鲁的手下将他击毙。麦克安德鲁自己也在最近的一次冰毒突袭行动中被车撞了。）
所有这些，鲁迪之前在埃尔帕索的时候都见识过。他亲眼见过毒贩火拼时发生的事，以及当情况变得严重时，几大贩毒组织是如何把“你见过的最可怕的人派上场的——这些人做的事就跟那些人对我哥哥做的一样”。（巧的是，就在一个月前，墨西哥新拉雷多的新任警察局长在宣誓就职四小时后就遭毒贩枪杀。）鲁迪说，只要不发生导致几大贩毒组织想要进一步去巩固市场、争夺地盘的事，奥塔姆瓦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鲁迪说，“就得小心了。”话音刚落，麦克安德鲁再次起身看向窗外。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对几大贩毒组织视而不见，反而有利于美国乡村地区的警察部门和治安部门，因为如果直接跟他们对着干肯定是会以失败收场。在奥尔温镇，警长杰里米·洛根在打击本地的冰毒生产方面大获全胜。当我问他打算对几大贩毒组织采取什么行动时，他很干脆地回答：“谁知道呢。”除了奥塔姆瓦发生的那起毒贩威胁当地警察的事件之外，那些受雇于主要贩毒团伙的人在这个小镇上的移民当中并不显眼。正如鲁迪指出的那样，墨西哥贩毒组织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是他们的手下都不引人注意，他们在厂里也会加班加点地干活，而且还保持着高度的机动性。菲尔·普莱斯曾经说过，毒贩们恰到好处的拿捏对其中每个人都有好处。他说：“如果乔·布洛烧了他妈妈的房子，你必须对此做出回应。但假如聪明的毒贩们神不知鬼不觉地运送数百磅毒品，根本没人看见，你就真的没必要揪着这事不放了。你就是小镇上的一个警察而已，要想找联邦政府的人帮忙的话，他们都远在两百英里之外的州府。是聪明人的话，你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在七月的一个闷热的夜晚，奥尔温就其将如何应对——或者不去应对——正在迅速成为冰毒流行的一个更新的、更加暴力的阶段，做了一番令人好奇的展示。汤姆·麦克安德鲁正好监督了为训练瓦佩洛特警队而设计的三场演习的最后一场，它旨在教会特警如何应付冰毒实验室以及那里全副武装的人员。当时已是晚上十一点了，我们坐在夜色中，周围是得梅因河岸边数百英亩的齐胸高的玉米地。我扮成了制毒者，麦克安德鲁则假装是当地的药剂师，还有一位扮成从附近的埃尔登镇过来的消防员。跟特警队一样，我们手持彩弹枪，头戴摩托车越野赛头盔，一旦特警队向我们的位置靠过来，我们将尽可能地顽抗、拒捕。我们不清楚特警队什么时候对我们采取行动，就这么干坐着，等他们来进攻使我们焦虑不安。尤其想到当天的前两场演习——一场在一座旧谷仓，另一场在位于林子里的一个废弃的制毒窝点——在进行过程当中变得越来越气氛紧张的事。大家原本只是演习一下就行了。但天气闷热，四下又空无一人，再加上肾上腺素飙升，差一点就变成了两场肉搏战。这支十四人的特警队对待演习相当认真，他们全副武装，彩弹枪也设计成了自动步枪的样子。抓捕、戴手铐都是全速进行。假如我们当中有人“打死”了特警队任意一人，就算他们彻底失败。
眼下，我们已经在从河底升腾起的热浪里等了两个小时，与此同时，特警队正穿过玉米地朝我们这个方位匍匐前行，却未被发现。我们在那一小片假想成我们制毒实验室的空地上点起篝火，围坐在一起，当疲惫感袭来，我们身体里的肾上腺素和恐惧感变得愈发强烈。于是，坐在草地折叠椅上的麦克安德鲁把彩弹枪横放在大腿上，摩托车越野赛头盔掀起贴在额头，开始给我们讲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奥塔姆瓦当地一个有名的制毒者，他三十五岁，跟二十岁的女朋友一起住在一栋漂亮的三居室房子里。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时麦克安德鲁的小组平均每四天就捣毁一个制毒实验室。（行动组中有一位成员，名叫道格·赫尔利，在艾奥瓦州东南部地区工作的头九年里，他亲手拆除的制毒实验室就达一千五百个。）
麦克安德鲁和他的手下在这栋房子的厨房里找到了一个典型的“吸毒者实验室”：一张电热垫，一些化学实验用的玻璃器皿和试管，一台可以把一整板感冒药片从包装背面的铝箔纸里一次性挤出来的小装置，几个装满液氨的煤油桶，还有一些科勒曼灯的燃料。这些东西一次足以制作三到五克冰毒。但如果操作不当，也能不费力地把房子炸上天。
麦克安德鲁说，客厅里有三个装满了人类粪便的老式瓷浴缸。成堆的粪便整齐地堆在一起，好像是为了保证最后能堆成从长宽比例来看，类似于玛雅遗址或阿兹特克遗址那样的形状。
“这何止是粪便，”麦克安德鲁说，“这简直是建筑。”
而那些整齐地放在纸质文件夹里的数百张照片，麦克安德鲁用平静而缓慢的语气称之为“简直难以置信”。大体上，这个制毒者和他的女朋友喜欢通过静脉注射冰毒获得快感。随后，制毒者会让他女朋友把从商店买来的灌肠剂塞进他的肛门。接下来，为了防止灌肠剂流出来，她会再塞上几个杂货店卖的那种袋装的冷冻热狗面包。根据他那像科学笔记一样详尽的记录，此人的最高纪录是有一次肛门里塞进了整整一磅的冷冻热狗面包。还有一次，他的女朋友给他塞了七个吹箭飞镖、一根点着的雪茄烟和一个被麦克安德鲁形容为跟可乐罐一样大的假阳具。从他的日志内容来看，这个男人能够坚持两天不排便。当他实在憋不住了，就去其中一个浴缸排便。如果他吸入了足够的甲基苯丙胺，只消睡几个小时就可以重新开始这整个过程。
麦克安德鲁说，当年家庭作坊制造的冰毒占奥塔姆瓦大约四分之一的冰毒市场时，如此怪异的场景并不少见。但这个故事真正要说明的一点是，在麦克安德鲁看来，这个在家制毒的人和跟踪他手下的那些毒贩之间没有什么区别。麦克安德鲁既不是会挑人干架的人，也不是会临阵脱逃的人。他和手下在打击当地冰毒市场、处置吸毒人员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但现在他们所要面对的情况不一样了，而且也不清楚麦克安德鲁到底知不知道他的装备有多糟糕。
午夜时分，麦克安德鲁差不多要讲完他的故事了，他隔几分钟就停顿一下，把目光投向篝火以外的黑暗中。药剂师和消防员相当安静，而且一脸愁苦，闷不作声，似乎思考着自己这会儿到底身在何方。并不是因为他们蹲在玉米地里干等特警队的袭击，而是因为他们在艾奥瓦州，一个连他们都不再认识的地方。后来，药剂师开口问那个制造毒品的人下场如何，麦克安德鲁说他被判了六年徒刑，但最后在监狱里待了九个月就被放出来了。
还有一件事也让麦克安德鲁的故事就此打住了：随着手榴弹发出一声巨大的轰响，特警队从四面八方迅速地把我们团团包围，他们手持武器，穿着防弹衣，戴着夜视镜，大声叫着：“警察！警察！都跪下！”
跟当天的前两场演习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根本没等我们开枪就先动手了。
